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 ："第一案"的平反始末(上)-记1977年胡耀邦在党校

在文革初期，因为贴了康生的大字报，中央党校红战团被打成反动组织，我们作为当时党校青训班的学员，因为参加了红战团，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

到胡耀邦家申诉冤情

1、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农村中学教书

1977年3月，我和丈夫任小彬正在河北省平泉县榆树林子中学教书，突然得到消息，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很高兴。

我们一直对胡耀邦的印象很好。在中学时，我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是共青团的干部，任小彬是团支部书记，我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部长。在高三毕业时，我们俩都被发展入党了。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那时团中央有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批斗。

1973年，胡耀邦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工作，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中，胡耀邦起草了《汇报提纲》，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被批判。所以我们认为，胡耀邦是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他来到党校担任领导，难道我们冤案的平反有希望了？我们立刻决定回北京，到党校看看形势。

1965年我们高中毕业，被时任党校校长林枫招到党校，我们都毕业于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文革时林枫被康生打倒，康生操纵造反派，对林枫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非常看不惯，成为保林及反康派。

1967年2月，我们所在的党校群众组织“红战团”卷入《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一案，被康生以及江青、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开宣布，将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

后来，康生、曹轶欧夫妇一直用各种方式整红战团成员。头头们抓的抓、打的打，当然也不会放过我们，并株连到我们的家长。我的公公，任小彬的父亲就被康生亲自写批示，直接指示将其抓到秦城监狱，仅几个月就被整死。我们两人，则在1970年毕业时，以“取消预备期”的名义开除出党，罪名是“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1970年青训班毕业分配，我们两人被发配到河北省平泉县郭杖子公社郝杖子大队插队干农活。我记得，当时我正在怀孕，挺着个大肚子，每天要去地里薅苗。

平泉处于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交界之地，郭杖子是县里有名的穷地方。那里橡树多。民谣唱“一进枹栎沟门，稀粥两大盆。”（枹栎是东北地区对橡树的别称，橡树籽磨面可以在饥荒时期充饥，但口感不好，且不好消化）。有一次，我亲耳听到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畅想自己最大的愿望：“别老是喝粥，我想吃干面子(窝头、贴饼子之类的主食)，能吃饱。”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1971年，我们被分配到平泉县榆树林子中学教书，在这里一教就是7年，直到1978年离开。当时县政府分配办公室明令学校，说我们有政治问题，不能教政治课，不能当班主任。不过这个禁令并没有真正实现，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专多能，工作也十分努力。

我记得，几年来，我教过的课，有政治、语文、数学、音乐、卫生等等许多科目，我还自费买了手风琴，在学生中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培养学生的文艺细胞。宣传队在学校、附近农村演出，还参加了县文艺汇演。任小彬教了政治、语文、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等课，并担任了班主任。

榆中地处平泉县的边缘，距离县城160里地。交通不便。学生中，有许多家在附近山沟里，有的学生上学要走一二十里山路，带着干粮来上学，生活十分艰苦。学校设施也比较简陋。我们和北京、天津等地来的其他老师一起改造学校，决心参照我们在北京母校中学的样貌，推动榆中的学校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学校中心原有一片庄稼地，我们建议学校把它平了，变成操场，四周铺成正规的跑道，再购买些体育设施，将操场建成篮球场、排球场、还有练体操的单双杠场地等。我们还组织了运动会，当学生们踏着“运动员之歌”的节奏，打着旗帜进入操场，我作为广播员，用大喇叭宣布运动会进程，一切都像那么回事，学生们也见了世面。

后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学校也塌了房子。在盖地震棚时，我将我的缝纫机搬到操场，将许多蘸了蜡的白布缝在一起，作为地震棚的房顶。

虽然党校把我们发配到边远山区的公社中学，但我们以校为家，努力工作，很有成就感。榆中的周树杞校长认为任小彬学识丰富，很重用他。后来县里也发现了这个人才，就下调令将任小彬调到平泉县委宣传部工作。

这时，我们的党籍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学校党支部研究了我们的档案，他们很不理解党校给我们的“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的结论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也都会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损害呀！”周校长提出了让我们重新入党的提议，并且得到学校所在地的区委单书记的大力支持。学校党支部隆重开会，通过了我们两人重新入党的决议。

然而，当平泉县委宣传部到中央党校去调查时，却遭到了党校的康生余党造反派的反对，理由仍然是那个“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当时，林彪出“事”了，全国形势都有所变化。1972年以后，毛泽东亲自批示了林枫、刘建章家属的申诉，并放其出狱。1972年12月，中央还出了45号文件等，多次提出落实干部政策，复查结论、平反等问题。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己拘捕的，应予释放；己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平反冤假错案大事记）

尽管中央有精神，但党校的康生亲信，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武葆华、王世俊、赵玉瑾、高金海等人还在借着康生的余威，拒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康生任命的党校领导小组组长武葆华亲自坐镇，他说：“关于红战团问题，卢国英（红战团头头）多次给康、曹写申述，要求留在党内，都退回来了，要做工作。一个反动组织，没有一个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的，还叫什么反动组织。反动组织是中央定的，我们不能复查。”

他们对中央文件的精神做出了抵制决定：一律不予复查！

1974年，国庆25周年，颐和园举办了庆祝游园会。那时我的婆婆（小彬的妈妈）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已从山西的流放地回到北京，解除了监禁，并分配了工作。北京市给老干部发了邀请函，我们就一起去颐和园参加游园会。

在颐和园大门口，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党校领导武葆华。我们立刻上前问他：“我们在党校的处理是否影响重新入党？”武葆华脸不变色，信誓旦旦地说：“当然不影响！年轻人不能影响一辈子！”我们又问：“党校能开证明吗？”他说：“可以。”

殊不知，他们那时已经拒绝了平泉县来的外调人员！多么虚伪！

1975年12月16日，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康生因病死去。当月中下旬，康生的人马（党校领导）还在大力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并布置有关党支部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首要任务，继续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1975年12月27日，中央党校五七学校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书面报告：“党校少数人同社会上相呼应，明里暗里搞翻案活动”，“有的写信申冤告状”，“有的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党校的康生余党仍然安然无恙，并掌握着党校领导权。校园里冷冷清清，万马齐喑。他们竭力掩盖他们与“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的真实面貌。甚至在向汪东兴上报《关于中央党校招生问题的初步设想》时，居然提出要把康生操控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党校领导小组，继续掌权。而且他们仍然坚持康生的整人主义，把在文革中对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贾震、及老干部范若愚、郭明秋、黄宣文的所谓《审查结论》向全校公布，继续打击迫害以林枫为首的中央党校领导人。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党校全面工作。

胡耀邦来了以后，康生主导的1969年成立的“五七学校领导小组”，就学习贯彻中央10号文件精神和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安排问题，向胡耀邦写报告。他们仍然处于领导岗位，声称其所作所为都是遵照康老的指示，继续用“反康老”这根棍子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他们是揭露康生和清查余党与四人帮关系的最大阻力。

1977年3月19日，胡耀邦对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的报告做出批示：“应当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号召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把问题向党、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的谅解，同大家站在一起，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由此看来，当时为“红战团平反”一事是障碍重重，阻力重重。

胡耀邦来到党校，发现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而核心的问题，是康生、曹轶欧在党校大搞冤假错案。康生指使亲信造反夺权，培植起他的帮派中央党校红旗队，然后利用其帮派挑动派性斗争，大肆打击、迫害党校干部群众。他们在党校搞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案，其中有两任校长：杨献珍和林枫，被康生取名为“杨家党”和“林家铺子”；两个群众组织：红战团和李桑，被康生定性为：反动组织和反革命集团。

据统计，全校被打击、迫害者达295人，12名校级领导干部、41名处、室（现为厅、局、部）级干部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其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狱者15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者32人，10人被开除公职，遣返还乡，45人被开除党籍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30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7人被迫害致死（陈文彬：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揭批查”《百年潮》2015年11期）。除了康生钦定的代理人红旗战斗队的十几人，其他党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都是有问题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认为，若想解决党校问题，必须首先“理冤案”。

2、我们去胡耀邦家申诉冤情

1977年3月份，我们得知胡耀邦任职党校常务副校长，4月时，我们立刻回北京去找耀邦反映我们冤案的情况。

任小彬的母亲一直在北京市工作，耀邦夫人李昭也在北京市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想找耀邦反映问题之事，小彬母亲就与李昭说了。

有一天，李昭打来电话，让妈妈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了耀邦家。一进门，在前面那个厅，我们看到有好多军人坐着，还有一些大干部也坐着，我们就坐在旁边了。一会儿耀邦风风火火进来，这些人就奉承说：耀邦同志，听说你到中央党校去了，我们将来要去中央党校学习就是你的学生了。耀邦回答：哎呀，我们都是党的学生。

这时李昭跟耀邦耳语了几句，说他们三个人找你反映党校情况，耀邦立刻抛下那些大干部，把我们单独带到后边的小屋（他住的地方）。他说：你们反映党校的问题，赶快跟我说。你们反映情况，先说你们的。于是，我们就把康生的问题，以及文革中党校红战团被打成反动组织，我们受到党籍处理，现在要求解决等等都跟耀邦说了。

我觉得，耀邦好像知道这些事。

耀邦耐心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表示：你们都是年轻人，在文革中受四人帮的迫害，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将党的政策落实。我们又和耀邦提到，我们毕业时被造反派分配到外地工作，希望能够调回北京。耀邦说：噢，你们的政治问题我会负责解决，你们的工作问题，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到哪儿都要为党好好工作。

当时我的心里有点别扭。小彬妈妈说，你答应解决政治问题，就先解决政治问题吧。谈话过程中忽然停电，我们就摸着黑谈。那时候北京市供电还不是很稳定呢，连耀邦家都忽然停电了。很快电就恢复了。谈完以后，他把我们送出门，这时才回去与那些大干部应酬。

后来我们知道，我们青训班的同学宋扬之，曾多次向耀邦反映过党校的事，宋扬之为反康生之事比我们挨整的还厉害，他被康生和江青抓进监狱一年多。因为宋扬之和胡克实的女儿胡小伟是同学，而胡克实和耀邦住一个院，扬之去看小伟，一来二去就和耀邦认识并熟识了。

耀邦那时还没有出来工作，他很愿意和年轻人交往聊天，谈天说地。说文革的事，也说到党校的事。扬之说，他曾经几次问过耀邦关于红战团的事。耀邦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你放心，这个事一定能解决。

（未完待续）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