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革不实事求是的命”——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碑墙的建立及变迁

本人于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那时的校名叫“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我到党校时，校园内栽的树还小，主楼前两侧靠墙，还没有栽树，走进校门，就能看清主楼全貌。礼堂前1、7、2、8楼前道旁，也没有栽树，校舍刚落成二年多，看上去是一大片新校舍，很显眼。党校园内也没有什么布置，大礼堂前厅也是空空的，大礼堂前的一大片地（即现今的广场）种上了麦子，大概是体现“以粮为纲”吧。

“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校园内制造红色氛围，主楼正面两侧墙上，从上到下写了林彪语录，现在细看，痕迹还在。主楼顶上是“祝万寿无疆”八个大字，主楼和大礼堂前，挂了大幅画像。《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18、21页有照片）。后来，党校大院交给了总参，他们在大礼堂前地下搞了人防工程，造了水泥地面，又在水泥广场南侧砌了高大的白色照墙。复校之初，就在礼堂前广场放电影，以照墙为银幕。

1977年，胡耀邦同志主持复校工作。他提出，要把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摆在中央党校作风建设的首要地位。1977年7月29日，耀邦同志在整风会议组长副组长会上宣布，“还准备公布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挂在礼堂”。

落实的结果是，没有在大礼堂内挂“实事求是”四个字，而是在大礼堂前广场南侧建立了实事求是碑墙，是利用现成的照墙。

碑墙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红字，是从左到右排列。

复校以来，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碑墙几经变迁。

1995年，将大礼堂前广场的碑墙拆掉了，在党校大门内建了石质的“实事求是”碑墙。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右到左排列，恢复毛泽东题写时的原貌。起初，是本色镌刻，看起来不太明显，后来改变为醒目的红色字。

针对有些怪话，我曾写了以下一句：走进中央党校，迎面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它提醒人们，要做老实人，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

1999年，中央党校改变校门外的布局，拓展大门内的路面，又将实事求是碑墙移到礼堂前广场的南侧。2012年，又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由红色改为金色。

实事求是碑墙的以上五次变化，在本人主编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出版）书中均有照片，可以一睹其风采。尤其是最后一次变为金色字，看上去，粗犷中有精致，庄重又大气，有震撼力。

实事求是碑墙成为中央党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许多人在此照相留念。

学员们走进中央党校，一下就看到醒目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们就记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在中央党校院内建实事求是碑墙，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很好的纪念方式。

现在，全国党校无一例外地都建了实事求是碑墙，或在显眼的地方制作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成了中国党校一个明显的特点。

2016年，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碑墙又有变动。原来那座实事求是碑墙移到了南院（研究生院），新换了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一块横长巨石，给人以坐实稳扎之感。对此石刻，我不知该如何称呼，也不敢称其为碑，因为碑者，一般都是长方形刻石，在北京就有很多。人们在此照相，本人也在此照了相。看照片，广场中间的领袖塑像就很不理想。实事求是四个字不是刻在平面上，看上去效果也欠佳。

现在，中央党校校园内有了两个实事求是石刻，一个在南院，一个在北院，一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右到左排列，一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左到右排列。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经过拨乱反正，经过全党同志多年的努力，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不实事求是，背离实事求是的现象还是不断出现。对此，胡耀邦深有感触。

1978年9月24日，耀邦同志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要写《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文章。他说：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多的是。要把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变成妇孺皆知的口号。

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就是要对不实事求是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就是要依靠公众来反对不实事求是现象。

最近，舆论广泛议论批评一个不实事求是现象。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据说，那本历史教科书将十年“文化大革命”说成“艰辛探索”，从而否定了党的文献所定的“文化大革命”是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之说。

本人没有看到这本历史教科书，但迄今无人否定此事，更没有人出来辟谣，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对没有分辨能力，纯洁无瑕的孩子传授这样的“知识”，无异于在白纸上涂鸦，怎么忍心啊！

“艰辛探索”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以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各方面的杰出人士，以及广大人群的生命为代价，以毁灭大量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为代价、以破坏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为代价，以弃止宪法、砸烂国家权力机关，使人民共和国形同虚为代价，以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方式，搞“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社会探索吗？这确实是人为制造大灾难！

像本人这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对党的文献所定的“文化大革命”性质，不仅完全认同，而且深有感受。对所谓“艰辛探索”之说，理智上、感情上决不能容忍。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会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明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表明，“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探索论。

这个《决议》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中央几次开会讨论，特别是经过全党四千老同志和中央党校一千多学员讨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是一个十分庄重的文献。这个《决议》表明了我们党的严肃，坦诚，坚持了唯物史观，体现了实事求是。没有中央全会的授权，谁对这个《决议》擅自修改，都是违纪行为。

人们将修改“文革”定性这件违背实事求是的事，看作是“文革”死灰复燃，借尸还魂的警号。因而有如此强烈的反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所谓“艰辛探索”，这不是个别人的妄说，而是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据说，新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收回。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有关方面已经察觉此事不妥。知错就改，值得肯定。这也是大家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取得的成果。

常识告诉我们，像修改历史教科书这样的事，像在历史教科书中改变“文革”定性这样的事，一定是有人提议，有人拍板，有人主持，最后经审查批准。这样严重的事，如果只悄悄收回教科书就了事，怎能体现从严治党！

鉴于此事性质的严重性，如果悄悄收回历史教科书就了事，也难以接受教训。

                                                                                         2018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