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灵书：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前后——胡耀邦生前逝后

“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

1989年的一天，胡耀邦对妻子李昭说：“我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一没想到能活到73岁，多少次跟死神打交道，都化险为夷了；二是没想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能担任这么高的职务；第三是没想到人民群众对我这么好。

耀邦同志辞去党的总书记后，到外地视察休养，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给他以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1988年11月11日，耀邦同志来到长沙，接着驱车到张家界。第二天，他与陪同人员一道沿着重鞭溪往索溪峪方向走去。当地特意准备了三匹马，他不肯骑，坚持步行，一路指点群山，谈笑风生。路上游人如云，除了孩子外，几乎人人都一眼就认出了他。人们纷纷围上去同他握手、向他问好，并提出要同他合影留念。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了个不透风。随行人员和警卫人员有点紧张，耀邦同志说：你们担心什么，难道还耽心有人杀我?杀胡耀邦有什么用?于是他被一批又一批的群众簇拥着，同他们合影留念。欢乐的山壑不时回响起阵阵笑声。

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耀邦同李昭结合是在战争年代。婚后，他常对妻子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的夫妻要为革命理想而比赛、共勉”。他还说：“革命就会有流血，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他多次属咐妻子要有思想准备。1948年，他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当时阎锡山已经内外交困，其部下有个师长黄憔松，秘密通知我军，提出要举行阵前起义。为了安排起义的具体事宜，胡耀邦提出，由他去同黄樵松秘密谈判，后经请示徐向前未获批准。徐帅提出，胡耀邦是兵团干部，他去规格太高了，兵团决定让司令部作战部长代胡去。谁知，这位同志到黄樵松处后，因被黄的部下出卖，连同黄樵松一块被伪太原警备司令王精国派人抓走，后押到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总崩溃前夕，在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尸体都没找到。胡耀邦同志谈到这件事时，总是心情很沉重地说：“是那位好同志替我去牺牲了。”

也是解放太原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深入到重机枪连搞战斗部署，被敌人包围在一个砖瓦窑里，几经周旋，趁黑夜最后从砖瓦窑的烟囱内才突围脱身。

长征时，攻打娄山关，敌人飞机轰炸，把弹片留在了胡耀邦的腿部。至于战斗中子弹穿透帽子、衣服，炸弹、手榴弹在身边爆炸的事就更多了。“文革”中，胡耀邦同志常常对人说：“我们都是幸存者，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比我们水平高的有的是。”

业余兴趣及生活习惯

胡耀邦生性活泼，兴趣广泛，真可以说是无所不爱，无所不会，无所不晓。体育方面，他打乒乓球，篮球，排球，游泳、打康乐球，下象棋、下围棋、打桥牌等等都喜欢。文艺方面，他喜欢唱戏，对京剧尤其喜好，京剧的一些传统剧目《打渔杀家》、《苏三起解》、《借东风》等，他能整段整段地演唱。

胡耀邦还喜欢照像，他不仅会照，会冲卷，还会洗印放大。

耀邦同志吃住都很随便。他也保持了南方人爱吃米饭的习惯，基本上一天三顿都是米饭。菜不论，似无特殊爱好，做什么、吃什么，没有食谱菜谱。他吃饭很快，就象他处理问题一样麻利痛快。他烟抽得厉害，但不怎么喝酒。

年愈古稀的耀邦同志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头发浓密，除两鬓有稀疏银丝外，其余仍黑油油的。他散步走路很快，边散步边思考问题。他身上永远保持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活力与朝气。

贺龙不是土匪

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胡耀邦正接受批斗审查。

一天，贺龙专案组的人来找他，让他揭发贺龙的问题，并要他承认贺龙是土匪。耀邦一听就火了，他对专案组的人说：“贺龙是共产党员，不是土匪。如果你们说贺龙有点土匪习气，你们要是能用大量事实说服我，我可以保留这一点意见。但贺龙决不是土匪。”

耀邦同志的耿直和磊落激怒了贺龙专案组的人，也惹恼了造反派，换来的当然是更频繁的批斗。但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绝不因高压而变更。

我的检查就这样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了。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纪登奎找胡耀邦谈话。

纪登奎对耀邦说，你的检查中央看过了，但不深刻，如果你能再写得深刻一点，就可以过关分配工作。接着纪给他指出应该怎么写，耀邦听后对纪登奎说：“我的检查就这样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所以我也不能承认这一些。”他就是这样，宁肯不当中央委员，坐冷板凳，也决不说违心话。

这件事让当时部队的一位同志知道了。一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到这个叔叔家串门，这位部队领导让德华给耀邦捎句话，要他按照纪的意思重新写个检查，这样可以尽快站出来工作，并嘱咐一定要将话带到。耀邦听了之后，他感谢和理解这位老战友的好意，但坚决不改初衷。他说：“啊，我先违心地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然后当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我才不稀罕呢！”

批邓、反击右倾翻察风时，耀邦也是重点批判对象，许多人在高压下都批邓了，就是他坚持不认错，硬是顶住了。

我不是一贯正确

1978年的一天，有几位老同志来家中看望胡耀邦。

那时，陈少敏同志刚刚去世不久。闲谈中，这几位了解耀邦的老同志都称赞他：“文化大革命”中设说过违心话。耀邦听了摆摆手说：“不对，我可不是一贯正确，我也有错误。例如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声同志党籍时，我也举了手，这不是错误吗?当时只有陈少敏同志趴在桌于上假装睡觉没举手，她才是真正硬骨头呢！”

冤冤相报何时了?

耀邦同志的小儿子胡德华谈了这么一件事。“文革”中，耀邦同志靠边站，挨批斗。当时，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也成立了耀邦专案组，整了他不少黑材料。胡德华看不惯，不服气，多次跟他们吵闹。1978年，团中央来人看他，当时专案组有个同志也来了，胡德华见了那个人，很不高兴。事后就对爸爸说：“他还有脸来看你，你好象把过去的事都忘了”。耀邦对小儿子说：“没忘，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人家对你不好，你也对人家不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待同志，胸怀要宽阔，要做到不念旧恶，不记旧帐。但别人的好处你要记住，这就叫胸怀宽阔。”接着，他给德华讲了一个故事。“东汉末年，曹操打败了袁绍，从袁绍处缴获了许多曹操部下给袁绍的效忠信，其中有武将，也有文官。有些人为了表白自己，要求曹操查对姓名，一概以通敌之罪查处。曹操看看左右，哈哈一笑说，过去的事不必计较了。因

为当时袁绍势力强大，有情可原，说罢，命左右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将这些效忠信全部焚烧。那些和袁绍通过信的人都转惊为喜，打内心里感激曹操的宽宏大量。从此，他们为曹操出力绝无二心了。”胡德华听了爸爸讲的这个故事，很受启发。许多年过去了，他谈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德华说：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待和他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过他的人，就是这样对待犯过误的同志。他这个人光念人家的好，所以大家有什么都愿意跟他讲。”

给叶帅捎了三句话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经济工作，重视生产。他说，在和平时期，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经济工作去做，把生产搞上去了，什么都好说。

刚刚粉碎‘四人邦”时，耀邦同志还设出来工作。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儿子来看他，胡耀邦同志打听问候了叶帅的身体工作等情况后，临走时，让他给叶帅带去三句话，第一，停止批邓，让小平出来工作；第二，平反冤假错案，理顺民心；第三，生产狠狠抓，人民笑哈哈。这三句话表达了耀邦同志当时的基本想法。他后来出来工作，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些主张去做的。

我没反对过江青

1978年的一天，吕正操，陈子华，还有几个部队老同志来家看望胡耀邦同志。闲谈间涉及了这样一个话题：“江青为什么那么恨你？你是否反对过她?”耀邦听了，毫不迟疑地说：如果实事求是地讲，我没反对过江青。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我对主席那种感情，我怎么可能反对她呢?但我知道，江青水平不高，我不拍她的马屁，这可能是我们感情疏远的原因。她是主席夫人，她那种身份，我们见了面，她不主动伸出手来，我也不能主动过去跟她握手。她不理我，我也不会主动上前没话找话地同她打招呼。你知道，她喜欢不喜欢这样呢?如果江青恨我，恐怕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场的同志直点头，他们无不从内心里佩服耀邦的求实和磊落。那时，粉碎“四人帮”刚两年，反对江青是十分时髦的。

关于张玉凤的批示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他的机要秘书兼服务员张玉凤同志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有阵子，她曾被指责为“迫害毛主席，反对华主席，投靠‘四人帮’”，受到批判。张玉凤面对可怕的罪名没有低头，而是据理愤然抗争。

后来，张玉凤同志又被决定转业，被安排到一个档案馆工作。这个单位专业性很强，张玉凤同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安排她到这个单位工作是不合适的。虽然如此，张玉凤同志还是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文字水平的，协助专业人员做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却安排她干装装卸卸，搬搬推推这类临时工干的活，还安排她开过电梯，干工人的活，对这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张玉凤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几乎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她给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了封信，诉说了她的处境与不平。耀邦同志看过信后即在上面做了批示，指出：“张玉凤同志是代表共产党人去照顾毛泽东同志生活的，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望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合理安排她的工作，并解决她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张玉凤同志正是在耀邦的干预下，才被重新调动安排了工作。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如级别，工资待遇等。

专看“台下”的同志

春节期间，中国有拜年的习惯。

老百姓中间，亲戚朋友，同事同志，老乡战友，熟人邻里都要惜这个机会互相走走，以增进友情，或疏通隔阂，并相互祝福。

中国的高级领导层内也保留了我们民族的这一传统习俗。逢年过节，他们也相互走走，除了交流感情外，还有着比普通百姓交往更加丰富的内容。

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多时间内，一个春节也没同家人一起度过，不是到前线看望部队将士，就是到基层看望人民群众。回到北京有点空余时间，有人提议他去看望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同志。他说，这些老同志应该看，但看望这老一辈革命家的人会很多。现在更需要看望的是那些不在职的同志，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同志。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同志，虽然他们有错误，但粉碎‘四人帮’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些同志过去也是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我应该去看的是他们。于是，他逐个登门去拜访看望这些同志。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看到耀邦亲自来看望他们，都十分高兴。

后来，耀邦逝世后，华国锋同志亲自到耀邦家里悼念他，表达了他对耀邦的真诚哀思。

改变了对纪登奎的看法

耀邦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虽有说话较随便的缺点，但当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后，便能勇于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对纪登奎同志的评价过程便是一例。

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后，耀邦有一次谈到纪登奎说，这个人最年轻，也最危险，是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过了一年多，耀邦看了许多材料，又了解了关于纪登奎同志的不少新情况，完全改变了他原来对纪的看法。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纪登奎时讲了五条，基本上肯定了这位长期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耀邦说：纪登奎同志：第一、他没离开过党，没有投敌、叛变、变节这类问题；第二，纪登奎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接班人苗子，不是‘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突上来的；第三，纪登奎同志调到中央后做过一些好事，如解放老干部等，缺点是好事做得不够；第四、纪登奎同志对华国锋的错误有抵制；第五、他“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主要是在前期，而且主要是在河南省工作期间。”

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曾几次利用节假日亲自到纪登奎同志家中看望他，并作倾心长谈。

八年宿在勤政殿

胡耀邦爱好多，兴趣广泛，从他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后，除每天坚持散步外，就将其他体育、文艺爱好放弃了。那时，他已60多岁。他常说：“年过花甲，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应抓紧为党工作”。他1977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便住到了党校。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搬到中南海办公时起，他就在勤政殿搭了一张床，办公室兼卧室，长期住在那里。早晨一般六点起床看报纸（身边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将《人民日报》清样送到他的住处），之后听新闻广播，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直到深夜。平时，他没空回家，到周末时，才驱车匆匆赶回家同亲人团聚一下，吃顿晚饭。之后，便又匆匆驱车返回中南海勤政殿去了。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起，到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一直如此。在这期间，他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中同家人一起过的。直到1987年1月，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二个多月，他才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到只有一墙之隔，步行只需10分钟的家中居住。1987年的春节难得与家人团聚在一起。

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说，8年时间内，他一个晚上也没在家住过。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切切实的，他工作太忙了，没空。

礼品的处置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在出访期间以及接见外宾时，不可避免地会收到一些礼品，他都毫无例外地交公，自己一件不留。他访问日本时，人家送了他两套录像设备，他带回来之后，一套摆在了中南海勤政殿公用；另一套送给了官园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1984年，有一次—个国家的外宾送给他一台彩电，他立刻想到1960年他在团中央工作曾经去过的一个小学——山西省永济卿头小学，随即将这台彩电送给该校师生。耀邦同志逝世后，这个学校专门派人来京悼念。他访问欧洲四国时，外自朋友送了他三辆小汽车。两辆菲亚特，一辆雷纳，回国后就都上交了。甚至连外宾送他的糖果都不留，派人送到了警卫局幼儿园。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机组的同志们都说，耀邦同志出国访问回来时东西最少，经常是出去什么样子，回来还是什么样子。

住宅

胡耀邦同志是1952年由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调任团中央书记的。后来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家从1955年搬到了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在这里住的还有团中央的另一位领导胡克实同志。耀邦同志的工作人员也住在这个院内，这里房子很旧，院内坑坑洼洼，看不到一点富丽和豪华的踪影。

耀邦一家在这个小院内一直往到1984年。其间，他的工作、职务多次变动，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党中央主席、总书记。

“文革”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在政治运动中几经沉浮，他家住的房子多少时有变化，但整整三十年，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小院。

1984年，中央譬卫局的同志又一次向耀邦同志提出，你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住在这里，警卫工作不好做，不方便，请他搬到距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个小院内。耀邦同志才答应了。

其实，这也不是专为耀邦修盖的什么豪华住宅。这里也是老房子，安子文、程子华、吕正操等领导同志先后都在这里居住过。后来他们搬走了。耀邦一家搬来前，中央管理部门派人收拾修整了一下。因为是老房，比较潮湿，李昭同志在晚上睡觉竟发现床上有土鳖爬出来．

一直到耀邦去世，他都居住在这里。

耀邦与孩子们

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毛主席儿子上前线，胡耀邦儿子开书店。记者在他家采访时，问及是否有孩子在书店工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耀邦同李昭共有四个孩子，三儿一女。老大胡德平，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老二刘湖（出生在延安，因战争年代不便抚养，便寄养在一家姓刘的老乡家里，为了纪念进位老乡的养育之恩，老二改姓刘），任国家经贸部技术进出口局副局长；老三胡德华，中国科学院北京软件试验室工程师；最小的孩子是女儿李恒，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要说“胡耀邦儿子搞科研”，倒还反映了部分事实。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国外。这不是说耀邦反对他们出国深造，耀邦生前在职时说过，他们考试合格或者通过他们自己去深造，这都没有问题。但想凭借我的权势、牌子出国，绝对不行。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当然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孩子们也十分目觉，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绝不给爸爸抹黑。这只举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

耀邦同志的小儿子胡德华，1977年曾在重庆学习。当年2月份毕业后分配到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教员，1978年底同南京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后德华所在的学校没房子，他爱人单位也没房子。德华岳父家四世同堂，也只有二室一厅。婚后小俩口就只好各自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到星期六，有时德华岳母就找个借口到办公室去住一、二宿，才能给这小夫妻腾出一点团聚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年。到1981年底，他们才分到了房子。结束了一地的分居生活。

德华爱人是南京无线电七厂一个普通工人，这个工厂属大集体性质，不少同志提出，想帮她调换一个工作。但耀邦同志不同意，他说：“哪里还不是一样干，我们家有个工人也很光彩嘛！”后来，家里的几个孩子向爸爸提出，把老三调回北京来。耀邦同志当时担任中组部长，他提出，老干部落实政策后，如身边有子女，就不必把外地的子女都调回来了。他身体力行，当然不同意家里孩子们提出的的要求。

1974年，上大学不考试，走推荐这条路，胡德华当时在重庆学习，他就给妈妈写了封信，提出能否跟爸爸讲一下，或者找找有关同志，让他们说句话，让妹妹李恒去上大学。没过几天，德华收到爸爸一封信。信里狠狠批评了他一顿，有这样一段话，使德华终生不忘：“如果你认为这种落后腐朽的现象能够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你不但不配做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论者都不如”。德华回忆起这件事来总是惭愧地说，“我的天哪！没想到爸爸会给我来这么一封信，对我这么严厉地批评。信的其他具体内容都记不清了，唯有这一段话令我刻骨铭心，现在一想起来都浑身冒汗。”

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子女可见一斑。

其实。耀邦同志是很爱孩子的。胡德华1948年11月出生在石家庄。当时，耀邦正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那时的石家庄虽然称作后方，但傅作义天天派飞机去轰炸，也十分不安全。就在孩子出生前，有一天，耀邦在前线开完军事会议，提起笔来给妻子李昭写信。信中说：“亲爱的李昭同志，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可是，我现在不能在你身边很好地照顾你，但我是为千千万万个孩子在前线作战，你自己要爱护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打败了阎锡山，回来看你”。

谁知，解放太原之后，耀邦同志又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去解放大西北，大西南。一直到解放了四川，才看到李昭和新出生的孩子。胡德华谈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送给孩子们的结婚礼品

耀邦对孩于们的严格要求表现在各方面。孩子们的婚礼都办得很俭朴。从老大胡德平开始，每个孩子结婚时，不论男女，耀邦和李昭给他们200元钱，两床新被面，仅此而已。剩下小家庭所需之物品一律由新人自力更生、量力而行地购置。这规矩贯彻始终，到他们的最小女儿李恒结婚同样如此。

孩子们的婚礼既简朴，又热烈，每次都是摆两桌。一桌招待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另一桌是家里人包括亲家来人。其他宾客一律不请。他们只是到家里口头祝贺一番，这一切同耀邦同志简朴的家风是十分协调的。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