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第一案"的平反始末(上.2)-记1977年胡耀邦在党校

二 受邀参加党校揭批查运动,我们在高级党校睡地铺

果然，向耀邦申诉后不久，1977年6月，我们就接到通知，邀请我们去中央党校参加揭批查运动和讨论红战团平反一事。

党校把我们青训班中几个挨整最凶的同学，宋扬之、苏承德、袁亚平、任小彬，柳可白请回党校，在那里住了几天。不过奇怪的事，党校给我们安排的住处里面居然没有家具，在堂堂的高级党校，党的最高学府，请我们来党校，居然让我们睡在地铺上。

这就是在康生统治下的党校成为文革重灾区的现状。康生对党校未来的指示是“斗批散”，1969年，党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和学员均已下放到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党校大院居然被康生及其余党给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成了部队机关及家属共处的大杂院，被那些军人和家属搞得乱七八糟。一切教学基础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党校已经成为一个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

党校的房子都被军队占了，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招待所，所以让我们临时住的房间，连家具都没有，我们只能睡地铺。不过，尽管这样，因为是参加揭批查运动，讨论红战团问题，为我们平反，大家仍然很兴奋。

一次，我们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了胡耀邦校长，他认出了我们，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当时已是怀孕后期，耀邦和我握手，专门问我，身体怎么样？注意身体啊！

耀邦同志来党校工作，只带一个随身秘书梁金泉，单枪匹马上阵。后来党校干部陈维仁也成为他的秘书。他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家住城里的同志，如果工作不忙，每周可以回两次家；周三晚上回去，周四一早上班，周六晚上回去，周一正常上班；如果工作忙，一周回家一次就可以了。这些规定他都身体力行。因此，他经常住在党校。

当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室，他在党校的办公场所兼宿舍，是党校北侧的52号楼，这是一套面积很小的联排两层小楼，仅130平米。楼上是卧室、办公室，只有十四五平方米，西侧放一张办公桌，东侧放一张单人沙发床，还都是从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宿舍搬来的，整个房间陈设极为简陋。楼下客厅是小会议室。

耀邦同志和两位秘书经常在这里面对面一起办公，他使用沙发前的茶几，秘书利用会议桌。耀邦在这里办公，晚上也住在这里。他和秘书的用餐，是从校集体食堂打回来的。这儿就是堂堂中央党校校长集办公、食堂、宿舍于一体的简陋场所。

被请回党校参加揭批查运动，白天我们开会讨论，晚上吃完饭，有时跑到耀邦当时的住地，到那儿跟他聊聊天，那是比较私人一个场合，除了聊党校的问题，我们还聊社会上的其他问题，耀邦同志都很感兴趣。

党校正开展的揭批查运动，主要是查党校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红战团被打成反动组织一案，正是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

文革初期，1966年底，康生和四人帮作恶太多，引起公愤，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反康和反中央文革的思潮，被称为“12月黑风”。一些反对康生的大字报出现在一些大学校园，党校也有转抄。

1967年1月21日，中央党校红战团和清华井冈山、天大8·13，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三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共同组织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贴出了一个“公告”，造反派连夜给康生送去了这个公告，康生立刻决定将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但康生自己不出面，却让陈伯达出面。

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亲自给清华大学“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

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同日凌晨3时35分，关锋又给蒯大富打电话：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

公布人蒯大富

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第二天（1967.1.22），江青、周恩来、康生与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谈话。

江青讲话：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这是一个反动组织，他是保林枫黑帮的，他是诽谤康生同志的，你们要提高警惕呀。

周恩来讲话：你们的公告（指调查康生同志的联合公告）无论如何是作了一件很大的错误事，又是你们革命造反派，清华井冈山，天大8·13红卫兵，你们造到我们这儿来了，你们怎能写这么一份调查康生同志的公告呢？我们是这样的相信你们，你们怎么把自己摆在反动的地位呢？康生同志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每次接见都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不是摆在反动的立场了吗！造反派允许犯错误，你们是青年嘛！我们对你们信任，推诚相见，你们不应陷到里面去，你们应当采取明确态度，声明，登报。

……

康生讲话：革命要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你们革命要对准矛头，分清敌我。你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我，不夸张，我和党校中的反毛泽东思想作了十年斗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可作证。杨献珍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思想，从1957年我就一直跟他斗争，后来他撤职了，又换上了林枫，你们知道吗？中央党校是刘邓搞的，斗争不容易呀！这么大的盖子压着，他们整我的材料反我，党校十几年来，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党校反我们多了，这是第四次了，你们出了这个公告，我断定这是保林枫的反动组织。……

这样，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程序，就凭这几个人的随机讲话，一个几百人的群众组织就成为了“反动组织”！

康生在这次讲话中还专门说到青训班：

我有个错误，林枫要办青训班，是刘邓决定的，问我，我不太同意。他说试试看，我就没阻拦。当时，他们把我和伯达的两个孩子也送进了青训班，我们没有让他们去。现在感到道义上很过意不去，……

这里，康生说办青训班是刘邓决定的，这是对的。林枫校长办青训班很慎重，他专门给中央打了报告，并由当时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这是林枫校长为响应培养接班人的号召，做的一个教育改革。

青训班学员是从北京市重点学校65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保送，并报国家计委备案的一个特殊的班，是中央党校空前绝后的一个班。共45人。所以我们的学历是既属于党校系列，也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大学学历，而且在国家计委备案，这在中央党校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康生恨我们，是因为我们实在看不惯他一来党校就操控造反派狠整林枫，蛮不讲理，出尔反尔，批斗，戴高帽子游街，侮辱人格……，联想到我们听说的他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大肆整人的事，怀疑他又要故伎重演。

文革开始，我们青训班也分成了两派，45人中，有34人反对迫害林枫，称为青34，加入了红战团；11人是造反派，称为青11，加入了造反组织红旗队。

青34，当时在党校人员人人皆知。我们当时仅20岁，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毫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非常幼稚，在各种批斗林枫等人的会场上都极尽捣乱之能事。

因为保林枫，康生当然恨我们青34。但最让康生不能容忍的是，还不是会场捣乱等幼稚行为。而是青34四学员的那封实名举报信。

1966年10月左右，青34学员宋扬之、苏承德、王东晓，任小彬四人实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举报康生，希望周总理能够接见我们：“我们要揭露康生在党校的一个大阴谋”。

这是据我们所知全国第一例实名举报康生的信，这是康生从未有过的待遇。其他投诉者，惧于康生的淫威，一般只敢诉自己的冤情，而不敢正面揭露和批判康生。

这封信是宋扬之通过他父亲的老战友，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转交的，而且转到了，但是却又转回到了康生手中。这点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康生自己说的。他多次在党校讲话时说，宋扬之、苏承德他们给中央写信告我，他还说，我跟姬鹏飞说你要管管宋扬之，宋扬之父亲同他（指姬鹏飞）在法国大使馆工作过，他母亲也在国外，小孩没人管了！结果胡走道路。等等。

后来整红战团时康生对这四个同学整的最狠。他亲自和江青联手批示逮捕宋扬之，使他坐了一年多牢，定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他三人也给予了开除党籍等处分。

所以，红战团、青34的冤案，是地地道道的与“四人帮”、与康生有关的人和事。

那么，解决党校重灾区问题，从何处着手呢？胡耀邦精准地选择了红战团。比较党校那么多纷繁复杂的冤案，红战团问题解决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一是红战团的人员众多，有三、四百人，占党校几乎一半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了他们，可以解放几百群众；二是红战团的问题比较简单，仅涉及文革中对康生的态度，不涉及党内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因此耀邦说，红战团没有了不起的罪；而康生的为人，胡耀邦早就心里有数；三是红战团的人员结构也简单，多为年轻教员、学员和工人，没有什么历史问题。

因此，平反红战团，相对来说阻力比较小，影响比较大。而且，如果不把红战团这个最大的案翻过来，党校往下拨乱反正就没法进行。而解决了，则能解放一大批人，事半功倍。

为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耀邦校长组建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红战团是他任校长的第一个大案，他要求在党校9月开学前解决此案，所以他抓的很紧。

当时党校参加落实政策工作的石奇同志谈到：1977年5、6月间，胡校长指示：落实政策要加速，改变过去落实政策的做法。开学前要把红战团问题和三个“死不改悔走资派”问题解决。“死不改悔走资派”全国都没有一个，党校有三个，怪！（有李践为、江流等。）红战团问题告状的很多，有的告到华主席那里。全国许多地方有，影响很大。

当时我们抓个别人问题，如李践为问题等，没重视红战团问题，等待辩论。后来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小脚女人”，太慢。受到批评后，很快办公室就研究了材料，写出了平反结论。供整风会议讨论。

然而，为红战团平反，还是困难重重。

揭发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肯定要触及康生亲信武葆华等整人之事。红战团、青34因反康生挨整的问题首当其中。此外党校还有李桑（李广文、桑梓帧）反革命集团，也是因为李广文(党校校委，十级干部，曾任山东省委书记)贴了一张揭发康生问题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也涉及到几百人。

平反最大的障碍，是当时康生还戴着悼词定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桂冠，。所以党校的许多同志还是有顾虑。

我们来到党校时，校园里已经贴了许多大字报。我们一致推选宋扬之代表我们写一张大字报，控诉康生及余党对我们的迫害，我们几人都签了名。

 

当中略去几页……

大字报原稿——

原党校青训班几名学员致党校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我们是原中央党校青训班的几名学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三个月间)曾经犯过不同程度的错误，1970年夏天，由原中央党校领导小组分别作出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有的打成反革命，定为敌我矛盾；有的以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为名开除出党；有的给予开除团籍，留团察看的处分。

我们认为，当时对我们所作的结论和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是错误的。今天，我们恳切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党校新领导对我们的问题进行重新处理，落实政策。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这些对党和毛主席怀着深厚感情的青年是以满腔热忱投入到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中去的。由于我们年青(当时只有十九、二十岁)，政治上很不成熟，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这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都已在实践中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但是，以武葆华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却置党的政策于不顾，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歪曲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的手法，给我们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观上反党”“阶级报复”等大帽子，压制和扼杀我们的政治生命，使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身心倍受残害。

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我们对陈伯达、江青、王、关、戚等人的历史以及他们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倒行逆施进行过一些议论和批评。但是在对我们的处理中，却把这些也作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反动言行”，并作为进行组织处理的主要依据。这种混淆黑白的作法，至今未能澄清，许多夸大不实之辞，至今未能推倒。在已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是显然不能容忍的。

三、在对我们的组织处分中，不少同志是以所谓“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和“因家庭问题对党组织不满”以及“家庭有问题”“是黑帮”等为重要理由的。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正式定案，而且不少同志的家长是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的。现在已证明，我们的家长都没有问题，都是些革命老干部。但是武葆华一伙却在事实真相大白之后，仍然以所谓“维持历史情况”等蛮横借口，拒不撤销原来的错误结论和原来塞入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

四、数年来，我们及我们所在单位的组织，曾多次找党校组织要求复查和落实政策。但武葆华等人把持下的组织部门却一口咬定“党校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予以拒绝，致使我们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长期不能解决，安排使用至今受到很大影响。这是武葆华帮派体系对我们的摧残与迫害。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政策竟然在我们这些革命青年身上丝毫得不到体现呢？这不是“四人帮”的以帮划线、排除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革命组织路线又是什么呢？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长期追随“四人帮”的走卒帮凶“唐晓文”——武葆华之流的反动行径也开始受到揭露批判，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我们相信，对我们落实政策的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再次恳请党校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把对我们(而且绝不仅是我们，还有卢国英等许多同志)落实政策的重要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投身到“抓纲治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去，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也将和党校全体革命同志一道，为捍卫和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彻底肃清“四人帮”及其大大小小的走卒们的流毒而继续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原青训班学员

                             宋扬之 苏承德 袁亚平 任小彬 柳可白 王清

                                                                                                                           1977年6月1日

 

此大字报收录于中共中央党校《大字报选辑》第四十八期（1977年6月18日）

同期的《大字报选辑》中还收录了一张党校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从“青34”一些同志的遭遇看武葆华一伙的帮派体系。

写大字报的方式光等同志在校办工作，他们比较了解情况，该大字报较长，比较全面揭露了我们受迫害的情况，基本属实。下面摘录一些重点：

……

连想起青34一些同志的遭遇，我们对武葆华一伙推行的帮派体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莫大的愤慨！

1967年1月份，“红战团”成了反动组织，青34这批年青人也就犯了错误，受到审查。

苏承德、宋扬之被捆绑抓走，分别坐牢达半年至一年多之久；不少人被抄家，挨打；有的被隔离审查，“不许乱说乱动”，人人互相揭发，个个过关检查。青34在中学和四清入党共有16人（包括分团党委通过，尚未盖章在内），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苏承德、宋扬之不仅经支部讨论通过入党的问题宣布作废，而且一个被开除团籍，一个受留团察看两年处分。

青34原叫毛泽东共产主义红卫兵，这时候也突然被人说成“法西斯组织”，“黑帮子女的老窝”，“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造谣说：“青34准备活埋党校多少人”，要“挑起大型武斗，制造反革命流血事件”等等......

有些人的父母亲也跟着受到审查，不少人因受其子女牵连而被本单位揪出来，于是各种各样的帽子，许许多多莫须有的罪名，也铺天盖地而来。什么CC特务，彭真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心腹，旧军官，三反分子，叛徒，现行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事实上，经过落实政策，青34同志的父母亲定为敌我矛盾的一个也没有。但武葆华一伙在人家审查还未作结论时，就随意把帽子强行戴到别人头上。王清在党校出了问题，北航派人来党校调查，回去就贴出了大字报，说她是反动组织“红战团”的坏头头，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因而把她父亲揪了出来，隔离审查多年。袁亚平的父母都是长征老干部，政治学院有一派人，就把他母亲抓起来隔离审查，他父亲也为这件事而被关进了牛棚。

不久，他母亲气愤之下，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因他父亲没有任何问题，就被扣上支持反动组织“红战团”的黑后台的帽子，关了许多年。象上述这类例子，在青34中不是个别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他们暗地里把反动组织“红战团”这顶帽子塞在一些同志的档案里。不仅如此，你们还采用卑劣手法，继续迫害已经离开了党校的青34一些同志。你们一反常态，突然“关心”起来了，挖苦心思地派李荣昌，亲自把一些同志送到保定、石家庄，名曰欢送云云，实则是每到一个目的地，李荣昌就哇啦哇啦地介绍一番，把他们在中央党校如何犯错误的底兜了出来。此后，每逢有单位来党校了解青34同志的情况时，你们又以介绍情况为名，大量往外抛材料。就这样，青34的许多同志党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

更为恶劣的，有的同志刚踏上新岗位，有人就从中插了一手：宋扬之、王清分到石家庄地区无极县后，即被看成“5.16”嫌疑分子，背上了黑锅，暗中被审查好多年。直到1975年宋扬之早已调回北京照相机厂工作了，县委办公室才通知王清转告宋扬之：县公安局正式解除对他的“5.16”嫌疑，真叫人气愤！马长城、姜春成、朱瑞梅等在保定农研所，也被说成是“5.16”分子。在保定工作的武葆华的亲信陈x x（陈连生），特地去介绍情况，那里也派人到党校作了调查，结果他们三人，也被隔离审查六、七个月。

人们要问：武葆华一伙为什么对这批还没有毕业走出校门的红卫兵小将犯错误，那样的刻骨仇恨，恨不得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青34中有16人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或否定了原党支部通过入党的决议，占全体党员约百分之四十，占犯错误的党员约百分之五十。政经室要开除王东晓的党籍，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当时的支部书记林扬同志）不同意，但武葆华派的“大左派”，刚刚突击入党的赵乾德去坐镇，软硬兼施，强行通过。哲学室宣布王清取消预备党员的决定时，当时就有人表示同情，更多的同志是用沉默来表示抗议。你们一意孤行，实在积怨太多，你们的所做所为是很不得人心的，是有民愤的。

应当指出，1972年12月，中央45号文件明确规定：“对在整党、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定性不服的申诉案件，各级党委要严肃地进行复查。……对于定性不准的，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确实搞错了的要平反。”

这几年，青34的不少同志纷纷写信、打报告，有的同志不远千里，三番五次来党校，要求复查他们的问题，但你们“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你们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敷衍了事，或以请示为名，把事情搪塞过去。结果都石沉大海，一个复查的也没有，令人不能容忍！

任小彬到河北平泉县后，努力工作，做出了成绩，公社党委决定讨论其重新入党问题。任小彬夫妇特地来党校找武葆华，问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重新入党？”武回答：“不影响”。又问：“党校可否出证明说明这一点？”武说：“可以，没问题。”可是，武葆华自食其言。过了不久，县委在审批任小彬入党问题时，为了慎重起见，两次来函和一次派人来党校调查，要求你们写一有关证明，你们就是不答不理，说话不算数，拿人家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武葆华一伙完全被帮派和私利蒙住了自已的眼睛，他们硬说对青34的处理完全正确，没有也不存在着落实政策问题。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给苏承德定的罪状有三条：一是参加反动组织“红战团”，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二是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和行动；三是与被揪出来的反动老子苏振华划不清界限。其中，第三条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不能容忍的诬陷不实之词；至于第二条，当时大量议论的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及王关戚等问题，现在还能依此而来定他的罪吗？怎么能说苏承德没有落实政策问题呢？至少结论也该修改嘛！

顺便提一下，清办的刘xx，直到1975年底，在接待北京外贸局第一次外调时，还一再宣称，“党校执行的是革命路线，对苏承德的处理完全正确，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当人家提到：“那你们在结论中说苏承德与被揪出的反动老子苏振华划不清界限，不该修改吗？”他竟回答：“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尊重过去的历史情况嘛。”这是什么话？请问：你这样答复外调的同志，是秉承谁的旨意？你究竟要把矛头指向谁？北京外贸局那位外调的女同志，气愤地向你提出了义正词严的质问，把你当场批判了一通，你这次如实地向组织交代了没有？你为什么竟敢隐瞒具体情节？

袁亚平的罪状之一，你们在结论中说他母亲“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袁亚平与家庭划不清界限。”不知根据何在？人家尚在审查中，你们有什么理由，就抢先作结论？政治学院正式发了结论，说是“查无实据”，肯定他母亲“于光同志十二岁参加红军，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好党员，革命干部，其遗骨存放八宝山，以示悼念，其子女为烈士子女。”你们知道吗？难道袁亚平也没有落实政策问题吗？

宋扬之、王清、袁亚平和苏承德等人的问题，还有一个相类似的情况。当时，他们在一起议论过陈伯达的叛徒问题、赞成国防文学问题；江青在30年代主演反动影片，推行国防文学路线及其生活作风问题；张春桥的叛徒问题；王关戚的极左思潮问题等等，而且主要是以此为定案依据的。这些人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真面目都清楚了，难道他们的结论就不该相应地修改吗？当然，他们程度不同地在康老的问题上，的确有错误，应该严肃地加以检查，恰如其分地给予妥善处理。

还有件怪事：袁亚平、柳可白、任小彬、王东晓、王清等五个同志，是中学入党，四清中经党支部讨论通过转正，有的分团党委已盖章批准为正式党员。当时的分团党委是属于北京市四清工作总团领导的，同党校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党校“五·七”学校核心小组，有什么权利取消分团决议，而你们却采用了一种惊人的做法：在他们的入党志愿书上，附上了“此决议无效”的条子，还硬说他们“没正式过组织生活。”你们又没盖公章，只署上郑长安、王世俊的大名，就把人家的党籍抹掉了，真是咄咄怪事，岂有此理！请问，你们这是符合哪一家的王法？

......

                        方式光、李兴民、李玉晨

                                                                                          1977年6月10日

对平反红战团的冤案，耀邦同志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终于在1977年8月10日，在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全体会议上，隆重通过了关于红战团平反的决定。具体情况见下文。

（未完待续 ）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