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生峰平反记——感谢恩人胡耀邦

近日，深圳作家赵倚平先生发我一篇万言长文，介绍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较早的一案，我读后颇有感慨。现摘要展示如下：

刘生峰是陕西省长安县细柳公社南三角村人，生于1936年，父亲名刘余。刘生峰小时候缺吃少穿，一件衣服8个孩子轮流换着穿，全家盖一条被子。母亲从来就没有闲过，总是不停地劳动，纺线织布。家里磨面，借别人的牛，面未磨完借主把牛拉走，就自己推磨，后来家里才养了一头小牛。1949年以前，全家9口人，土地不到13亩，租种了6亩。只有一头牛，一间半房，半间牛棚。土改时定为贫农，又分得土地3亩7分。哥哥刘甲鼎和弟弟刘生茂先后参军。刘生峰在1950年代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当数学教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1964年，他家却由贫农补划为地主，家庭财产被没收，遭遇巨大灾难。

背景是四清。1964年长安县被确定为陕西省“社教”工作的重点县，刘澜涛亲到长安县蹲点。当时对长安县的判断是：在政治上“各级领导权三分之二不在我们手里”，“民主革命不彻底，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漏掉很多地、富、反、坏分子”，组织上“严重不纯，从长安县委以至各区、社、队很多单位已经烂掉或基本烂掉，是漏划地富或各类坏人掌权”。该县在运动中补定地主、富农成份达2724户，新划定地、富、反、坏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2366人，关押批斗2621人，受处分党员2400人，运动结束时，全县各类分子总数达4867人。落实政策时，这些人中的94.7%都属于冤假错案。刘家便是其中的一户。

刘生峰的哥哥刘甲鼎1956年从部队复员，在南三角村任西队队长，他在工作中得罪过一些人，同村的翟家和他家结下了仇怨。南三角村工作队恰好依靠翟某为“社教积极分子”，把刘甲鼎定为“四不清”干部，对他批斗、体罚、毒打，他父亲刘余则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刘生峰此时在咸阳教书，不常回到长安老家。1964年底，刘生峰在路上碰到大哥刘甲鼎，大哥给向他诉说冤情，并透露出有自杀的念头，给刘生峰交待说：“我死后把我的男孩养大。”

这时，胡耀邦到陕西代理省委第一书记。他了解到陕西“社教”运动中的极左倾向，忧心如焚，提出“三个暂停”：抓人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对于补划地富成份，他说：“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实劳动的，没有做坏事的，不要补划了。”1965年1月24日，胡耀邦到西安交通大学作报告，批评某些地方在斗争的时候打人，说“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会后，学生们把胡耀邦围了起来，问起有关“社教”的一些问题，耀邦把前几天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看法大略说了一下，并说，党员可以按照组织原则向党组织反映社教情况。当时，咸阳机校正好派刘生峰去听胡耀邦报告。他回来便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反映长安县南三角村社教工作队偏听偏信，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校党委把这封信转给了长安县社教工作团。工作团把信转给了被检举者本人。

社教的夺权已经结束，翟某当上了贫协主席和支部书记。

1965年4月底，工作队来到学校，要求刘生峰回村作检讨。在村里召开的贫下中农大会上，工作队员质问他“为什么要写信攻击社教工作队？为什么要攻击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刘生峰说：“一个党员通过党组织写信反映工作队的问题没有错。”对方说：“你家现在是地主。”刘生峰抗辩说：“我家为什么会突然由贫农变为地主？我爸病了，我妈生小孩，请老孙就是帮我家收了个把月庄稼，这是“穷帮穷”，怎么能是剥削？你们捏造事实，打击报复，这是党纪国法不容许的。”工作队强行把他送回学校，对学校说，刘不但不检讨，还坚持反动立场，为地主家庭辩护。校党委听信了工作队的一面之词，立即给予刘生峰停职反省处分。

刘生峰怎么也想不通。他多次向校党委提出请求，要求派人调查实情，甚至写血书以表心志。他的合理请求，被看作是替地主家庭翻案。1965年8月，校党委开除了刘的党籍。刘不服，开始向上级党委申诉。当年10月，他被学校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送回家乡监督劳动。

1966年初，刘生峰悄悄赴京申诉。问题非但没能解决，回来后还受到加倍的虐待凌辱。1966年7月，他再次进京告状。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秘书接见了他，劝他不要哭，并说：“我们要求省委重视你这一问题，并将调查处理结果报告中央。”省委办公厅接到中央指示后，要求咸阳市委和咸阳机校党委调查处理。

这时，翟某得知刘生峰告状回来了，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命令他跪下交代罪行，继而拳打脚踢，打得他血流满面，翟又让人把几十斤重的树根用铁丝吊在刘的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

刘生峰并不屈服。1967年7月，刘生峰第三次进京申诉。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批给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省支左委员会批给咸阳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又转给咸阳机校学生组织大联委。大联委组织学生到村里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认为，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并于1968年向咸阳军分区上报了有关材料。调查期间，刘生峰没办法待在村里，就暂时住在学校。工宣队进驻学校，让他先回家中。不久，翟某哥哥的内弟姚连蔚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省总工会主席。翟某有恃无恐，对刘生峰和刘余多次批斗、打骂，施以肉体摧残。

1969年10月28日，刘生峰被五花大绑，从批斗会现场直接押进了长安县看守所。翟某整了他的材料，说他大搞翻案活动，军管组据此判他有期徒刑七年。判刑后，刘被押送到西安沙坡新安砖厂劳改。一年后，转到陕北南泥湾姚家坡农场继续劳改。他九死一生，直到1976年10月才刑满释放。

服刑期间，大哥刘甲鼎，也因为“为地主家庭翻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投入监牢。

大弟刘生茂，1965年5月，在要被提拔为团副政委时，翟某给部队写信，说刘家是地主成份，刘的大哥二哥都被处理，使刘生茂的提拔被取消。1968年转业到西电公司变压器电炉厂工作。1970年5月，厂里拟提拔他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因翟告状，还是受到了影响。

二弟刘生华，因为家庭成份的变故，找不到媳妇，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郁郁一生。

三弟刘生毅因为家庭成份，找不到媳妇，做工时不慎意外死亡。

刘生峰的妻子王淑琴，是西安丁家桥小学的教师。1965年4月，翟某赶到学校，宣扬王淑琴婆家是漏划地主，要求学校批斗王淑琴。几天后，翟带着一伙人闯进王和丈夫刘生峰住的房子，强行拉走大立柜、竹床、箱子、蚊帐等。后又要求王与刘生峰离婚，王不从，翟就向学校反映说王包庇地主家庭，和反革命丈夫同流合污，不适合当人民教师。王淑琴后来也被学校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把城市户口迁往农村。在刘服刑期间，翟还阻挠王去探监。

刘生峰的妹妹已和一个军队干部订婚，因家庭成份变为地主，被退婚，在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致使精神失常。

刘生峰的二女儿刘小娥小时候被批斗场景恐吓，受到刺激，精神失常。

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刘生峰三女儿刘小兰未及满月时，刘生峰与妻子商议，忍痛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内弟王秉杰在水泥厂当轮换工，因刘家的地主成份影响，不能如期转正，直到刘家平反后才转为正式工。

咸阳机校同事靳思坚，在刘生峰生活困难时，送了他5斤粮票5元钱，被认为划不清阶级界限，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生峰刑满出狱出狱后，不想回老家，选择在农场就业。这时粉碎了四人帮，大环境开始出现变化。他向农场请假，到西安找到曾经为他仗义执言的同学李仿。李仿说：你当年是听了胡耀邦在交大的讲话，写信反映情况落难的。现在胡耀邦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你可以去北京找他。

刘生峰茅塞顿开，他们一起拟好诉状，刘生峰便准备去北京。1958年他在陕西师大上学时，担任团支部书记，胡耀邦在西安医学院接见团干部，曾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上签名。于是他带上这个本子。到了北京。找到中央党校，传达室同志问他找谁？他说找胡校长。问你认识胡校长吗？他把胡耀邦的签名拿出来。于是，传达室的同志拨电话，然后告诉他说胡耀邦不在。刘说：他的秘书在吗？传达室的同志说，刚才就是他的秘书接的电话。于是又拨通电话，让他去找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陈维仁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递上了申诉书，含泪诉说了自己的案情，并呈上了当年的“判决书”。陈维仁当下拍案而起，气愤地说：“反映问题，怎么判刑？根据这纸判决书，就可平反！”这时，一辆车开过来停在办公室外面，胡耀邦同志下了车从外边急急忙忙进了门。陈维仁告诉耀邦说，这是陕西的一个教师，是来找他申诉冤案的。胡耀邦听了亲切地握住刘生峰的手说：“你好！我正忙着，有什么事给维仁同志说，他会给我汇报的。”说完，找了个文件就出了门，坐上车匆匆离开了。

刘生峰10月23日把申诉书交给陈维仁，台头上写的是：“尊敬的胡耀邦校长、呈华主席和各副主席”。第二天，胡耀邦就批示：“此件可不转华主席和各副主席，直送李瑞山、于明涛同志阅处。”

胡耀邦批示

10月30日，李瑞山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当即批示：“由省法院派人牵头查，咸阳地委和长安县委查清处理。”在场的省政法委书记于明涛也说：“赶快查。”

省高院刑二庭庭长闫曾德率员进驻南三角村，重新调查此案。两个多月后，水落石出。

1978年3月1日，长安县革委会对刘生峰正式下发了平反决定，认为：对刘生峰家原补订地主成份的主要事实失实，是一个错案。因此，撤销1965年社教时给他家补订的地主成份，维持原贫农成份；对刘生峰刘甲鼎由原法院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恢复刘生峰的公职和党籍，经济上赔偿损失。刘甲鼎补偿经济上造成的损失。给刘余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恢复公民权利，妥善处理善后工作。王淑琴恢复工作，补偿一定损失；原没收刘余家的财产酌情退还。

长安县领导郑明仿主持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平反决定，由此推动了当地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接到长安县主送的平反文件，即派党委副书记詹宝安到长安接刘生峰回校。学校专门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为刘生峰彻底平反，恢复公职和党籍，补发工资5000元。

1978年4月，劫后重生的刘生峰，带着大枣和核桃，再赴北京，感谢恩人胡耀邦。他找到中央党校，陈维仁接待了他，告诉他说：耀邦同志知道你平反了，很高兴。他当时还说，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呢？还有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刘生峰还想见胡耀邦一面。陈维仁说，耀邦同志现在去了中央组织部，你一定要见他，我也可以安排一下，过几天他要来中央党校讲话，讲完可以见一面。刘生峰便在中央党校招待所住了下来。谁知过了两天，陈秘书告诉他：耀邦同志最近感冒了，来不了党校，报告让马文瑞来作。刘生峰于是离开了北京。

这时，胡耀邦正以超凡的魄力，在全国范围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而刘生峰的平反，则是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前推动的一个案例。

刘生峰平反后，先在咸阳机校任教研组长，后调入西安，任陕西省工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他始终不忘胡耀邦的恩德，曾带着家人专程去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墓拜谒。前几天，我在西安，还和耄耋之年的刘生峰一晤。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