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怎样踏上万里长征路（上）

本文是对胡耀邦身为红军战士万里长征经历的叙述，资料是逐渐积累的，包括对当事人或知情者刘英、李昭、余建亭、熊清泉的采访。往事遥远，记录不足，对胡耀邦万里长征经历的叙述是比较粗线条的，失准缺漏之处请识者指出，以便修正，对此不胜感谢。

1、编入中央红军部队开始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

少共（共青团）中央机关解散了,一部分人员留下打游击，大部分编入红军随队出发。总共有32名少共中央委员参加了长征，胡耀邦是其中之一。

胡耀邦编入红军出发，可能是早些时候决定的。长征前几天，少共中央书记何凯丰写了一封信，留给正从于都“扩红”赶回瑞金的刘英。信中告诉刘英，他已经编入战斗部队，少共中央的善后由改任组织部长的刘英负责。

何凯丰信上写明了对少共中央机关干部的安排：谁走、谁留下。胡耀邦的名字出现在跟随部队转移的名单上。王盛荣、肖月华、赖大超也随红军主力出发。此前儿童团中央书记陈丕显已经调任闽赣苏区团委书记，将留在江西。

1933年9月27日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5版,下方刊登胡耀邦的文章《儿童阶级教育与日常生活》，在版面下方左侧，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署名：耀邦

2.长征前夕，胡耀邦得到友人相赠两双鞋   

要离开中央苏区了，胡耀邦前去看望在少共中央儿童局的同事赖基来（1913-1983）。他是瑞金当地郭布园村人，是儿童局干事，比胡耀邦大两岁，已经结婚。离别之际，赖基来的妻子黄娇子送给胡耀邦两双布鞋。

这两双鞋在胡耀邦长征路上有大作用，免除了许多双足之苦。20多年后的1958年3月15日，胡耀邦回到瑞金参加赣湘闽粤百县植树活动，第二天即来到郭布园村，看望仍在村里生活的赖基来、黄娇子夫妇。1979年，胡耀邦在北京接待前来北京观光的这对夫妇。（《党史文苑》杂志，2017年第1期钟明、徐新玲《胡耀邦与赖基来的半世情谊》）

 中共中央、军委和直属单位编为两个纵队。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机关组成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及工会、少共中央等，组成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

刘英编入红章纵队司令部，配备警卫员，有一匹马，可以带20斤重的行李。胡耀邦也编入这个纵队，随机关行动。此时的胡耀邦可能是营级或副团级干部，自己背行李。他和刘英在江西分开，几个月没有相见。（2000年7月9日本文作者在北京访问刘英的记录，参阅刘英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5—57页）

在江西瑞金复原的少共中央局办公处

3.长征刚刚开始，胡耀邦病倒了

 开始长征的时候，红军所携辎重甚多，行军速度迟缓，其迟缓甚至包含了像胡耀邦那样的因素。长征开始后第三天，红军进入湖南郴州舂陵江流域，胡耀邦患了疟疾，整整折腾了他一个来月。幸好他已是干部，病重时可以调用担架抬着行军。当年11月底突破湘江的恶战之前，胡耀邦基本痊愈，可以迈动两条腿跟上行军队伍了。（本文作者2002年3月在长沙访问熊清泉的记录。参见熊清泉《江山万里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06页。熊清泉20世纪60年代在湘潭工作时熟悉了胡耀邦，在20世纪80-90年代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听胡耀邦说起长征往事）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11月底强渡湘江时蒙受惨重损失，总兵力损失一半以上，使胡耀邦痛心不已。

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长征途中占领贵州遵义，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将毛泽东推举进入中央政治局，再一次成为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央红军最主要的领导和指挥者。

 遵义会议对长征中的胡耀邦也有重要影响。会议期间红军整编，军委二纵队撤销，胡耀邦调到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第13团任党总支书记，主要从事战地动员。胡耀邦和彭德怀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此后，彭德怀对胡耀邦的一生都有影响。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占贵州东北部赤水县的土城，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土城镇上有较多人家，红军进得土城，宣传队员即提起石灰桶到处刷写标语。没想到，先一步来到这里的国民党军也在大街上留下了若干宣传标语，一个宣传队小鬼看到了一条，说是：“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不管穷人富人一个也跑不了。”小鬼看了生气，提起刷子蘸了石灰要涂掉它。

 胡耀邦恰巧经过，他看到了对小鬼说，不用抹掉，你看，改一下不就行了嘛。他随口就念道：“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得解放，土豪劣绅一个也跑不了。”你改几个字就行了。

 宣传队小鬼依计而行，果然省事多了，效果也相当不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胡耀邦逸闻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6月出版，第2页。本文作者注：这段文字记述首见于这部“逸闻录”，文章没有标明出处。这段记述是关于胡耀邦生平诸多著述中较早出现的，摘引于此)

4.胡耀邦在红军二占遵义时负重伤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机动灵活多了，渡过赤水后又折返向南，再掉过头来，于2月28日第二次占领遵义。在此前后，红军击溃和消灭敌军2个师55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军事大胜。

 胡耀邦却不太走运。2月27日下午，红军再次进占娄山关之前，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进攻遵义。胡耀邦配属该三军团政治部，作为“地方工作部”秘书随部队在城外等候。一旦红军再占遵义，胡耀邦他们就进城维持秩序。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轰炸机飞来丢下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在胡耀邦身边爆炸。胡耀邦卧倒隐蔽，飞溅的弹片还是炸伤了他的右臀部。和胡耀邦同时负伤的还有罗明——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负的伤比胡耀邦重。

救护人员将胡耀邦抬进了遵义的天主教堂，红军军医王彬给他动了手术，但是未能取出打进体内的全部弹片。王彬医生是一位长寿翁，20世纪80年代还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医生之一，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王彬是为患肝脓肿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

伤后的胡耀邦只得躺倒在担架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13团的侦察参谋孔宪权，他也在遵义作战中负伤，大概是炎症引发了高烧。1984年6月14日，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到北京采访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时，胡耀邦回忆说，在教会医院里，“孔宪权使我整夜睡不着。他一直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的口号。”后来，因伤重不便行走的孔宪权留在贵州民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

红军二占遵义后不久主动撤出。离开遵义的头几天中，胡耀邦有了一匹马骑，很快让给比他伤势更重的战士。胡耀邦对索尔兹伯里说：“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