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1975年胡耀邦在中科院的“百日维新”（上）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有两次“百日维新 ”，一次是1964年底至1965年3月的陕西“百日维新”，一次就是“文革”后期担任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期间，于1975年7月底至11月中旬推行的全面整顿事业。这两次维新改革，均切中时弊，深得民心，然因忤逆了“政治大气候”，百日而终。

笔者年初发表的《“文革”前夕的胡耀邦陕西新政》介绍了前一次“百日维新”，本文则将介绍后一次“百日维新”。总体而言，后一次“百日维新”是“文革”末期全面整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相关联，它既是拨乱反正期间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预演，我们从中还可以窥探若干“文革”末期的政治生态。今年夏天恰逢中科院“百日维新”五十周年，笔者特意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

一、胡耀邦复出的曲折经过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支持或默许之下，开始着手解放老干部。在这背景下，胡耀邦的处境逐渐好转，1972年初，他在中央批准下，得以回京治病，结束了两年多的河南潢川干校的重体力劳动改造生活。1972年4月，军代表及专案组做出了《关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资派错误的审查报告》，虽然强行给胡耀邦安排上各种不实之词，但是这也可以视为结束审查，予以解放任用的一个信号。

根据“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组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高奇的回忆，1972年8月中央下令着手重新审查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大区中央军书记，省委第一二书记，对于这些人酌情重新安排任用，中组部还专门为此成立“落实干部政策小组”，初始中组部在1972年底向中央上报84人，1973年3月又增加了一些人，共97人。周恩来在进行第二次手术前，连续三天抱病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审议这份干部名单，可见此事干系重大。笔者认为，作为八大中央委员，且与刘少奇无甚个人渊源的胡耀邦一定在这84人或97人之列。

此后不久，也就是1973年春天，主管中央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两次来到胡耀邦家中，宣布中央对他的任用安排，即到西北某一省份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如果表现良好，还可以在下半年召开的“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会。

但是这两次会谈均不欢而散，胡耀邦拒绝中央对他的安排。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从胡耀邦子女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既然要出来工作，不是没有代价，首先要承认专案组强加的走资派帽子，然后做“深刻检查”，胡耀邦显然不愿意这么做，用他的话来讲“我才不会无限上纲，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换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当当呢”（李恒女士的回忆）；二是，当时各省第一书记都是造反派或四人帮爪牙，胡耀邦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他抱着所以宁可不出来做事，也不能帮人做坏事的态度，所以他向纪登奎表示，哪怕当地委第一书记、县委第一书记都行，就是不愿意当副职（胡德平先生的回忆）。

因此，胡耀邦回京后近三年时间里，都在家中赋闲读书，以表示对时局的消极抵抗。这期间他认真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同时还阅读了数百本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后新翻译的内部发行书刊，包括西方名人回忆录、世界史和经济研究书刊，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这段时间是胡耀邦读书生涯中，最集中、最丰富的时期，他对“左”的路线的反思走向系统化，这些思想积累，为他日后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1975年1月，邓小平升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面整顿由此拉开。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二人成为当时老干部众望所归的核心。推行全面整顿的关键是物色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思想的得力干部，邓小平、叶剑英二人均长期担任胡耀邦的直属上司，深刻了解胡耀邦的能力、品德，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胡耀邦。于是，他们通过推荐胡耀邦参加 “中央读书班”的形式，来促成复出。

而胡耀邦出于对邓小平叶剑英的真心拥护和尊敬，对于这次中央的征召持积极配合态度。胡耀邦参加的是1975年2月开班的“第四期读书班”，这里面除了文革新贵外，还有吕正操、程子华、陈再道等老干部，胡耀邦见到这些久违的老战友，非常高兴。我们根据“中央读书会”的规格和性质（注释一）还可以断定，胡耀邦能够参加读书会，是事先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7月4日，毕业典礼这天，邓小平、叶剑英、王洪文和江青等逐个会见学员，邓小平做了长篇讲话，名字是《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这是全面整顿中的一个重要文献，主要讲要摆脱造反派和文革新势力的干扰，全面恢复领导机制的问题，后来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在正式开会之前，叶剑英特意高声大喊：“胡耀邦同志来了没有”？ 胡耀邦说：“参座，我来了”，叶剑英问：“你的身体还好吧？” 胡耀邦回答：“还好”。 叶剑英说：“看了你的简报，讲的很好嘛”！很明显，叶剑英在释放给胡耀邦重新安排工作的信号。根据李昌等人的回忆，会后大家都来纷纷道喜，说：你终于熬出来了，要被重用了。

又据《毛泽东年谱》的所增添的新条目，毛泽东于7月11日对胡耀邦的《向主席和中央汇报我的这次学习》做出批示，并同意胡耀邦担任中科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胡耀邦的复出已经名正言顺，三日后（ 7月14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谈话，对胡耀邦做出正式委任，并交代他需要做的三个任务：第一尽快形成整顿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谈清政策界限；第二制订科技行业的发展规划，研究怎么把科技搞上去，第三整顿科学院的领导班子。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革”中国家科委被裁撤，其下属部门被合并到中科院，另外，中国科协、国家地震局、国家计量局也属于中科院代管。所以，当时的中科院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还是全国科技行业的总领导机关，而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早已几乎不过问事务，所以当时胡耀邦是整个科技口的实际负责人，可以说被邓小平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胡耀邦于1966年8月被打倒，此后经历了批斗、监禁和劳动改造，时隔九年终于再次走上工作岗位。这一年胡耀邦已经60岁，出于对时局的悲观，他认为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

（二）胡耀邦在科学院的整顿

在谈胡耀邦的整顿之前，笔者先谈一谈“文革”中科学界的遭遇。科技界无疑是“文革”的重灾区，根据《中科院编年史（1949-1999）》的记载，仅中科院北京院区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赵九章、熊庆来、叶渚沛、张宗燧、邓叔群、胡先骕等学科领域泰斗级人物；北京院区 170位高级职称人员中有 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各地分院也遭受严重冲击，比如长春光机所有100多人被打为“苏修特务”，13人被迫自杀或迫害身亡。

1967年后军代表和群众代表接管了中科院的领导大权，长期执行迫害、羞辱知识分子的政策，宣传科学界是 “名利挂帅”、 “专家路线”、 “引诱青年走个人奋斗的邪路” 。1971年 1月至 3月 , 中国科学院革委会组织了未来十年计划座谈会，完全否认建院以来的成绩，称知识分子是 “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

中科院在“文革”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研体系，多达106个研究所，27000余名科研人员（其中京区约9700余人）。不过“文革”期间，多数研究所被解散或划归地方，大量科研人员被流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等地的五七干校进行体力劳动。到1973年仅剩下13个直属研究所，北京院区仅剩下2000左右的老弱病残人员，同时 , 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 实验设备、 资料、 标本等，大部分被损毁 。用“灭顶之灾”来形容科技界的遭遇，毫不过分，胡耀邦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人心惶惶的烂摊子。

胡耀邦是在7月23日正式到中科院任职的，他一上任就开始一手起草《汇报提纲》，一手认真调研，倾听科研人员的呼声，并为他们鼓励打气，在不到四个月时间里，胡耀邦走访了全部直属院所以及附属印刷厂、实验基地等，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为了推行全面整顿，胡耀邦做的第一个工作是，思想上正本清源，回击那些“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白专”等对知识分子和科技研发的污蔑之词，肯定他们的价值；批评只抓阶级斗争，蔑视科研的政治挂帅路线，反复强调科研机构的本质任务是搞好研究，中科院的一切工作重心应该放到科研事业上来。

胡耀邦指出，现在帽子很多，什么“臭老九”呀，什么挨批挨斗，乱扣大帽子，随便关人，我看是吃不开了，我们是有沉痛的教训的（10月5日在数学所的讲话）；现在其实知识分子已经走在工人阶级前面了，不要老觉得他们是落后的（9月23日在附属印刷厂工人的讲话）；我们许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工作发展，为科硏服务，而是妨碍甚至是破坏科研（10月15日在遗传所的讲话）。

胡耀邦多次为被扣上“白专典型”帽子的陈景润打抱不平，认为陈景润是大家学习的对象，而不是批判的对象，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这样的人就了不得了。他还专门到陈景润宿舍看望慰问，见到陈景润蜗居在一个四人共享的6平米宿舍里，不仅愤怒起来，后来专门为他找了一个16平米的单人宿舍，用以改善居住研究条件。

对于，中科院以及当时的清华北大等高校，邀请工人农民进来“开门办科研”，以及强迫知识分子到乡村进行劳动改革，大家只能偷偷摸摸搞科研，中科院每名工作人员研究时间一周不超过20小时。胡耀邦指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6日在心理所的讲话)；科硏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农业生产中去？ (8月与李昌的谈话) 科硏工作中能否提工农兵是主体？这值得研究，工农业生产可以讲工农为主体，但是科研只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主体。

胡耀邦不断强调，四个现代化上不去，我们这些人就是犯罪，如果科研搞不上去，不觉得可耻、不觉得可悲吗？对待科研上，八级台风不行，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要敢于抓业务工作（10月5日在在数学所的讲话，10月7日在电子所的讲话）。

胡耀邦鼓励知识分子，要敢去图书馆看书、做研究、不要怕别人说是白专；知识分子要作“（科学）家”迷，不要作“官”迷，不要老想着当官；领导干部也要以培养专家为己任，在本世纪内，要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了历史任务。

为了让大家认识到搞好科研的紧迫性，胡耀邦一直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也实际上戳破了“四人帮”对科研成绩的粉饰和吹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科研力量、科研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不承认自己的缺点就要落后、要挨打，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说，历史是无情的，业务工作没有新气象，我们的一些人却天天吹牛、自我陶醉，这是轻率的态度，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10月16日在心理所的讲话）。

第二，在组织人事上，清除“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派性人员，恢复所长负责制，重视发挥科学骨干的作用。

胡耀邦几乎在每个场合都严厉批评那些派性人员，他说有极少数人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专搞邪门歪道，自称是正确路线，是马列主义实际是什么是马列主义都搞不懂，专门去吓唬人（8月16日在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动辄以我划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他在数学所和心理所调研时指出，现在核心领导小组一些人对科研瞎指手画脚，就像韩复渠那样瞎指挥；（造反起家的）党委书记喜欢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希望以后这些人大权旁落，所长说了算。

在院领导层级，胡耀邦取消由固定人员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等于剥夺了造反派头目对科学院管理指手画脚的权利。紧接着胡耀邦提出了核心小组调整方案，指出 “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科研，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继续留在领导班子里”，把柳忠阳等造反派清除掉，增加了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秦力生（秦晓之父）、郁文等支持整顿的老干部，但是由于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来，这个方案并没有完全被落实。

胡耀邦提出要恢复所长负责制，并且提拔几个四五十岁的，有丰富科研经验的科研人员担任副所长。他指出，选所长、副所长，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这些人一上来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让人感到有奔头（10月28日在微生物所的讲话）。同时，还还要求把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制度恢复起来，制订一个明确标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发挥好科学家的骨干和领导作用，胡耀邦特意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让那些被打倒的、好久没有路面的科学家正式亮相，并鼓励他们提出意见。为了开好“百家争鸣”座谈会，胡耀邦特意邀请钱三强出面主持，钱三强在“文革”中被揪斗，然后下放干校劳动，当时还是顶着“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帽子，已经九年多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当听到胡耀邦的盛情邀请时，顿时泪流满面。

全面整顿期间，科学院一共组织了十次“百家争鸣”座谈会，参与发言的有吴文俊、张文佑、王绶璃、吴仲华、叶笃正、曾呈奎、邹承鲁、侯学煜、何祚庥、胡含、黄秉维、周秀骥、高庆狮等老中青科学家。座谈会大大改变了过去科学家受压制的状态，增加了他们搞科研的信心和勇气。此外，胡耀邦还督促各研究所审查冤案，解放了约800多名被迫害的科技人员，让他们重新回到科研岗位。

第三，提出“五子登科”，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当时中科院基础条件非常差，科技人员大量住集体宿舍，长期与妻子、孩子分居，院部机关只有一个可容纳100多人就餐的食堂，而就餐人员达700多人，多数职工只好端着饭菜在室外用餐，甚至胡耀邦、李昌这种院领导也是自带饭盒就餐。胡耀邦提出一定要保障科研人员的生活，解决他们的房子（住房困难）、票子（工资低）、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上学、入托儿所难）、炉子（煤气罐）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保障他们做科研没有后顾之忧。

胡耀邦在职期间，中科院开工兴建容纳800人的餐厅和 3000多平方米的宿舍楼房，解决了460多个孩子的入托问题；向中央申请400多个北京户籍，促成夫妻团聚；增加科研人员收入，分别发放20元-50元不等的科研津贴；兴建中关村煤气站建设，解决了上千户燃气短缺的问题。受益于这些措施，中科院工作人员的生活，十几年来第一次得到改善。在胡耀邦的坚持下，铁道部司令部被迫腾退了占用多年的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校区，进一步改善了科学院的办公、科研环境，此后该地成为中科院研究生院驻地。

从7月23日至11月3日，胡耀邦因为刘冰上书事件，卷入“反击右倾翻案风”，被事实停职，他在中科院推行的整顿前后历时102天。胡耀邦所主持的科技战线整顿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些政策每一条都特别顺应公心民意，给久处打压中的科研人员极大的鼓舞，也震撼了整个知识界。正如钱三强先生 1989 年4月19日在《科技日报》发表悼念胡耀邦逝世文章中说的：“耀邦同志来到科学院后的一系列讲话和实践，使广大科技人员从内心受到巨大鼓舞，使大家重新看到了希望。”

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对胡耀邦的整顿改革，发自肺腑地支持拥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们不约而同抵制“四人帮”及其党羽对胡耀邦的批判，以至于姚文元精心组织的首都体育馆万人批判大会，在中科院职工的起哄中以闹剧形式收场。粉碎“四人帮”后，中科院职工又自发分布在三里河和中关村院区打出“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回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标语，这些故事的细节，在本文下半部分将详细介绍。

（1983年胡耀邦视察中国科学院）

到了201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地逐渐宽松，中科院的学者耆老自发出版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和《难忘的120天：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来记录那段历史。总之，胡耀邦是中科院历任领导中任职最短的一位，但又是留下精神遗产最多，最受大家怀念的之一。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