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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外文化比较”的共性与个性

--从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的著作谈起
发布时间:2014-04-02 23:15 作者:胡德平 浏览:167次

一位从事中外文化比较学研究的朋友告诉我:他攻研的这门学科即是研究各国文学作品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用先进的文艺理论解读各国中的文化现象;对著名作品如何展开跨学科的研究。这么说来,还是王国维先生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揭橥了“新红学”的开端。这种说法对我极有启发,请允许我谈谈在《红楼梦》一书和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外文化比较中,有关共性和个性关系的问题。

一、为何会有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大家都理解,何以文化也要交流?历史越古老,文化交流就愈被宗教、信仰、政权、意识形态所束缚,国际间的交流就愈困难。但是,就像经济交流是由人们需要所决定的那样,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是由人们需要所决定的。人们文化上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在精神方面个性对共性的需求,人们在精神方面形成的共性也为个性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条件。现在的世界所以日益变为地球村完全是人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文学大师自世界中世纪以后的但丁、沙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的著书已刊印全球,对他们生平、思想的研究也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藩篱。人们常说文学就是“人学”,如果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寻找出“人学”的共性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为各国的文化交流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北京曹雪芹学会”迫切希望能和世界各国的文学巨人的研究会、基金会、博物馆、纪念馆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的交流,共同开发人类精神文明遗产的宝库。

莎士比亚在他《威尼斯商人》的剧本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要是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走路,我们就可以和地球那一面的人共同享有白昼!”莎士比亚生活在哥伦布、哥白尼之后,他有这样的科学知识,说出地球两端人们生活的情况,但何尝不是他对人学共性宏观的认识,我指的共性,就包括在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喜剧中“画龙点睛”说的许多台词内:剧中的角色都是“时代的缩影”;戏剧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从东方到西方……,到处宣扬这地球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人生真善美的事物,他都颂扬;时代假丑恶的劣行,他都予以鞭捶。

汉末的蔡文姬流落匈奴十几年。她在《胡茄十八拍》中唱道:“胡茄本自胡中出,缘琴翻作音律同。”她切身感到音乐没有民族、国家界线的。匈奴的胡茄,汉族的琴瑟都能表达她复杂的心情。人民在文化中共同的基因,共同的追求是一致的,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再说《红楼梦》一书,《红楼梦》中的石兄,又名神瑛侍者,亦名三生石,何谓三生石?三生石的前世是女娲用来补天的一块顽石,以后坠落荣国府,生为贾宝玉。它的后世是永远立在青埂峰下那块“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的元宝石。今世何谓呢?现在谁捧读这本《红楼梦》,不分中外读者,石兄、绛珠仙草就生活在谁的身边。这也是曹雪芹试测人性中共性与个性的永恒课题。

实际上,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但最早对他研究,给予他高度评价的国家,并不是他的祖国,而是德国。是德国的歌德、施莱格尔、盖尔维努斯等人为莎学奠定了初期的理论基础,还做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工作。文学反映的时代思想,音乐演奏的优美旋律,对体育场中个人的竟技的欣赏都是无国界、无民族领域限制的。

二、《红楼梦》如何纳入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

据考证,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99年后,曹雪芹才出生,他们生活的时间、空间相隔那么远,但拿莎士比亚的剧本和《红楼梦》进行文学比较是否荒唐?但中外文化比较学却承认这种比较。两人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中国人,这是他们的不同,但两人都是封建中世纪后期充满人文情怀、人道主义的伟大作家。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的君主时代,社会生活,历史状况都有其共性可比,但其中的典型人物,具体故事,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这是个性的差异。

据我所知,台湾的京剧界就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话剧移植为京剧,这既是莎剧优秀文化共性的普及,又有利于京剧艺术的个性发展,只要移栽成功,同样有票房价值。在反映社会变化,封建秩序的无常,人伦世态的炎凉上,莎剧和《红楼梦》就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莎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还有一幕剧中剧--《捕鼠机》,亦名《贡扎古之死》,伶王吟诵:“人世间的哀乐变化无端,痛哭转瞬早变成了狂欢。世界也有毁灭的一天,何怪爱情要随境遇变迁。”“这炎凉的世态古今一辙,富有的门庭挤满了宾客;要是你在穷途向人求助,即使知交也要情同陌路。”这些吟诵的诗句和《红楼梦》中甄士隐所唱:“陋室空堂,当年易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的意趣完全无关系吗?我认为其原始旨意是完全一样的。至于甄士隐唱到的“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我看简直可以用伶王的这一句话进行直接翻译:‘称以为你不会再嫁,只怕我一死你就要变卦。”两位伟大作家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命运无常又世态炎凉的一面,其立场态度基本是一致的。

《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墓地”:哈姆雷特、霍拉旭看着两个小丑正为死者挖掘墓穴,也挖出了不少死人骷髅。两个小丑边挖墓穴、边唱歌,边踢着抛着骷髅开玩笑。哈姆雷特说:第一颗骷髅好像是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也可能是一个偷天换日的政客,也许是一个颐指气使的朝臣。他们生前受了那么好的教养,死后却象木块一样随人丢着玩耍。第二颗骷髅,生前好像是个律师。他雄辩的如簧之舌哪里去了,他那开口闭口的条文、具结、罚款、证据、赔偿一类名词再也不能吓人了。还有一颗骷髅是宫廷弄人郁利克的,过去逗人的语言,滑稽的表演,还能赢得君王的恩宠吗?

哈姆雷特在墓地所见所言不免让他烯嘘不己。他对霍拉旭又说:就是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罗马皇帝凯撒死后的骷髅也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的,但那时却是何等的英雄。这种调侃、幽默不能不使人想起《红楼梦》的铁槛寺和馒头庵:“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它能概括哈姆雷特对所见骷髅所有的感叹!这些情感文学的描述反映了众人应该平等,就是活着不平等,死后成为骷髅泥土也终会平等。两者都是人文思想的典型反映。曹雪芹的文笔抒写了男女爱情悲剧的共性,但他极其厌恶没有个性的共性,他反对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满纸才子淑女,子建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他写的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司棋之死就是悲剧中的悲剧,共性中的个性。莎士比亚写的朱丽叶比文君红娘写的好,比林黛玉之殉情又如何呢?

这种文学比较对我们认识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欣赏两国的艺术作品,开展两国的文化交流都有莫大好处。

三、对莎剧和《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说明了什么?

 “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就是歌德的名言。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其中说不完的一个问题就是莎剧的作者究竟是谁?

至今有人还认为其著作权不是莎士比亚的。但莎士比亚也是幸运的,那时英国己有版权登记制度,他还是“宫廷大臣剧团”的股东。市民阶级己悄然兴起,资本原始积累的活动也遍及世界许多地方。尽管对莎剧的作者,人们也还有许多疑惑,但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国的公众和令家仍把莎剧的著作权授于最初认定的作者--莎士比亚,并在心目中将莎士比亚视为英国文化的先驱代表,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莎翁的著作权己在西方文化中得到解决。

但曹雪芹则没有莎士比亚那么幸运,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欧洲文艺复兴的春风还远在玉门关之外,他不但生活上不如他,曹公作品问世时的命运也不如他,而且曹雪芹著作权问题近年来竟惹上了越来越多的官司。截止目前为止己有37人非自愿地被推上原告的位置。这是百家争鸣吗?我认为这是文化推手们制造出的“市场”,而且仅仅是写手们销售的“卖方市场”。真正的市场必须货真价实,一分钱一分货,真正的学术研究也应秉持有一份事实说一份话的原则。这场著作权之争,绝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红学繁荣的好现象!对学术上的成见定论不是不能质疑、推翻,而是要有真实的论据、事实做根据。否则《红楼梦》的著作权介入的古人越多,对我国曹雪芹、《红楼梦》研究来说越是灾难。

北京曹雪芹学会坚持维护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己有42年的历史。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论证工作。对曹雪芹离开京城后,著书《红楼梦》的居处、环境、墙壁诗、传世书箱,旗营中的朋友、新婚妻子、字画鉴定、《废艺斋集稿》和祖父曹寅的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新发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形成了系列的论据链。

就拿正白旗村三十九号墙壁诗来说,其中一幅对联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对联是1963年几名红学令家采集的口碑传说,这幅对联是朋友拙笔送给曹雪芹的。1971年该房墙皮脱落,舒成勋、孔祥泽先生最先发现、研究了它。这理应成为研究曹雪芹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但被一些令家忽视了,甚至有人认为此联卑俗不堪,完全是无聊文人的涂鸦。对联果真是那么俗气无聊吗?此联表达的敬佩,是一位“远富近贫”、天下少有的高贵的文化人,和那种世态炎凉、嫌贫爱富的伪君子完全不同。这是多高的赞氰《哈姆莱特》中伶王念的诗句不是也在无情揭露那种世态炎凉的势力小人的吗?伶王有一句诗云:“失财势的伟人举目无亲;走时运的穷酸仇敌逢迎。”三十九号院的墙壁上还有拙笔抄写的另一首诗:“富贵途人骨肉亲,贫贱骨肉亦途人。试看季子貂裘蔽,举目亲人尽不亲。”如果我们承认中西文化可以比较,比较之中还有共性,那么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文化思想也可以为以后曹雪芹的思想、遗物做证。我们能够接受莎翁为曹公的文物做“考证”的穿越吗?其实“穿越”就是信息技术的蓝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曹雪芹的崇拜者明义也把某种信息称为兰芽!明义《题红楼梦》诗云:‘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否则只能任由人拨乱其间,致使曹雪芹的著作权永远成谜团。

莎士比亚和曹雪芹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都有篇篇锦绣,字字珠现的精妙见解,但莎翁倾向批判金钱万能的罪恶,雅典城中的泰门,挥金如土固不可取,但他诅咒金子的语言让马克思也拍案叫绝!而曹公则正面宣传了物尽其用,“生息之物”的财富思想。曹公的《废艺斋集稿》就是他这一光辉思想的集中反映。

结束语

《红楼梦》一书最早传到的欧洲国家是俄国。我国翻译托尔斯泰的《安娜·片列尼娜》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周扬。列宁称它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法国巴尔扎克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们认为从《人间喜剧》中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提供的内容更全面、更深刻。中外文化比较学的生命力和亲和力是旺盛有沛然力的,它在我国的繁荣发展,必将为我国倡导的开放、包容、透明、合作共赢的政经改革提供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软实力;为培养我国胸怀全球,走向世界,平等待人,诚实守信的代代青年提供了人类共同理想、高度文明的精神食粮。希望这次中外学者的交流结出硕果。

                                      20131015

(该文为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先生在“大师与经典:

文化遗产的国内传承与国际传播”会议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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