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两个凡是”的提出

与此同时，当《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的《论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时，汪东兴批示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1977年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稿中，就已经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社论强调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

实际上，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和修改，汪东兴定稿，最后经华国锋批准而发表的。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给实际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多方面的阻力。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当然不能出来工作，陈云等人也不能出来工作，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因为这都是毛泽东说过，或指示过的；揭批“四人帮”也不会彻底，因为他们炮制的某些文章毛泽东曾看过，画过圈。总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党就无法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由于“两个凡是”的方针，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所以，它一出台，就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飙看完《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以后，就指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了。”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参与“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

王震也提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说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实际上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为后来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做了舆论准备。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于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实际上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