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农民的贴心人——胡耀邦
胡耀邦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4岁就参加红军，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雪山草地的长征，逐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领。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耀邦以第一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身份，领导了川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来，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湖南湘潭地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这些职务期间，亲历了中央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
从1964年11月30日到1965年3月11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100天。当时，陕西被认为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老巢”，四清中“左”的程度和恶果远甚于其他省份·胡耀邦到任后立即下农村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实际上进行了100天的超前改革。他的改革明快果断，雷厉风行，效果极为显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被誉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可惜，这场局部改革刚刚起步就被扼杀，胡耀邦被解职，受到连续两年先后10次以上的会议批判。但也因而使他对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风云变幻重新有了非常清醒的观察与感悟。“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村，在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同时，对啼饥号寒的农民，对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的曲折，更有深刻的反思。当“四人帮”垮台，他再度复出后，也就更加关注农村、农业的状况，被称为“农民的贴心人”。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很不以为然，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麻醉、自甘落后的观念。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在当时犹似石破天惊的话，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就要说“农”。这些言论表示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其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业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1月11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惟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份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道:“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农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1979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不胫而走，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
但是，“左”的传统如此根深蒂固，即便是“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此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这也难怪，因为“三中全会”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左”的势力，改变“左”的传统，它只是好的开端，历史转折的开端。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一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问题: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在1979年上半年，他的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979年1月11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个主要教训。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拖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倾向一“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冒叫一声“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变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的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光治水，要造水。造林也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上半年，刚刚启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的有之，指责“比例失调”的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陈永贵就曾授意《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十二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不予理会，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要求城市向农村改革学习。
4月18日、5月24日，他在中央系统的会上更满怀信心地预言:“农村形势好，喜气洋洋，估计今年会有大丰收。”他说:“目前没有春荒，集贸市场很好，价格下降，三月份收购家禽、猪、鸡蛋都超额完成任务。农村积极性高，工效高。四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他要大家考虑剩余劳动力“如何安排”的问题，做到“多利用、创造财富”。他还以江苏和上海郊区为例，说明中央政策初步落实，开始改革之后农村形势之好:“江苏五业兴旺。猪增长三分之一，农村购买力显著增长，要买中高档产品。上海郊区五千多台电视机销售一空。”
9月25日至28日，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作了部署，并阐述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实践证明，没有“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政策，就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和干部产生的怕变心理，不是没有据的。因为，不少握有权柄的人(包括因“三中全会”面获解放上岗不久的一些人)正起劲地攻击着“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攻击农民的改革创举。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胡耀邦当时已经看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画龙点睛。胡耀邦对此阐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业，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业，还有一个叫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业，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胡耀邦还特别提到:“最近香港有个人同我说，你们把鸡、鸭，鹅毛都丢了，很可惜啊。我想一想，如果平均一只家禽的毛重五钱，如果我们全国有20亿只家禽，我们就有1亿斤羽毛，可以做多少鸭绒被子!世界上现在有一种工业叫羽绒工业。”此后12年，我国羽绒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羽绒·羽绒制品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现在我国羽绒业迅速发展与胡耀邦最初的倡导分不开。乡镇企业不也正是从种植业、养殖业、副业，从过去不被注意和利用的资源的开发开始萌发的吗?
胡耀邦在会上赞扬:“最近辽宁全省讨论如何迅速富起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每个农民怎么尽快的富起来?应该重视研究。过去不是怕富吗，怕冒尖吗，现在我们反过来，要展开迅速富起来的讨论。’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190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不能不深深为之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1)《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2)《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当农村改革尚未形成大的浪潮之前·胡耀邦从尊重农民自主权·发挥农民积极性出发，已经对农村问题作过多次深思熟虑。他强调通过落实改革政策与运用科学技术，改革现行的农业体制，改造现行的农村产业结构。他的治“农”方略，改革理念，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开阔的视野，为农村改革深化、乡镇企业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区域经济开发、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开发西部战略，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改革时说到:“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独干，就是单千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独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最后会议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于9月27日发了《通知》作为1980年中共75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意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资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方面似乎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不管怎么说，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都是耀邦帮助我干起来的，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实情·
来源：农村改革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