张治中先生谈新疆
我国新疆问题决非像某些人说得那么简单，凡是出现的问题只要归结于一两个人的责任就万事大吉了；也非神秘得那么高深莫测，出现的问题统统都是无解的死结。其实改革之初，我党的拨乱反正方针已为我国破解新疆各类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各项政策、“党的若干历史决议”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既适合内地，也适合于边疆的民族地区，问题是原点要有发展，可以不断改进，但不能“翻烧饼”。
本文想从《张治中回忆录》中摘录几点有意义的事实，给这些人当头泼几盆冷水，清醒清醒。
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由来
张治中主政新疆是他一生极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讲：“1944年11月，伊宁发生了革命暴动，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组成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国自近代史以来，长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不但西方列强侵犯占据我国领土，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对我国东北也有特殊利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苏联插手策划此事，其出发点也绝非是对弱小民族的支援。上面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起初的目的是准备做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的。
张先生是国民党当权派中联共亲苏的核心人物。他认为要解决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事件”，必须解决新疆长期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民族问题，二是对苏的外交问题，三是新疆在统一祖国中的行政地位问题。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经各方努力，1946年6月双方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和平解决了新疆“三区事件”，并于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一度支持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成历史。“东土”力量断难死灰复燃，但完全可以借尸还魂，只要存在着外来的敌对势力和内部的分离力量，就可能形成一定市场，既便我党的方针路线正确，也只能尽量缩小其市场，完全根绝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别说实行了不恰当的做法了。从国家主权意识讲，“东土”是分裂祖国的毒瘤，但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支持三区人民，反抗盛世才统治，反抗国民党政权也是理直气壮的一种历史现象。今天，我国和恐怖分裂分子较量已进入非对称的斗争阶段，其难度又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很大区别。张治中先生关于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是非常重要的，新疆的昨天和今天都有国外势力在起作用。
二、为祖国统一而和谈
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九个月后，其组成的民族军前锋来势汹汹，直逼迪化(今乌鲁木齐)仅140多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同时分兵南疆，整个新疆陷于动荡恐慌之中，当时守备迪化的国民党部队只有六个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此时六神无主，急电蒋介石云：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
于接受新事物。他在求学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俞秀松、林基路、杨梅生、李云杨都做过他的校长或老师。他和阿合买提江两人是“三区事件”实际上的领导人。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革命青年很快成为影响“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逐渐掌握了三区政府的领导权，并和一些仇视祖国的分裂分子划清了界线，也愿意和国民政府接触，种种因缘际会，促成了三区代表和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张治中见面和谈。一场箭在弦上的恶战顿时变为谈判。1945年11月以阿巴索夫为首成立了 “新疆革命青年团”，1946年5月，“新疆革命青年团”又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党”。其党纲承认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三区的革命领导人和张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力量的合作才使双方停火，并组成了新疆省的联合政府。
张治中将军和三区民族军将领合影
三、力推新疆省的民族自治
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张治中先生代表民国政府提出《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其主导思想为：“遵循国父遗教与蒋主席之宣示，以扶植边疆人民自治、解除其痛苦，促进其发展，为解决事变之方针”，特提示十二条政纲。张治中先生不厌其烦地向伊宁等地代表反复说明了“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区别，竭力为维护国内多民族的团结而奔走努力。
张先生关于“民族自治”具有较广阔的视野。新疆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柯尔克孜、回等十几个民族。他的眼光虽然还在行省的范围上，但他明确认为：“省内民族自治，必须包含若干地区的别种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才能符合民族自治的真义”。张先生突破了中华民国关于汉、满、蒙、回、藏的笼统概念，看到了不易看到的更加弱小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权益，坚持大小民族一律平等。
张先生把对民族自治程度与范围的认识提高到宪法和宪政的高度。他认为“应该采取列举的方式，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特别是国防、外交、经济、交通、司法具有全国性的，必须明文规定在中央政府职权之内”。这是否也是一种法律上的正面清单呢？我认为张先生的国家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我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无根本冲突。
新疆人民的自治，国民党当然无力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新疆还是国内的一个省级建制的区域。张先生独其慧眼，他认为新疆省的名称：“新疆人民认为顾名思义，新疆是中国新开辟的疆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感”。张先生认为省名可改，“如新疆改为天山省，最为恰当”。由此可见，张先生接受新疆当地人民的意见，体察当地群众感情，不被教条束缚，从谏如流，让人敬佩。他关于民族自治的设想和我国民族自治理念的现实非常接近。
四、苦心配置新疆政府的民族官员
张先生在组建省政府，选拔官员时，遇到了大量矛盾。人们之间有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党派的矛盾，意识形态矛盾等等。那时新疆就是自己民族内部也有尖锐的矛盾，如民族官员亲汉，则被有的人骂为是汉人的走狗，有的官员亲苏，则被有的人骂为是苏联的尾巴。
阿巴索夫和夫人吕素新，维吾尔族名字阿丽娅。（1946年)
张先生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任职的比例上是有深远考虑的。关于官员民族身份的调配比例问题，他认为民族地区的治理还要多多依靠本地的民族代表人士发挥作用，他大胆决定：“现在第一步先在各级行政机关让出百分之五十职位给各族人士，以后汉族干部出缺即由各族人士补充，以达到汉人占百分之三十、各族占百分之七十为止。”可想而知，这在汉族官员中引起的反弹是多么强烈。这项措施使不少原汉族官员被编余，他们很多忿忿不平，说张先生的态度软弱，自己今后生活和生命都将没有保障。到处都是怨恨不满的责骂声。国民党的顽固派和特务机关也以此为由头对民族关系进行挑拨，煽风点火。张先生又花了许多气力化解民族间的敌对心理。对此囂囂舆论，态度坚决，心安理得。他认为：“人家说我软弱，会失败，我认为如失败，不在软弱二字，而在这些矛盾解决不了”。并告诫那些飞扬跋扈的军人：“军事一定要服从政治，与政治配合。政治上失掉新疆不是军人的责任，军事上失掉新疆，才是军人的责任。”甚至极而言之：“如因坚持三民主义而失掉新疆，也是心安理得的，如采用帝国主义的方法而保全了新疆，也是错误的，保持保全不了”。他的政治主张，远大眼光起了相当作用，但也用果断手段调走了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能有如此襟怀，实在让人敬佩。
五、毛泽东对三区事件的评价
1946年国民党军队攻占我军重要城市张家口，国民党当权派于
中共中央答复阿巴索夫电报手稿
三区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对外承认中华民国，维护国家统一，不提独立，但并未放弃自治权力，这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成果；对内靠拢中国共产党，同时，新疆“三区革命”的力量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对伊宁三区事件的进步方向，革命事业也是完全给予肯定的。
从历史角度上来看，这是我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理民族问题，被压迫民族革命上的一件极为成功的历史事件。
六、浓厚的民族文化情怀
张先生的传奇经历说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他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热情地介绍了地大物博的新疆，同时还动情地描述了民族同胞，他说：“新疆的人民太可爱了，我们在迪化街上看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多么漂亮俊秀，他们伊斯兰教的精神，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健康活泼的民族观点是多么吸引人呢？……他们各族人民不打牌、不抽大烟、天天洗澡、清洁卫生，这些好习惯都是汉人不及的。”他参观南疆时，又丰富了他的观感：“我们还看到南疆人民诚笃的个性，刚健的体格。长寿的很多，到处看到大胡子的老者，长髯飘过胸。当然也看到南疆人民生活的困苦，即在县城之内，穿着整齐的亦只是少数，大多破绽旧衣。妇女还有罩面纱的风俗，不敢抛头露面。”
张先生对新疆的感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厚的民族文化情怀，其情操是高尚的，值得今人学习。新疆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把新疆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终因生命所限，他无法看到新疆今日经济发展的变化。各族人民渴望民族团结，愿意展现各自的民族风采，希望通过和平勤劳的汗水共建我国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张先生和全国人民的理想完全是一样的。
七、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张先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忠于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黄埔军人，他在内战时期没和红军打过一次仗。卢沟桥事变后，他统领全副德式装备的精锐师团，首先向驻上海虹口日军开火交战，作为政治人物，他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攻击，集中一点就是说他治疆软弱，他表示“礼让不是屈服，容忍不是示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调换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三上延安，陪同毛泽东飞赴重庆，包接包送。1946年初，他和周恩来、马歇尔同在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他那时穿着国民党二级上将的笔挺军装，看见周恩来也穿着一件自制的上将军装，张先生连连说：“应该，应该”，表示赞许。他下命释放了我党被关押的131人和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并四次勇敢向蒋进万言书，反映百姓苦难，军队厌战的情绪，坚持中国和平、民主建国发展的新方向。
阿合买提江(左二)、阿巴索夫(左前四)与孙科(左三)在南京孙科宅邸合影.(
八、新旧政府更替的特点
张治中先生在新疆的工作，是太艰难了。他面临的第一个尖锐问题就是伊宁地区，乃至新疆省是否会从中国的版图分割出去的问题。和张先生谈判的三位伊宁地区代表开始均佩带“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他们携带的证明文件都是要进行国际谈判的文件。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也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灵活的政策和用人得当，伊宁事件终于和平解决，新疆全境得以保全在全国版图之内。张先生于
1946年6月，由于新疆三区问题和平解决，所以新疆省的省政府改组也很顺利，很快新政府于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进军新疆，新疆和平解放。此后新旧政权更替，赛福鼎、包尔汉仍在新政府任职。这种情况对全国来说，恐怕只有新疆和内蒙有此特点。以后，赛福鼎、包尔汉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事业。
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张宗逊副司令员与维吾尔族同胞亲切座谈
为了在新疆建立政权，首先要建立中共组织，发展民族中先进分子入党，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共新疆地方史》所记：我党在新疆建党建立政权的活动中，采取了和内地许多不相同的政策。如首先由中共新疆分局的领导同志王震、徐立清等人直接介绍赛福鼎、包尔汉入党之外，又由新疆分局介绍舒慕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阿不都拉·扎克洛夫、安尼瓦尔·贾库林、司马益·牙生诺夫、达夏甫、安尼瓦尔·汗巴巴、伊不拉音·吐尔地、乌依古尔·沙伊然、阿不列米提·马克苏托夫等十一名知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在新疆本地各民族中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没有候补期，直接入党，并且可以马上担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并在政府中任职。随后，阿巴索夫同志建立的“人民革命党”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后的部分同志李泰玉、陈锡华等人也很快转为中共党员。
九、宽阔的国际视野
1948年夏，国内战争已是第三个年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张先生又对蒋介石写了一份“言语露骨，毫不隐讳”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这份材料反映了张先生全面、深刻的国际视野，现就他的经济见解介绍一二，他说：“现在本党所执行之经济政策，根本尚不足以言资本主义，而世界潮流所趋，即根深蒂固之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者，亦早已改弦易辙，采取社会政策，借以防止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必然产生之社会革命。”他还明确指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徒然培养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迟迟无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良政。
这一理念也反映在他主政新疆的主导思想上。1946年1月，新疆三区和平协议大部分文本业已签之，这时张先生对三区代表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快要开始伟大的建国工程，一定可以更快地迎头赶上美、英、苏各国，建成世界上统一、团结、民主、富强的中国，你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最光荣的，相信你们一定会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拥护祖国，这是时代给你们的责任”。国共重庆谈判结束，张先生在欢送毛泽东同志回延安的致词中讲：“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
张先生做为一个政治家，又有如此广阔深刻的国际视野，他对中国和世界的五十年以后的预期，对身处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多么亲切，多么富有教育意义呀！
十、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张治中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新中国建国后，他的建国热情，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和对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企盼，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经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国名、国旗的确定，他起了关键作用。他崇尚法制，更关心法律的落实。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了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必须年年视察反映民情民意的议案，被大会采纳，写入宪法。
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始终关心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和政治、经济、民生的关系。这点，我猜想他生前是彻底失望了。他没有活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更未想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还会占据世界的第二位。如果他看到了，还是我的猜想，在兴奋之余，他还会进言、进谏提意见。
张先生主政新疆时曾就新疆经济向南京建言：“倘能积极开发，以适应人民生活，使其改善，其可日进于康乐优裕之境，坚定边民内向之心，当收实惠民生，巩固边围之宏大效果，尤其对国防资源关系特大，实非亟谋经济建设之积极推进不可。”当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起，他还推动了组建“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的工作，拟定了“第一期建设计划纲要”，修建了几处工程，其工程的财力、规模、技术简直无法和今日新疆相比。又和邻邦开展了贸易、经济、文化活动，并影响了建国初期西北军政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正是党外诤友、政治家张先生对我党领导未来，奔向民富国强最热忱的希望。
十一、光荣的政治人生道路
《张治中回忆录》是张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六十年个人历史的自述，毛泽东曾一口气读完此书稿本，1983年由邓颖超作序，1985年出版。毛泽东说看此书“高兴”。高兴不在张先生的世界观上，而在其作品的“气氛”上。我认为其作品的气氛，当指作品的真实性，也指作者心路历程的可信性。作品有此两性，即是历史的信史、史籍。邓颖超说此书“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她对张治中先生的人生政治道路是这样概括的：“文白先生始终不渝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张先生走的道路已经说的十分清楚，但对他的历史评估，纪念他的现实意义，个人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容后人填补。
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痛苦地生活在“文革”岁月中。他每天关心的问题，就是“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一次他坐着推车参加天安门活动，对毛泽东同志讲：“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的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毛泽东倏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也不无感情的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先生也从推车上慢慢站起，但默默无语。此前此后，他分别为彭德怀、刘少奇写了辩诬信。他的磊落胸怀，无畏精神是很多共产党人都难以做到的。
五十年代初，张治中和习仲勋在新疆，右一为张夫人，二为苏一平，三为张治中，四为张家夫，五为习仲勋，六为王益霞，七为贾拓夫，八为杨明轩。
1978年中国的日历已翻过十年文革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方针路线，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核心一直不能动摇。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绿色的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的发展。中国人民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发展的梦想，也包括着张治中先生的梦想。今天中国人民的日历又翻开了第二轮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人民更需要紧紧把握历史的战略期，为实现中国人民两个百年梦而团结奋斗。
十二、结束语
说到新疆各民族的淳朴，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不遑多让我国其它民族。有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情。1986年5月，我作为中央整党委员会西北联络组成员到了新疆和田，亲眼看到维族人民在高山、沙漠中修建的引水工程，气势宏伟，难以想象。又听整党办的同志介绍，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盲肠公路，在
最后顺便问一句，当前我国社会总有不少暴戾蛮横之气，妨碍人们讨论问题，人们共识的公约数总要越大越好嘛！当我国遭到境内外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残害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矛头到底指向谁呢？如何清晰区分各种法律、政策界限，千万不能起到恐怖分子无法起到的作用。不要人人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何不多多学习一下张先生修身治国的道德修养呢？网上发这种杂音、噪音的人，也要不断减少才好。昆明“3·01”恐怖事件后，写出此文，不刺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