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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和少年儿童工作(中)

——以改革的方法推动少年儿童工作
发布时间:2023-08-28 15:20 作者:胡德平 浏览:239次

1958年是新中国建成以来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耀邦同志无疑是这一时期的积极分子。

第一点,总路线提出后的政治大环境

1958年,党中央召开的成都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重要思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认为耀邦同志是完全接受总路线的,并想在团中央的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他接受这种思想其来有年。1954522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团员和青年万人大会上,他作过一次演讲,在谈到苏联援建重大项目工程时,他讲:“不要图快。不要想一步登天,一举成名,我们的基本建设141项,要‘又好、又省、又快、又安全’,叫做‘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耀邦同志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相当超前的,难道这是他思想中的创造发明吗?不是的,因为“又好、又省、又快、又安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提法,都是带有引号的。这就意味着,这是别人的思想认识,他只是引用而已。

真相在195611日被耀邦同志自己揭示,这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他在向全国青年祝贺新年的讲话中,作了“朝着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的祝辞。他说:“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做得更多、更快、更好”(见195613日《中国青年报》)。耀邦同志两次讲话,是有内在联系的。他在1954年讲话的思想源头,他引用的“又好、又省、又快”的话,还是来源于毛主席本人。这两次讲话,都是毛主席关于“多快好省”建设思想的原始版。他的讲话还说到1958年要基本完成农业上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基本改造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我总觉得父亲的贺词口气过大,全国今年的三件大事,没有党中央的鼓励、授权而公开发表言论是很难做到的,当然和他的积极性也有关系。

团中央即将召开的三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下召开的,全会作出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也是大环境中产生的一件具体的必然产物。

第二点,给少先队首先进行什么教育

在我国几千万的小学生中,还存在着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青年团和少先队存在着密切关系,青年团应对少先队的健康成长,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少先队存在于小学之中,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的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外,还要接受什么教育呢?耀邦同志认为:“我们是否从下面几点来探讨这个问题:⑴是为少年儿童谋幸福,还是引导少年儿童准备为人民谋幸福。如果我们为少年儿童谋幸福,那就只好采取保姆的办法了。我们要引导少年儿童准备去为人民谋幸福”(见1958413日《在上海召开的八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耀邦同志说得这一点是否过“左”,是否超越了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要求过高呢?我认为少年儿童的思想认识和成人相比,无疑是充满幻想的,是幼稚的。在人生这一阶段,幼稚的孩童心中总是充满着想象中的神话,未来的理想和心中追逐的人物。在少年儿童心理、身体成长的过程中,是让他们多一点唯我唯己的意识,还是多给他们一些五爱意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呢?现在不少家长已发现自己的孩子自我意识压倒一切,眼中少有他人。有人指出,现在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也反对个人主义,但却扮演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耀邦同志则主张后者,他不主张对少年儿童进行“幸福像孔雀一样(向我们)飞来”的说教。他深知历代王朝的毁灭,都和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的皇子教育有关。他承认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也要经些风雨,多见些世面。对少年儿童恰当地,诱发性地进行为“人民谋幸福”的教育是必要的。今天的淄博,为什么疫情后吸引了那么多的中学生又回到那里,原因就是淄博的党政机构、父老乡亲为他们上了一堂“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课,学生们的行动是感情回报,也是学做人迈出的可喜一步。

耀邦同志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⑵在方法上,究竟少先队和教育部的方法有什么区别?要研究一下,(共青团对少先队的)教育不是着重向少年儿童灌输知识,这是教育部门的责任,我们少先队组织是诱发、训练少年儿童的思想。”怎样诱发、训练少年儿童的思想,“那么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活动的社会性和行动的组织性。这样的活动,青年团应注意发现和积极推广。比如19563月在延安开展的植树绿化活动就是一例。为此,刘少奇代表中央发来贺电,以后还确定每年四月初为全国植树日。当全国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初中、小学开展的各校的小五年计划也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性活动。

第三点,以改革的方法激活少年儿童工作

1956年确实是国运极为重要的一年,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共运出现的新问题,该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会议的主题报告。毛泽东在120日,也对全党今后全面工作做了提纲挈领的讲话,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在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那么团中央的全部工作应采取哪种领导方法呢?413日团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河北、河南、黑龙江、江苏、甘肃、四川团省委书记座谈会,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发言。他说:“少年儿童的工作,我们还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这就是要以改革的姿态来讨论少年儿童工作问题,要学凤姐学探春,要‘敏探春兴利除旧弊,’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耀邦同志要提到《红楼梦》书中的贾探春呢?因为毛主席曾向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到在旧社会,少年儿童包括他自己都吃了封建家庭和专制教育很多亏。新社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必须有个根本性的转变。再者,毛主席在对新红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提到了两个青年团员的作用。这对做青年工作的耀邦同志来说,都是有巨大地教育作用。谈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如涉及《红楼梦》,本是借一个轻松的话题,又大可作一宏论的绝好机会,也表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文风,这种文风耀邦同志也乐于接受。

可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但也要肯定新红学的贡献。

耀邦同志说的改革路线,就是“共产主义儿童运动必须走彻底的群众路线”。所谓彻底,就是“少年儿童自己办队”,“让儿童学习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舵手,大胆地让少年儿童自己做少先队的主人,学习自己管理自己。”他在讲话中提到滦县的皮影戏,针对皮影戏,他说:“我们培养的不是皮影人,而是生龙活虎的共产主义战士。”并说:“这个办法在政治上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发挥少年儿童的主动性和才能。”

第四点,强调教育方针中的劳动者

耀邦同志首先肯定了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他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接着补充说:“一切教育工作,包括我们的少年儿童工作在内,都应该坚决贯彻这个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特别对劳动、劳动者做了说明:“劳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条件。’从最低标准讲,就如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都应该服从自然规律一样,就是为了要吃饭,就应当劳动,而且不仅要用脑来劳动,还要用手来劳动”(见1958612日《在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后文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在此报告中)。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境界来说,“劳动从负担变为一种乐生的要素的时候,轻视生产劳动的观点,才会逐渐地消灭下去”。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劳动仍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福祉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同时也是人们“一种乐生要素”。

劳动成为“一种乐生要素”,何止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我们可以接受教诲的导师,就是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此主张,目前顶级的经济学家提倡“快乐经济学”的人也大有人在,这绝非乌托邦的妄想。耀邦同志强调学校培养劳动者的思想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他对中小学生参加动手劳动是非常重视的,对本科大学生五、六年的学制也认为太长了。

第五点,及时接触社会实践活动

耀邦同志认为:“我们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是:既通科学理论,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最有智慧,最能干的劳动者。”对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的度量如何把握呢?他认为界限就是“力所能及”。农村的小学生可以搞“小合作社”,不要向合作社要地,农村到处都有小块空地,这就是小学生的用武之地。城市儿童可以搞“少年工厂”。工厂可以是手工业的,半手工业的,劳动时间可以以星期计,小学生一个星期劳动几个小时即可以。

1960424日,在少先队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耀邦同志说:“我主张在国家计划中,有计划地拨给少年儿童一点钢材、小机械、小五金、简易显微镜和无线电器材”,以支援少年工厂的建设。对“农村中比较落后、比较偏僻的地方,使文化科学技术进山、进沟,给他们一些书、画报、小机床和无线电材料”。耀邦同志把少年儿童的动手实践提到国家计划的高度上,要求政府支持,可见他的态度是极其认真负责的。

引导少年儿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劳动,是二十世纪教育界出现的一场世界性的活动。在校期间,少年儿童介入社会生活做义工,为公益事业、专业活动服务都算学校学业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学生既要有教无类,又要因材施教,只要国家财力允许,都要尽快普及小学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开始就应把教育、技艺培训和就业结合起来,为祖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准备人材。

第六点,何谓共产主义风格?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社会,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在其初级阶段。现在我们倡导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的回归是中国人民的幸中之幸。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败,莫不和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共产风”有关。“左”的危害性理应不断斩根清除。现在再回顾这段历史有意义吗?本文只是想以回顾的眼光,思考一下耀邦同志关于共产主义风格和少年儿童成长之间的言论。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耀邦同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是逐步加深认识的。在认识过程中,他思想中没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是不可能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逐步实践中,党内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危害没有认识,没有批判也是不能成立的。

建国以后,在广大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初期,生产没有逐年发展,有的年份反而下降,不少农民不接受粮棉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怕共产,怕社会主义”(引自195347日《县、区团委如何开展工作》)。19591月,他在贵州、广西考察工作,看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他告诉青年团的干部说:千万要节约粮食——“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合并成为规模更大、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而且在伙食问题上实行了集体消费”(见《在共青团贵州省第二届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意即“伙食单位”变大了,更要节约粮食,注意经济核算。并把一幅对联:“鼓足干劲跃进,放开肚皮吃饭”,改为“继续鼓足干劲跃进,准备放开肚皮吃饭”。“伙食单位”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的消费单位,在他看来这种人民公社还是一种粗糙的共产主义。直至现在,广西很多同志也有几篇文章回忆此事。

耀邦同志这里说的“共产主义风格”,并非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只是一种助人的风尚、习俗。以移风易俗的观点,看待对少年儿童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我认为有其合理性。

耀邦同志解释共产主义和“少年儿童”之间,第一位的关键措施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不盲从,不迷信,为了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做”。“共产主义风格是慢慢形成的,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的风格,长大了,风格就像影子一样不离其左右”。耀邦同志说的风格,我认为应是从少年儿童的性格、品德、充满理想的第一笔人性的教育开始的。人们现在经常说到人性问题,人在婴儿哺乳期只有“本能”,难言人性。荀子所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性不能表现在人的本能上而应表现在其后天的学习和社会教育上。当儿童的头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在落笔白纸上的第一笔时应是光亮的一笔,还是灰暗的一笔呢?我认为人性教育应是光亮的一笔。

耀邦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首先把它归纳为“运动”就是不妥的,“运动”似应改为日常的教育内容,改为“共产主义少年儿童事业”也许更合适。党中央、毛主席能把青少年教育的部分工作,交给青年团并由耀邦同志牵头,对他来说应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不管以后工作的得失如何,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都是父亲人生历史中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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