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 ："第一案"的平反始末(中)-记1977年胡耀邦在党校

（接上篇）

对平反“红战团”的冤案，耀邦同志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终于在1977年8月10日，在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全体会议上，隆重通过了关于红战团平反的决定。

三、“红战团"平反决议获一致通过

1977年8月10日，胡耀邦召开了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全体会议。整风会议是胡耀邦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在党校正式组织系统没有健全之时，对党校重要事件具有决策权的一个组织。整风会议隆重通过了关于“红战团”

平反的决定。地点在党校第一教室，党校刚进门里头那间。

胡耀邦校长亲自主持会议。

开始由李一非介绍情况。李一非在文革前是副校长，复校以后，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胡耀邦说：“今天主要讨论“红战团”问题。整风会议组长会议已经讨论了决议，今天会议要通过。讨论前先有几位同志发言，今天的会还有几位同志列席。”

青训班有5人列席会议：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袁亚平、王清。

胡耀邦继续讲：“实事吧求是，是，是是，非，是非，这是华主席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过去在红战团问题上，错了，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应该承认这个事实，这才叫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决策。这才叫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今天参加会的100多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会议发言的有吴秉元、王富长、李云鹏、张继臣、卢国英、韩树英、王中、宋扬之。其中卢国英是“红战团“的负责人，宋扬之是“青34”的代表，他们二人都被康生抓进过监狱。

发言者一致拥护平反红战团。

不过，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个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他的顾虑，他说，康生同志中央还是肯定的，平反“红战团”是否合适？这时原党校图书馆馆长王莹立刻站起来驳斥，不管怎样，将“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错了就应当平反！

不过，这个同志提出的顾虑在党校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整风会议上讨论红战团的问题时，人们提出的顾虑，不仅是由于康生。康生在党校的名声是很臭的，他在党校整了绝大多数的人，人们有顾虑，主要是慑于他的淫威。不过，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顾虑是，把“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的，除了康生，还有一众当时炙手可热的ZY文革领导人，是他们集体把“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的，这在文革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耀邦同志在后面的讲话中专门分析了“有顾虑”这个问题。

讨论结束后，政治部主任李一非念有关红战团平反决议文本，大家一致通过。决定会后这个文本再做文字修改调整，征求意见，最后上报中央。

以下是决议文字内容——

关于“红战团”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通过）

“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简称“红战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校的一个群众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陈伯达、江青等肆意践踏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政策，破坏党校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事实真相，把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武葆华等人忠实地执行陈伯达、江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党的政策，对参加过“红战团”的许多同志在政治上进行打击、迫害，还对不少同志作了极其错误的组织处理。一九七一年以来，很多同志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复查，遭到拒绝，并受到批判。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为了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对“红战团”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问题，作了调查核实。根据一九六七年 中央一一七号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的精神，经过整风会议各小组和全校同志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把“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是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的。

为此，会议决议：

一、“红战团”是我校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群众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把“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应当予以平反。

二、因“红战团”问题，被拘留审查和在清队中被定义为敌我矛盾的，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因“红战团”问题，在整党中被开除党籍或受其他党纪、团纪处分的，应予取消。

三、一九七〇年七月，原中央党校“五•七”学校核心小组《关于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发展的一批新党员和一批预备党员转正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和同年八月《关于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一批预备党员转正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因“红战团”问题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凡经党委批准转正者，应承认为中共正式党员；一九六六年“四清”中新吸收的党员，凡经党委讨论批准的，应根据其在预备期的表现，按照党章规定，补办转正手续，承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四、因参加“红战团”以及受牵连者，在过去鉴定等材料中，写有“参加反动组织红战团”、“站错了队”等词句的，应一律去掉；凡在本人及其家属、亲友档案中和有关单位存放的所谓“反动组织红战团”的材料，应一律抽出销毁。

五、查抄的个人笔记本、文件、财物等，应进行清理，退还本人。

                                 中共中央党校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 （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

平反决议对红战团平反的内容干净彻底，不留尾巴。全体一致通过。

平反决议中特别提出：陈伯达、江青等 肆意践踏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政策，破坏党校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事实真相，把300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

胡耀邦告诉我们，这个“等”字，就把康生“等”进去了。

1995年8月9日，柳可白、王清到中央党校档案馆去查关于青训班文件时，又发现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给胡耀邦的一个报告。

原文抄录如下——

                                 完全同意。

                               胡耀邦 1977.8.22

文彬同志并耀邦同志：

关于“红战团”问题的决议，在八月十日整风会议原则通过后，又印发各整风小组讨论修改，并征求了原参加红战团的一些同志以及武葆华、王世俊等人的意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决议送上，请审批。

如同意，即准备盖上校印，发给原参加红战团的同志每人一份，并送一份给其本人所在单位，放入本人档案。此案即算了结。

                              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

为“红战团”平反，胡耀邦抓的真紧，仅仅7天，决议就修改完毕，耀邦则5天后就批示同意。

在此文件中，我们还惊讶地发现，“红战团”平反决议通过后，征求意见时，除了征求原参加红战团的一些同志的意见，还征求了康生余党，造反派头头武葆华、王世俊等人的意见。他们原来不是极力反对吗？现在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了。

这也印证了胡耀邦的话：“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住！”

至此，“红战团”平反一案，走完了全部合法程序，完满收关。

8月24日，中央党校特发表了第56期简报——

简报文字内容：

                  中央党校简报第56期 1977年8月24日

我校处理一个三百多人的“反动组织”案件，引起强烈反响

最近，我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为十年前一个拥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在陈伯达、江青等人指使下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平了反。（决议全文附后）

这次为“红战团”平反，在做法上是发动群众进行充分讨论，并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然后经整风会议通过决议，因而较快较好地解决了这个拖延十年之久的重大问题，落实了党的政策，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同志们一致认为，“红战团”问题是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涉及三、四百人政治生命的大问题。武葆华等人在陈伯达、江青等指使下，采取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的卑劣手法，把“红战团”完全错误地打成了“反动组织”达十年之久，今天终于得到了平反。同志们说，为“红战团”平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是中央党校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的又一胜利，是恢复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武葆华等人忠实执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帮派组织路线的有力批判。

遭到打击迫害的原“红战团”的广大群众，对整风会议通过决议为“红战团”平反，表示热烈拥护，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许多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十年来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今天只有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在政治上才得到真正翻身，我们从内心里感谢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志们还说，中央党校经过整顿和加强，面貌为之一新，我们的党组织在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使大家受到巨大鼓舞。这一事实本身，也为我们今后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好党校，把中央党校变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变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进一步增强了信心和决心。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今后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沿着十一大开辟的胜利道路，在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中，努力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红战团”平反后，我们两个人都恢复了党籍，非常愉快地从交团费改为交党费了。

四、这是胡耀邦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起点

平反决议通过后，胡耀邦发表了重要讲话，阐明给“红战团”平反的重要意义：中央党校给“红战团”平反，是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起点。

胡耀邦讲话（根据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的记录），特别重点讲到平反“红战团”的意义，他说：

我们今天的会议，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教导，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落实了“红战团”的问题。我们所以能够做这么一件好的工作，是由于华主席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结果，是由于我们党校的党组织、革命群众坚决按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这个方针的结果。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坚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落实的问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问题，关系到恢复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问题，总起来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的路线落实的问题。

在这个大是大非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同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的，呼声是很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有少数的人他们是不高兴的，他们是抵制的，阶级斗争嘛，两条战线斗争嘛，极少数人，几种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些可能是四人帮的余党，也可能是受四人帮的毒很深的人，这种人估计不多，极少数。

也可能有第二种情况，有少数人，他们在党的这条方针路线之下，他们还有顾虑，还有担心，会不会做错呀，会不会有风险呀，会不会将来要翻案呀，对这些同志我们需要说服他们，同他们进行必要的争论，辩论，打通他们的思想。我们说一个革命者，要不要有某些担心顾虑呢？可以，主席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忧虑什么，担心什么，忧虑、担心要有一个前提嘛，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担心、忧虑呢，对自己的家庭、小算盘，小天地担心吗，不能是这样。真正的革命者要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担心，因此，凡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敢于争论，敢于斗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党。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来教导我们的，历来要求我们的，革命是有风险的，有风浪的，党的每项方针政策都要克服错误思想，都要在克服错误思想下前进的，平平安安的革命是不会有的，要教育我们的同志，首先要教育年轻的同志，老同志也在内，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提高我们的勇气，提高我们的党性。

耀邦同志讲平反“红战团”的重要意义，就是从党校平反“红战团”引申到全党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是“红战团”平反的重要意义。

的确，“红战团”平反，超过了当时中央的对平反政策的口径，在政策上是超前的：“红战团”于1977年8月10日平反，两天后，8月12日，中共11大开幕。11大召开前夕，当时的平反政策是，对凡是反对四人帮被迫害的平反。11大报告里没有提到平反冤假错案，至于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问题，对康生悼词的评价等问题尚未涉及。所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通过红战团的平反决议，是率先突破，是冒着风险的。

所以开始要给“红战团”平反时，不但党校一些人有顾虑。就连“青34”被平反的袁亚平都说，以后会不会又反动回潮……，耀邦则回应说：“历史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在和耀邦的聊天时，苏承德代表我们说：耀邦叔叔，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时为我们平反，您是顶风冒险的。当时康生，中央没有做结论，还在八宝山一室里头，黑白大理石的骨灰盒供着，而且当时他头顶着那个结论，什么光荣的反修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家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时耀邦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就按着一条办，实事求是。他问，你是反革命吗？我们说当然不是。他说，那就给你平反，就这么简单。

后来，耀邦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运动，起点在什么地方，最开始在什么地方？

起点就在中央党校，起点就是给“红战团”、“青34”平反！这是日后胡耀邦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是起点。

解决中央党校重灾区中一团乱麻的各种问题，胡耀邦精准地选择了率先平反红战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攻破的问题。

胡耀邦设计的解决党校问题的节奏，一是先给“红战团”平反，再给老同志平反，老同志这里可能会纠缠一些历史问题，复杂些。二是所以先给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平反，再给文革前的冤案平反，从党内到党外，到全国，最后给所有冤案的平反，事情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发展起了，一发而不可收。

短短几年，胡耀邦的大平反，解放了几亿人，人们说，这是堪比美国林肯解放黑奴的伟大历史功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1978年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及平反。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现在，我发现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就是，人们在上学、求职、升迁等需要填表时，少了一个过去必填的项目，这就是“家庭出身”一栏。

我曾经问过现在一些年轻人，他们连“家庭出身”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过去，这不仅是必填项，而且实实在在影响人们的前途啊！这就是胡耀邦的大平反的结果之一，这不仅解放了几亿人和他们的后代，而且使中国人民平等和民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个档次，并且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胡耀邦“大平反”的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胡耀邦之子德华说，实际数字比美国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