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迎难: 找胡耀邦

1978年初，我（原江西省副省长黄霖长子）有一次“代父上访”，找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经历，记录在此：

我是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因为“文化革命”运动，我们这届学生被推迟一年分配，由于我的父母亲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长期隔离审查。1970年7月大学毕业时，我属于政治审查“不合格”的学生之列，不能留在“国防口”工作，更无法按我所学习的“飞机设计专业”安排工作，必须“改行”分配。这样，我就被分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轴承厂工作。我在该厂一共工作了近八年，总的来说，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使我热爱我的工作，与该厂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8年1月中旬，我向厂里请“探亲假”，一方面是要送我的妻子李黎明回南昌上班，另一方面可以回南昌过春节（2月7日），探望父母弟弟妹妹。

在这个时期，“四人帮”虽然已被打倒一年多了，可是，强加在我父亲头上的政治罪名还是没有得到平反。虽然，已经七十四岁的老父亲能够自我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还坚持每天冲洗冷水澡。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他心里是多么盼望早一天得到组织的平反呀！

在那种情况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老同志、老熟人都不便来我们家看望他，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有不少同情他的老同志会到家里来看望他。特别是1977年底以来，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有一些老同志到我家来劝说我父亲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请求平反。特别是有的老同志给我父亲带来了许多从北京传来的令人高兴的信息。

如有人说，胡耀邦部长与他前任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大不一样，他对老同志的感情十分深厚，对平反“文革”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的决心很大。特别是他的工作作风十分独特，只要是他不开会，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只要有人去找他反映情况，他都会亲自接待，休息日也不例外。甚至，在他家里定了规矩，凡是在他家访问的人，都可以排队等候接待。更绝的是，如果来访者在等待接见的时候没有吃饭，可以留在他家吃饭，只需交纳三毛钱和三两粮票，两菜一汤，尽管吃饱，实在没有带钱和粮票的，也可以留下来，先吃饱，再反映问题。

听到这些情况，我父亲很受感动，他说：“耀邦同志能这样当中央组织部长，那是当到家了——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也难做到这一点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就大有希望了！”

我刚刚回到家里住了几天，也就听到了这些情况，自然心里也很感动。而且，我感到父亲心里是很想向中央反映自己的处境的，家里人之间也不时地要议论议论，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意。

一天，住在我家不远的王浩然叔叔又来到我家与我父亲“摆龙门阵”了，他是一位老同志，平时就很关心我父亲，他为人热心、直爽、健谈，他的大儿子王衡与我在南昌叠山路小学和育新小学时期就同过学，也是南昌二中高中时期的同学，而且，我俩是同期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的。

在谈到有关我父亲的平反问题时，王浩然叔叔极力支持和主张我父亲直接去北京向党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

但是，我父亲考虑，由于自己的政治结论问题没有平反，不便请假离开南昌，就是向江西省委请假去北京，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如果不请假就贸然去北京，恐怕更不合适，反而对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利。因此，对王浩然叔叔的建议有所犹豫，没有答应。

这时，王浩然叔叔突然转过脸对我说：“迎难，如果你父亲不便去北京的话，我倒是建议由你先跑一趟北京，代表你父亲及你们全家直接去找胡耀邦同志反映情况。怎么样？”

我说：“由我爸来决定吧。确实，总是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

我父亲此时说：“这样吧，老王的建议是不错的。具体怎么办，我还要与他妈妈胡瑞英商量一下再决定。”

当天晚上，我父母亲将我约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母亲表示同意让我先去北京一趟，哪怕是了解一下北京现在的情况也好。如果必要的话，父亲再去北京。

就这样，我很快就出发去北京了。到了北京，我就住在我母亲30年代初在上海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战友陈国栋叔叔家里，在府右街西边的枣林大院里，他此时已经恢复工作，重新担任粮食部副部长，他和他的夫人沈一尘阿姨都很支持我去找胡耀邦部长反映情况。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就立即赶往灯市口西街里的富强胡同六号，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此胡同是南北走向的，来往的人很少。在不算明亮的街灯下，我找到了坐西朝东的六号院门口，此时，大约是下午六点半钟左右。这个时间是预先琢磨好了的，我认为，一般在六点半钟到七点之间是北京家庭吃饭的时间，这个时段到达胡部长家里比较合适，见到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又不好意思到他家去“赶饭”，沈一尘阿姨在家专门给我提前单独开晚饭。

在一路上，我还想，如果今天见不到胡部长的话，我必须连续每天都去一次。或者今天先去一次，见不到他也没有关系，可以请他的家人或秘书另外安排时间，约好了时间再去。而且，我估计，胡部长最多会与我谈十五分钟，哪怕是只见我五分钟，只要把父亲的请求说明白就行了，我就应该满意了。反正，我当时的心境是七上八下的，心里没有确实的把握。

怀着忐忑的心情，鼓足了勇气，就走到门前去摁响了门铃。不一会儿，就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给我开了门。他的态度很温和，询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情？

我就坦然地告诉他：“我是从江西省南昌市来的，是原江西省副省长黄霖的大儿子，受我父亲的委托，到这里拜访胡耀邦部长反映情况的。”

他很客气地说：“哦，我是胡部长的秘书，姓梁。他现在正好在家，你请进来吧。”

他把我带进了大门，引进了左手边的一间不大的房间，是一间简易的接待室，他让我在这里坐下来，说：

“胡部长现在正在接待其他的同志，请你先等一等吧。你吃过饭没有？如果还没有吃，我告诉炊事员，你可以交三两粮票和三毛钱，在这儿吃个饱。”

我一听就笑了起来，赶忙说：“谢谢，我已经吃过了。”

梁秘书问：“在哪里吃的？真是不要客气呀！”

我赶忙回答说：“真的，我是在府右街一位父母的熟人家吃的，吃完饭我就过来了，乘103路无轨电车来的，不算远，很快就到了这里。”

他奇怪地问我：“那你笑什么呢？”

我回答说：“梁秘书，没有别的意思。我笑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南昌就听说了胡部长接待上访者的态度和办法，如果没有吃饭，胡部长家还管饭，三两粮票三毛钱，实在没有带粮票和钱的话，也可以吃。传得可神了，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果然如此。所以我笑了，是高兴得笑。我父亲听人家这样说，他还感叹地说：‘耀邦同志能这样当中央组织部长，那是当到家了——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也难做到这一点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就大有希望了。’正是因为我父亲听说了这些，才委托我来北京向胡部长反映情况的。”

梁秘书听我这么说，也笑着说：“胡部长确实是给我们定了规矩，要接待好来访的同志，无论是谁来，都必须认真接待。他现在可忙了……”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说话和走路的声音，梁秘书赶快起身出去，边走边对我说：“这位走了，还有一位，他就是在这里边吃饭边等着的，你再等等吧。”

大约又等了十几二十分钟，屋外又传出来送客人的声音，梁秘书赶快进屋对我说：“你出来吧，抓紧时间反映情况，二十分钟够吗？好让胡部长早点儿休息。”

我回答说：“行！”

说着，我们一起走到院子里，虽然我过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胡耀邦部长，但是，根据以前在新闻电影片中、画报上留下的印象，此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还在与前面那位来访者交谈，他用满口的湖南话嘱咐说：“你放心吧，用不了很久，你们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请你相信党的政策，党知道你们这批人多年来受了不少委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党也相信你们今后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新贡献的。”

我观察了一下，那位来访者五六十岁，戴一副眼镜，无论从衣着还是脸上的表情，都反映出他是一位历经沧桑、饱受创伤的知识分子或干部。

胡部长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乘着这当儿，我观察了院子，进大门的右手边（北面），有一间平房，亮着灯，屋里桌上还摆着锅碗瓢勺，哦，看来这间就是吃饭的房间了……

我正想着，胡部长已经转回来，梁秘书对他说：

“胡部长，现在还有一位从江西南昌来的同志，说是黄霖副省长的儿子，受父亲的委托来反映情况的。”

胡部长马上就微笑着对我说：“哦，你就是黄霖同志的儿子？”

我一听，此时从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嘴里说出一句“黄霖同志”，顿时一股暖流涌入心田，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眼泪差点儿都要流出来了。因为，自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十年多了，我都没有听到江西省的领导人称呼我父亲为“黄霖同志”了，就是当我的面，也只是称“黄霖、黄霖”的，都不愿加上“同志”二字。

我赶忙伸出双手握住胡部长的手，嘴中说：“胡部长，我父母亲都让我向您转达他们的问好！”

他说：“好，好，你跟我进里面去谈吧。”

在进里院的路上，胡部长对我说：“小黄啊，你就不要部长、部长的叫我了，我比你父亲年纪小，你叫我叔叔就行了。”

梁秘书听胡部长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胡部长与我父亲过去还是认识的，于是，梁秘书说：“对，对，这样更亲切一些。”

此时，我心中更是感动万分。

胡部长又问：“怎么，你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平反吗？”

我沉闷地回答：“是啊，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来拜访您了。”

他感到了我话中的沉闷，说：“不要着急，进屋慢慢谈吧。”

穿过一间过厅，再进左手边的里屋，这间就是他在家里办公的房间，正面摆放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差不多摆满了文件，边上的书柜里放满了各种书籍。房间不算很宽敞，在办公桌的左前方，靠墙还摆放着两张单人沙发。

他让我坐下来，但我没敢往沙发上坐，我就在沙发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胡部长说：“这样也行。我有点儿累了，我就靠在沙发上了啊。”

说着，他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下，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可不要介意，为了更舒服一点儿，我在沙发上架着脚，没关系吧？”

我忙说：“您是长辈，怎么坐都没有关系。”

他笑着把双脚架在沙发一边的扶手上，将身子靠在另一边的扶手上，半躺横靠在沙发中间，他说：“这样靠着，我就舒服多了！好，你就慢慢说吧。”

我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动了一下，面对着他，开始向他讲述我们一家目前的情况。

这时，梁秘书从外屋给我端来一杯茶，也把胡部长的茶杯沏满了水。

他听了一会儿，随手就拿出了香烟点燃、抽着，听我讲述。

正说着，他突然问我：“小黄，你抽烟吗？”

我回答说：“我有。”随手就准备掏口袋拿出自己的香烟。

胡部长急着对我说：“你有？不要拿了，来，抽我的‘大中华’吧，烟酒不分家嘛！”

说着就把他的香烟和火柴都递给我，那时，“中华”牌香烟还是不带过滤嘴的，市场上不容易买到，六毛钱一盒。当然，我是很难得抽到这样的香烟。

我身上带的香烟，是刚才在来的路上临时买的一包北京生产的“香山”牌，三毛四分钱，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烟了。在广西的工厂里，我常常是买当地的烤烟丝，自己用烟纸卷着抽，或者是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一毛四分钱的“转运”牌，二毛一分钱的“漓江”牌，二毛四分钱的“红灯”牌香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买三毛钱以上的香烟来抽抽，改善一下。此时，我就不好意思再掏出自己的香烟了。

他看着我把香烟点好，微笑着让我继续说。

在我述说家里的情况时，他听得十分认真。

我向他一五一十地述说家里的现状：

自1967年父亲被打倒后，父亲被隔离审查了八年，前五年是绝对隔离关押，我们都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呢。1971年林彪“9·13事件”以后，江西的程世清被打倒，1972年下半年，才开始允许我们子女到设在高安县的“集训队”去看望他，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1975年底，虽然允许他回家了，但是在政治上始终没有给他平反，至今还是没有给他发工资，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房子也不给安排，父亲今年七十四岁了，看病也很不方便。

家里所有的成员都受到了株连。

首先受到株连的是我母亲，1968年初，江西造反派组织头目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江西省的情况时，给我父亲黄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江青在场一听，就亲口信口开河地点名说：“黄霖的老婆胡瑞英可能也是叛徒，你们去查一查。”结果，在北京的造反派头目当晚就把江青的这句话就“传达”到了江西。

就因为江青这句话，江西“省革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把我母亲隔离审查了八年之久。专案组先后换了三个组长也没有查到我母亲有任何问题，到了1975年，省委不得已才给她平反，安排了工作。家里这才好过一点儿，全靠妈妈撑着这个家。

听到这里，胡部长就问：“哦，那么江青过去认识你母亲吗？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回答说：“嗨，说来话长，我母亲原是江苏省江阴县人，因为家里很穷，从小没有读过书，跟着母亲和哥哥到上海纱厂当童工，以后就一直在纱厂做工。后来，为了学到文化，就在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夜校学习文化。1933年10月，母亲在女工夜校加入了共青团。就在这个时期，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受进步组织委托，也在这家女工夜校教文化课，但不是教我母亲这一班，只因为我母亲在夜校里比较活跃，所以她俩之间也认识。”

“1934年9月，李云鹤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上级团组织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让她把李云鹤老师放在女工夜校的书刊、笔记本和物品都清查一遍，有些需立即予以销毁，免得被特务们查到党团组织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我母亲立即照办了。果然第二天特务就到夜校里来查找江青的物品，结果也没有找到他们认为有用的所谓证据。不久以后，我母亲被调任共青团沪西区委组织部长，还曾离开工厂‘脱产坐机关’。实际上，团组织始终观察着江青的表现，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

“母亲还曾听团组织内的同志说过：李云鹤老师被释放出狱了，不再到女工夜校教课了，后来还当了演员，改名为‘蓝苹’，演过话剧、拍过电影等等一些事情，一直到蓝苹与唐纳同居后，团组织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和过问‘李云鹤老师’的事情了。其实按理说，我母亲当年是掩护过她的，没想到‘文革’中她还要点我母亲的名，把我母亲审查了那么久。”

胡部长说：“那是呀，她怕你母亲知道她的底细嘛。”

我说：“是的，我妈妈后来对我们说过：‘幸好江青不知道我当时已是共青团区委的干部，特别是她并不知道她在被捕以后，上级团组织还曾安排我去清理她留在女工夜校的物品。后来在延安见到她时，包括解放以后在庐山与她见面时，我都没有向她提起这些事情——我认为那都是应该做的事情，并没想在她面前邀功。就是在文革中审查我的时候，我的专案组曾多次追问我与江青的关系时，我也没有提起那些事情。我只说，那时她是在我们女工夜校教课，但并没有教过我这一班，所以只是一般的认识，别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要不然，江青在文革中不把我整死才怪呢！’妈妈与江青曾在上海女工夜校相互认识的事情，过去倒是听妈妈说过，但是，有关江青被捕以及组织上派我母亲清理和销毁江青留在夜校里的书刊和物品的事情，那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她才讲给我们子女听的。”

胡部长说：“你妈妈真是一位好同志，很有政治头脑，有些事情确实是不能随便说的。你母亲确实是很朴实呀，没有因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就与她拉关系、套近乎，能做到这一点，那是真不容易呀！‘文革’中，有些人不就是头脑发热、想方设法向她靠拢吗？结果呢？还不是自己倒霉，自讨没趣。唉，我没有想到你妈妈胡瑞英同志在‘文革’中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呢。”

我又说道：“弟弟妹妹们在江西受到的株连也很厉害。江西省革委保卫部先是诬陷他（她）们是‘江西反共地下军’的骨干，立案关押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实在找不到证据，也不肯认错，不给弟弟妹妹平反，只宣布是‘予以甄别’，分配到农村劳动。因受父母问题的影响，多年回不了城里工作。后来，两个妹妹经过自己的努力，读上了‘工农兵学员’，大妹妹读中专师范班，小妹妹读大学师范。”

“大弟弟受到的影响也很大，他是‘文革’前就参军的，当满了三年兵，连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只是由于受父母亲被审查的影响，1969年初，从部队复员。当时江西省还是程世清在台上，他就故意不按复员军人的政策给我弟弟安排工作，反而按‘知识青年’待遇，把我大弟弟下放到泰和县农村务农。一直到林彪事件后，程世清下台，1972年我大弟弟才被落实复员军人的政策回到南昌，安排在化纤厂当了机修工。”

“小弟弟被下放在永修县鄱阳湖边的共大南湖农场务农七八年，他自己也很努力学习，去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考得不错，成绩上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江西省招办因就是不抛档。我们得知后，我和弟弟跑到省招办张主任家质问为什么不抛档，他回答说‘你老子是叛徒’。当时我们很气愤，跟他据理力争，一是说我父亲是不是叛徒中央还没有定论，二是我母亲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三是有违中央的有关政策……争论很激烈，惹得同一栋楼的邻居都来围观。他老婆见状出来‘打圆场’，让我们进屋谈……就这样，张主任不得已答应第二天抛档，但因为当天本科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明天开始录取大专，我弟弟只能上大专了……”

胡部长越听越有气，说：“你们江西省还是这个样子呀？！都什么时候了，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怎么还在搞‘文革’中极‘左’的那一套。你回去告诉那个省招办主任，就说他错了，错就错在他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情，你就说是我说的，要他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由得说：“唉，胡叔叔，您也不要生气。我们家这么多年来受气受挤的事情遇到的多了，我们都习惯了，都看穿了，只有忍着呗……”

胡部长听我这样讲，就打断我的话头说：“什么？你年纪还不大嘛，怎么能说出‘都看穿了，只有忍着呗’的话来呢？”

我赶忙解释：“唉，胡叔叔，您听我说，就算我回南昌向省招办主任转告您的指示，要他纠正错误，他很可能就会说，‘好吧，我接受胡部长的意见，我错了。但是，这一届已经来不及了，如想上本科，让你弟弟明年再考一次，如考上，我保证抛档’。可是，万一再考一次上不了分数线呢？”

胡部长听我这么说，他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是啰——有时该忍也只有忍一忍呐！你们家有这个想法就很好，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对。看起来，你们家里都还是看得很开的呀！这样也好，不生气，少生病。唉！”

我说：“我们家不看开也不行呐，是没有办法呀！”

他又说：“好吧，小黄，那么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呀？你还没有谈到你自己的情况呢。”

我笑着回答说：“胡叔叔，刚才您一直叫我‘小黄’，是我没有事先说明清楚。现在对你说明一下，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跟父亲姓‘黄’，我们还是姓父亲原来的姓，姓‘罗’，我叫罗迎难，欢迎的‘迎’，困难的‘难’，罗迎难。”

他也笑着说：“对、对、对，黄霖同志原来不姓黄，是做地下工作改的吧？迎难、迎难，迎接困难嘛，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吧？”他一边说着，还一边把我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

我回答说：“我父亲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名字用过好几个，但是都没有改过姓。1937年8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开始，经党组织营救，才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无条件释放’，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帮助下，立即转到西安，再转到陕西省泾阳县的云阳镇集中接受组织审查，他担任‘出狱同志大队’的副大队长。10月份到达延安，根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的要求，为了便于以后再派他到白区去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另改名字。这样，我父亲才随我祖母的姓氏，改姓改名，才叫‘黄霖’的。”

胡部长笑着说：“是的，当时从白区来的干部很多都要改名字。所以，我在延安认识你父亲时，他已经叫黄霖了。好，你再说下去。”

我继续说：“后来，1946年1月份，我出生的时候，是在从延安进军东北的路上。父母告诉我，刚进到辽西，到了彰武县哈尔套街，天上下着大雪，气候十分寒冷，国民党军队又围追阻截，队伍行军面临很多困难。这时我出生了，父亲想起了斯大林同志的语录：‘共产党员要能够迎接困难、克服困难、解决困难、消灭困难。’这样，父亲与母亲商量决定，仍沿用祖宗的姓，姓‘罗’，我是老大，就起名为‘迎难’，以后弟弟妹妹就叫‘克难’、‘解难’、‘消难’，老五小弟弟出生后，语录中没有‘难’了，因家在江西省南昌市，就起名叫‘江南’，山清水秀，安居乐业吧。‘文革’中，小弟弟又按毛主席的语录‘排除万难’，自己改叫‘排难’。”

他一边听我说，一边还跟着我念叨：“迎接困难、克服困难、解决困难、消灭困难，江南，排除万难、排难……”顺手也都记在纸上了。

胡部长笑着说：“哦，黄霖同志还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出身，给孩子起名字还很有哲理呢！既保持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将儿女改回姓罗，又按革命领袖的语录，起了革命性的名字。好，你们一家人都不怕困难呀！你知道斯大林的这条语录出自什么地方吗？”

我回答说：“据我父母说，他俩结婚时，是1942年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别的同志在布置为‘新房’的窑洞里贴了这条语录，我父母亲就记住了。”

“好，好！那么，小罗，那你现在做什么事呢？受到父亲问题的影响了吗？”

我回答说：“当然是躲不掉的。我是1964年考进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因为‘文革’，推迟了一年毕业，到1970年才给分配工作。而且，由于当时父母亲都被隔离审查，我被列为‘政审不合格’，不能留在国防口工作，把我改行分配在广西宜山轴承厂从事技术工作，至今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此外，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兄弟姊妹都无法入党。”

胡部长此时追问了一句：“什么？你在哪里？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在广西西北部的宜山县，原来是一所监狱，是从柳州监狱的一个轴承车间，1966年搬迁到宜山县，现在已过渡成为地方国营的专门生产轴承的工厂。”

当他一听见我说在广西宜山县工作时，他立刻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坐起身来，又点起一支烟来，并让我也再继续抽烟。其实，他自己几乎没有停下抽烟，也已经让我抽了几只烟了。

他还不时对我说：“抽吧，抽吧，不要客气！”

他还问：“我记得你父亲黄霖同志在延安就是抽烟的，现在还抽吗？”

我回答说：“抽，父亲说他是1938年在中央总务处当处长时开始抽烟的，他已经戒不了了，他还不愿抽香烟，只抽土雪茄烟，特别喜欢抽四川家乡的‘工字牌’小雪茄烟。60年代，家乡亲戚寄来烟叶时，我还帮他卷过雪茄烟呢。”

他风趣地说：“那好，你就多抽几支，算是我请你父亲抽的，你代表他多抽几支吧！”

大约在二十多分钟的时候，梁秘书已经进过屋里，向我示意时间到了，该结束谈话了。

但是，胡部长说：“没关系，我没有什么事情，我还要与小罗多谈谈呢。”

梁秘书笑着说：“看你们抽烟抽的，满屋子都是烟味儿，我把门打开，散散烟气吧。”

外屋是间过厅，里屋开了门也不会凉。

胡部长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小罗，1959年间，我在团中央工作时，去过一次你们的宜山县。现在宜山怎么样啊？”

我回答说：“那里还是山青水秀的，风景很美丽，虽然经济上比内地落后一些，但是，在整个河池专区相比，经济方面还算是最好的。反正我在那里八年了，还没见过闹灾荒，粮食、蔬菜总还是充足的。县城里每五天一个赶墟（北方叫赶集）的日子，逢五小墟、逢十就是大墟。在墟日里，老乡挑来自己的农副产品到墟上卖，各类新鲜蔬菜和鸡、鸭、鱼、肉都有，还不用肉票，比公价才贵几分钱，上好的议价纯瘦猪肉才卖八毛几分钱。而公家肉店的猪肉还要凭肉票买，一般肥瘦搭配的猪肉还要七毛八分钱一斤呢！那里的鸡蛋、鸭蛋也很便宜，论个不论斤，大小都不会超过一毛钱一个。山区的野味儿也很多，山鸡、黄麖（一种麂子）、果子狸、蛇、穿山甲不时都会有卖的，最好的黄金色甲的穿山甲，才卖到一块钱一斤，比方说，我们曾买过一只八斤重‘金甲’的穿山甲，八块钱，吃完以后，再把剥下来的甲片送到中药店去，店里还能给你三块钱呢，当然，‘金甲’很难碰到，一般都是‘黑甲’的。宜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一种紫红色皮的甘蔗，属于果蔗类，水分多，含糖量很高，嚼起来松软香脆，所以，我们县还是个产糖的县份，到糖厂去买，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公斤上好的蔗砂糖，还不用交糖票呢。当然，这是在榨糖的季节，糖厂完成了上缴任务以后才能买到。”

胡部长笑着说：“看来你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还想调离那里吗？”

我实在地回答说：“想，想回南昌，老父老母都在那里，从到北京读书算起，我已经离家十四年了。而且，我去年结了婚，爱人也在南昌工作呢，她已经怀孕了。所以，我正在积极联系调动呢。”

胡部长笑着说：“你怎么没有在宜山找一位广西姑娘呢？”

我说：“我和我爱人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两家人很早就是熟人。”

胡部长说：“哦，那我祝你早日与家人团聚吧。小罗，我再问问你，我记得，你们宜山县有一个‘白龙洞’，你进去看过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确实听说过北山上有一个‘白龙洞’，也想进去看看，但是没有办法进得去。因为那里现在还作为抗美援越的军事要地，听说附近的几座山头都修筑了地下工事，北山和附近几座山头都是不让随便靠近的。”

胡部长饶有兴趣地对我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宜山屯兵时，在白龙洞留下一首诗，我记不住全文了，现在只记得其中两句……”

随口他就吟颂起来：“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地，移民复古风。......其他几句我就不记得了。”

说着，他还随手用铅笔在纸上给我写了“毁佛崇天地，移民复古风”八个字让我看。

他又接着说：“你看，仅从‘毁佛崇天地，移民复古风’这句诗文，就可以反映出太平天国起义军不相信封建迷信，起码，石达开本人就已经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了。另外，他那些下属部将所和的诗也都写得不错。”（注：石达开的全诗句是：“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地，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我说：“文革中，有些造反派的文人还批判石达开是‘叛徒’呢。”

他很气愤地说：“什么？！那些人胡说八道！石达开算是什么‘叛徒’呀？！每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缺点或错误，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更何况，他又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英雄呢？你回宜山以后，不妨去找找这些诗来读一读。”

我答应他：“回到宜山后一定找找这些诗，但不知经过‘文革’运动，他的那些诗文碑刻是否还能够保留下来？反正我会设法去找，也许民间还有流传，旧书旧杂志里可能还会有记载的。我找到以后，一定会给您寄一份。”

他说：“好，不着急，什么时候寄来都行，你就寄到这里，信封上写梁秘书的名字就行。他叫梁金泉，金银铜铁的金，泉水的泉。”

我就赶快记在随身带的小本本里。

说到这里，他忽然问我：“小罗，你们在厂里都读些什么报纸呀？”

我说：“车间班组里都发有《解放军报》和《广西日报》，每天都会看的。”

他问：“看得到《人民日报》吗？”

我说：“全厂只订了两份《人民日报》，一份给厂领导同志传阅，政工组还存有一份。我有时会去政工组借来看一看，但是，也不是天天去借，只是想起来才会到那里翻阅。”

他又问：“你们厂是军事单位吗？”

我说：“不是，是由自治区机械局领导的地方国营的工厂。”

他加重语气地问道：“既然你们厂不是军队的单位，为什么让你们读《解放军报》而不给你们读《人民日报》呢？”

我感觉到他对此有点儿不高兴，就赶紧说：“我们工厂原来是监狱，原来是派驻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山监狱军事管制小组’，我1970年进厂时，还有一位解放军姓王的班长带着两名战士留守，他们是属于第47军到广西来的‘支左部队’，与看守监狱站岗的地方公安部队不是一个系统。全厂的都按部队的编制，车间为‘连’，设连长、指导员，工段为‘排’，设排长、副排长，工组为‘班’，设班长、副班长。大约在1972年以后，这个‘军管小组’就撤消了，才组建了‘厂革命委员会’，下面才改设为‘车间、工段、工组’。厂里订阅《解放军报》一事，大概就是军管小组时期定下的规矩吧？”

胡部长听我这么解释，很郑重其事地嘱咐我说：“那好，你回到厂里以后，请你当面转告你们厂现在的领导同志，就说是我说的，请他们给职工订阅《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是直接反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要让职工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嘛。”

我回答他说：“好，我一定将您的话转达给厂领导同志。”

他又说：“小罗同志，今天咱们就谈到这里。关于你父亲的问题，我一定会关心的。现在你也知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党中央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完成的，但是，由于‘文革’十年造成的影响，阻力还很大，任务还很重，积重难返呀，还有许多老干部的问题没有解决，刚才你说到与你父亲一起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坐牢的老干部，比如说陶铸等同志，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解决呢。现在党中央的决心是下了，但是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

他继续说：“刚才在你前面来谈话的人，你见到了吧？他就是过去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其实，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人，党中央也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很有本事的呢，团结起来，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对吧？”

胡部长接着说：“好，你看，连这些人的政治结论，中央都很关注，更何况像你父亲这样一批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党的老干部，现在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呀，党中央还能不关心吗？所以，请你和你们全家放心，耐心等待，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保养好身体！你说你父亲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好，七十四岁了，哦，他是1904年生人，那比我年长11岁啊，他现在每天还能够坚持洗冷水澡，我很高兴！”

胡部长想了想，又继续对我说：“这样吧，我建议你赶快写一份报告，先要求解决三个最实际的生活问题，一是看病问题，二是工资问题，三是住房问题，把这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先解决，把生活和身体搞好了，就可以从容等待解决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在这里写，我会尽快批示到江西去……”

当我一听他说“你可以在这里写”这句话时，感到愕然，不由得用手指着他的办公室、嘴里还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什么？就在这里写？”

胡部长听我这么一问，立即对我说：“对、对，是要抓紧时间，你就在我这里写吧。”

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一面收拾桌上的文件，一面拿出稿纸来，对我说：“你就坐在我的办公桌上写吧。”

此时，我真是有些惊呆了，“什么？我还能坐在部长的桌前写报告？”这真是太出乎我的意外了，我简直因为感动而不知所措了。

这时，梁秘书大概在外屋也都听到了，走进来，一边帮助胡部长收拾桌上的文件，一边对我说：“小罗，你就抓紧写吧，没有关系的。”

坐在耀邦部长的座位上，接过他亲手递过来他自己用的钢笔，我嘴里还嘟哝着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开头写什么呢？”

胡部长说：“字写得怎样都没有关系，能认清楚是什么字就行。这样吧，你以你自己的名义来写这份报告，上款就写‘中央组织部胡耀邦同志’，再用两三句话说明你父亲的现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请求解决三个问题，一、二、三，就按我们刚才说的三件事情，写清楚就行了。”

我说：“我怎么可以直接称呼您‘同志’呢，那我就太没有礼貌了吧？”

梁秘书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那你就称呼部长吧。”

这样，我记得我的上款写得是：“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部长”。

胡部长看了，说：“你的字写得还可以嘛，不要急，写清楚就行，最后你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今天的日期就行。”

此时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赶快动足了脑子，很快就写完了这份报告。

在我写报告的时候，胡部长一直站在我的左边，梁秘书站在桌子对面，他俩还不时指导我该怎么、怎么写。

待我写完之后，签好名字和日期，胡部长拿起来看了看，说：“这样就行了，意思也都写清楚了。你回去告诉黄霖同志，让他好好保重身体，耐心等待。梁秘书在这里可以作证，我明天就可以将你的报告批复给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然后由他们立即转告江西省委。当然，一切都得按程序办理，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总之，需要你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的。好，今天咱们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全家的困难都能够消灭掉！也祝你回去一路顺风！再见！”

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再三、再四向他鞠躬作揖，千谢万谢！那时，我真是连向他下跪磕头拜谢的念头都闪过，只是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共产党是不作兴下跪磕头的。至今，事隔三十年了，我已经年过花甲，现在默默地想起那时的情景，写到这里，依然是止不住老泪横流……

当时，最后我只是与他紧紧地握手告别……

梁秘书把我送到大门外，对我说：“连我都没有想到胡部长会与你谈那么久，看来，胡部长还是了解你父亲的。我向你说明一下，刚才，胡部长说‘你可以在这里写’，他本来的意思大概是说‘你就在北京写，不必回南昌写了再寄来’，目的是便于尽快办理，而你却理解为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你一提问，他马上就同意在他的办公室里写——这一点，我更是没有想到的！小罗，你可真是享受了极为特殊的待遇呀！”

我说：“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我当时确实是高兴得有点儿懵了头，没有细想，以为就是他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写，就随口问了一句，确实不是故意这样问的……”

梁秘书笑着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你也不必为此过意不去。你看，由于你这样一问，胡部长就马上答应了，这样不是更快更有效吗？你放心回南昌吧，胡部长一有批示，我明天一定会转送给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好吧，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叫梁金泉……”

我插嘴说：“刚才胡部长把你的名字都告诉我了，让我回广西宜山以后，如果找到了石达开的诗，就寄给你。”

他说：“没问题！”

我再三向他道谢，心里还想：“我见过多少当秘书的同志，今天我可真算是开了眼了。这才是共产党里为人民服务的秘书啊！敬佩万分！”

（注十年以后，我有幸被组织上推荐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四局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还担任过科教文卫体组的组长，负责联系有关各部门，干了六年。在这个时期，我的上级、下级都对我有很多教育和帮助，同时，在我心中，自己始终都是尽量以梁金泉同志当年对待我的态度为榜样，对各地方、各部门来办事的各级同志，努力做到热情接待、虚心听取意见，耐心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认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想起来，“梁秘书”当年的形象，仍然教育、激励着我。）

在回到住所枣林大院的一路上，我心里头都是热乎乎的，比我去到富强胡同一路上曾怀着心中无数、忐忑不安的揣揣之心相比，那真是天渊之别呀！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晚上，胡部长居然会主动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而且，他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与他谈话，就像谈家常话一样。

回到陈国栋叔叔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他和沈阿姨还没有睡，等着我。一见到我就问：“怎么样？见到胡部长了吗？”

我兴致勃勃地从头到尾向他二老汇报了一遍，他俩也是十分高兴！

陈叔叔说：“迎难，你今天早点儿睡觉，明天把今天向胡部长汇报过程详细整理成一篇文字的东西，以便回南昌告诉你父母亲。”

当天晚上，我哪里还睡得着觉？回到我住的房间里，就开始整理了一份初稿，免得第二天万一又遗忘了什么话语。大概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安心睡下。确实，我也太睏了，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把《初稿》又整理了一遍，晚上等陈国栋叔叔下班后看过，我就准备回南昌去向父母亲报告，好让他们早点儿放心。

第三天，我还去看望了六叔和八姑，把父亲的情况和拜访胡部长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他们也很高兴。同时，他们还告诉我说，如果江西省还是没有什么“动静”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让你父亲亲自来北京，到中央组织部“上访”，听说北京已经住了不少外省来请求中央解决问题的老干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里都住满了。

八姑还说：“如果招待所住不进，就住在我家里。”

很快，我就带着从北京得到的各种信息，出发回南昌了。

不用说，我父母亲听到我说的一切，他俩都非常满意，感到出乎意料的满意。

父亲说：“既然是这样，我们更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党的干部政策，相信胡耀邦同志，我就没有必要马上去北京，先在南昌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吧。”

因为有胡耀邦部长谈的一席话，我们全家安心地过了一个春节大年。

来源：光彩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