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文艺界同志们长记心头

1989 年 4 月 18 日 ，听到胡耀邦同志因心脏病猝发突然逝世的消息，我含泪写出短文《悲痛的话》，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曰：

噩耗传来，我感到震惊和悲痛！胡耀邦同志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曾经帮助我国文化界、文艺界大批同志从极左路线的政治镣铐中挣脱出来，团结起来，支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复兴并发展起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工作的热情支持，对作家们同志般朋友般的坦诚帮助和亲切关怀，一桩桩、一件件，使我们铭记心坎。深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鼓舞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们，是讲道理的、重感情的。凡是为人民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对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艺术家平等相待、热情帮助的革命家、改革家们，必将长存在文艺家们的心上、口上、笔尖上、永远地、永远地……

十一年过去了，我所以重抄这段话，因为它抒写了文艺界同志们共有的心情，得到过文友们的交口支持。耀邦同志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作家们同志般朋友般的坦诚帮助和亲切关怀，文友们至今念念不忘。

我和耀邦同志结识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只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听到他那些热诚、智慧、有时相当锋利的谈话。我知道他的住处，可一次也不曾拜访过。记得是 1978 年文艺界一次大型集会，入座前在会客室初次见到他，居然一见如故。那时他正主持中组部工作，他那平反冤假错案、认真细致而又雷厉风行的作风，我们已有所闻知。我们坐在一起，我低声问他：“忙得很吧？（身体）还顶得住吗？”他也稍稍压低声音回答我：“冤案如山，问题成山！”他讲的这八个字，可正是那期间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内容的真实写照。那时候，中央组织部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的好朋友女作曲家瞿希贤同志（“文革”中入冤狱多年）就曾喜出望外地赶来告诉我：“我到中组部谈话感到很温暖，那位女同志对我太好了！”事后我想，那位女同志岂不是副部长曾志同志吗？

耀邦同志次年一段时间任职中宣部长，督促、推进召开文艺界历史性的第四次文代大会等，花费了不少心力。我也参加了恢复文联、作协及筹备四次文代会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可是等到 1979 年 10 月底大会隆重开幕时，我却因肠癌手术住医院不能行动，未能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盛会，未能与各地文艺界友人共叙别情！有些远方友人来医院看望，遵医嘱，多数都被门口挡驾，只有少数同志能来病房看望，同我紧紧握手。他们听说我病情严重，都避开探问病情。

发病前，我在京西宾馆参加由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理论务虚会，是这个会第一组的召集人之一（本组召集人是胡绩伟、张光年、黎澍）。这个时候，大家有一肚子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谈，有不少怪事要追究，每组几十人的会开得生动活泼动情。我只参加了春节前的第一阶段会议。春节后复会时发生肠梗阻，司机同志赶紧把我送到协和医院，当晚接受了时间较长的肠癌手术。我对癌症无知，病情耽误了。当时大夫们估计可能转移到肝（所以夏衍同志在文联一次会上说了“张光年同志身患不治之症”）。而五楼的单人病房都被住满了，我只能从观察间移住大病房。耀邦同志着急了。他在文联会上说我“身患重症，只能住在廊子里”，为此发了几句感慨。这时主管医院行政工作的王副院长来到大病房用布帘隔开的小间对我说：“胡耀邦同志每天让秘书打来电话催问是否住进了五楼病房。我们五楼高干病房只有那么几间，都住满了，我能让谁搬出去？怎么办呢？”我说“好办，我在这里住得很好。”过了几天，教育部一位老同志病愈出院，大病房的张思沅大夫赶忙把我抱上轮椅，推着经过长长一段路，送上五楼三层一个单人房洁白病床躺下。张大夫笑了。

那时协和医院老楼五楼的第一、二层，主要是留给外宾，还主要是留给各国驻京使馆的外国病人，只有五楼三层（简称“五楼三”）的几间是所谓高干病房。住进以后，纔知“文革”期间，耀邦同志也在这里住过。据当时担任五楼党支部书记的一位女大夫告诉我：耀邦住院期间，几次被红卫兵拉出去在某处大会场批鬬。一次鬬得很惨，医护人员都气恼了。下次红卫兵又来带人，这位女大夫挺身制止，说他有心脏病，很严重，会场上鬬病鬬死了，谁愿负责谁签字！医院这样保护了胡耀邦，以后红卫兵不来纠缠了。（其实那时耀邦并没有心脏病。据我所知，他的严重心脏病是在 1987 年初一次“生活会”中间休息时，独坐在楼梯口放声大哭引起的。）

胡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宣部长和稍后任党中央总书记时候，对我国饱经患难的文学艺术界，也像他对待科技界、学术界那样，关怀得无微不至。他对文学界、电影界、戏剧界的几次情真意切的讲话，迄今大家记忆犹新。那时候，扫除了文坛艺苑的残砖破瓦，一时春色满园，新人新作大量涌现，其中也不免掺进不好的或不大好的作品。他遵循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支持善意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不赞成积习未改的粗暴批评。引起各界关注的对《苦恋》的批评即其一例（拙著《文坛回春纪事》上册记下这一事件的过程）。对于在群众中受到欢迎的好作品，他看到了都热情支持。当时的文艺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文艺界也还有新旧矛盾一时难于梳理。他总是反复号召“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他的热诚呼吁发生了良好效果，这是众所周知的。

提起耀邦同志以平等态度待人，提起他对文艺界和文艺活动的亲切关怀，自然使人联想到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周恩来。在《怀念耀邦》第二集荣天屿的《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一文中，谈到 1978 年耀邦看到《文艺报》送来周总理 1961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保护文艺创作、保护文艺工作者的著名讲话，非常赞扬，主张在《文艺报》上先行发表，并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他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大家知道，在周总理的热诚关怀下，我国文艺家为迎接建国 10 周年，呈献出一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长篇小说、电影及其它文艺作品，掀起建国以来文艺创作的高潮。而在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促进下，文学艺术各方面新人新作大量涌现，掀起了 80 年代前期文艺创作的新高潮。这些作品同时代感情、群众心态相适应，引起强烈的共鸣。仅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创作月刊《人民文学》来说，当年发行量达到 140 万份（而现在的文学刊物，能发到几万份就算不错了）。气可鼓而不可泄，泄劲容易鼓劲难！其中道理，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我想起 1981 年 10 月，巴金同志从巴黎参加国际笔会后回到北京，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中间，应耀邦同志之邀去勤政殿漫谈。我和贺敬之、朱子奇同志陪同前往。在无拘无束的自由漫谈中，涉及文艺批评问题。那时正值《文艺报》批《苦恋》文难产，作者数易其稿，引起文艺界、知识界疑虑。巴金说，这几年创作上成绩很大，好作品多，像《苦恋》那样是很少数，还是多鼓励一点好。耀邦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文艺批评不如叫做文艺评论，好的东西多评论，不好的东西也要评论。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评时，一定要区别两类矛盾。批评文章要入情入理，有说服力。像过去那样，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打成“右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决不会干。 （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我们赌咒发誓，决不在文化界“搞运动”。）这次巴金还提出建立文学资料馆（即后来的现代文学馆）的设想。耀邦同志表示赞成，要作协向国务院提出报告。我们告别后回宾馆继续开主席团扩大会，会上决定成立文学资料馆筹备组，委托孔罗荪同志主持其事。

文学艺术是精神文明的花朵。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精神文明的表征。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代一代的，曾经出现过多少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人类文化史上大放光彩。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们新世纪的精神文明花朵定会开放得更加繁荣而鲜艳。我们怀念一代一代的那些以平等态度待人的领路人，善于把潜藏在万人心底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在我国文学史艺术史上增添光辉的篇章。当前，我国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冲过重重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举世震惊的新境界。新的奋鬬历程必将孕育出新的史诗。这是我们可以告慰革命的文学艺术的先行者们的。

（ 2000 年 7 月 7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