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三答紫虬先生——谁组织的“这一场大合唱”？

紫虬先生，现在双方的辩驳说难已进入《十问》文章中的第二个问题了。我只能先谈为快，然后才能阅读你的作品。

你对我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表现出一种超级霸道之气，有泰山压顶的态势：“您既然知道这一词（注：指Aufheben）不但有‘消灭’之意，也有‘取消’、‘废除’、‘停止’、‘扬弃’多种语义，但为什么只取‘扬弃’这一含义，而要否定‘消灭’这个译法？”如果我回复你：“为什么（你）只取‘消灭’这一含义，而要否定‘扬弃’这个译法？”岂不成打嘴仗了吗？我无法限制你的自由，这种嘴仗我只能退避三舍，敬谢不敏了。顺便指出一点，你说：“您是否知道辩证意义上的‘扬弃’和‘消灭’在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我认为语义上不是一回事，以哲学概念来说，就更不是一回事了。

其次反映了你对讨论的彼方不光明磊落的心态：“您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您的首创，而是已经被颠覆了的苏联的废墟上，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的文章中捡来的。”我在2001年、2003年两次发表的文章，开宗明义都提到“我们首先要感谢……鲍里斯·斯拉温先生。……首先是苏联把德文中的‘扬弃’的词义错译为俄文的‘消灭’，而中文译本又是以俄文本为原本，以讹传讹。”（《改革放言录》第43页）苏联社会主义垮台以后，像鲍里斯·斯拉温这样有良知的人，从宏观政治经济学入手，探讨苏共失败的原因，这可能是真正的朋友，你却这么鄙视此人。你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立场，你要我坚持这种立场，见鬼去吧。我访问过俄罗斯数次，那里的草根民企和垄断国家资源的大亨们并不平等，颇受歧视，我们则回应说，中国对民企发展是“放水养鱼”，“不鞭打快牛”，俄国朋友是何等羡慕呀！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我国民有经济有关“扬弃”和“消灭”的课题人，你都点了名：李桐、冒天启、高放、董辅礽等，并起名为一个“大合唱的集体”，“在不同场合大肆宣传类似的观点”。有人不断提醒我注意紫虬先生，开始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关心理论的学者，至此才想到你可能是位居心叵测的枪手。把某个观点一致的研究者说成一个“大合唱的集体”，或说成“一个小集团”，出自先生之口，倒也无妨，只是今日之中国并不都是“心有余悸之人”。

最后，你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吹捧，不知经过其他人的同意了没有？你说：“面对你们的错误主张，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卫兴华、顾锦屏、王振中、奚兆永等在内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批驳，可在你的心目中，好像这一切都不算数”。又说：“而且您是经过向中央编译局的有关专家请教，而被该专家明确否定了您的意见后，并且是在中央领导明确答复您不宜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将其发表在您所领导下的《民营经济内参》2002年48、49期上的。”这就奇怪了，你说的我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中央领导明确答复”你又何从知道，有何根据？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在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后，当年才陆续发表的。“七·一讲话”，你的态度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至此，我方知道紫虬先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似乎也不能视阁下是位单纯的学者。

为了说明《宣言》中译本对这一词语的讨论历史，我想作一简明介绍：1920年，中国的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对此词语（注Aufheben）他译为‘废止私有制’。”（《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第110页）“1938年成仿吾、徐冰翻译为‘废除私有制’。”（同上）同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一词汇译为‘扬弃’。1943年，博古将其译为‘消灭私有制’，这在革命的延安时期还可以理解。”（同上）谁想到“1972年文革期间，郭大力、王亚南再版《资本论》时，关于‘扬弃’资本的私有性质，此类语句，又都变为‘消灭’。这些情节充分说明了苏联意识形态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著作翻译的影响。”（同上第110-111页）

我认为对德语“扬弃”还是“消灭”的翻译，首先是个学术问题，若学术观点正确又有了宣传、政治因素的加持，它的历史作用、哲学思维、理论意义，就是无比强大的力量。历史表明把这个词语翻译成“废止”，也不会取消共产党人打碎国民党国家机器的革命决心；把这词翻译成“扬弃”，也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不断实践，唯有“消灭”一语翻译失真，不应再会含糊其辞了。尤其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正确翻译解释此词语，有人认为毫无必要，一切从旧即可，我却认为任何正本清源的学术、理论问题，都应认真严肃对待。

2023.9.11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