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之一）——胡耀邦与中日关系（下）

今年4月15日是耀邦同志逝世35周年的祭日。每逢清明倍思亲，在深切缅怀他对中国人民的福祉做出的巨大努力、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同时，努力澄清、还原、真实记述耀邦同志亲历亲为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是历史记录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即是迈出的一步。

1984年9、10月的金秋之际，三千日本青年应邀来华，举行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这是中日关系史上，两国青年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意义深远的，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群众性交流活动。这次活动是对1965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主导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五、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

（一）毛泽东周恩来主导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中日建交之前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两国民间的青年交流活动，胡耀邦是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在新任日本首相中曾根访华之际，1984年3月13日，新华社《瞭望周刊》刊发外事记者朱敏之《中曾根康弘与中国》一文。文章披露：周恩来认为：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以卓越的政治远见提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战略思想。

早在1965年，全国青联和中日友好协会向日青协和日本各青年团体发出邀请，邀请日本各青年团体选派500名青年访华，时间安排在当年的8、9月份，访问15个城市，与中国青年举行大联欢。而此时担任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的就是胡耀邦。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有一则花絮值得一提。在11月26日日本各界青年集会开会前，日本友人、此次青年集会委员会委员长小野寺送给胡耀邦一幅18年前的照片：周恩来总理和胡耀邦会见并宴请参加中日青年联欢的日本青年的合影照片，生动说明了三千日本青年来华联欢与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之间精神血脉的联系与继承。

中方的邀请得到了日中友协、日本青年协会、全日本青年与妇女会议等团体的欢迎和响应，他们决定组成40个代表团访华。由于1965年中日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只给23个团体的270人发放了护照。这批获得护照的人员在8月中旬陆续抵达北京。被拒发护照的另外15个团体则选派了赴华代表，经过数月的交涉，终于在10月下旬获得前往中国的护照，这些青年在当年11月中旬来到中国。

1965年8月25日，中日青年在北京举行万人联欢大会，并在中国各城市举行音乐会、体育比赛、游览名胜古迹等活动。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日本青年代表团。

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日本青年代表团。中华全国青联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招待会。同年11月2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毛泽东又会见了第二批日本青年访华代表团团长和部分团员。

在1965年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两国青年相互交流，话题广泛，最大的共识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大联欢把中日民间友好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上海的告别大会上，中方著名的日本通，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中日关系的助手廖承志宣布说， 1966年将举行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将邀请更多的日本青年来华。由于第二年中国发生了“文革”，第二届中日友好大联欢计划没能实现（参见2011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世代友好——中日青年友好交往回忆录》第14—16页）。

1973年1月，中曾根第二次访华，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中曾根。周恩来对他说，1917年10月我到日本去念书，1919年离开日本。我在日本过了两次春节。中曾根说，我曾经读过周恩来总理的传记。总理好象在京都住过。周恩来说，我是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到京都去看朋友，但没有在那里住过。当时正是4月，樱花盛开。中曾根接着说，如果周总理能到日本去访问，我们将非常高兴。总理愿到哪里去访问，我都可以陪去（见朱敏之《中曾根康弘与中国》，《瞭望周刊》1984年12期）。情深谊长的谈话迄今留在人们的美好记忆中。1983年11月28日，胡耀邦赴日本京都，拜谒周恩来诗碑，胡耀邦与周恩来的精神相通，可见一斑。

1984年3月23日中曾根访华。25日，邓小平会见中曾根，邓小平对中曾根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见王泰平：《勿忘初心，诚意相处——忆记中日关系黄金时代的闪光思想》）。

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来华，与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精神和宗旨一样，都是追求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二）中日友好一波三折

（1）中日经济产生摩擦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各部门各地区争着引进成套设备来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1977年7月17日，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今后8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计划里，提出需要花费的外汇达65亿美元，而国内的配套投入也需400亿人民币。

中国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计划纲要》（1976~1985年，实质上是1978-1985年）中明确规定，以新上马和继续执行的方式实施120项大规模工程。其具体内容包括：大型钢铁基地10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9个、大型油田和气田10个、大型煤炭基地8个以及大型发电站30个等。

到1979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签订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以及商业贷款协议累积达到了170多亿美元;而中国1978年、1979年两年的外汇储备仅37亿美元左右。如果再考虑1972-1978年中日贸易中，中国的逆差累积额多达50.54亿美元，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外汇收支状况已经很难支撑引进技术、设备合同的履行了。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国各级部门开始在基本建设、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进行调整，缓建或停建一批建设项目及技术引进项目。就中日技术设备合同的交易状况来看，从中日复交到1981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日本成交的技术设备合同额高达71.6亿美元，其中40.4亿美元集中在1978年、1979年成交;项目包括冶金、乙烯、化肥、化纤、彩电、水泥、发电等设备，其中最大的项目为上海宝山钢铁厂。1979年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合同生效条款中的规定（各自取得本国政府批准，或于签字后60日得到批准），通知有关日本厂商：1978年12月以后签订的有关宝钢项目11亿美元、石油化工等项目15亿美元等29个合同，暂缓生效。理由是政府未能批准，资金配套有困难。

1978年2月，以民间团体签订的日中长期贸易协定为基础，在外汇储备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引进大型成套设备，遭受挫折，至1979年2月仅保留合同形式，进而在1980〜1981年，中国宣布中止数项成套设备建设计划。中国单方面毁约使日本国内对华不满之声日涨，但与此同时也有提供更多资金合作的呼声。最后，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向中国提供了3000亿日元的贷款，缓解了中方的资金短缺，表明对中国发展经济提供合作的立场。

（2）自民党代表团访问台湾

1982年7月20日，以国际经济对策特别调查会会长江崎真澄为团长的自民党访问团到达台北。7月23日的《人民日报》在教科书问题的消息旁边，刊登了对江崎访问团在台湾会谈中使用“两国”一词的批判。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述评《不可等闲视之的谬论一一评所谓“修复日台关系”》一文，评论指出：“近来，日本国内有些人，提出了‘修复日台关系’的谬说”，“要使中日关系倒退，使历史倒退”，批判江崎访问团。

中日建交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不紧密，但经济和人员的交流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首次派出访台团，令人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动向。自民党方面虽然强调该访台团只是“单纯的经济使节”，但台湾方面不但取消了髙达1533种对日本进口商品的限制，还把江崎访问团看作在“目前北京统战工作孤立台湾的局势下打开一个突破口”，给予高度肯定。团长江崎曾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田中首相身边的一位要员，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因而也有人质疑田中派的目光开始转向台湾。

日本自民党访问团前往台湾，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对日台关系新动向的关注。《人民日报》在7月20日刊登了对教科书问题的评论文章，23日又把江崎的“两国”论言论的有关报道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并列刊登，引发了更多人的疑虑。

（3）中美关系因美方售台武器而恶化

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争论的焦点是里根政府对台出售武器问题。1979年元旦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关系法》规定为台湾提供足够的武器以维持其自卫能力。1980年11月，里根政府实施这一法案，以向台湾出售高性能的战斗机，中方表示强烈反对。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向美国参议员明确表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在1981年12月底召开的日中部长级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发言说：“（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不可避免会出现倒退，或许会影响到战略全局”，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就对台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妥协，随着《中美联合公报》（第二次上海公报）的发表得到暂时解决，但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这一问题促使中国开始重新考虑对美战略。

（4）中苏关系出现松动

中美关系恶化的同时，中苏关系获得改善。1982年3月24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塔什干发表演说，提出“不带任何条件，苏中双方就改善关系进行谈判”的建议，中方对此也表示关注。胡耀邦曾回忆说：前几天，我们几个常委开了个会，谈了一下。对苏联，去是不去的，怕是不怕的，谈是要谈的。谁到苏联去?谁到莫斯科去?小平同志去?先念同志去?我去?紫阳同志去?去是不去的，但谈是要谈的，谈对我们有利。所以，和平友好的旗帜不要丢。

虽然中苏关系并未迅速走上正常化，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以对抗苏联威胁为主要目的的日、美、中三国战略合作框架发生变化。

日方认为，通过对日强硬以保持对美政策的平衡，以彰显“中国外交是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外交上，即将达成第二次上海公报的美国政府或许认为，中国开始对日美两国釆取强硬的态度。而从勃列日涅夫政权来看，或许他认为对日批判这件事暗示着新的中苏关系即将拉开帷幕。

（三）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采取重视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民间交往形式？1982年6月，日本发生文部省篡改教科书事件，这是中日建交十年来中日关系陷入的首轮低谷。

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也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十年。十年里，两国政府签订了十多项协定和协议，友好城市或省、县发展到46对。中国访日人员从1972年的500多人增加到1.9万人，增加了30倍。日本访华人员从8300人，增加到13.8万人，增加15倍。中日贸易由1972年的10亿多美元，增长到104亿美元。十年期间中国主要向日本提供石油、煤炭、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日本主要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双方的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日本向中国的多项重点工程、海底油田勘探和煤炭开发、续建大庆和宝山工程，提供一批优惠贷款。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十分有利，有着广阔的前途，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进行了公开的篡改。对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文部省把责任推到抵抗侵略的中国军队身上，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文部省删掉了原教材中“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文部省把教材中日军“侵略华北”、“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等涉及“侵略”的文字全都删掉，换成“进入”二字。文部省把日军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改为“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九•一八事变”，改为只不过是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

7月下旬，日本国土厅长官、科技厅长官、邮政大臣相继发表维护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的言论。

篡改侵华史、美化军国主义，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原则，否定了日本政府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深刻反省。

7月下旬之后，中国外交部相关官员多次约见日本相关官员，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时，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错误。

7月29日，在日本参议院文教委员会会议上，日本议员对文部省进行质询，质问文部大臣小川平二：“为什么把‘侵略’改为‘进入’？”

日本众多政党、友好团体和社会名流纷纷发表文章和声明，反对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日本教育工会拥有60多万会员，坚决反对文部省的错误做法。为了抗议文部省篡改历史，有市民团体发起征集1000万人签名的运动。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日本国土厅长官等阁僚声称要求将“进入”改为“侵略”就是“干涉内政”、“歪曲事实”等言论据理驳斥。

8月1日，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官员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通知日方取消中国教育部此前邀请日本文部省大臣的访华之行。

8月2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警惕军国主义的逻辑》的评论，中国多家媒体转发。

8月5日上午，中国副外长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一事，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要求日方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的错误。

8月21日上午，日本在野党议员163人签名，要求政府纠正教科书中被修改的内容。社会党等党派的多名代表将签名簿递交到铃木首相官邸。

临近日本首相赴华参加中日建交十周年庆祝活动之际，8月23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铃木说，这次的教科书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和亚洲近邻各国人民的感情。如果我国迄今建立起来的、同近邻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信任关系因此而受到损害，那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我国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予近邻各国人民的牺牲、损失和痛苦，要深切地放在心上；日本要谦虚地接受他们的不满、批判，进一步努力去建立今后真正的友好亲善关系。铃木说：教科书问题在我（下个月）去中国以前一定要解决，要尽快地完成这件事情。

8月25日，北京各界群众同日本民间友好联欢访华团的朋友们共三千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友好联欢会，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帷幕。日本朋友把印有“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字样的彩色气球抛向空中。

中日两国人民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严肃面对日中关系的现实问题，思考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日本民间反对篡改侵华历史的浪潮势不可挡，说明做日本民间工作，利于促进日本政府改正其错误。

9月6日，距首相访华还有20天。日本政府提出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措施。日本驻华大使约见中国副外长吴学谦，奉命告知日本政府根据铃木首相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对教科书问题再次作了研究，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从本年度起可望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特别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通过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刊登《文部公报》下达，在教学中实际上满足中方的要求；今年9月召开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在明年4月教科书使用前贯彻落实。

9月8日，中国副外长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对日本政府9月6日提出的关于解决教科书问题的进一步措施，指出，日方这次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尽管还有一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同过去所作的说明相比，是前进了一步。对此，我们给予评价。对于铃木首相表达的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和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这个问题的决心，表示赞赏。吴学谦还说，日方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能不能切实得到纠正，我们还要看今后釆取的具体行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希望日本政府言必信，行必果》的评论员文章，评论指出：“日本政府就纠正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的错误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解决措施，这些措施尽管仍有某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较过去的政府说明有了进步。中国人民对此给予评价，并对铃木首相及其他有关人士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至此教科书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9月21日,即将访华的铃木首相在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铃木谈到教科书问题时说，这个问题对中国国民的感情影响很深，今后愿意为贯彻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作出努力。日本要深刻地反省过去的行为，今后也将为和平作出努力，不会拥有给邻近各国带来威胁的军事力量，不给邻近各国国民造成不安和担心。

9月26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举行会谈，铃木首相重申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日方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教科书风波告一段落。

（四）邓小平提出扩大中日两国往来，纠正对民间往来不够重视的缺点

1982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铃木首相等日本客人。邓小平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种合作单单在政府间还不够，民间也要进行，希望日本政府对民间多做一些工作。

邓小平强调指出：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就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问题来说，我们希望阁下和阁下的政府以及以后的日本政府，还是要注意军国主义倾向。我们不是怀疑日本政府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你们的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但日本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想复活军国主义。（见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中联部老部长朱良曾著文《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追记》，他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提出：要发展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往来。前一段我们也确有对民间往来重视不够的缺点，要纠正过来。”

10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行时，就日本“教科书”问题指出：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见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38—239页）。

应当说这次教科书事件，处理起来颇费周章，延续4个月之久。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之间互信程度不深，而1986年发生的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因为两国领导人互信程度高，两国民间友好融洽，日方首相两个月即断然解除肇事的文部省大臣职务。

邓小平为此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要发展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往来。前一段我们确有对民间往来重视不够的缺点，要纠正过来，而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华访问，加强两国民间青年来往一事，就是对邓小平建议的一个回应落实和具体实施的重要举措，是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上著名的重头戏，堪称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扛鼎之作。

据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回忆：记得听到耀邦同志提出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建议，在座的同志都感到很新鲜，思路顿开，通过议论，大家认为这一建议高瞻远瞩，是从战略上看待中日关系，对争取日本青年一代、实现世代友好，具有重要意义。

（五）中央同意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

1983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胡耀邦访日方针时，提出了邀请日本青年访华以加深两国青年友谊和互相理解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审议外交部《关于胡耀邦同志访日问题的请示》时，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都批阅同意外交部为落实邓小平要扩大中日两国之间民间往来的指示，而提出的“从1984年起邀请一万名青年分批访问中国，同中国青年友好联欢”的方案。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并表示800万元经费“由我方负担为好”（引自《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1983年11月胡耀邦访日，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框架，本着“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在日本青年的欢迎集会上，代表中方和中国青年，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金秋时节访华。

在访日归来后中央办公厅举办的访日报告会上，胡耀邦指出：（访日之行）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双方的需要，也是由于双方的努力。从我们这方面说，方针是中央定的。除了某些临时应付的场面以外，主要的讲话稿，比如首相宴会上的讲话，会见天皇时的谈话，同中曾根会谈的提要，国会上的讲话，青年集会上的讲话，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些稿子，都是经过反复商量，集体讨论并经其他5位中央常委，政治局部分同志，书记处全体同志，还有外事口负责同志，仔细看过，审核同意的。工作是集体努力做的。出访中临时遇到的事，大都在早上或晚上商量，时间相当紧，晚上总是11点以后才睡觉。总之，工作做得比较周密，比较充分。

1984年九、十月，三千日本青年应邀来中国举行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这是两国青年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民间交流活动。三千名日本各界青年访华获空前成功。事实证明，1984年那次友好联欢的成果是巨大的。如今，这批人大都年过60，作为当下日本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大公司老总，在日本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了主张和维护日中友好的骨干，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