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胡耀邦和那些中央文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辉煌进程集中体现于系列中央文件。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央共发出二十余个农村工作文件，其中8个具有第一层次重要性，即1980年75号文件、1981年13号文件、1982到1986年五个1号文件、1987年5号文件。从这些文件的形成过程来看，胡耀邦在决策层发挥了关键性中枢作用。

1980年75号文件，标志包产到户政策初步突破。在政策陷入僵局、万里左右为难的时候，胡耀邦与万里商量决定，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前，他和万里分头到一些省份，做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但是效果有限，反对者依然反对。在随后的会议上，爆发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形成了妥协性的75号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允许困难地区包产到户，但不允许一般地区搞包产到户。这个文件既是初步坚冰突破，也体现了对于包产到户反对意见的妥协。这种初步突破是胡耀邦与万里、赵紫阳通力协作的结果。

1980年83号文件，是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万里晚年曾经总结到，启动农村改革有三个回合，第1个回合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停止农业学大寨之后，才可能进入第2个回合的包产到组和第3个回合的包产到户。胡耀邦还在主持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就旗帜鲜明的批评集中体现极左政策的“大寨经验”，批评风靡全国的大寨田建设“劳民伤财、破坏环境”。担任总书记以后，胡耀邦亲自出面部署督促山西省委全面检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并主持发出了1980年83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对文革期间极左政策的全面清算，是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大拨乱反正。

1981年13号文件，核心是突破过去“以粮为纲”的僵化政策，倡导农村开展多种经营。这个文件，在改革初期农业生产方针调整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但一般研究者并不重视。这个文件的酝酿起草，并不在国家农委原定工作计划之内，是胡耀邦最早动议并督促。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1978年初谈到农业时，就对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砍光”颇有批评，认为农村应当发展林业、畜牧业、家庭副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1980年12月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时，曾经在湖南、江西等地在多种经营的调研。基于长期调研与思考，胡耀邦直接部署国家农委起草了这个文件。

1982年1号文件，是八十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第一个，标志包产到户政策的根本突破。进入1981年春天以后，高层对于要不要突破上年75号文件关于只能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的规定，产生了不同意见。7月18日，万里听取国家农委有关负责人汇报时，曾口头向农委等提出，应该突破原有限制，起草新的文件。7月31日，胡耀邦直接批示，要求国家农委研究制定新的政策文件。

1981年10月1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在听取国家农委党组汇报时说：“75号文件，13号文件刚刚实行，还将继续起很大作用，还有很大潜力，现在不是另外找一个更大的窍门，主要问题还是继续贯彻13号和75号文件。耀邦同志讲方兴未艾，贯彻的是少数地方，不到一年发个文件，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带有根本性大突破的文件是不可能的。”胡耀邦、万里积极主张放开对于包产到户的区域限制，让农民自主选择，同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各地也强烈要求突破75号文件的限制。临近1981年12月末，文件稿做出重大修改，遂作为1982年1号文件发出。因为农村问题位列1号文件，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受到特别赞赏，胡耀邦受到启发，由此而提出，以后农村工作都可以考虑作为1号文件

随后，中央连续发出 1983年、1984年和1985年1号文件。大致上，这三个文件，都是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年初开始调研，年中围绕政策重点问题汇总交流，形成初步意见向中央书记处特别汇报，然后根据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意见做出起草部署，秋冬形成文件初稿，年末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政治局领导传阅或会议审议后形成文件定稿。连续五个中央1号文件，只有1983年中央1号文件经过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陈云参加了会议，邓小平没有参加了会议。从核心政策突破来讲，1983年1号文件主要是在肯定了家庭承包制的是社会主义性质之后，进一步允许私人雇工、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等生产工具，允许农民从事长途贩运和非农经营等。1984年1号文件主要是规定土地承包15年，使得农民对家庭经营制度有了明确预期，同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1985年1号文件主要是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上突破。

1985年1号文件发出后，高层考虑到连续3个1号文件推出了若干重大改革举措，需要落实和观察，不准备继续搞1986年1号文件。但是，1985年入夏，发现粮食减产，入秋，进一步发现粮食大减产已成定局。粮食减产激发了农业形势忧虑和政策反思，特别是引发关于改革方向的质疑动摇，有一种声音指责家庭承包经营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前途。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决定继续发出1986年1号文件，要重申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同时部署了农村扶贫问题。进入9月，在万里直接领导下，杜润生开始正式启动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1987年5号文件，原来胡耀邦也是安排作为1号文件发出。胡耀邦领导了文件起草全过程。1986年12月19日，胡耀邦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件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胡耀邦说，一周后，“27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随后，胡耀邦突然辞职。这个文件稿随后由政治局讨论，是赵紫阳主持的。赵紫阳还安排了中央军委和中顾委讨论审议，但没有提出修改意见。所以，这个文件也应该归为胡耀邦任内文件。

从1987年5号文件之后，农村改革开始关键性阶段即告结束。1987年没有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原计划1988年夏天召开，但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出了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推迟到11月才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了年度的农业生产。1988年11月，中央发出了又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文件，题目是《关于争取明年农业丰收的通知》。这个文件没有集中于改革，主要是部署生产。可以说，1987年5号文件之后，重大改革部署不复存在。

来源：农村改革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