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彬 ： 和傅高义的一次交谈
最近（2020年年末）在网上看到傅高义先生在美国突然去世，想起五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还和他有过一次接触，五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
从头说起吧。2015年初冬，胡耀邦史料网站的李盛平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有一位美国学者傅高义，写过《邓小平时代》，现在正在准备要写胡耀邦，在收集素材。他说你在组织部呆了一段时间，关于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比较了解，你是不是来跟他谈一次？我说那太好了，就答应下来。
约好11月10日，在北大朗园。事先我从网上下载电子版的《邓小平时代》，抓紧时间翻看了一遍。总的感觉到，他写邓小平时代，抓住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我想，既然他想写胡耀邦，正好借我在党校和组织部工作的这一段经历，给他补充一下这方面的材料吧。
11月10日上午，我到了北大的朗园，先找到李盛平，盛平带我去见他。傅高义先生很热情，把我让到一个四合院东边的平房，东厢房吧。外院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院儿，他在东厢房有个办公室，屋子里也挺暖和的。
他个子不高，挺热情的跟我握手，我说，傅先生你身体真好啊！他用非常流利的中国话回答我：你好你好！请坐啊。然后我们就无拘无束的谈起来了。
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原来在哪工作。然后他又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也简单跟他说了一下我的家庭，主要还是说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的事情。他听的也挺认真，最后他说：哎呀，文化革命真是伤害了不少人呐！
我说，今天我来这里呢，主要是想谈谈耀邦。您的下一段时间准备要写胡耀邦的传记也好，文章也好，书籍也好，我和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的时候有一定的接触，我主要想介绍一些有关情况，还有一些看法也想和你交流。
我谈的时候他都在很仔细地听，有时候还做了一些记录。他的秘书在旁边也一直在记。我主要谈了这么几个基本的观点：
“首先，你写的《邓小平时代》，只有用邓小平来命名这个时代，以此概括1977年以后邓小平出来执政，一直到他去世，应该说还是准确的。从1977到1987年这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十年，，有大量的设想，策划和工作，其实都是由胡耀邦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来完成的。
据我所知，邓小平文革后复出，真正出来工作，是从1977年夏天开始的。但是胡耀邦197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后的走向了。10月12日，刚抓捕四人帮没几天，胡耀邦向叶剑英提出三条建议。他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中第一条就是停止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第二条是要平反几十年政治斗争形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第三条是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叶剑英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三条都是说的‘人心’，这才是以人为本啊！”
我接着对傅高义说：早在1976年胡耀邦的思想就非常明确，就已经提出来必须进行包括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就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当时有如此宏观战略眼光的人，并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胡耀邦不但有建议，还有行动，在对错案“两个不管”（不管谁定的，不管什么时候定的）的决心下，他刚恢复工作，1977年初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就已经开始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了。我说到耀邦顶住各种压力，为党校文革中因为反对康生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平反，是耀邦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把我亲身经历的，在党校揭露康生的那个历史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耀邦为解除障碍，还组织发表了两篇关于在全党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我没有与他谈其他具体的案子。因为许多具体案子有戴煌等同志，很多人的著作，或者很多人都跟他谈过了。我再谈具体的案子，意义也不大，我只谈了我们那个“第一案”。
我大概是九点半去的，谈完以后就快十一点了。我感觉到他有点疲劳了，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了嘛。我们出去照了两张相，便分手了。
在与他交谈的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觉是，他对胡耀邦的了解不如对邓小平的了解那么深，那么多，那么具体。我想这是与他开始在国内，主要是住在接待单位的原因，他得到的素材客观但也有局限，有先入为主的情况，思想有点被束缚住。因此他主要是以邓小平这个主要的脉络来写改革开放这一段，认为邓是总设计师嘛。
但是当我谈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他好像也表现出知道一些，而且他也准备再找很多人深入地了解情况。看来他还真是想下功夫研究一下胡耀邦，并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胡耀邦，而不是从原来的那个邓小平时代的大背景下研究，他是想深入具体研究，这是我的感觉。
现在傅高义突然去世了，胡耀邦的书肯定也写不成了。我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如果说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傅高义作为一个高龄老人，一个外国人，想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时大概是费正清主持的一个中国研究所，千方百计的想了解中国，分析中国，并且为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的政策，是他研究的一个初衷。傅高义接受委托以后，写出《邓小平时代》来，也是想把这段历史客观地描写出来。
从另一方面说，为什么能够允许傅高义在中国呆那么长时间，采访那么多的人，也像毛对斯诺的态度一样，希望他出去以后更多的介绍中国。但在与他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傅高义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确实想探究一些真实的东西，因此他详细的问我，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平反冤假错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我父亲为什么被抓进秦城监狱。
我感到他研究问题还是很实际，很具体，很细致的。假如傅高义沿着这个思路把耀邦的贡献深入研究下去，必然会遇到邓和胡的很多共同点和不同点的问题。
我认为，胡耀邦在1976年10月提出的“三策”，奠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基础。第一策停止批邓，既反映了民意，又为邓的复出营造了舆论，而只有邓小平复出才可能有邓小平时代；第二策，解放了大量人民群众和干部，这一直是耀邦亲力亲为顶着巨大压力全力以赴推进的，中间还克服了很多来自上层的阻力。这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第三策则是邓小平时代的主旋律，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内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必须放开国门，这样才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因此，要把邓小平时代作为一个时代来讲的话，前十年，胡耀邦从1977年到1987年主持工作的十年，是极为精彩的十年。胡耀邦是沿着“三策”往前行进，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奠基性的贡献。而胡耀邦的下台，则使历史出现了曲折。由于一些局限，傅高义不太了解胡耀邦的贡献，所以并没有完全客观的描写出邓小平、胡耀邦各自的作用。而这个问题也不是傅高义可以研究清楚的，需要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仅以此短文悼念傅高义先生
2020年12月27
来源：三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