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第一案"的平反始末(下)-记1977年胡耀邦在党校

五、红战团平反一案为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范本

中央党校红战团平反是当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作为一个试点，对日后的平反工作有示范作用，确定了平反工作的理念、政策和原则，以及具体实施的方法。

红战团平反案的实际操作有五个特点，后来的平反工作基本上也采取了这个路数。

第一，为红战团平反，就是不管是谁定的，只要错了我就翻。红战团的反动组织一案，罪名是反康生，反动组织也是康生定的，后来大肆整人，也都是康生和曹轶欧直接指挥，但是，错了就要翻案。这个是耀邦已经定了的格局。紧接着，就是邓小平的案子，刘少奇的案子，彭德怀的案子……，错了也都翻了案。

第二，为红战团平反，罪名撤销，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凡是因为红战团问题定成敌我矛盾的一律平反、恢复荣誉。

第三，为红战团平反，组织处理一风吹。在党校整人，康生热衷于在人们的政治生命——党籍上做文章。有开除党籍、团籍的，有取消预备期的，还有各种处分，搞的很复杂。有的是团员，有的是预备党员，有的是刚入党的，有的是分团党委盖章的，情况千差万别。都按照党章规定补办相应手续，承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耀邦曾说，你都把人家整了那么长时间了，你还在说什么别的呀，你还纠缠那些细节干吗呀，一风吹了。耀邦一句话，从入党时日期起全算。

第四，清理档案。所有不实之词，全部从本人档案撤出。凡是受牵连的，在档案材料中写有参加反动红战团站错了队等词句的，一律去掉。本人家属、亲友档案中有关单位存放的有关反动组织红战团一律抽出销毁。

清理档案这个事是个大事，别看说起来挺轻松。我们每个干部都有档案，过去对档案没有清理一说。档案你自己是不能看的，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以往里加材料不能往外抽材料，历来档案规矩都是这样的，现在则要清理。

后来在中央党校实行的“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加了一个“不装袋子”。

第五，查抄的个人笔记本、文件材料等一律退还给本人。

基本上后来大规模平反都是按照这几条规矩走的，这是红战团平反第一案的样板作用，是一个范本。

按照胡耀邦用的这种方法，快刀斩乱麻，才能使堆积如山如海的冤假错案，用比较快的速度、利落的动作很快地推进。不然的话，一个一个案子慢慢查，什么内查外调，在定性上这么琢磨那么琢磨，会留各种尾巴。

六、红战团平反的深远影响

现在，距离红战团平反已49年，其影响不仅在党校，在全党全国的深远影响已越来越显现出来。

1、为解决康生这一老大难问题破了局,是康生垮台的导火索

康生长期主管中央党校，搞极“左”的一套。中央党校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康生和曹轶欧是罪魁。

作为整人专家的康生，迫害了那么多人，为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然而，由于他死时获得极高的评价，不但是他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而且他参与创造的整人体制也不可能改造，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障碍。

而胡耀邦冒着风险，大胆给反康生的红战团平反，给社会上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不可一世的康生是可以反对的，康生的罪恶是必须清算的，这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康生还是正面评价的情况下，胡耀邦巧妙运用政治智慧，在平反结论中没点康生的大名，但却在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罪责中将其“等”进去了，这是胡耀邦亲口对我们说的。显然，为红战团平反，他就是剑指康生。康生不能碰的禁区从此被突破。这就为党揪出康生的老大难问题破了局。

可以说，中央党校反康生的红战团的平反，是导致康生垮台的导火索。从此，党校开启了揭发康生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一发而不可收。

果然，红战团平反后不到一个月，严格地说仅24天，1977年9月3日下午，还是在胡耀邦召开的整风会议全体会议上，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组成的临时支部代表王富长首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他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揭露。

(1) 党校的性质问题。文革初期，康生就说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完全错误的；

(2) 康生对党校的群众组织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3) 康生指使纵容在中央党校大骂老帅；

(4) 康生、曹軼欧在清队整党中，定性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

(5) 康生、曹軼欧在党校乱点名，把好人说成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 康生在对待李广文问题上出尔反尔，是他让李广文带人到中央宣传组，后来又说李背着他去中央；

(7) 中央党校的“五七”学校的方向问题。将干部和老婆孩子一扫光，都上干校，不让回来；

(8) “五七”学校的方针问题。曹軼欧说今后党校的干校以医药为主，兼及其他；

(9) 康生、曹軼欧在抓“五·一六”问题时，包庇造反派头头；

(10) 康生在73、74年后指使党校造反派参加写文章，以唐晓文的名义发表，梁效、唐晓文的文章篡改历史。

王富长的发言，虽然在揭发康生的内容中还不够全面深刻，例如没提到迫害林枫、杨献珍校长等许多问题，但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直接点了康生、曹轶欧的名，使党校人员又一次感到震惊。

2015年，是我们青训班入学50周年，我们几个被胡耀邦平反的青训班同学特意来到党校。

我们和当年支持胡耀邦反对康生的重要工作人员开了座谈会，以示纪念。他们是：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研究胡耀邦的知名专家；

王富长：行政管理局，管党校各个食堂。第一个在整风会议上点名揭发康生；

陈文彬：胡耀邦的秘书，最早整理了康生点名迫害干部603人资料；

刘振川：出版社，原图书馆；

他们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王富长发言后，胡耀邦当即表态支持，同时又提出了纪律要求。他明确支持揭露康生，但又十分谨慎。因为当时中央对康生问题还没有表态。

胡耀邦说（根据参会的沈宝祥教授的记录）：

刚才王富长同志(中央党校行政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发言中间提到了，过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希望我们整风会议上，对现在的领导，也就是说，对我来了以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意见。

我们下一步要总结近半年的工作。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也可以说，可以提，如果确实是有缺点错误的话。但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是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

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下面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辞，诬蔑更不允许，是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

第三条，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

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比如，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一轮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这四条行不行？这是我的意见。

胡耀邦在讲话中肯定了，批评康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接着，他坚定地表态，对康生这样的领导人“有意见是可以提的”，他进一步从党章的高度指出，“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胡耀邦还表示，对他有意见也可以提。胡耀邦的讲话有理有据，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和原则性，是对与会者的有力鼓舞和支持。

自此以后，在整风会议上，就不断有人发言批评揭露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除了中央党校的问题外，问题越揭越深。例如有人提出了康生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有人质疑康生时还涉及了康生的历史、理论观点等等。

整风会议揭露康生的事，在全校工作人员中不胫而走，大家反响热烈，积极响应。事情发展到12月8日，红战团平反不到4个月，哲学教研室一些同志到副教育长冯文彬同志那里摸底，得知耀邦对贴小字报“既不提倡，也不反对”的态度后，就在十六楼的楼道里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其他同志陆续跟上，小字报很快从一楼贴到三楼，来看的人络绎不绝。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到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

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全党全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这样，康生对中央党校整体的诬陷也得到了平反。

中央党校开始揭露康生的问题，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人们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刚几天，就把康生“揪”出来了。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当年具体办理此事的胡耀邦秘书陈文斌回忆，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耀邦同志嘱咐我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准备报给中央。

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有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还有老同志看到后恍然大悟：原来他还点名诬陷过我，怨不得我挨了那么多年的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这是对他的盖棺定论。

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骨灰要迁出八宝山。康生终于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应印证了耀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康生是五人帮之首。

2、中央党校全部冤案都得到平反

十年“文革”中，康生直接操控造反派在中央党校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案。

1966年6月19日，康生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来到党校，从此开启了他操控党校文革的十年历程。他几乎天天对造反派发出指令，在党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案：包括两任校长：林枫和杨献珍；两个群众组织：反动组织红战团，李桑反革命集团。

还有其他案件，党校绝大多数人员都成了被整肃对象。

红战团率先平反后，这些冤案相继都得到了平反。紧接着的是对李桑反革命集团平反。李广文、桑梓帧是两个老干部。他们的罪名也是反康生。1967年10月，康生、陈伯达将贴揭发康生大字报的李广文投入监狱，并将李广文、桑子桢等人打成“李桑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案受牵连的达四百多人。

红战团平反后，人们立刻告诉李广文的夫人郑筱丛，让他们赶快去找胡耀邦申诉。

1977年9月，李桑集团骨干胡世厚从洛阳农机学院回北京到中央党校申诉，要求平反，落实政策，胡耀邦接见了他。

很快，在胡耀邦的领导下，8个月之后，1978年5月5日，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做出关于“李桑问题”的平反结论，并于6月1日正式出台了《关于“李桑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

至此，党校两个因反对康生被打成反动组织的几百名人员都恢复了名誉，给党校绝大多数的人卸下了政治包袱。

康生制造的中央党校两个校长的冤案也得到平反：

1966年6月19日，康生文革后第一次来党校，就点了林枫校长的名，让他检讨所谓在东北的错误。康生要亲自打倒林枫校长，他就是带着这个目的来党校的。后来林校长被康生投入监狱6年，殴打成重伤，含冤去世。甚至在毛泽东批示对林枫专案组“似有逼供信”，让他出来治病的情况下，他们还做出了对林枫不利的结论。林枫的平反结论有两次——

197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员会做出《关于林枫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对林枫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批复同意。

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林枫同志入党时间问题的通知》，认定“林枫同志是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才彻底解决了林枫的问题。

受“林家铺子”牵连的其他同志也都得到了平反。

杨献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被康生迫害，文革时更是将其投入监狱多年，并被开除出党，还打成什么“里通外国分子”。不过，杨献珍在平反结论之前就“解放”了，于1979年1月起担任了中央党校顾问。1979年7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8月起按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待遇。

1980年11月6日，中央党校召开大会，为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杨献珍一案号称“株连十族”。1964年，在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运动中，列为重点对象的就有45人，其中有的被作为反党分子，许多人被扣上了“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宗派活动”，“攻击三面红旗”等帽子，受到处分。他们也都得到了平反。

据统计，在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有32人被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帽子，有14个处室以上及校级领导干部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230人进行了所谓“历史审查”。上述同志中，有45人被开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的30人，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的10人，关进监狱的10人，处分面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个单位有如此大的迫害面，全国罕见。这也是党校成为文革重灾区的重要标志。

此外，还有过去历次运动的冤案，例如1957年，在康生指令下，中央党校把学员留下搞反右运动。后来胡耀邦在全国率先为中央党校99名“右派”分子全部平反。

平反不仅涉及党校具体工作人员，从整体上说，康生对党校就是全面否定的。文革一开始，康生就给中央党校扣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的大帽子，所以他对党校的政策是“斗批散”。这个大帽子也被耀邦摘去了。

胡耀邦当年在党校落实政策，惠及几乎所有党校人。

 

全文完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