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纪念耀邦的六篇文章

为了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现在我写了这样几篇文章，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意。

第一篇文章 我写胡耀邦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本回忆并论述胡耀邦的书，尽自己一份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胡耀邦，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创造性的一生。从一九八 ○ 年底起他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和一九八一年六月全会选他为党的主席后，他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有六年之久。这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这个时期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胡耀邦的思想作风与人格也值得分析和评价。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两年和“四人帮”的鬬争中，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一九七九年到十二大期间，在十二大后到他下台这个期间，以及在他下台之后，我和他有不少接触，也一直在观察他，同一些朋友议论他。我认为应该把自己接触到和观察到的有关作为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胡耀邦的事和思想写下来，作一番论述。其中有一些事也许只有我记得最清楚或者体会得最深刻。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更是应该写出这本书的时候，可是几年来我一直忙于其它工作，一直没有能抽出时间来思考有关写这本书的事情。一九九八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周年，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举行了纪念。我用不少的时间赶写了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文章。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占用了我准备写回忆和论述胡耀邦这部书的时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中胡耀邦起着重大作用，在写纪念文章的过程中，也就掌握到与胡耀邦有关的更多的资料，因而对胡耀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三个月前，在完成那本《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后，我就卷起袖子，坐在桌前面，铺上稿纸，写了一个书名《我写耀邦》，开始爬格子，打算写出一部有三四十万字的书。可是写呀写的，越写越觉得自己占有的背景材料不全，有些论点把握不准，写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看样子赶不上他的十年祭了。当然我不会放弃这个打算，那就只能多花点时间，作好准备，过些时候准备好了再重新动笔。

可是如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拿出来，不论在理智或者感情上我都受不了那样的现实。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我想可以发表一些过去写过的文章。在一九八九年四月或五月，我最早写了《我所接触和观察到的耀邦》和《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两篇都是耀邦逝世后不久，分别应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约稿而写的。当时这两家出版社都想出胡耀邦的纪念文集。我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开始他们催得很急，我是赶着在他们定的时限内交了卷。交卷后却石沉大海。最后，都退稿处理。我当然感到很遣憾。我想出版社也感到遣憾。因为即使不说胡耀邦多少年来对党对国家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单说他的众多的战友和部下，以及对他敬仰的青年，在他逝世之后想发表一些文章表示自己哀悼缅怀的心情，出几本纪念文集，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再要这两个出版社把十年前退掉的稿子拿回来重新出那个集子，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我那两篇文章的稿子还在，因此有什么报刊要，我就不改一个字，交给他们发表。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十年中，除了那两篇被退回来的稿子之外，我还写了四篇短文。这四篇短文是在不同的时候写的。它们都发表了，但是它们发表情况却各不相同。

一九九四年我写了，《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这篇总算在外地的一张报纸上顺利地发表了。后来收入我的一本文集《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中。这是第一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的八十岁的生日，我写了《如果他在，该是祝贺他八十寿辰的时候了》和《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这是第二篇和第三篇。这两篇的内容写的完全是关于我和他之间的友情。他写给我的那首词，是短短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词中表现出有些牢骚。文章写成后，我怕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敢登，不想为难他们，就寄去了香港《大公报》。投寄的时间相当早。投稿时，特别声明如果不准备采用，希望他们很快退还给我，以便改投其它报刊。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直到临近耀邦生日，才得到一个电话通知，说他们很感谢我的“赐稿”，可是因为“稿挤”不能发出，请我原谅。这样，我也就不能及时发表这两篇东西了。对文章有可能发表不出来，我原先多少有些精神准备，所以提到退稿的事。但不及时给我来信，使我不能在耀邦八十寿辰表示我的一番心意，说实在的，我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我想这不会是报社要这么干。我同这家报纸合作得一直是很不错的。我估计他们有难言的苦衷。后来这两篇文章还是在广州、北京和香港的刊物注销来了。不过那已经是耀邦八十大寿过了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第四篇是《碎思录。小引》。这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是《碎思录》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因此这个《小引》也可以说在书中发表了。《碎思录》这本书是我在一九八三年后写的一百篇“超短文”的集子。“超短文”者，每篇只有二一百字、最多的三四百字的文章。在那本《碎思录》中每篇超短文都配有一位篆刻家刻的印章。这本书先是一九九三年在香港经济导报社印刷发行，后改由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篇小引中我告诉读者，我写这些超短文的背景和我如何从中选出三十八篇寄给了胡耀邦。在这篇《小引》中还发表了我在寄出这些超短文时写给胡耀邦的一封短信。在这篇《小引》中我也告诉读者，胡耀邦收到这三十八篇超短文后题了两句杜甫的诗赠我的事情。

由于这四篇短文看到的人不多，我想在一九九九年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拿出来加一些话重新发表一下。

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我总希望有一天哪个出版社要出纪念胡耀邦的纪念文集。在这十年中对别人的纪念文集出得不少，惟独胡耀邦的一直没有。我想，如果有哪个出版社要出这样的文集，我一定给他写纪念文章。而且现在我写，也可以说是为出纪念文集或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作准备。

我一直没有看到关于胡耀邦的纪念文集。最近知道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问出版了好几本，其中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大地之子》。这本收集一九八九年四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一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诗词、挽联等。由于它不是向作者约稿而是把报上已经发表的东西编在一起，动作比较快，因此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没有几天时间就出版了。

还有一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这本书是“得到《人民日报》、《瞭望》、《新观察》、《羊城晚报》、《新华文摘》等四十余家报刊资料协助，由编者对文字、内容和结构作了必要的处理”。动作也比较快。

这两本书印得都不算少，分别是一万五千册和五万册，但是在印好后，大概没有能好好地发行，看到的人就很少。而且它们毕竟是匆忙编成的东西，算不上正儿巴经的纪念文集。但是它们都还是有用的好书。

上面我说了，我一直想写一本论述胡耀邦的书。这样的书，这些年中也出了几本。较早的一本是吴江在香港出的《十年的路》。我还见到近年来戴煌、胡绩伟和王若水写的在香港出的三本。其中戴煌写的那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后来也在北京出版了。这几本书都是有分量的好书，它们对我想写的那本书是起了鼓励和启发作用的。我想认真地阅读它们，利用这几位同志的工作成果。不过我想我写会有我自己的角度，可能有它自己的价值。因此我还是想写，并且努力写得好一些。

今天我想的那样的书既然写不出来，我想就只好写几篇文章来代替。眼下的这三二千字也可以算做第一篇。接着我就写《从相识到“难兄难弟”》、《向他祝贺，为他高兴》、《好学勤思》、《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之后》、《告别耀邦》等若干篇。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第二篇文章 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一 闻名

我和胡耀邦的交往应该从一九七五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算起。从那时起，我同他纔在工作上以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有接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彼此互不相识。情况不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就知道党内有一个名字叫胡耀邦的青年人，以后我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因此在叙述我和胡耀邦见面相识之前，也写一下我是怎么“闻”他的大名的。

我知道胡耀邦这个人的时候，他未必知道有我这个人。至于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闻”我的“大名”，他与我从未谈起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怎么知道有胡耀邦这个人的呢？他不是一个像周扬、艾思奇那样写文章的人。在我与周扬、艾思奇见面相识之前，就从周扬、艾思奇的书文中知道他们了。胡耀邦也不是像朱德、彭德怀那样的战将。朱德、彭德怀的名字就是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也时常出现。胡耀邦这两条都沾不上边，因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我还没听说过胡耀邦，我听说胡耀邦这个人的情况有点特殊，因此记得非常清楚。

为了讲清楚我是怎么“闻”胡耀邦的大名，先要讲一下长江局。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建立起来。这个党中央代表机构的书记是王明，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三个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八年一月后，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也就在一九三八年初，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江西南昌建立起来了。党中央决定这个分局由中共中央长江局代管。东南分局的青年部长是陈丕显。他长期担任党的儿童少年工作和青年工作。但是东南分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到陈丕显一直在农村和墟集里工作，他的工作对象也是农村和墟集里的青年，对于城市中的青年不熟悉，因此分局就向长江局提出，希望派一位对城市青年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到分局去，帮助陈丕显。于是长江局就派当时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的我前往南昌。

那时东南分局的机关就设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那个院子里。项英、曾山、黄道等东南分局的领导人和陈丕显都住在那儿。我从武汉到南昌之后，直奔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我见到项英等同志之后，就和陈丕显住在一间房子里。许多天来，我们谈工作，也天南地北地聊天。

有一天，陈丕显讲起他自己的经历，说在红军离开江西福建进行长征以前，他担任党中央儿童局的书记。我听到中央还有一个儿童局，而且还有儿童局书记这样一个职务，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陈丕显很严肃地对我说 “这 有什么可笑的？”他对我说，那时的党中央不但有儿童局，而且还有青年局。他的那个儿童局就同青年局联系、受青年局指导。党中央青年局也有书记。这个职务就由一个叫胡耀邦的青年来担任。他还告诉我，自己在原来的苏区打了三年游击战争，而中央红军长征时，胡耀邦跟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中央苏区，现在延安。接着他就大谈了一通胡耀邦。他告诉我，胡耀邦比他纔大两岁。他说胡耀邦文化程度比自己高许多，上过中学，说胡耀邦特别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陈丕显还讲，胡耀邦工作能力很强，作风特别好，他自己同胡耀邦很合得来，很服胡耀邦的指导。不过近三年多一直没有见到胡耀邦，不知道有关胡耀邦的详细情况，只听说胡耀邦在长征路上受了伤。一提起胡耀邦来，陈丕显的话就很多，说话带有深厚的情感。我对苏区的背景不熟悉，许多事情听了也记不住。那次陈丕显讲胡耀邦时，也提到冯文彬。但是那一次陈丕显没有给我讲苏区反“ AB 团”，他没有讲在那个运动中胡耀邦几乎被杀，是冯文彬救了胡耀邦一条命的事。关于“ AB 团”的事是八十年代陈丕显从湖北调到北京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后一次在聊天时讲的。那次陈丕显在中南海他的住所讲了冯文彬救胡耀邦这件事。陈丕显的哥哥是小学教员，被认为是“ AB 团”的，被当时的党组织杀了。可是由于陈丕显自己没有文化，不但没有杀，而且后来仍让陈丕显担任重要职务，当上了儿童局书记。对这种完全不株连的情况，我听了觉得也很新鲜。陈丕显还告诉我，当时被杀的“ AB 团”分子里没有一个真正 Anti （反对） Bolshevik 的人，只要是知识多的人就怀疑是“ AB 团”分子。胡耀邦爱学习，知识多，就被看做“ AB 团”分子，准备动手杀他。冯文彬的地位高，又是工人出身，硬把胡耀邦救了下来。

一九三八年陈丕显同我在南昌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此胡耀邦逝世之后，我从胡耀邦的《生平》中看到他担任过党中央青年局秘书长之后，就有一个疑问，究竟胡耀邦是青年局书记还是秘书长？一次我遇见冯文彬，问他当时胡耀邦的职务究竟是秘书长还是书记。冯文彬回答说是“书记”，但也可以说是“秘书长”，那是一回事。

将近雨年后，我在设在粤北韶关的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时，广东省青委书记吴华从延安参加青年工作座谈会回来，带来了一个已经成立了中央青委的消息。他告诉我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青委名单中有一个胡耀邦。我问他胡耀邦的情况，吴华告诉我，他同胡耀邦没有接触，只知道他在部队做青年工作。别的说不出来。

二 相识

一九三九年五月，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要我去延安。我离开韶关广东省委机关，路上走了两个多月，在七月下旬纔到延安。到延安后在中央青委机关见到冯文彬同志，但未见胡耀邦。我问冯文彬怎么没见到胡耀邦，问冯文彬胡耀邦在中央青委分工管哪方面的工作。冯文彬告我，胡耀邦在部队做青年工作，但他不完全做青年工作，还在部队做政治工作。

在我到中央青委后不到两个月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延安隆重举行一个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大会。按照当时延安的惯例，举行这样性质的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常常先通过一个名誉主席团的名单。当时提出的这个国际青年节大会的名誉主席团的名单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马尔梯（共产国际执委）、薛西兰．尼赫鲁。居沃（少共国际书记）、米哈也罗夫（苏联少共书记）、克列鲁（西班牙少共书记）、格林（美国少共书记）、柯林女士（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书记）、柯乐满（他担任世界学联主席时我在南昌曾见过他）、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毛泽东、朱德、宋子文、马相伯、沈钧儒、宋庆龄、王明、洛甫、周恩来等二十二人。随后这个大会通过了一个主席团的名单。这个名单是：冯文彬、胡耀邦、蔡前、李昌、刘光、黄华、高朗山、刘玉堂、白向银、赵金声、岳欣、曲常川、萧陶、左荣、于光远、刘汶、赵栖梓、已力、刘芸生十九人。这十九人是要上主席台的。这名单中的第一名是冯文彬。他是当时实际上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人，第二名就是胡耀邦。列入这个名单的有的是我们青年工作者，其中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陕甘宁边区青年团体的负责人。那时对他们我都只是闻名，除胡耀邦和我已经见过面，名单中还有一些人是我不熟悉的，甚至以后没有再听说，我想可能是青年中的模范工作者、战鬬英雄。我就是在那次大会的主席台上认识了胡耀邦。仿佛是李昌把我介绍给他。他似乎也已知道我的名字。在会议的主席台上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见面时我对他突出的印象是他个子特别小，也特别年轻。那时我自己的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但在我们年青人的眼中他仍显得特别年轻。像个中学生。这个会由刘光主持，他讲了一篇话后就是李昌讲话。接着是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投到我们队伍来的日本士兵和一个朝鲜青年讲话，并通过了给蒋委员长、毛泽东、苏联青年、晋东南前线抗日将士的通电，和给日本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为了防空，会议从下午纔开始，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在大会上我一直注意新认识的这个胡耀邦。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似乎很专心地听人发言，不像我那样东张西望。在那个会上，冯文彬等都没有讲话。

三 有缘相识，无缘交谊

那一次我们在会上见面相识，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很注意观察他，那时不时兴交换名片这种事情，经过介绍，说了几句话，我认识了他，他认识了我，彼此就“相识”了。

在一九三九年认识他之后的十五六年中，彼此间没有再见面。但是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听到一些的。在延安，我知道他先在军委总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日本投降后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战争胜利后转到地方当上了川北区党委书记，独当一面。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说明他已经很成熟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胡耀邦从川北调来北京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之后，我们纔又见面。

我从一九四一年秋天起就离开青年工作岗位被输送到其它战线上去了。我的工作变动了几次，从一九四八年起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我一直没有再做青年工作，但我对青年工作的感情很深，生活和工作作风也比较“青年化”，因此在中宣部一次选举机关党委委员时，曾当过一届“青年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我一直是《中国青年》的作者。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一九五一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六七万字的小册子——《和青年朋友们谈几个思想问题》。一九五四年后，我写得少了，但也还是写了一些文章给《中国青年》。一九四八年青年团还办了一个中央团校。当时中央团校还在河北平山南庄时，我去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在团校很出名，使我得到“共产主义化身”的美名。团校搬到北京城内后圆恩寺后，张凡同志两次要我去那儿给学员演讲，我都去了。总之我同团中央所属机关的关系相当密切。我在团中央机关中有不少朋友。虽然我同团中央机关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是在胡耀邦到北京之前，但在他到北京后的几年中，我同团中央的同志来往仍不算少。可是尽管我和胡耀邦在一个城市工作有好多年，彼此的接触还是很少。这就是人们说的没有缘分。当然由于我毕竟是党的老青年工作者，青年团有些活动，也常常通知我。团中央召开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请过我参加。这样的会我记得出席过两次，似乎都是团中央要召开什么大会，请我对会上发的文件提提意见。会上见到胡耀邦，也听到他的讲话，但是内容我没有什么深的印象。此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有些大型活动，如听什么报告、举行什么国宴之类，在那样的场合有时我遇到胡耀邦。但只是彼此见面打个招呼，随便讲些无关紧要的话，始终没有什么深入的交谈。

胡耀邦到团中央工作后，从我的青年团工作的朋友们那里经常听到胡耀邦的消息，他们常同我谈起胡耀邦。谈起胡耀邦，他们总是赞不绝口，特别赞扬他的思想作风。这使我知道胡耀邦在团中央的威信很高。后来听说他去了湖南。在他去湖南之前不久我还在湖南，而他到湖南时我却离开了，在湖南又未见面。他从湖南回来后，不久又去主持陕西省委工作。在他去陕西前，我因工作曾多次去陕西，比如我去过武功的农学院，了解他们的工作。而恰巧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那段时间，我又没有去过陕西，因此在陕西又没有受过他的接待。他在陕西工作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北京，在团中央接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鬬。在“文革”中我和他不在一个系统，也没有同他一起挨批鬬。上“五七干校”我去宁夏，他去河南。两个干校即使比较邻近也不会有什么往来，何况一南一北相隔好几千里。在那段时间也就听不到他什么消息。一九七二年国庆前我回到北京。我之所以能回北京，根本的原因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后，形势有所改善。不过我想回北京总得找到能说得出口的“理由”。我找的“理由”是“身体健康欠佳，需要回京休养治疗”。回北京后，在青年团系统工作的友人到我家，又谈起胡耀邦。谈话中我知道他差不多和我同时，几乎以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北京。他们还告诉我不少胡耀邦在干校中的故事，说他在干校劳动特别出力，不但劳动态度好，而且是一个好农业劳动力，精神特别振作。给我讲这个情况的朋友——我已记不起是谁了——又对他赞不绝口。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三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和胡耀邦彼此之间仍只是相识的“熟人”和“同志”，却无缘成为朋友。

四 难兄难弟

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的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批判林彪。毛泽东在信上写了批语，称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一九七三年三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仍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且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担任这个职务后开始全面整顿。邓小平领导的所谓整顿，就是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秩序、制度和思想扭转过来，步入正确的轨道。一九七五年胡耀邦作为一个已经得到解放的高级干部，在中央读书班等待分配。此时读书班中“四人帮”的影响很大，因此胡耀邦等在班内仍处在被批判与监视的地位。经过胡耀邦等同志的鬬争和七月邓小平在这个班上的讲话，改变了读书班的状况。胡耀邦从读书班出来后，就在七月十八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我也是在七月五日正式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个负责人之一。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正好是我六十岁生日，因此我记得特别清楚。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到十月，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进行了短短的三个来月的整顿工作。在这期间，从组织对组织来说，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组织。中国科学院是一个人数很多的机构。特别由于在“文革”中，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不存在了，三个“科”字头的机构都统一在科学院一个机构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人员很少，基本上是一个笔杆子的机构。总的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它所属的研究机构的工作，筹办一个刊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同时自己也写些文章，向邓小平反映一些重要情况等等；帮助科学院，为他们出出主意，参加文件的起草等这类工作也是它份内的事。从个人对个人来说，胡耀邦知道我长期从事党对科学事业进行指导和管理方面的工作，而他当时正在抓起草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文件，因此特别想听听我的意见。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做了两件事，一是立即在院部和下到各研究所去，进行整顿。他与科学工作者、政治组织工作者、行政工作者，包括老中青，广泛接触，讲方针、讲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受到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青年的拥护。胡耀邦先声夺人，又稳扎稳打坚定地前进，使科学院里原先“四人帮”的爪牙们不得不暂时收敛。对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胡耀邦立即采取行动。整个科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转变了空气，收到实效。这方面的事，他们做得很好，我帮不上什么忙，也用不着我帮忙。第二个方面便是邓小平指示的，要他们起草一个文件，提出整顿科学院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的想法是，这个文件起草好了，经过毛泽东批准，就可以用来作为对“四人帮”把持下的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进行整顿的武器。对这一工作，胡耀邦就希望我帮他们一点忙。所以在那个“科学院汇报提纲”写出来第一稿后，胡耀邦就把它送给我，并且带来了一个口信，要我花一点时间看看，提点意见。我认为自己对于从事这样的工作义不容辞，于是我与他就有了一个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我研究了这个文件后，亲手改了一下。我现存的档案中就有一份“于光远的改稿”。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科学院，同胡耀邦等同志开会研究，讨论问题。其实这件事我也没起多大作用，也没有提出什么我回忆起来的值得讲一讲的意见。不过这是第一件同胡耀邦在一起合作的事情，因而是有纪念意义的。

说起《科学院汇报提纲》，我最近找出来看了一下。它的内容今天看来其实很平常，简直没有什么好写的。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那个汇报提纲其实没有什么“错”，只有讲得不够，因为当时要考虑到接受程度——意思是要争取毛泽东批准，内容不可能写得很尖锐。甚至邓小平曾主张把胡耀邦主持下写的某些尖锐的语言减少些。可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并不尖锐的文件，“四人帮”却说它是“毒草”，而且是一株“大毒草”。应该说，那时节，对起草这个文件，胡耀邦等和我之所以有兴趣，没有别的，就只因为它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们的积极性就在这里。

这个工作总算赶在九月下旬院成了，在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汇报了。这次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到了，有关部委的人也到了，大都发言或作了插话。当时主管科学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讲的不少。邓小平要胡耀邦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事，最早就是华国锋向胡耀邦、李昌等传达的。邓小平在那次汇报会上讲的最多。汇报后，主要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了。毛泽东看后，对提纲中引用的说他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表示他未记得自己讲过（我记得他的确没有讲过，是误引了）。退回来后又进行了修改。再送上去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这个提纲毛泽东就没批下来，再没有听到有关的消息。提纲的事，就这样没有下文。要说有什么下文的话，就是“四人帮”对它开展了批判。我手边就保存有这样的小册子。

我们在邓小平领导下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只有三个来月。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听取他的侄子毛远新的几次汇报（进谗言）之后，就改变了他对邓小平支持的态度，要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只让邓小平管一下外事。这时候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就统统干不下去了。接着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很快展开。到第二年，一九七六年一月，政治局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文件，批邓问题就在党内公开。四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打招呼会议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科学院内部就开展了批邓“运动”，搞“揭露”、“批判”、“交代”、“检查”这一套。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成天开这样的会。胡耀邦也就在中国科学院内开同样性质的会。在邓小平领导下一起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内，我和胡耀邦有时见面。一到“批邓 ” 这 个时期，我和胡耀邦就各自在本单位挨整，就见不到面了。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的运动，我是亲身经历的，情况当然很清楚。科学院的情况我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我知道那时候的“运动”同“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虽然受批挨鬬，但是不可能与“文革”初期相同。这时候的大环境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大环境，群众不再是“文革”初期的群众，挨批鬬的人也不再是“文革”初期挨鬬的人。

正在批邓的“高潮”中发生唐山大地震，殃及北京。在批邓中整人的人也爱惜自己的生命，防震去了。我和胡耀邦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有一天我从家步行到富强胡同他家，两人敞开思想无所顾忌地聊了一上午。谈话中他动情地说：“我们真是难兄难弟”。这是符合当时现实的一个概括，对于以后也是一个准确的预言。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三篇文章 好学勤思

耀邦好学勤思是很突出的。一九三八年在南昌，陈丕显就对我介绍过耀邦这个特点，以后在我和他接触中，对这一点又有直接的观察。

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后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到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时，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

这里，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作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我家的院子虽然很小，但搭了个帆布棚，和同院邻居一家，七八口人挤着睡在地上。他的院子里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下层只能躺一个人，铺着被褥，可能他就睡在这个下层。晚问睡着了，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檩柱直接压在身上。如果白天来地震，他就可以赶快到那里躺下。上层没有人睡，但也铺一点被褥之类的东西，可能也是想要它们起防震作用。这样，他的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他的卧室。他就在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学习。桌上有一摞摞的书，也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谈话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这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马克思写的文字：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能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这样便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的资本里面……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特性。”（第三四八页）

——“正像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最近的资本发展上也是以生产力为一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第三四九—三五○页）

——“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力量，已经不复是劳勤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在劳动时间以内所运用的动原（ Agantion ）的力量，……而这种动原却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第三五六页）

——“自然没有创造出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织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质的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第三五八页）

——“社会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社会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第三六九页）

刘潇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是个老同志，德文很好。当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这个篇幅很大的笔记，中央编译局还没有着手翻译。刘潇然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翻译出来，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全书共四册，八百页，七八十万字。译文不通畅，但可读，是一本要花气力去啃，也不容易啃得动的书。胡耀邦却在地震期间利用“批邓”的间隙去啃，真使我感动。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老实说方纔我在引马克思这些文句的时候，知道我引那样难懂枯燥的话，许多读者会望而生畏，看不下去，可我还是引用了。我的目的不是要读者去钻研马克思的这些话，而是想让读者体验一下，胡耀邦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

那天我和他把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找了这样五条出来。这五条都是从马克思这个笔记中“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讲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中找出来的。对这个部分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我记得很清楚，查出来不费劲。当时没有时间再去从这部著作的其它部分去找。我和耀邦两人就对马克思这五段话的意思努力领会一番，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谈了这样一件与“批邓”有关的事情。

又有一次我去富强胡同串门时，看到胡耀邦桌上又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就问他是否又在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回答说这次他看的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胡耀邦说刘潇然的这本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了很久，而这第一分册他最近纔得到。他正在看第一分册里收进的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有苏聊出版的刘潇然据以翻译的德文原本，知道第一分册的内容。我说马克思这个《导言》在他生前虽然没有发表，只是个手稿，但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不少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其中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的关系。因此虽然马克思把它编入了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笔记中，但应该把它看作马克思的一篇重要经济学著作。胡耀邦那天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观点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 ” 这 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一九七九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一九七九年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这么热心，是他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去了这两次，使我喜欢同他一起讨论书上提出的问题了。我和他都是热心政治的人，可我们见面政治谈得很少，而主要是谈学术、谈书本。

后来我又去了富强胡同好几次。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说要“批邓”。实际上批“邓”是“批”不下去了，停止了。但是邓小平还没有复出。那是华国锋、汪东兴当政的时期。我和耀邦都比较空闲，比较自由。他还住在富强胡同。我去他那里之前，从来不打电话联系，想去就从家里出发，步行走不了半小时到他家。那几次去每次他都在家，没有空跑，去时都同他讨论问题。李昭、德平打了一个照面后各忙各人的事情去了。在富强胡同我同李昭有一次谈话，我对我们共同的朋友发表了一个看法，她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记住了。我同德平一次都没有谈过话。耀邦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纔去中央党校当副校长，“四人帮”粉碎后，我去富强胡同的那几次，都是在一九七六年底或一九七七年初。

有一次我去，他正在看一本小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递过来，我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的中译本，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买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个概述。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吉田茂写道，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后来我说怪话，如果到我国农村去，看到哪一所房屋最坏，不必问一定是学校。一九九四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耀邦推荐我阅读过的吉田茂的这本书。吉田茂这本书还讲道，日本是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日本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港口。发展沿海各海港间的航运，对日本国内运输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书中还有两次用“于是日本人就走遍了全世界 ” 这 样的语言，来描写当时日本展开对外贸易时的景象。这些，在我和耀邦见面时都没有谈过，是我后来读这本书时留下的印象。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平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正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的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差不多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治国就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条件不够就要努力去创造必要的条件。如财政力量不充裕，就可以考虑发公债、借外债或者其它办法，不能采取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消极方针。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仅仅依靠现有的条件是不够的，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确实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然后借助于一切可用的手段，想方设法去创造条件。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重视古为今用。

在一九七六年我见到的这几件事，我写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写的纪念文章中去了。

有一次我在富强胡同和他一起闲聊时，我还同他讲起我在宁夏中央宣传部“五七干校”时的一段趣事。在“五七干校”里，我有一个嗜酒的同学。当时我手边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在银川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的新出的马恩全集。我对那位同学开玩笑，我可以为你编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让你喝酒有经典著作的根据。于是我就编起这本书来：制作了几十张卡片，拟定编辑大纲，按照一般编书的程序工作。这书编好之后只“出版”‘发行’了一册。那是个手抄本。而且最后丢失了。我对耀邦讲，我编这本书是想告诉人们，马克思是人情味很重的人，并开玩笑说我这个工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后来胡德平告诉我，那天我走后耀邦在家里还谈起过这件事，德平至今记得。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 < 马恩论喝酒 > 绪论》，它后来被收进了我的《酒啦集》。这篇游戏文章，小题大作，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却分八段：“编辑此书的时代背景”、“编辑此书的直接动因”、“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进行”、“著作权等”。在新版“此书之历史命运”；“国内国际影响”。第七章“国内国际影响”中，就记载了与胡耀邦谈及此书一事。

接着我想讲一讲八十年代初的事。我认为我们经济学界和高级干部不应该只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懂得西方经济学。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工作岗位上。我就做主给了点钱，组织翻译西方经济学的书籍，办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班等等。关于这件事，我对胡耀邦讲，希望他能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胡耀邦特别赞成我的想法，要人去找西方经济学有研究的人给领导干部上课，要领导干部听，他自己也听。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胡耀邦本人就听过厉以宁上的课。

一九八七年春他下台后，我到三。五医院拜望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事后动了个把我已写的许多篇超短文中若干篇赠送给他的念头。在七月寄给他之后，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一张纸，上面他抄录了杜甫的两句诗“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两句在杜甫诗中并不是有名的。收到他的“酬赠”时我还不知它的出处。我看了一本全唐诗的选集就没有查到。后来还是请人查了《全唐诗》之后，纔知道是从一首很长的五古《寄刘峡州伯军使君四十韵》中摘下来的。

最近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大地之子》中看到我的研究生张凯写的《忆耀邦叔叔》。张凯的父亲是抗战期间就已经担任陕西省委领导人的张德生。在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四位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发表过一个《关于保卫大西北的号召》，署名是关锋（贾拓夫）、畅清《欧阳钦》、伯平《赵伯平》和德生《就是张德生》。全国解放后张德生在陕西担任省委书记，六十年代初得了重病，胡耀邦去陕西就是接替病中的张德生的。张凯是我招收的、专攻党史的研究生。他是第一个研究刘少奇天津讲话，写文章纠正对天津讲话的诋毁的青年研究工作者。几年前在澳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时，因无人在旁照顾，不幸逝世，年仅四十五岁。张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七二年他去看胡耀邦，问耀邦在干什么，耀邦回答：“老样子，拚命啃书本！”张问他“读什么书”，耀邦回答：“在读数理化，尤其是国外科普读物。”张凯很吃惊，胡耀邦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是这个。”一九七五年，耀邦当了科学院的一把手，张凯写道：“他学的真用上了一。

好学和勤思本来是互相关联的，还是那本《大地之子》收入了中央党校金春明、李振霞写的一篇文章，讲了胡耀邦一九七七年到中央党校不久，就在党校的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小组，要求起草一份研究提纲。胡耀邦亲自主持会议讨论这份提纲。在讨论中他尖锐批评这份提纲的起草者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举例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那次会后，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吴江重新起草研究提纲，数易其稿，每次耀邦都亲自审阅研究。胡耀邦不满足于人们对“文革”的那些直接获得的朴素认识，而要求拟定一个提纲，系统地进行研究，这样自然比别人认识得全面些、深刻些。那个提纲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一本《“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研究提纲》来启发引导那一段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耀邦今天健在，我就想建议他来抓抓这件事。现在他不在了，我希望有别人来做这件事。我听说就是上面提到的金春明教授写了一本“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好不容易出版了。但我还没有见到。不知金教授可否愿意重新起草我说的那个提纲，进一步发挥胡耀邦的这个研究思想。

在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的几年中间，发表过好几篇带有学术性质的讲话：关于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关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关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关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特别是最后这一篇，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更是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的写成，我想会取得别的同志的帮助，但耀邦是个亲自动手查书看书的人，作这个报告肯定是亲自下了苦功夫的。在这篇论文中他又写进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论述，但未引证马克思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而是引用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和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一封信。胡耀邦还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系统的看法。

胡耀邦的好学是很有名的。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程度。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一文化大革命」也许可以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一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说的这一段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一样。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四篇文章 向他祝贺，为他高兴

从胡耀邦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和胡耀邦没有联系，连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我和他之间过从不密切。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通过一次电话。除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在富强胡同聊了几次，大家一忙就各干各的。我想他和别的朋友交往的情况也许同我不一样。反正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

可是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悼词的语言：他组织和推进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两件大事。

关于第一件大事，我有不少接触，在去年纪念真理标准二十周年时，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引起我极大的重视。那时我正积极投入关于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的鬬争中。见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挂帅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了。邓小平在同国务院研究室我们几个负责人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出过要重视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是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酝酿和推进工作的情况，因为我没有参与，不太清楚。后来我纔知道，他一去党校就在教学中提出这个问题。一次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哲学课程中批判了“文革”中狂热地搞个人崇拜，淹没实践标准或以权力为标准取代实践标准。还有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党史课程中确定党史研究要遵循两条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准确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情况我是很久以后纔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过程也是事后纔知道的。关于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对于开展那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我一直不很清楚。第一篇文章，在发表后受到严厉责难。胡乔木也曾认为这是“分裂中央”，使耀邦很为难。后来胡耀邦在吴江等同志坚持下，下了决心继续发表那第二篇文章。对这两篇文章，胡耀邦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曾经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过六次电话。”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直接参加工作的同志说的。关于胡耀邦组织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吴江、孙长江和当时比较年轻一些的沉宝祥等都写了回忆文章。特别是沉宝祥有一本《真理标准讨论始末》，收集的材料比较多，写得很具体很清楚，用不着我来写。

关于胡耀邦组织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他在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做的事情，对这我就更没有第一手材料可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组织部平反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有几个特点，一是原则明确坚定。那就是他有一句名言：“凡是不切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个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改正过来”。二是时间跨度大，“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数量大，当然他抓得很紧。往前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反右倾机会主义”中，在“反右派”中，和再早的政治运动中，只要问题提到他面前，他都受理，积极谋求解决。三是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尾巴。四是渠道畅通，写信上访都接受。五是周密细致，工作扎实，防止反复。耀邦本人不要命地干，看信，看材料，写批示，工作量极大。当然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还有一些人的平反问题，不是他可以做得了主的，而且那时汪东兴把持的中央项目组，还垄断着被“审查”人的材料，给他设置困难。中央办公厅负责信访工作的张耀祠在汪东兴的支持下公然反对他，他都坚持了下来，他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就果断地解决，需要中央解决的他也做好准备，使得中央工作会议在他和其它许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作出了决定，解决了许多问题（当然像刘少奇这种特大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是三中全会后纔完成的事，但许多准备工作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都已经开始做了）。

关于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想还会有其它的特点，因为我并不接触他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我也没有更多的话。好在其它同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比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收集了不少材料。

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曾彦修和我曾经写过一个对“六十一人案”平反有用的材料。这件事在戴煌的书上也介绍了。在这本书上戴煌是这么写的：“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忙忙地说：‘中央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说的那段话。’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速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连忙挑灯夜读。”并说明耀邦对这个以及其它材料的批示是“这份材料是很有用的”。这件事我当然记得，因为后来中央为六十一人平反的文件，用了曾彦修和我写的证明材料。但是有些细节我却记不清楚了。曾彦修有一篇《于光远二三事》的文章，讲了这件事的细节，同戴煌书中不一样。时间、地点、过程有出入。曾文没有写我找他是耀邦要我们赶快写证明材料。不过我找曾彦修，两个人一起写也总有一个过程，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从过程来看，可能我先在口头上对耀邦讲过这件事，而这些我至今没有记起来。

“六十一人案件”是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大家进行呼吁，最后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常委表态时，胡耀邦还是中央组织部长；文件发出时他已经是党中央秘书长了。

在这一年多中间，中央组织部我一次没有去过，中央党校我倒去过多次。党校的教育方针和课程，党校的同志曾经要我们国务院研究室提意见，为这件事我去党校开过会。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我还在党校作过两次演讲。其中有一次用连续三个单兀的时间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长篇报告。每次去党校讲课，总是冯文彬主持。但有时中午耀邦让我到他住处去休息。

总之，胡耀邦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做的这两年大事，人所共知，有口皆碑。

概括起来，这一年多里，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去掉了人们的东缚和禁锢，胡耀邦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这个期间胡耀邦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我真想对他表示祝贺。当然事实上并没有对他表示过这个意思，我只是有这样一种心情，如果见面，也许会半开玩笑地讲这么一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我和他正好都编在西北组。他是这个组四个召集人之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分组讨论。分组会每天上下午两次，星期日不休息，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多了。他常主持西北组的会议。他在小组会上作了四次系统的发言。他对西北组的活动出过不少主意。大会要求各个分组对发给会议的那个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的草稿提出意见的方式之一，是要各组分头改出一个稿子交上去。这个工作，西北组就要胡耀邦、王任重和我三个人来完成。在做这个工作时，我们当然也商量了一番。除了西北组的工作之外，胡耀邦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他是会议上最忙的一个人。起草农业文件的事情他是坚决主张重写的。会议的其它文件的起草，包括三中全会公报，他都积极参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的讲话，是他通知我到邓小平那里接受任务的。邓小平在他家里讲自己在那个讲话中想写的意思，以及邓小乎自己最后定稿，每次胡耀邦都在。叶剑英在那次大会也有一个发言，听说初稿是叶剑英要胡耀邦找人起草的。后来叶剑英自己指导他的秘书在初稿的基础上修改。这些情况也是胡耀邦告诉我的。由于我知道这些情况，我纔写了信给叶剑英，讲我对民主法制方面的意见，并在后来又打电话给叶的秘书，在电话中又提出一个建议在闭幕会讲话中引用一句列宁讲得很精辟的话，请秘书向叶剑英汇报《我的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我还知道胡耀邦在会议期间就各种问题与到会的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他也找过我，听我对会议（不仅对西北组而且对整个会议》的意见和商量一些问题。

去年，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次耀邦回家见到德平，告诉德平，在京西宾馆自己忙得不得了。那时会议秘书处每周安排几次娱乐活动，耀邦说他自己除了因为工作需要看过一场电影外，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时间参加。胡德平把胡耀邦的谈话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胡德平说，他翻了一下自己那时候的笔记本，本子上还记有胡耀邦找我谈话的这件事。

在我写的那本《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有二早“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写我对他的观察，其中有一节“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他的几次发言中有些内容，我用不着去查自己的笔记就可以复述出来，因为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某种很深刻然而是被不少人忽视的观点。比方说他讲了一个他同老同志出国在苏联用餐的故事。那位老同志没有吃过西餐。侍者拿来汤和菜，他不吃，他要等到“饭”拿出来纔吃。结果侍者把那些汤和菜一道一道地撤走了，“饭”还是没有来。结果这位老同志就没有“吃”，饿了一顿。胡耀邦说，我们有些同志连什么是“饭”都不懂。当时的情况是许多人不懂得食物和粮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不懂得解决吃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来解决。这个故事的思想就很深刻。

我有一个看法，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有两个与胡耀邦直接相关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出席会议的人的成份发生了变化。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与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大不相同，其中有一大批是胡耀邦组织和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后解放出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会议参加者中间有许多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受到了教育，思想上有了武装。这两条都是同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会前做的工作分不开的。

我有一个观察，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这一段，胡耀邦的职务只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并不特别高。但他的工作是不能以他的职务来衡量的。他的成就非常大、非常重要。这一年是他最开心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掣肘，心情十分舒畅。我当时真为他高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五篇文章 在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之后

一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四年中，胡耀邦在党中央的职务提升得很快：——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四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胡耀邦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任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全年他的职务就是这个（同时他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一九八○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日常机构。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王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还决定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但不用正式名义。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会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主席是胡耀邦，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修改后新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选出。胡耀邦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在他担任中央秘书长之前那一个阶段，因他工作顺利我向他祝贺，为他高兴。在他担任秘书长、党中央总书记特别提升为党中央最高领导后的几年中，我的心情则是既为他高兴，又为他担忧。

二

我和胡耀邦，观点相近，性格相近，彼此开心。

我常想到他，看来他也常想到我。在工作中，我们能够互相默契地配合。但是我们俩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密友。他有没有密友？哪些人是他的密友？我不知道。但总有一些同志同他的关系比我同他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我讲这话不是全无根据，我可以说出事实来，但不想在这里说。反正除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后这段时间内和在他下台之后，我同他有一些个人往来外，我们没有相互串门、闲聊过，也没有找机会单独谈话，从来没有在两人之间臧否人物，没有说过一句“私房话”。后来我在观察中对他工作和处事有点意见，也没有找他谈话。因为要说我就只能直话直说，而那时我觉得他似乎老实过了头，甚至都有些迂。我怕向他提意见会使他为难，因此长期以来我就只是观察他，有时候和与我有同感的朋友议论他，为他忧虑，为他着急。

三

当担任中央秘书长时，胡耀邦就开始遇到某些麻烦。

依我观察二逗种麻烦来自他担任中央秘书长时左迟有两个人担任副秘书长，其中有一个是胡乔木。

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但是胡乔木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曾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那时胡耀邦仅仅是一般的中央委员。现在二胡的地位有了颠倒。这是由胡乔木在“批邓”中的表现和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作出的卓越贡献的状况决定的。但是胡乔木并不那么看得起胡耀邦。就在这段时间内，胡乔木对我说：“耀邦理论水平低，我们《指他和我》要多帮助他”。我听了他的话，不以为然。另外我知道他那时还直截了当地当面对胡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胡耀邦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感谢胡乔木，说他肯帮助人，而且具体地帮助人。同时胡耀邦对胡乔木的理论水平估计过高，对胡乔木很尊重。后来的许多事就是由此产生的。

首先在对社会上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活动和问题上，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有某种差异。比如胡耀邦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论务虚会上讲话，讲得就很全面。他肯定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可能有百分之一、百分之几的人的想法和做法不妥当。他认为对这种情况不要怕，不要随便抓人，要研究这个别人是什么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要搞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这些人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要引导和帮助，而胡乔木却把这种现象看得十分严重。而且把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说成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也就在这段时间内，胡耀邦曾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胡耀邦和胡绩伟，还有一个是于光远。我和胡耀邦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直接接触，我是通过胡绩伟纔知道胡耀邦对这件事的态度的，纔知道胡耀邦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像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的讨论。当我们发起这场讨论时，华国锋、余秋里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六日去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四国访问，不在国内，十一月回国。回国后余秋里就对开展这个讨论有意见。他动员《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公开批评《人民日报》，当然更点了我的名。这时候胡耀邦一方面同意胡绩伟提出的允许地方报纸批评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不用什么组织纪律来压《大庆战报》和《华北石油报》；一方面主张对这个问题坚持讨论下去。这时候胡乔木就出来反对。他出来反对，没有什么理论上政策上的理由，无非是因为华国锋反对——当时他是中央主席，胡乔木对他地位的稳定性可能有过高的估计；特别是余秋里反对，他是在经济工作中有权有势的人物。于是胡乔木准备请余秋里到社会科学院来讲话，在社会科学院内动员展开对我的批评。这件事被我顶回去了。余秋里没有来社会科学院。于是胡乔木就直接去找胡耀邦，要胡耀邦下命令停止这场讨论。胡耀邦坚决不同意。胡乔木就去找华国锋，向华国锋提出停止这场讨论的主张。胡乔木是知道华国锋的态度的，他当然不会反对胡乔木的主张，说了些不同意开展这场讨论的话。于是胡乔木就带着华国锋的话去找邓小平。邓小平那时大概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国锋搞得很僵，就同意胡乔木要求停止那场讨论的主张。于是胡乔木回过头来去找胡耀邦，用邓小平的话去压胡耀邦，使得胡耀邦不得不下令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暂停发表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文章。

这时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已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得到解决，而且正一件一件地落实。但是也新产生许多问题，胡耀邦想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在这段时间内，胡耀邦的上面还有华国锋，他的行动还要听邓小平和陈云的。他的副手胡乔木又常同他不一致，而且胡乔木对胡耀邦不尊重，他同胡耀邦有不同意见，常常直接找邓小平，胡耀邦的主张有时便被胡乔木否定，工作很不好办。这样的事情，有的我只是大致知道，有的只是知道一点点，了解得不确切不全面，我不便去说它们。但是上面讲到的关于理论务虚会上的事情，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我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个轮廓，要原原本本地讲得用相当长的篇幅，需要写专门的文章。

当然胡耀邦也有不少同胡乔木相左的主张，由于他坚持而取得了成功，比方说在实行农村改革的问题上，在建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上，他都出了力也取得了成功。总的说来他的威望在不断提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遇到的困难，心情上的烦恼，他不对不了解他心情的人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

四

在一九八○年二月后，他担任的那个总书记的职务，还不是党中央的最高职务，同党的八大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相当。那时在总书记邓小平之上，有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这时在胡耀邦之上，也有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如果说胡耀邦担任秘书长这一段，是他进入党中央领导集团的过渡期，那么，一九八○年二月后担任总书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向担任最高职务的过渡。

这个过渡期只有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他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是在农村推进实行承包责任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个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万里考察后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表示支持。但是反对的人不少，当时国家农委就不支持。一九八○年二月在五中全会上着重议了一下包产到户问题，这时候万里已从安徽到中央工作。胡乔木也转变了立场不再讲不要包产到户的话，而说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一九八○年五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凤阳经验。半年以后，在一九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中央举行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形成了一个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守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记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发了个“中央同意纪要各项意见”的通知，要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组织讨论，这个《纪要》，不再说什么“不许包产到户”，而是提出“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胡耀邦逝世后，趟紫阳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指出，胡耀邦“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造句话指的是胡耀邦的一贯立场。而在一九八○年，在这方面他做的主要工作是以党中央名义支持了这个座谈会讨论的结果。

我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介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农村改革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就讲农业要发展，要依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说法。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我在那本书中写道：“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窗户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在一九八○年的这个《纪要》中，这张薄纸已经捅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虽然还没有彻底撕毁。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件事，大概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胡耀邦去合肥，在安徽省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他谦逊地讲，自己对实行包产到户的觉悟比较迟。并指着参加会议的胡开明同志讲：胡是先知先觉，他自己是后知后觉，胡开明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举行的农村问题座谈会期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在农村应该实行类似包产到户那样的“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看了后，反对胡开明的主张，说“胡开明，开明是开明，可就是‘胡’开明”。因为这样一句话，胡就长期受整。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在他亲自过问下，胡纔得到平反，并于一九七八年调去安徽工作，到安徽后，胡在万里同志的领导下对安徽农村改革又作出贡献。胡耀邦是对我国农村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安徽的那个会上如此谦虚地表彰别人而自认不如。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也是在一九八○年他担任中央总书记、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这个期间总结的。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冤案的平反——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把康生、谢富治这两个“政治品质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活动”的罪大恶极的家伙开除出党的决定，也是在这段时间作出的。其中有胡耀邦的主张和辛勤劳勤。由于康生死后中央所作的悼词称康生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是“四人帮”没有粉碎前作出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次中央撤销了对康生的悼词。谢富治的悼词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决定撤销。

在这期间，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肆意践踏党规党法的行径，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五

一九八○年十二月后，他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是他正式提升到党中央最高职务的最后一个过渡期。在六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央主席之后，他正式成了党中央机构的“第一把手”，从组织上说，在他上面再没有别人。这时候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都还是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样的安排，明显地带有支持扶植胡耀邦的意味。关于让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是党中央尤其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尤其是叶剑英，他在当时的常委中年事最高，最有资格对这个问题发言。

叶剑英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讲了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意思，大家都是很明白的。那时叶剑英八十一岁，邓小平比他小七岁，是七十四岁。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毫无疑问是会议的核心。说核心不是他而是别的人，完全歪曲了史实。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会后这个地位更巩固地确立起来了。但是邓小平的年龄也偏高了。将来谁来接班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胡耀邦是最合适的人选。到会的代表谁也没有这么说，但许许多多人心中都是这么想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人对胡耀邦的经历很了解。在讨论增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组会上，就有人对胡耀邦的经历作了介绍。会下更有许多的议论。那时胡耀邦六十三岁，也不算年轻。他也是个老革命。一九二九年秘密参加 CY （共青团）。地下的共青团员同共产党员（ CY 和 CP ）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被反动派抓住了，一样受镇压。从那时算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已有四十九年的革命历史。他的政治水平、工作精神、组织能力，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近期所做的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两件大事摆在面前。同时中央老同志也很了解他。他曾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川北的工作，后来他调到共青团中央也是邓小平点的名，加上中央工作会议让他起那种特殊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叶剑英、邓小平等把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迹象。

中央设立书记处这个机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有人提过，一九八○年二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时，这被列为全会的一个议程，决定要把这个机构成立起来，并准备让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五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会议上，叶剑英讲话一开头就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稍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常委。这件事如五中全会公报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选举了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胡耀邦一起进中央常委的还有赵紫阳。赵紫阳没有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他任国务院总理。参加书记处的，除胡耀邦外还有万里等十位同志。

五中全会作好这种准备，又在六中全会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决定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这个接班人也就成了事实。

六

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整整六年的时间，胡耀邦在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位置上。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写耀邦的重点应该写这六年。这六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对外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耀邦重大的功劳。他逝世后中央所致的悼词中写了八条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前两条即是关于他组织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第三条是关于制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这些都是在他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之前的事。在担任中央最高职务后，除继续在农村改革方面发挥作用外，还有五条——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主持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关于完善政治协商，促进多党合作，民族团结；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我国政府和人民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等，主要都是在这六年中做的工作。事实摆在那里。这个悼词对他的功绩仍未能作充分的评价。今天应该更进一步地全面地肯定他的功绩。那些从悼词后退或任何企图贬低他的说法，都是与史实相背离的。

但是这六年很不好写。因为在这个时期，他身处党中央最高职务，正式言论和举动必须代表党中央。因此哪些言行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和意愿，哪些是党中央集体中其它人的主张（后者有耀邦经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在思想上接受了的，也有他思想上并不以为然，组织上服从不得不讲的），不易搞清。而当时有一个规矩，政治局会议一个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一个星期至少开一次。要对耀邦作出恰当的评述，就要对他的言行作一番辨别，这是很不容易的。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这篇回忆文章所能做到的。

在这六年中，十二大前胡耀邦的职务是中央主席，十二大后改称总书记。但是工作是一脉相承，并没有区别的。而在这前后我和他的联系是有区别的，因为十二大后，我退居二线，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他一起开会的机会少了许多。对他的了解更不如以前具体。但是我对他的事还是知道得不算太少。我总的印象，他一方面不要命地工作，为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尽智尽力，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这种批评从一九八○年算起一个接着一个。我很想对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做些研究，但这又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总之，前面我写过，这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对这六年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充分搜集资料，并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非常客观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然后综合起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不应该留下一块空白。史学家们要把这今天还存在的空白地方填补起来。而且总有一天会把这个空白填补得很好。即使现在的人不去做，将来也是会有人做的。不过现在来做，材料更容易找得全一些，有亲身经历的、健在的人也更多一些。就是像我在这六年中对他接触不多的人，也还可以提供自己亲历的一些材料。如果有人研究，我认为提供这样的资料，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现在，我是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写纪念文章，文章是随笔性质，想到什么，觉得哪些事情好写，就写什么事。

七

先写十二大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留下的对胡耀邦的印象。

一九八○年十二月胡耀邦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大召开有二十个月。这段时间，党中央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参加了起草工作，也参加了四千人的讨论，了解有关起草和通过这个决议的过程。但我不敢说了解得很深入具体。我知道，对这个决议的起草，是邓小平亲自定的调子，胡乔木执笔，实际上主持党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议他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起草过程中胡耀邦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起了怎样的作用，我就记不清楚了。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胡耀邦对接受历史教训和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把握得比较全面，而胡乔木却片面地不切实际地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毛泽东辩护，减弱接受历史教训的意义。我不反对在起草决议时考虑当时党员和干部的觉悟程度，采取顺利的通过，也考虑社会和国际的影响，但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是首位的，而且必须强调总结历史是为了取得经验和教训，有些话可以暂时不说，但是不应该去说那些不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话，尤其不应该发挥本身就站不住脚的东西。

这里，不妨把胡耀邦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个讲话和胡乔木的一个讲话作一比较。胡耀邦讲：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针对毛的晚年思想。晚年错误思想的起点始于一九五二年毛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一九五七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一九五八年又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幻想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过渡到共产主义。发展国民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使胸怀大略的毛泽东满意，毛泽东热情高于理性。他总是在生产和阶级鬬争之间摇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大同书》，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方办人民公社时，毛将《大同书》亲自作注送给徐水县。

胡乔木则说，建国后分四段：（ a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正确，包括集体化。（ b ）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除五七、五八、五九年）建设方针正确。十中全会不算路线错误。（ c ）六六——六七年（做了个别的好事）。七二——七三年好转。七五年大半年，路线上毛负责，党也要负责。毛与林彪、江青本质不同，毛基本上保护国务院与解放军，勉强保护了党的统一，保护了一批老同志，打倒了林彪，批评了江青，使粉碎“四人帮”成为可能。不能说党和国家变质，“文革”不是革命而是内乱。经济、政治、文化都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找到可依靠的力量，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文革”发生的原因：（ 1 ）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存在阶级鬬争没有准备；（ 2 ）对苏联鬬争过分紧张；（ 3 ）毛骄傲与搞家长制；（ 4 ）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不成熟。

把两个人讲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彼此间明显的差异。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三中全会以来》中胡耀邦和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两人的讲话。这两个讲话都是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不久后，针对同一个时期的情况和问题讲的。当时我在场，听了这两个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同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期间我和他们两位的接触所得的印象，是基本相同的。

胡耀邦的思想主要在接受历史教训，认识今后我们的责任。胡乔木则除了不得不讲某些历史教训外，着重点是为一九五七年后的历史尽量辩护。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接受历史教训，强调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讲理，反对鲁莽从事，大轰大嗡。

而胡乔木则针对一九七九年初有同志写了一篇论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及还延续到一九七九年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建成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应该称之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竟讲了这样一段令人惊诧的话：一九五六年后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请注意，胡乔木这话是在一九八一年而不是一九九九年讲的。他说的“二十多年”就是“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份。他所说的“二十多年来我国”就是广大人民过着可悲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国。而他却强调在这期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只说“有成就”，而且说是“伟大的成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不仅正面发表这种荒谬的言论，而且把不按照他的观点来看问题，说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这些话都是他自己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

八

在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后的第一年，以白桦的小说《苦恋》和由此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为引子，中央召开了一个“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这个会的主旨是批评在思想战线上领导的涣散，批评的靶子首当其冲的是文艺界。除文艺界还提到理论界、新闻界。白桦的《苦恋》和《太阳和人》开这个会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后来看了电影之后，我认为是不好的作品，文艺界可以说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新闻界、文艺界的情况我说不清楚，而理论界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对理论界的批评，没有拿出任何过得硬的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胡乔木的那一篇在他看来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我就这个问题同胡乔木吵了一架，他被迫在决议第三十三条中加上我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只是很不情愿地把它放在陪衬的地位，说什么“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重点还是放在抵制理论界认为我国还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上面。胡乔木置这一切于不顾，硬是捏造事实来欺骗那些不很了解情况的人，欺骗邓小平等老同志。他还造了不少社会科学院的谣言，比如林韦同志讲过一句“四项基本原则搞不好会变成四根棍子”，胡乔木一定要说林韦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等等。这事我也当胡乔木的面批评过他，但他仍旧不改，照样上报。原先我不懂得胡乔木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报，后来纔明白他需要用这种手段撞高自己打击胡耀邦和其它真正坚持正确立场的同志。经过胡乔木的“努力”，他在这个会上扮演了站在正确立场、批评别人的角色，而胡耀邦则被置于对涣散软弱负有领导责任的位置上，开这个会是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后第一次受批评，虽然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出来，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小会上或个别谈话中对他有无批评，但是实际上胡耀邦受到批评这一点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胡耀邦在这个会上讲了一篇话，我认为他这篇话是用了一番心思讲的，真难为他，应该说是讲得不错的，从原则和策略的角度来看，都很有水平，是我看到的在他担任最高职务后最好的讲话之一。这个讲话虽然也不免受到胡乔木歪曲事实的影响，但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东西。

九

想对自己所记得的关于在起草十二大报告过程中胡耀邦的一些情况，专门写一节。

进入一九八二年，为召开党的十二大作准备的事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央主席胡耀邦要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对他身边的郑必坚谈了自己对十二大报告内容的一些初步设想。在这之后不久，起草小组的人就集中起来上玉泉山，这时我还在一线工作。由于一九八 ○ 年中央书记处成立后，胡乔木提出把国务院研究室改成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他和邓力群离开社会科学院到研究室工作。胡乔木自己仍兼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力群就不兼了。社会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就由我主持。胡乔木也要我去那个研究室，我拒绝了，坚持留在社会科学院。因此我参加起草小组时，就没有用书记处研究室的身份。起草由胡乔木执笔。胡耀邦作为十二大报告人，经常上山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举行十一届七中全会决定九月一日举行十二大时，报告稿已经起草多时了。这个稿子前后起草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是我和胡耀邦接触比较多的一段时间。第一件我记得清楚的事，是胡耀邦对这个报告提出要“有理论”、“有思想”、“有深度”、“有新意”这样的“四有”的要求。他还提出报告稿要深入浅出，讲出点道道，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他说报告可以夹叙夹议，但不要絮絮叨叨，拼凑很多情况和老话，使人听了闷气，也不要发号施令，尽是空话。我认为他的这些想法很好。我们许多文件有胡耀邦提出要防止的那些毛病。在这一点上，我与胡耀邦有同感。不过那次谈话未涉及报告的实质性的内容。文件分经济、文化、政治、党、国际几个部分。四月二十二日耀邦也说了一下，这是政治报告通常的做法。

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内容无非是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

在发展方面，这时湖北襄樊和广东佛山送给中央两个材料，是当时讲工农总产值翻番的成绩的。这件事触动了胡耀邦。把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作为奋鬬目标的思想是他提出来的。起草小组里对这提出异议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认为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奋鬬目标缺点很大。农业总产值采取“产品法”来统计，即农产品的质量乘单位产品的不变价格，问题不大；而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这个产值目标中工业总产值采用的是工厂法，即一个工厂出产一种产品计算一次产值。比如南京有一个制药厂，生产阿斯匹林。一厂改两厂，一厂生产出阿斯匹林粉，一厂把粉压成阿斯匹林片，一下子产值就翻一番。就在这时候，我打电话去武汉把我的想法告诉陈丕显，我认为襄樊的这种做法不太好。陈丕显问用什么指针作为奋鬬目标好，我说用国民生产总值（ G N P ）或者国民收入都比工农业总产值好。他说：“可是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呀。”他的话我想想有道理。我本来是赞成树立一个奋鬬目标的，这对于鼓舞干劲有好处。我不同意的只是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目标。但我们的干部不懂得别的指针，看来只有勉强使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针。于是在起草小组开会时我宣布改变立场，放弃我的反对意见。耀邦对我这个态度改变非常高兴。但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原稿中“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鬬目标是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句话中的“力争”之前，加上一句“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几个字。耀邦当场就表示完全同意我主张加的这个前提。十二大闭幕几天后，我就建议首都各经济学团体召开一个大型的报告会，希望大家注意胡耀邦的号召有两个意思，不只有一个翻两番的要求，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后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纔是没有水分的翻番。

胡耀邦提出的目标当时被认为是“宏伟”的，虽然现在早就超过了《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有六七百万亿了》，但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号召还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在北京以“理论方法论组”的名义，同国家科委研究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五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每月一次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这是中国开展战略研究的会。开展这一战略研究胡耀邦是知道的，十二大报告也是党的文件中最早使用战略这个语言的报告。但是他提出的翻番战略恰好同我们那个战略座谈会第一、二次会的精神相左。我理解他的意图是鼓干劲，因此还是同意和支持了他的战略目标的提法。

在改革方面，一九八二年一月陈云同志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这是一方面的声音。另一个方面的声音是薛暮桥、林子力等人的文章，强调商品经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因为这话当时还没有传出来，大家不知道。耀邦未必不知道，两位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使胡耀邦很为难。而对这个问题，理论界非常关心，举行过商品经济、市场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不少人写了文章。这时候邓力群改变在出国访问后发表过的肯定商品经济的提法，把自己列入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之中，而批评经济学家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那些人。胡耀邦这时未作明确表态，但是有倾向商品经济的迹象。这时候在玉泉山参加起草报告的人在胡乔木的支持下，写了一封信，批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胡乔木要我在这封信上签名，被我拒绝了。胡耀邦作的政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也就采取了回避的办法。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我对胡乔木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对我主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在第三十三条中把它放在陪衬地位很不满。我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十二大报告，但我不愿意再同胡乔木发生冲突，于是我一直等待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有一次谈到报告中关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节时，胡耀邦正好在场。我提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连说“很好，应该写”，胡乔木不好反对。最后的文字从前后来说没有把我想写的意思表达出来，但这次不像《决议》那样放在“尽管”两个字的后面，而是作为一个正面的命题提出；而且全文也只是讲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的关系，胡乔木没有敢写他在《决议》中强调的那样一些错误言论。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我提出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提法改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初改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提法，是一九五八年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来的。王明的理由是各取所需不是一种有领导的行为，以改为好。毛泽东要中宣部研究，中宣部为此召集一个小会。是我根据法文原义，参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提法，提出译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结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接受我的意见作了修改。但是不几个月，我就觉得这个译法有很大的弊端。因为“按需分配”也可以是很低标准的分配。河北徐水、山东范县，因为实行多少个包的按需分配，自称本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又多次提出改回“各取所需”。但是怎么也改不回去了。在十二大文件起草期间我主张在党章中改回去，我的这个建议胡耀邦没有接受。这个倒不是因为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说如果接受我的意见，十二大以后一定会有许多人来讨论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影响大家对二十年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注意力。我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我认为不会有他说的那种影响，但是未能说服他。因此直到现在这个说法也还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九八年是四十年，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我一直感到不安。关于合格问题，我在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曾写信给中央，但未在报刊上发表。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改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文章，收在我的文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第二卷中。

由于在十三大后我一直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而且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但是我认为如果党章仍然要使用这个语言，那还是应该改过来的。我希望理论界注意这个必须修改的语言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胡耀邦在十二大文件起草中，对许多具体问题都给予注意。当时有一个我国兔毛出口困难，引起农民杀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他都注意要我研究。我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并把我调查研究的结果告诉了他。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向当时纺织部长郝建秀进行调查的来往信件。

十

十二大后我和胡耀邦的关系，有这样一个变化：我退居二线，当了一名中顾委委员，就不经常在会议桌上同他见面了。在十二大后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不得了。自己感到离开官位后对人民和党的事业做的事，比以前更有效、更有特色。但在十二大后，胡耀邦也还常给我送来中央文件草稿和他的讲稿，多次让他的秘书传话要我提意见，有时也通过他的秘书，请我到他主持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这样的事不算多，但是我都按照耀邦的要求写了书面意见。要我参加的会议，我也都参加了，并发表了我的意见。

不妨先讲一件我记得很清楚的有关整党决定的事：

在整党文件中写了清除“三种人”的内容。“三种人”指的主要是“四人帮”在位时充当“四人帮”工具或者充当“四人帮”爪牙的人。决定中指出不能使用特别不能重用这样的人。这在原则上大家都赞成。问题是这样的人都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在“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就提出来那是很容易解决的，而到提出整党的一九八二年，时间已经过了六年，人员有了调动，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在会上提出要对“文革”中若干起有名的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若干篇有名的文章或文件、若干个代表“四人帮”的集体笔名中的有关人员一个一个进行调查研究，确定其是否属于“三种人”，找到他们现在哪个单位，了解他们都担任什么工作，粉碎“四人帮”前和粉碎“四人帮”后都有怎样的表现，然后一个一个研究对他们应该作何处理。我认为中央可以设一个机构，我称之为“‘三种人’研究所”，专做这个工作。按老话说便是成立“项目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否则文件上提出的消除“三种人”的目的就达不到。听了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耀邦连声说好。后来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不少属于“三种人”的人，他们的面目不但没有暴露出来反而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中央机关——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受到信任，使党的工作以后受到很大的损失。

在整党决定下来后，耀邦遇到一件我认为处理得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在清理“三种人”时，真正该处理的“三种人”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清理到胡耀邦的写作班子头上来了。在党校的《理论动态》组中（我不在党校工作，说不清楚在党校发生的事情，因而对党校这个机构可能说不很准确），有一个名叫阮铭的人。这个人“文革”前曾在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工作，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团中央委员。这个人在“文革”开始时写文章“揭露周扬”，批判鲁迅文章中的“四条汉子”，成了中宣部的一个造反派。那是陶铸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管中央宣传部的时候。当时阮铭很活跃，地位很高，可是一九七六年陶铸一倒台，阮铭跟着也倒台，他也成了被审查对象。他的政治待遇，比我们“走资派”还差，我们“解放”时，阮铭还没有解放。一九七七年他去中央党校工作，当时他的工作归胡耀邦管。阮铭的思想比较敏锐，笔杆子比较硬，在中央党校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在整党中他被定为“三种人”。而那些真正造反起家的人在整党中不但没有挨整，反而受到重用。当阮铭作为“三种人”被提出来要处理时，胡耀邦无法保。这使得有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寒心。在“文革”初期我是“黑帮”，红卫兵里的事我全然不知。但我毕竟是在中宣部挨鬬受批，阮铭这个人是很早造反但并没有“起家”的人，却成了整党中在中央机关里几乎是唯一被揪出的“三种人”。而真正造反起家的人以后反而得到重用，这是整党中的一个失败。结果胡耀邦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害。这件事我后来纔听说一个大概，但不知道胡耀邦为什么对此事这样懦弱无能。这件事就更使我为胡耀邦的前途担忧。

十一

按照时间次序，该写一段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比较早，但是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的一篇讲话开始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应该是一件大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分工管学术工作的副院长，并且兼任这个院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所以早在一九八一年时我就提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事情，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可是在纪念日到来时，我已经离开社会科学院的负责工作岗位，加上同胡乔木、邓力群之间的关系紧张，没有再让我参加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个纪念之所以我认为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潮流已经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主义。我认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作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人们去重视它的力量的缘故。我认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的问题是必须“发展”，不发展它就没有强大的生命力。胡耀邦有一个马克思几次高潮几次低潮的看法。他对我讲过，在一次集会上也非正式地对不少人讲过。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低潮中，希望能够再出现一次高潮。我不反对他抱这种希望，但是我又认为此非易事。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基础比较差。有些自视有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我已看透了他们并不懂得多少。我主张要提出问题，进行艰苦的工作。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令人高兴的，这又是一个好条件。关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事，我同他有过几次简单的交谈。最后在纪念日他拿出一篇《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讲话稿。我了解他的工作作风、工作习惯，不会接受别人给他写的稿子作为他的讲稿，他一定会自己为这个讲话作准备。他的秘书也会帮他做不少事，但他一定亲自动手，自己动脑思考，多方征求意见，他就两次送稿子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热心马克思主义事业是很佩服的，只是我认为他写的内容太受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的束缚，没有能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因此理论性显得不足。我对这个稿子不可能提出“颠覆性”的意见，只提了一些枝节性的意见，他大多接受了。他的讲话是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的，留给人们的印象不算很深。周扬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讲的题目是《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周扬和我等许多人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的发言。胡耀邦的报告我们大家都听了，我们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他没有在场。

在筹备这个纪念活动时，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看，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研究，发现它们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可以和应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条我认为是清楚的。而在哲学领域中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不好，但我感到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异化问题的研究这些国外学者讨论得很起劲的问题，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我这个观点周扬是知道的。周扬接触到外国学者的研究、外国学者中对文艺理论颇有研究的人的著作也就引起他的兴趣，他还想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写异化问题的文章。学术文章当然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们也就各自准备自己的论文。在看到报上发表的周扬文章后，我觉得写得还是很好的。我和理论界的许多人，认为要写出这样一篇文章颇不容易。胡乔木自己不下功夫，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自己不写什么文章，却在事后批评周扬，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上网上线。他根据的无非是大家熟悉的分析问题要讲阶级性、不应抽象地去讲人道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周扬所讲的并非脱离实际的抽象，周扬所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恰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下出现异化的可能性，而胡乔木则不顾历史事实，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就一定不会产生异化。事实是不能用一两句辩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否认的。周扬文章讲的社会主义是具体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了事实上具体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胡乔木讲了许多“抽象”和“具体”，却不懂得黑格尔如何使用这两个概念。

胡乔木虽然已经对周扬作了那种上网上线的批评，而且利用他所掌握的“笔政”，使他的话变成文件上的话，但我知道他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理论界普遍的不满和反感。他也知道话已经讲出去了，要设法把自己已经说过的话讲出一篇说得过去的道理来弥补。于是想写出一篇文章来，编造出一番道理。他的这篇文章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条件比起周扬写那篇文章条件好多了。首先他的时间不受什么限制，有充分的时间来建筑防御工事和进攻的武器；不像周扬有一个必须在三月十三日马克思逝世的日子这个时间拿出的限制。其次，他可以动员比较多的人为他找材料为他执笔写部分初稿片断。他可以同别人有充分的时间去议论。他可以写信给别人请别人给他提意见。无奈真理不在自己手中，他做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而是为他已经讲过的错话找根据。因此文章无法写好，竭尽全力拿出的是一本不象样子的小册子。白纸黑字在那儿，谁都可以看出它理论水平究竟有多高，思想上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逻辑上有没有混乱。他想装扮自己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暴露出他是在自己完全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情况下给周扬上网上线的。结果周扬是受批判者却显示出周扬是胜利者。胡乔木真是粉面遇雨，丑陋自取。胡乔木之所以没有公开受批评只是人们投鼠忌器，胡耀邦对胡乔木的作为，没有说一句支持的话。胡乔木做这样的事的结果，不但使周扬郁郁而死，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混乱长期未能肃清。胡乔木和邓力群还想把这个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一个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做法受到胡耀邦、趟紫阳、万里、方毅及书记处多数人的抵制，“清污”运动搞了二十几天就被否定了。但是在文艺战线、理论战线的范围内清除精神污染这样一个提法是继续下去了。

胡乔木、邓力群的这些作为，很明显地包含针对胡耀邦而来的因素。他们这么做，起了显示他们保持政治上的纯洁，而胡耀邦则在这场鬬争中负有领导涣散和软弱的责任这样的作用。他们制造的舆论，在一些领导同志中间是起了作用的。胡耀邦后来下台就同这有关。

十二

一九八三年底纠正了把反对精神污染搞成一种运动的错误之后，情况有明显的好转，一九八四年改革开放进展很快。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央发出又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三月党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党组织关于“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的通知。五月中央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提出加快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城市。同月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六月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到十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是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文件。这个决定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并系统论述改革的迫切需要，论述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在这些工作中，大都是赵紫阳出面，胡耀邦讲话不多，但他的积极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胡耀邦逝世后，赵紫阳所致的悼词特别强调胡耀邦参与制定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重要作用。

在十二大开过后，我更致力于改革，也致力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研究。我提出要大力开展中国国土经济、技术经济、生产力经济研究，提出对全国战略、地区战略、部门战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到外地去考察的时间很多，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各省都到了，有的省、区所有的地市都到了。一九八三年我去外地时，常常发现耀邦也去过那个地方不久，知道他在外地发表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带有接触到一些情况即席发表感想的性质。我在外地时，当地的干部转告我，其中绝大多数意见我都是赞成的。比如一九八三年我在青海考察时，我就听到他提出在二十一世纪党和国家建设的注意力着重点要向西部地区转移；讲在今后的二十年中，中国着重发展东部地区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到了二十一世纪转而着重发展西部地区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讲了只有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西部地区纔可以得到东部地区帮助而获得发展，西部地区的人应认识这一点。我写的《开拓青海省》那篇文章，就引用了他的思想，主张青海要在科学上、人才上、农业上做好迎接这一转移的准备。我在甘肃考察时，地方上传达胡耀邦提出要重视保护草资源、改进草资源、提倡大家种草的意见。对这我也认为讲得很好。他又在外地讲要把农村“人均增百”即把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一百元作为奋鬬目标。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好，而且写过题为《人均增百好》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人均收入增加是个实实在在的事，不像增加工农业产值那样不一定落在实处。人均增百这样的口号肯定能有力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一百元一百元地增加上去，农民富起来了，农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增加，会增加全社会产品和劳动的需求，市场繁荣，整个社会就会富起来。

有一个时期耀邦和我都在外面走。往往并不是我先到某个地方他后到，而是他先到了我后到。那时节我身体好，特别爱去贫困地区。比如我就专门访问过湘鄂川边缘地区。一次我在湖南永顺，想去湖南的龙山和湖北的来凤，正好遇雨。司机怕危险不想开车，我坚持要去，结果汽车轮子装上防滑铁链走。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说胡耀邦不久前到过那个地区，讲了不少胡耀邦在那里的故事，他不辞辛苦地走，对于他了解民情大有好处。我在湖北来凤，当地的干部对我说，建国以来没有一个中央的同志到过那里，胡耀邦是他们见到的惟一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作风又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别的不说，只说让当地干部和群众知道党中央还关心着他们就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蹲点是一种调查方式，跑面又何尝不是。

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先后到中国最南、最北、最东、最西的地方去看一看。我开玩笑说，这样我可以写我的“四至”。我最北到了黑龙江的北极村；最南纔到海南的鹿回头，这不行，我想至少要到西沙，还要争取坐船到南沙；最西我知道是走不到那里去的，坐飞机度过喜马拉雅山，不知道算不算到；最东我到了图门江边的一个农村，在那里我看到有胡耀邦写的“东方第一哨”。

不过耀邦有一个主张我一直不同意，而且我到处“纠正”他，那就是他提出的“有水快流”。这“水”说的是矿产。矿产是一种不能再生的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这种战略资源，要有计划地开采。我对有色金属资源的方针是（ 1 ）建立本国的战略储备；（ 2 ）待价而沽；（ 3 ）不要急忙开采。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已建立起自己丰富的战略储备，可以压价收购，如果我们低价给他们，他们的储备就越来越多，储备一多他们就更可以压价。我们决不能吃亏。不过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胡耀邦提意见。

十三

我的印象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期间，对国务院的工作说不上过多地干预。三中全会以来，我为在党政分开这一点上是处理得比较彻底的。接着三中全会举行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分工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政府工作除华国锋本人外，则由余秋里、方毅这几个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就是正副秘书长中还有一位姚依林管政府经济工作《当然还有几位国务院副总理》。胡耀邦只对改革和经济工作的某些指导思想发表意见，一九八○年成立书记处，赵紫阳以总理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不进书记处，胡耀邦负责的书记处就不干预政府工作。十二大后胡耀邦这个总书记管全党工作。虽说他对党的工作，包括思想理论工作有偏爱，组织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也熟悉，同时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赵紫阳调来北京后，他和赵紫阳进入中央常委，国务院工作有赵紫阳在管，胡耀邦总管一切，但胡耀邦还是很少去干预国务院的事。特别在“清污”之后的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趟紫阳抓改革很有成效，就我的观察，胡耀邦就比较闲一点，有时间到外地走。在外地他只是就他接触到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责备他对国务院的事管得太多。我见到他，有时批评他对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管得太少。后来我觉得我的看法不对，看到他已在科教文方面抓工作，可我还是对他提出这样的意见：财政工作重要就把王丙干同志提成了国务委员，为什么不把文化部长也提成国务委员？我还给他讲过自己对我国教育工作的不满。他知道我对教育工作意见多，也特别重视听听我对教育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中央要制定一个《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大约在四月上旬，在这个文件已经有了草稿的情况下，耀邦召集三个政治局委员和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举行会议，专门听取我的意见（这个会议附带还有一个议程，那就是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到外地走一趟，要求向书记处汇报，就请刘达同志到会汇报。那个议程不是主要的，占的时间不长）。我作了长篇发言，意思是这个文件稿可以视作一个好文件。但是教育方面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文件对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提出来，因此如果想用这样一个文件来长期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我不能投赞成票，如果考虑到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为了迈出第一步，把造作为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文件，接着不很久，比如每隔两年再搞一个，我可以同意。我举了经济改革方面不断前进、特别是连续几年中央发布有关农村改革的文件为例，说明改革必须连续多年不断发文件的道理。在这个会上我还批评对教育改革问题讨论太少。我说，这几年对经济方面的改革召集了许许多多讨论会、办了许许多多个刊物，出了多少本书，成立了好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机构，而教育改革方面没有开过一次影响大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教育改革的机构和园地也很少，而且对教育部意见比较多的人，根本看不到教育改革的材料，也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耀邦很注意地倾听我的发言。而且自己动手记了笔记，在这个会上我讲得比较长，我说自己讲得太长了，耀邦说召开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听你的意见，你尽管讲。我一个人就讲了一小说时左右。

又有一次教育部长蒋南翔要离开教育部，发生一个由谁来接替他的问题。胡耀邦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书记处的有关同志，也邀请了部分北京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如北师大的聂菊荪、浦安修（彭德怀夫人），清华大学的刘达以及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昌。我不在教育系统工作，但也把我请去了。大家在发言讨论时我没有发言而在一旁笑，被胡耀邦看见了，他说：“光远你在笑，想必有意见想发表。”我就说：“这样来讨论谁来当新的教育部长，实在很难发言。我认为可以在全国找十个办得好的大学校长，十个工作干得好的教育厅长，把他们作为候选人，请他们每个人写一篇《假如我是教育部长》，说说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发给大家，然后讨论。有了这样一个材料，大家就可以发言了。”我讲罢，耀邦立刻表示说好，可以考虑这么做，李昌和聂菊荪、浦安修都赞成我的意见。不过分管教育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方毅早已有方案。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还是由何东昌担任。在方毅提出何东昌之前，曾有人提出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但王任重反对。我没有表示赞成何东昌，因为我心里的确不赞成我的老朋友蒋南翔在清华推行的那套办法。胡耀邦还是尊重方毅的主张。我对会议的决定不满意。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在这之前中央还搞过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耀邦也要我提意见，我也提了意见，起草者尊重我的意见，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修改。

十四

十二大到十三大之间一共开过七次中央全会，我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列席中央全会的权利，因而都列席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党中央自新时期以来召开的第二个三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中央决定。一九八五年一连开了三个中央的会议；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插在四、五中全会中间的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时间是：四中全会在九月十五日召开，只开一天；从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了六天；然后又在九月二十四日开了一天党的五中全会。这三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便是解决中央机构的年轻化问题。然后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举行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最后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举行的七中全会，决定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党的十三大，确认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我参加了十二大胡耀邦报告的起草，那时我还没有退居二线。十二届二中全会，我只是参加了胡耀邦召开的研究整党问题的会议和以后对整党决定的稿子提出意见。三中全会只参加过一个关于文件草稿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体改研究会于四月底召集的，是安志文、童大林主持。在这次会上大家一致主张一定要写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讨论结果报到趟紫阳那里，基本上为赵紫阳所接受。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没有关于党的工作方针的主题报告，不发生这种文件起草问题。总之十二大以后我就没有再直接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一九八六年，出乎意料之外，我得到通知请我参加六中全会文件的起草，从得到这个通知的时间推算起，应该在这年的五六月间。

我不清楚为什么这次把我找去。到了集中居住的地方，我发现这个文件起草工作没有让我讨厌的人参加。看来这次可以认真地来讨论问题，起草文件。当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胡乔木、邓力群强调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倡所谓“共产主义道德”，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胡耀邦对唱这种不切实际的高调十分反感。唱这种调子的人，实际上反对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把平均主义当做我们当前的社会道德准则。大家研究结果，决定把以前已经在党的文件上出现过雨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十二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的道理阐述出来，作为确定我国当前社会道德的现实的出发点，而且把马克思主义讲的上层建筑（道德是上层建筑之二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个基本原理写进文件里。在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内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相友爱租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文件的这种提法得到邓小平的批准。

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大家颇费了一点心思。由于这个口号没有确切的含义，它的使用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是大家又觉得这个口号已经用过了，这样一个党中央的文件不用似乎不妥。最后主张干脆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它划一个范围。这样的意见在起草小组内很难说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反正七嘴八舌，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意见。胡耀邦也表示同意，在决议上写了一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这个定义同后来邓小平在会上讲的意思是一致的。文件上这么写。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死的概念定义为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目的是防止滥用这种帽子来压人，用这个棍子来打人。但是这么下定义也把这顶帽子、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当时大家担心：如果限制不了，把这种帽子广泛地使用，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下决心这么写下来了。决议的这个提法也是得到邓小平批准的。

总的说来，整个文件是经过邓小平看过得到他同意之后纔拿到全会讨论通过的。在会议的各分组讨论，最后拿到大会上去表决，这个程序照例只是走一个形式。没有想到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位老同志提出建议，不要在决议中写进“资产阶级自由化”。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精神准备会上有展开讨论的架势。最后还是很快地通过了我们原来起草的文件。

十五

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着手起草十三大报告。在起草六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出——后来就知道这种“看出”是看对了的——胡耀邦在十三大后，将要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赵紫阳将要接替他当总书记，并且知道这件事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可以说已经成为定局。这件事胡耀邦没有向我们透露过，我最初看出这一点是在六中全会这个文件经过大会通过后，商量如何在文字上处理时，在大会通过决议的当天，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胡耀邦和趟紫阳商量这件事，我也在场。我从胡耀邦对趟紫阳说话的口气，感到雨人间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接着就是十三大报告的起草问题。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有些特别。胡耀邦把我们这些参加起草文件的人留下，谈起草十三大报告的问题。这时我从胡耀邦对我们的谈话中看出，他是想在十三大上作一个报告之后就向趟紫阳交班。说十三大不是一个人作报告，而是雨个人作报告，他作“政治报告”，趟紫阳作“发展报告”。这种安排也比较特别。这也引起我的猜测，从这样一些事情中，我看出胡耀邦有这样一种心情，他即将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准备一个好的、他本人满意的报告来交班。在起草六中全会文件后，大家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的意义不该局限在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范围之内。胡耀邦说，应该把这一点写到十三大报告中去，作为党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说这是一个涉及我党基本路线的问题。

他为了写好这个报告，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和建设的情况，第一个他想了解的地方是上海。他要我们起草组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酝酿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内容首先要作好调查研究。我也就和起草组的同志一起去了上海。我说了一些意见，他都仔细听了。没有多久我们从上海回来，听说情况有变化，十三大报告又从原来胡耀邦和趟紫阳分别作变成趟紫阳一个人作一个既包括政治又包括发展的报告。起草组其它的人是否留下来继续参加十三大报告的准备工作，我不清楚，只知道我这个起草小组的顾问以后再没有参加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了。

胡耀邦不再准备做十三大报告之后，我和他就暂时没了来往。

后来听说他的确遇到了麻烦，到十二月下旬形势已经很明显了。胡耀邦终于未能在十三大作好交代。一九八七年一月开过若干天会议之后，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决定“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第六篇文章 告别胡耀邦

一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出席了专为对他进行批评的党组织生活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发出了公报。公报里说，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又“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说会议批准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同时又保留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在这个会议之后，胡耀邦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在这个大会和会后的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政治局中惟一的不担任具体工作的委员。

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开过两个月后的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起，中顾委也举行了批评我的生活会。一共开了九个半天的时间，到三月下旬结束。在会议上我对自己的情况作了说明，澄清对我的不实之词。会后经过一个时期，在党中央准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有了比较成熟的稿子的时候，党中央的负责同志指示这个稿子要给“包括于光远同志在内的一百位经济学家”认真研究，提出意见。我写了意见书，并在一个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代表大会举行时，按照常例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十三大开过，耀邦和我的问题都告一段落。又过去一段时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认为到了应该去拜望我的朋友胡耀邦的时候了。

这时胡耀邦住在三○五医院。我的秘书打电话找到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将前去看望他的意思。工作人员问过胡耀邦后对她说，“首长很欢迎于老前往”。从我住的地方到北海公园旁的三○五医院很近，很快就到了。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特别宽阔的休息室。这时他已经在沙发上等我了。

一见面，我当然首先注意他的身体状况。一年多不见，他比以前苍老了一些，也清瘦了不少。他告诉我几个月来自己的体重一直下降，而且直到那时体重还没有出现回升的趋势。可是他的精神像过去一样好，观点还是很鲜明，态度很爽朗，思想很开阔。然而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受压抑的情绪。我希望他生活过得愉快一些，劝他不要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北京，限制在室内，主张他多到外地走走，换换环境，接触一些地方干部。同时我又建议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也作进一步的安排。我希望他几个助手，帮助他写回忆录。我认为像他那样的人，那样的经历，特别是他当总书记后那几年的经历应无顾虑地如实写出来，为研究当代中国历史提供第一手材料。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还特别向他推荐我的一个研究生张凯，我对他说张凯是一个很理想的助手。张凯是陕西省的老领导张德生的儿子。我知道张凯和胡耀邦很熟。张凯是“文革”后我在社会科学院招收的一名专门研究党史的研究生，是很好的青年，对党史已经做了不少研究，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不错。

胡耀邦对我的改进健康状况的建议表示赞成。对写回忆录的事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还想看看再说。这一看就没有能够问世。我不知道他写了一点没有。如果有些稿子那也是极为珍贵的。

接着谈起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往事和最近这一年中彼此经历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后，我和他在富强胡同有过几次闲谈。将近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和他各忙各人的事情，再没有像在富强胡同时那样从容地自由地谈话。 一九八七年他和我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且很巧，组织上都为批评我们开了“生活会”。开了他七次，开了我九次。两个生活会的意义当然不能比拟，但都采用了“生活会”的形式是挺有意思的。关于对他举行的那个生活会，他想我一定知道。我也的确知道不少。我虽然愿意多知道些，但是不想去多讲他不愉快的事情，因此没有去再问。中顾委开我的生活会的事情在老同志间传得很寅，他似乎也知道得不少。但对这些他与我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一句话不讲也是不可能的。他告诉我，他这次退下来的方式是要他辞职，而且不安排工作。华国锋在辞去主席职务后，还安排副主席的工作，而他只是一个不管事的政治局委员。比当初处理华国锋时还重。现在他的情况是无事忙，无事愁。他说过对自己的事情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个字：“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个人的事情暂时只好放在一边，不多考虑。他对我说：“方纔你说到的那个张凯，不久前来医院看过我，张凯来的那次，批评我不该大包大揽，做违心的检讨，而表扬了你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张凯这个小伙子，他还对我说你是值得交的朋友。”我听了，觉得张凯可真直率得可爱（真可惜，一九九四年张凯在澳门的住所里犯心脏病，由于当时无人在旁，无人搭救，英年早逝）。我对耀邦说，你的情况与我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党内的职务比你低得多，而且是个退居二线的人。我的处境无论怎么不好，影响不了别的同志，而你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决不能像我这样硬顶。因此我不能赞成张凯的那种看法。我对他说：我认为你大包大揽比一件一件事去分辩清楚要好。一件事一件事订正事实，既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让你清楚。而且如果你那样做，不得不牵扯到别的许多好人，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有些对你不怀好意的人，也会恼羞成怒。那样做与事无益。大包大揽，干净利落。我说，我赞同你的“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十二个字的立场。我说，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事是早晚的事，不要着急。这一次我们谈的都是肺腑之言。在我得知他在生活会上的表现之后，我也确实反复思索过。我对他很同情，也很谅解。张凯的话，我也不是完全不赞成，但我感到他毕竟年轻了一些，没有去仔细考虑耀邦的处境和整个环境。

在那一天的谈话中，胡耀邦还告诉我，生活会后他还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对他很热情，同情他，关心他。也有些老朋友写来了热情关心他的信，可是他决定一封也不答复。这样做同他平时的做法不一样，很不习惯，但也无可奈何。他还告诉我文怀沙给他写了两句诗：“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胡耀邦告诉我文怀沙那十个字之后说，对这样的诗我怎么能回答呢？

那天见面我对他介绍了开我的生活会时的一些情况：一九八七年三月间的那些日子，白天我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听许多同志发言。发言者有中顾委委员，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虽然对我很不了解，但轻信了有些人对我的歪曲，对我也进行了批评。由于他们真心诚意凭着他们的认识、花了不少时间“苦口婆心”地“帮助”我，所以我虽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批评，但内心还是感谢他们的。可是也有一些既非中顾委委员，又不是对我有了解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与我完全不相干的人，被邓力群动员也来到中顾委的会议上。有的人还肆意歪曲事实，诋毁我，攻击我。这使我感到这个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不正常，有人在捣鬼。这种情况使我有高度警惕。因此在晚上我就准备我的发言，并且思考要写一些作为我的座右铭性质的超短文，自己勉励自己、鼓励自己。那天我向他介绍了其中几篇，因为特别短，我就背给他听。在谈话中，胡耀邦对这个话题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那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一些理论问题。主要谈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不可以视作社会发展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前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我和他都是倾向于可以这么说。我们都认为不应该那么匆匆忙忙地搞社会主义。他说到当时苏联和陈伯达也反对把新民主主义视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件事。他还讲了一九五一、一九五三、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他说这件事后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我们那天还讲了列宁说的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那样的时候胡耀邦和我还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说起来也真有些滑稽。。

本来我们两人谈兴还很浓，工作人员进来，说有一位同志前来看望胡耀邦。我感到这次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不好让这位同志久等，就告辞了。这次谈话时我想随手写几个字，做备忘之用。我没有随身带笔记本的习惯。见到茶几上有一张硬纸片，一看原来是中国民间人士会议中国委员会邀请他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人民大会堂赴宴的请柬。那个组织不知道胡耀邦的处境，照样发出请柬，胡耀邦也照样收到了。他看过后扔在茶几上。我问他这纸片还有没有用，他苦笑了一下，说我怎么会去呢？我就在这张请柬的正后两面记了一些字。它真起了备忘的作用。否则今天我怎能记得起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话来呢！那天我们还谈了些别的事。在那纸片上没有记的，我就记不起来了。在那个请柬上除了我写的字之外，还有胡耀邦用圆珠笔写的十三个字。那就是文怀沙信中写给他的“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和“文怀沙”三个字。由于在那个纸片上有胡耀邦的手迹，因此对我有纪念意义，我就把那张请柬保存了下来。我没有想到它对我今天写回忆文章还有好处。这张纸片现在还被我珍藏着。

二

从三○五医院出来回到家里，一直在想胡耀邦的事情，于是动了一个念头：写了一个“愿寿长八十万小时”几个字的横幅给他。

这八个字是我的语言。我写这样一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能够活到九十多岁《八十万小时就是九十一岁圣二个多月》，而且还能做一点工作、生活还有一点乐趣，是十分理想的，不必再希望更长的寿命了。不过我不想用岁数来表示寿命，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太粗了一些，以分秒计又太细了。我意用小时计最为合适，所以想送给他这一条幅。意思有两条：一条是祝愿他长寿。那时他七十二岁多，寿长八十万小时还可以活将近十岁，“寿长八十万小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祝愿之辞。第二条是希望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耀邦比我小几个月，不过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他的生命也已经过了六十万小时。以八十万小时计，抓紧工作还有十六七万小时可以工作。我把这句话写成一个条幅，署上“一九八八年五月三日”这个日期，请司机同志送去裱糊好，准备赠送给他。

在我把这个条幅送去裱糊之后，我又想何不从我写的超短文中多选几篇给他。在三○五医院时他也表示出对我讲的那些超短文很有兴趣，抄给他看看也许对他有好处。于是我就去琉璃厂买回我上小学时用毛笔写作文那样的本子抄。抄到第三十八篇，看到本子只剩下两页空白，就不再抄下去。在剩下的那两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后记”：

在一九八七年那样的处境下，我抽时间写了几十篇“超短文”。其中有一部分是用以自勉的。抄在这里的共三十八篇。时间过得真快，昔日的青年，一晃都有了一大把岁数。由于我是做党的青年工作出身，一直关心青年，因而过去写了不少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三十八篇可以看作属于“老年修养”的范围的。“老年修养”有其特殊的内容，“老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有其特殊的内容。写完写上“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个日期，并在封面上写了《自勉三十八篇》这样的标题准备送出。

因为要等从裱糊店把那个条幅取回来才能送给耀邦，因此没有马上送出。接着我又出差了。出差回来，从店里取回一看，由于条幅是用炭墨水写的，而不是用墨汁写的，裱好后模糊一片，只好重写、再裱。

等再一次把新写的横幅取回来后又写一封信寄出，发信的时间已经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了。那封信的底稿最近我纔找到。信中除了讲给他抄这些文章和送给他的经过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延安一九四三年，我发明了一个‘革命的阿 Q 主义”。现在写的那篇《随遇而安，既安且过》中写的‘一个人，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就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总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样的想法，就是那时形成的。这个‘精神胜利法’，使我在延安整个抢救甄别过程中情绪一直非常好。去年我又前进一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在我面前的问题。想得更多，做得也更多了。写了一批每篇只有二百字的文章。”我在信中告诉他，现在连同一个横幅一起送给他。这时他还在北京。

我的东西送去不久，他就回赠给我“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样十个字。

这十个字的涵义是很清楚的。他自勉，也勉励我，要像青松那样在寒冷的气候下不掉叶子，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同时也要像碧海那样思想开阔和心地清静。我深深地感到耀邦就是像青松碧海那样的人。令人悲痛的是，在那次见面后差不多正好一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耀邦虽然去世，但是他的历史功绩是谁也磨灭不了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东西。我想他那像青松碧海一样的品德，也将留给今天还活着的人们，勉励着人们做真正志在推进历史前进的人。

三

耀邦写的那十个字寄酬的时间估计就在八月上旬，他收到我的三十八篇后很快写的。我寄给他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好在它（指那三十八篇）不长，在旅途中随便翻阅吧”。那是我让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的，知道他很快就要出去外地休息，纔这么写的。

又过了一个月，记不清楚是上旬还是下旬，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胡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于光远同志。只有一张纸，别无它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未封口，抽出来一看，仅有两页烟台宾馆的信纸，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词，前面写了“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词很短，是这样几句：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最后写了“胡耀邦。九月五日草”九个字。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还比较含蓄。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这首词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的都是哪些事，那时他有哪些甜酸苦涩又怎样牵着牛和哪些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首词有一定程度的游戏之意，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可以的，也就放心了不少。

他给我的这首词是写在烟台宾馆的信笺上，而信封上写的是“写于天津”。依我看，这首词极大可能是在烟台时写的，带到天津纔发出。也有可能他把烟台宾馆的信笺带到天津，在天津宾馆写了这个词。这些我不知道，但是他去过烟台，然后到了天津。由于不知道他的行踪加上笔头一懒，也就没有给他酬答。

四

两个月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下旬，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我应邀参加，提交给大会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论文，并带去拙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的目录。这些年来，自己老了，当初的青年朋友们也老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浑然“老年修养”也是一个形式和内容都很特别的目录，它是全书五十六节的小标题的汇集。而这些小标题又是书中这一节的提要。因此这个目录本身就是一篇近万字的文章。这本书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去三○五医院拜望胡耀邦前开始动笔，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的。在三○五医院我和胡耀邦谈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时，虽然没有告诉他我正在写那样一本书，但在讨论中我的发言很多就是这本书中写的那些话。在讨论中我们两个人的观点看法是很一致的。

我到长沙住在“蓉园”。从九月起收到他从天津寄来的词之后，我一直不知道胡耀邦此时的行踪。一到蓉园，接待我的湖南的同志就告诉我，胡耀邦正在长沙，而且就住在“九所”。九所和蓉园其实在一个大院子内，他们告诉我，胡耀邦已经来了好几天了，身体也还可以，已经去过刘少奇故居——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他还去过别的地方。他只是参观怀旧性质，没有要湖南省委为他作接见干部和群众的安排。可是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听说胡耀邦来的消息，就闻风而至，聚集在一起，想一睹胡耀邦的风采。胡耀邦很谨慎，只是向群众表示感谢和问候，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争说他们见到的胡耀邦如何如何，消息传得很广。

知道胡耀邦就住在邻近，我电话都没有打，趁学术讨论会还没有开的空档，就找人领着直奔九所。九所是我很熟的地方。一九六一年我到湖南农村调查，停留在长沙的时间就住在那里。耀邦意外地见到我，非常高兴。那时他正好没有客人，耀邦、绩伟和我三人就谈了起来。我看到他的气色比五月间在三○五医院时有了改善，看来到外地走走有好处。我告诉他接到他的“戏赠”，我俩笑了一通（也许可以说是苦笑）。我问了他的行止，他说在湖南还会多住几天，说既然是休息，就不想象过去那样紧张。他告诉我到湖南后找他的客人不少，他也找了一些闲人聊聊，并不寂寞。我就拿出我带去的那篇论文和那个“目录”，说有空希望他看看，希望他提提意见。那篇论文反而没有那本小册子的目录长，但也有八千来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子。由于当天晚上湖南省委负责会议工作的同志要到蓉园和我见面，不能久留，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分手了。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我没有想到我留在他那儿的近两万字的文章他很快就看完了。他从九所打了个很长的电话给我。他说对我的那篇论文他提不出意见，认为写得不错，在学术讨论会上可以就这么讲。对我的目录，他说最好能够看到那本书。我告他全文还没有排印出来。他说这个目录文字的确很长，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想用事实说明毛泽东如何提出你说的那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然后进一步发展，到党的七大发展得最充分。在全国解放前夕开始倒退，然后怎样一步一步地抛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先是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代替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然后用列宁说的过渡时期代替自己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地步。他说这样的一本书的确需要。他说他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了几点从提纲中看不清楚的地方。他说看不出这本书认为最关键的是哪几件事。他在电话里又重复在三○五医院时他讲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三、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他希望把那本书的书稿寄给他。这个电话打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以后也没有打过电话，这是我和他本人惟一的一次通话，也是我最后听到胡耀邦的声音。以后这本书因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由于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三本书被撤销，很晚纔印出也未能寄书给他，这是一件憾事。

长沙在举行这个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的同时，还在宁乡花明楼举行一个露天的盛大的纪念会，并为刘少奇的塑像揭幕。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人都参加了，还有湖南省的领导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以及北京来的中央负责人。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杨尚昆同志也去了。我想胡耀邦正在湖南，他有可能被邀请。但是不知道到底是邀请了胡耀邦，胡耀邦自己决定不去呢，还是没有邀请他，反正那天纪念会上他不在。许多人对那个纪念会上没有见到胡耀邦表示遗憾。

五

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开完已经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了。我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离开长沙的。那时他还在长沙。我想再同他谈一次。我去九所没有见到他，他出门了，没有碰上。那次他在湖南呆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从此又不知道耀邦的行踪了。后来纔知道他在外面转了一些地方纔回到北京。但他回北京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教育问题要他参加，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在会议期间犯病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正满怀着希望，希望他能活到我给他的那个横幅里写的长寿八十万小时。我以为他的身体到外地走了一趟以后好了些。他在外地犯过心脏病。这一点我还是在他逝世后听说的。有一个说法是他去广西时犯的病，还有一个说法是在湖南。后一个说法讲得还比较具体，说耀邦原先没有心脏病，是一次感冒引起的，而且相当的重。李昭远特地从北京赶去长沙。经过抢救纔稳定了下来。他在外地犯病的情况以后我没有问过李昭，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他回到北京，在四月八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服药、在会议室现场抢救的情况，我也是在他逝世后纔听说的。

关于四月十五日逝世的情况，我当时只听说是在大便时用力过度引起的心血管的破裂，一直说他是因病去世。后来再纔到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当，应该说是因公去世，因为他是在开会时发的病，而且病情也不是上厕所时发生突变，而是在大便后说了一句对会议工作不满意的话后纔发生突变的。

胡耀邦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早晨七时五十三分逝世的。二十分钟后，我从胡绩伟那儿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就立刻动身前去会计司二十五号吊唁。那天我到的很早，但不是最早的。在走进大门时，在甬道上遇到平杰三从里面出来。签名时还见到我的熟人胡绩伟、李昌、朱厚泽等已经先我来过了。灵堂不大，在南墙上挂着胡耀邦的彩色遣像，周围是苍松翠柏。那时李昭、德平等站在遣体旁边。由于吊唁者络绎不绝，我只能向他的遣像鞠了躬，离开那个小房子返回家里。

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沉痛中，也一直在沉思中。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他怀疑会不会那些陷害胡耀邦的人造胡耀邦的谣言对他做恶毒的诅咒。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张凯写的《年轻人的“大朋友”——忆耀邦叔叔》一文中，张凯就提到这个电话。说在电话中我告诉他“耀邦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张凯也许没有记准我对他讲的话。耀邦对我说的第二个想不到是，“想不到有人会那样地去理解他”。这话我已记不清是一九八八年那一次他对我说的，还是在三○五医院时或在九所时。但这个话耀邦的确对我说过。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时，作为他的朋友我还是理解他的。胡耀邦实不应该从那个想不到自己会担任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这样的岗位上被理解为一个如此不称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人而不体面地下台。在最后十年，在政坛上作出如此光辉的业绩，却如此下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确是完全想不到的，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胡耀邦逝世后在他是否可以称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上，曾经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快。这件事不但同我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后提出应该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人去世后，写生平或悼词的时候都有个写或是不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问题。以前这都默认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一九七五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规格很高，在讣告和悼词中写进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周恩来逝世，却由于“四人帮”的反对，不让人们称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毛泽东都默认了，尤其是对周恩来没有写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非常不满。我受到关于这两件事的影响，不愿见到对周恩来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现，因而主张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这个主张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别的同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和别的同志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在场的新华社的同志，发了一个《动态清样》。后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个意见不接受的消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李春光在纽约代当时一张华人报纸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要我就耀邦逝世发表感想。我问他还向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告诉我刚刚向邓力群进行了采访。我问邓力群是怎么答复的，李春光告诉我：邓力群在谈话时说他自己同胡耀邦虽然有政见上的分歧，但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对胡耀邦的去世他深深悲痛。我本来不想接受这个采访，听了邓力群是这么回答的，心中一不高兴，就接受了这个电话采访。讲过之后我立即追记我的谈话。当时这个记录是这么二百来字：

我和胡耀邦几十年前——将近五十年前都是做青年工作的，真正和他交上朋友是在“批邓”前后——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我们一块儿反对江青，一块儿在“批邓”中受批挨鬬。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中，他概括了我们的友谊，叫“难兄难弟”。第二次，一九八七年初我们又是一种难兄难弟的友谊。在他下台后，我给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同志而非朋友或是朋友而非同志。两人在一个党组织内，彼此有交谊的愿望，纔能够是同志又是朋友。我和他是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的关系。我珍视这种同志加朋友的友谊。我觉得真正的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讲到这里我对李春光说，邓力群同胡耀邦一点真诚的友谊都没有，他方纔说的话没有真诚的意思，而是 crocodie tears 鲤鱼的眼泪。我对李春光说，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不是接受采访中我给你报纸读者说的话）。他的逝世我深深悲痛。以后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讲了这件事。李锐还做了一句很尖锐的插话。《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这件事，但关于这个采访我的事，没有写进去。

说实在的，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称号，本来就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有些讨厌。什么“伟大领袖”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呀、“伟大统帅”呀、“英明领袖”呀，诸如此类的称号，我都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人民出版社出的曾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担任过很高领导职务的人的文集的“出版前言”中，几乎一律都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意思。那时我替胡耀邦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与有些人一比不眼气。既然上面不同意这么写，我也就算了。我对中共中央悼词中说的“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这样的评语也认为可以满意了，不再去计较“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字眼。本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应该概括事实说话，纔有确切的具体的含义。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科学工作，而历史科学的责任，就是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分析。这样作出的结论、作出的判断，纔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说过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中世纪的教会杀害伽利略时，伽利略说得好：无论运用怎样的强力，地球总是绕着太阳转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