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传义：胡耀邦与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

在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实行家庭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中，中央从1982年到1987年制定的农村五个1号文件，对政策变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受农民群众称赞。其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冲破左的框框第一次肯定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尤其受农民欢迎，被称作“定心丸”。该文件的制定，是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于1981年7月提出，并于8月4日就农村改革和文件要求做出指示，在他和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万里同志指导下，由国家农委负责政策研究的杜润生副主任主持起草，经过几个月上下结合的反复讨论、修改，特别是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后，胡耀邦讲话为包产到户正名、为文件定调，并善处高层意见分歧，终使1号文件得以出台。了解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和文件形成的具体过程，是了解这段农村改革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1981年秋对起草农村工作文件的指示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同志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先是尖锐批评政府部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进而提出要搞明年农业问题指示的要求。他批示：“万里同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千百只手向农民搞苛捐杂税，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先要从指导思想上解决。昨天我提出，我们的同志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多，从生产者身上想办法少，就是这个意思。”“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发一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你考虑是否农业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在家，我去下面考察前也可同他交谈一次。”

接着，8月4日，胡耀邦同志就全国农业改革形势、地位、问题、要求和起草1982年农业生产问题的指示，给杜润生做了长时间谈话[1]。

胡耀邦开门见山明确提出起草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农业要再写个东西，题目是关于1982年农业生产几个问题的指示。如果稿子可以，就发给各省征求意见，同时按这个意图部署冬季生产。稿子10月半以前发到省，11月上旬开工作会议最后通过，在人代会以前或以后，这样就相当主动了”。并说：“这个文件不要像三中全会农业决定那样长，搞个万把字左右。把过去没有明确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起来，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过去没有看清楚的、有意识回避的，这次都要提出来。”这就是要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提出问题、制定政策。

随后，胡耀邦讲了对今后几年以中央文件指导农村工作的考虑，他说：“农业一年有一两个文件，提纲挈领，纲领性的，再搞四五年，农业面貌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其他文件就是具体的文件，有也好，没有也无足轻重。四五年间，每年要有一两个纲领性文件。”

接着，胡耀邦谈了农村改革的形势、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这一变革的要求。他说：“（打倒四人帮和）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得救，农业是一马当先，现在还是一马当先。解放思想，经济方面农业是解放得比较好的。因为过去的苦头吃的太大了，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在农村呆得时间长，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体会得深，所以问题一提出来就理解。中国经济变革，农业行动最快，幅度最大。还有哪些方面比得上？巩固这个变革，发展这个变革，在思想上、实际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农业生产更加好转，别的方面，工业、财贸不上也得上。”

胡耀邦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好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宽政策的作用。他说：七八年开始好转，七九年生产责任制、口粮田、扩大自留地，有相当规模发展。此前起码是1/3的省没有放开。去冬今春挡不住了，山东是“北四区”领了头，江苏、湖北、湖南一些地方今年也转过来了。河南、广东放开，云南、贵州、新疆放开了，今春责任制普遍推广。八零年实际收成比统计的好，反正农民手上的粮食多了。新的文件还要放宽政策。

然后，胡耀邦同志谈“文件写几个什么意思、问题？” 他说：

第一是责任制，基本情况怎么样？是几种形式？还是要因地制宜。今后多少年农业建设难以有大的投资，主要靠政策。今后若干年，政策的潜力还很大。挖掘政策的潜力靠改革。确实有一部分干部反对搞责任制，因为伤害了他的利益。一部分干部反对责任制，要教育，不行的要调整。

又说：有人还是认为责任制是临时办法，是两三年寿命，逼得我讲方兴未艾。七、八年后，我们的人是一亩粮田就可以了，山东一季麦子就是500斤，还可再种一季玉米。18亿亩耕地，10亿亩种粮，八亿亩经济作物，准备十年改过来。农民是很会算账的，有了畜牧业就有了肥料。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现在有机肥与化肥比是多少？化肥要发展一点，但主要靠有机肥，发展经济作物，解决农民手中有钱的问题。

耀邦同志在这谈话中，用“一马当先、方兴未艾”肯定了以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今后第一位的还是抓责任制，农业发展主要靠政策，同时讲要把责任制改革与农村改变以粮为纲单一种植的经济结构变革联系起来，解决农民既有饭吃又手中有钱的问题。

第二，农民负担问题，这次要提出来。过去提了一点，不太明确。我在能源会议上批评了煤炭部，是站在工人中的落后意识方面去剥夺农民。怎么可以那样搞呢？我是尖锐批评了，但还没有一个文件。党当了权以后，就很容易代表当权者，无形中代表统治阶级。商业上是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怎么使价格高一点，涨一点，而不是从生产这上面想办法。总是想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忽视群众的利益。包括搞那么多民兵，那么多演习干什么？我的意见，除边境有必要的以外，要大大降低下来。还有煤炭部提要照顾工属。你那个煤矿发两份工资，农忙时还要回家种地，还要农民照顾，你那个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工属优待要取消。群众负担问题要讲透，对烈属军属、真正的困难户要照顾，别的就不应该照顾。这要提到原则高度写清楚。负担问题不解决，群众观点树立不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同志在此谈农民负担，既基于群众观点，生产第一，群众利益第一，又对工人、农民平等对待，一样尊重、维护利益，没有社会上已形成多年的尊重工人轻视农民的二元观念。

第三个问题，要好好总结二三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有成绩，也确有教训。我同水利部有争论，你们农委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太大了。搞水利的的同志心是好的，但是对教训不理解。我讲这话不是心血来潮，是近20年经常跑到农村得到的印象。你们深入考察一下，主要是大型排灌，南方多少年来一直搞提水灌溉，现在还有作用吗？福建、四川的不是大部分废掉了吗？还有所谓渡槽，你们去看看湖南的，是应付参观的。湖区的大型排灌，还有什么虹吸管，工程是好看，用得起吗？用一次要多少电，花多少钱？我不是说一切地方都不许搞。南方这些地方为什么不许搞鱼，不是鱼米之乡吗？再看看北方引黄大沟渠又怎么样？种树种草又没有跟上去。隋炀帝在华北修的沟渠，几万人、几十万人搞的沟渠，年年修，结果还是废掉了。这些历史经验总结了没有？为什么李冰父子的工程，陕西的郑国渠，甘肃的通渭渠能保存下来？不深入研究历史经验不行，不研究就会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还要看到，近期国家没有多少钱用到农建上，要靠政策。小型水利，水力发电，大水库，我主张搞一点。我们的钱要用到扶持多种经营、搞种子上来，我们的脑子不要僵化。

第四，政社体制问题。至少把它提出来，思想上明确，肯定要向着分开的方向前进。这个改革步骤上要分期分批，搞一批，推广一批经验，不要一哄而起，可以用三五年时间完成。不然，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不了，经济民主也搞不好，群众负担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吸取合作化的经验教训，要改革、生产两不误。

第五、商业问题。要走小城镇搞农产品初级加工的路子。说是油料多了，你加工成肥皂和其它产品，就不多了嘛。商业上有个很大问题是价格倒挂，猪肉、油、花生都是这样，为何不搞加工呢？花生加工成食品就不倒挂了嘛！让广大的小城镇搞初级加工是个好路子。

我们的商业亏本一塌糊涂，国家要补贴200亿元，如果减少100亿就好了。粮食部为什么不搞加工？拿100亿斤加工。国家收796亿斤，197亿斤补贴，占17%。粮卖一斤贴一毛，油卖一斤贴八角。加工就可以不贴钱，还可以解决就业。有的国家蔬菜搞粗加工，靠的是家庭加工，一个玻璃瓶，消消毒，加点盐就行了。上海加工的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家庭加工一斤、半斤都可以，也可保存半年。保存半年时间，要有人向他们收购。既不要车间，更不要厂房。搞农产品加工需要有一套政策，你们要好好研究。供销社也要有加工，像湖南鞭炮。农村中购销问题要重新研究。我们一搞就搞高级的，盖厂房，为何不搞家庭加工？包装材料弄到农村去。供销社官衙门，流通问题要好好研究。

胡耀邦同志在这里谈农村商业问题，没有局限于就农、商谈农、商的狭小封闭视野，而是把农业、商业、加工业联系起来，农村与小城镇联系起来，在支持农业搞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的同时，又提出在小城镇由家庭搞农产品加工，突破了只能由国企、集体企业搞农产品加工的框框，并指出这种家庭加工，有利用既有家庭空间，不用另搞厂房、车间，成本较低的好处，还要供销社帮助把包装材料送去，把加工产品收购上来的服务。

胡耀邦同志还交代说：

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作风要不要写一段？多种经营、科学问题要不要写，你们考虑。不要写平淡了，不要太长，不要超过8个问题。最后写个结语，目的是使明年农业有个大幅度增长，全面增长，要说明农业增长有什么意义。”

“我们已经搞了个75号文件，一个多种经营文件，都是有水平的。这次8月一个月，9月写出来，万吧字，写不完可以搞附件。农业上再打一次胜仗。”

干部中间还是要开展批评，党的三大作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批评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哪有实事求是？没有批评自我批评，能分清是非功过吗？对干部只讲教育表扬，不讲批评不行。干部问题要写一条。

9月份庄稼大体可看出来了，文件两个月可以写出来了吧？11月份发出。今年就不发别的文件了，明年下半年可以搞长远规划了。文件书记处先过过目，11月发下去。

胡耀邦问杜润生：你有什么看法?杜说：总的方向搞变革、改革。现在有专家提出旱作农业。耀邦说：我是主张改的。过去不敢提的问题要提出来，但是不下死命令。旱作农业这个问题可在科学一条中提出来，让大家实验嘛。杜说：从苏联集体化道路解放出来，还要从美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解放出来。耀邦说：不能送走一个神，又搬来一个神，要借鉴外国经验，走自己的路。

二、在文件制定中为包产到户正名为政策定调

国家农委对胡耀邦8月4日关于起草农村工作新文件的指示格外重视，8月5日即向农委政策研究骨干人员传达，商讨组织开展文件起草办法。格外重视的一个背景，是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做出了正确结论，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新选胡耀邦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指示起草农村工作新文件，标志着新的领导班子要抓紧推进农村改革。与胡耀邦不谋而合，万里7月18日听取杜润生等汇报农村调查情况，也讲责任制是经营管理、生产关系的大改革，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75号文件有的内容（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给左的东西、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要考虑拟定新办法。

中央农村新文件的制定，就在胡耀邦和万里讲话精神指导下，由国家农委主持从八月上旬开始。对这个新文件的制定，作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不仅是提出制定者，事先谈话从全局和大的方面给予指导，而且对在文件、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遇核心难题的解决，起了解疑释惑、定性定调的决定性作用。

农村新文件起草制定中遇到的深层次核心难题，就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继而许不许搞的老大难问题。这次农村改革，包产、包干到户1978年从安徽等地先搞起来，就被说成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当时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也是一刀切的不许、不要。1980年初安徽省委按实践标准，只要增产，农民、集体、国家收入三增加就是好办法，说它不是搞资本主义，给包产到户上了责任制的户口，但在全国，批包产到户为单干、资本主义的论调还占上风。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和凤阳大包干，6月19日中央转发赵紫阳《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各地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组织农业部门和理论工作者，深入农村社队，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一次深入调查。而在万里与胡耀邦一起考察西藏的多天交流中，曾给胡耀邦同志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2]这得到胡耀邦的支持。9月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关于农业责任制问题座谈会，形成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75号文件，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为包产到户开了口子，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的“三靠”生产队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对以往“一刀切”不许到户政策的一大突破和变革。

但文件还存在两个不足或问题：一是还只许少数边远落后地区的三靠生产队，即约占全国生产队的20-30%搞包产到户。文件受左的影响，仍认为多数农村集体经济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搞包产到户。这就限制了中间地区、较好地区群众的包产到户改革。二是文件为什么不许多数地区搞包产到户？背后的原因是不承认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仍然认为它是单干、个体经济，只是依附于社会主义，不能搞多了，冲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样，75号文件对农村双包到户改革产生了推进与限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允许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起了好作用，因为全国多数农村实际都贫穷落后，群众就以此为由越来越多搞包产到户，形成改革潮流。这就出现群众实践冲破文件规定包产到户只能在少数地区搞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不许多数地区搞包产到户，与多数群众要搞包产、包干到户的意愿冲突；同时它也不承认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搞了包产到户穷地方一年翻身的群众怕变，要求领导承认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相冲突。

在这文件与群众实践的冲突面前，胡耀邦支持一些地方领导者实事求是、与群众实践互动，冲破文件束缚。

在贵州，省委1980年春经过深入群众的农村调查，转变群众要包产到户，政府不许、强扭的顶牛状态，3月全省电话会停止纠正包产到户，7月发出38号文件《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明确“生产落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开始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包产到户。到1980年12月，全省87%的生产队包产、包干到户，省委给中央作出《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讲全省放宽农村政策的情况，并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胡耀邦同志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3]。这是他对贵州包产包干到户的肯定，也是对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初次肯定。

另外，1980年11月下旬和12月，吴象、张广友、李千峰奉万里之命前往安徽六安、滁县、阜阳和河南商丘、山东菏泽5个地区，调查这些多年的穷地方，大部分生产队双包到户后农民积极性高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增产，农民生活普遍发生转变，由吃不饱饭靠国家粮款救济到向国家做贡献。他们写出《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实践的回答》、《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实事求是的领导者》五篇报告，由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发表，文中讲包干到户责任最具体、利益最直接、办法最简单，使集体农业瞎指挥、大呼隆、大锅饭、平均主义诸多痼疾药到病除，农民最欢迎。1981年1月胡耀邦同志给予称赞，要新华社将其中三篇发通稿让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发表。胡耀邦同志对贵州省委报告和皖豫鲁三省农村调查的批示，都是与群众实践的互动，以此形式肯定包干到户改革，冲击左的束缚。

然而，这种左的思想影响及75号文件局限对责任制改革的困扰，持续到1981年秋胡耀邦、万里指示起草新的农村文件。国家农委从8月21日到九月10日，召开有农委政策研究人员与贵州、河南、山西、黑龙江等省农口负责人和安徽滁县地区、浙江嘉兴地区负责人及农业部人员参加的文件起草座谈会，边讨论问题边起草、修改文件。在文件讨论起草人员中，有带头实践、支持双包到户的地区负责人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有不同意和“连想也不敢想”包产到户的地区农口负责人；即便是国家农委参加文件起草人员，意见也不同，有的认为社会主义农业以集体经济为主，包产到户就是个体，或说“没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怎能是集体经济”。讨论各抒己见，争论激烈。当时全国包产到户的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32%，已冲破75文件只许在少数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规定，还在发展。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怎么办？一种主张维持75号文件的框子，不要扩展。一种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一些人之所以要维持75文件框子、只能在少数地区实行，其原因仍是左的影响，把包产到户视为单干，不许搞多了，破坏集体经济。双方争论涉及的深层问题，仍是包产、包干到户姓资还是姓社。

国家农委20多天文件起草座谈讨论，先由杜润生传达胡耀邦批示、讲话及万里指示，成为文件起草的指导。然后结合文件起草的重点——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问题讨论，由贵州省委书记、滁县地委书记介绍本地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包干到户的实践过程、成效和对变革实质、原因、走向的认识，由到滁县地区调查双包到户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人员和吴象同志谈包干到户的性质、发展趋势，并由赞成、不赞成包产到户与会人员反复讨论。文件草稿责任制部分经四次修改，到9月初稿子承认了包产、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再限制为少数地区。但是，这只是农委文件起草人员认识的解决。文件提交到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仍要解决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

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参加。其间10月12日中央书记处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文件草稿。胡耀邦在讨论中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4]

胡耀邦这段讲话，是对群众创造双包到户实践的具体分析和理性概括，为包产、包干到户正了名：一是指出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只是将生产队的土地“包”给农民，不是“分田”，它坚持了农业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因而它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就解决了双包到户姓社不姓资的问题。二是提出，我国农村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两条基本原则，也就指出了坚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长期不变。这就为中央农村工作文件最后定了基调。历史地看，这两者长期不变的结合，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特征。

三、善处高层意见分歧使一号文件出台

然而，这个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的制定临近完成时，又出现问题。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相关记录史料，中央高层对新文件适应群众搞包产到户发展要求，突破75号文件限制，进一步放宽政策，存在意见分歧，并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暴露出来。就在10月12日胡耀邦同志参加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为包产到户正名，为文件定调的这一天，国务院总理，这位曾在农村改革之初主政四川、与安徽一起走在改革前头的领导人，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不同意见，或说是对新文件带否定性的主张。他说：75号文件、13号文件刚刚实行，还要继续起很大作用，还有很大潜力。现在不是另外找一个更大的窍门。主要问题还是继续贯彻13号和75号文件。不到一年发一个文件，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带有根本性大突破的文件是不可能的[5]。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还要按75号文件的框子，包产到户仍然只能在少数贫困落后的“三靠”队实行，中间地区、较好地区都不能搞，显然是不顾农村群众发展包产到户的实践要求，不同意中央新文件在双包到户上进一步放宽政策，有根本性的突破。

在这农村改革重要时刻、关键问题上的分歧、矛盾，胡耀邦总书记是怎么对待处理的，详情还待查。但根据已有资料和历史发展进程看，胡耀邦同志主要有两条：一是坚持在包产到户责任制上尊重群众的实践与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继续推进改革，支持已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新文件草稿在包产到户政策上对75号文件的根本性突破（如包产到户实行范围不再限于少数贫困落后地区的三靠队，中间地区也能搞，要尊重群众意愿）。不是遇到不同政策意见就退让，放弃原则。不像有的政策起草人，遇到反对群众扩大包产到户范围意见就摇摆，10月20日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关键是中间社队怎么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不要轻易取消。有的同志说稳不住，不要硬稳。但是能稳住的要稳住”[6]。这实际是要对中间地区群众发展包产到户实行稳和堵的阻扰政策。按照这种固守75文件的意见，新的政策文件就要受挫，或变成老调重弹，停滞不前。胡耀邦同志顶住了这些反对和退让意见；二是等待，改革中认识有先后，相信、等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通过继续了解情况和群众实践，转变看法，达到认识的统一，共同与群众互动推进改革。

事情正是在等待中起了变化。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强堵了。”[7]这不仅认同放宽政策，突破75号文件的局限，而且是在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上明确尊重农民选择，对群众包产到户不再堵。

至此，高层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新文件的核心政策达到了认识的统一，使之得以出台。在这个文件出台最后阶段的政策博弈中，其政策的突破、变革，没有因为高层出现否定意见而搁置，而能坚持从实际出发，顺应群众实践要求，克服错误意见，得以出台，作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最后，文件草稿又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由于文件拖延了时间，杜润生找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全党、全国重视。他们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1982年1月1日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便产生了。

文件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部分指出：“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8]

四、 主持制定一号文件，核心政策影响至今

这个文件的重大意义，首先，从政策变革上看，它第一次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姓“资”，“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同其它形式的一些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给双包到户家庭承包经营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终结了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以来把包产到户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判、打击的历史；再就是它取消了七十五号文件只许少数贫穷落后地区“三靠”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的限制，而是不受地区局限，尊重群众选择，“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而明确了支持群众实行双包到户的长期性，让农民吃了“定心丸”。

其次，从群众改革实践和社会制度性变革看，文件对双包到户放开政策后仅三年时间，到1984年全国98%以上的生产队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其中包干到户占95%。这使2亿农户成为拥有土地占有、经营、使用、收益权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主体（也就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使8亿农民包括数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打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对全国农业、农村、农民以至城乡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变革。如杜润生在这个文件起草过程中所说：“包干到户有点不像社会主义，但土地公有，分散经营是不是社会主义？说不定这又是一个创造，是新的适应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式”[9]。这意味着我国正是从农业实行双包到户走出适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农村改革史，冲破左的束缚，实行农业双包到户家庭承包制，从微观经营制度上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变革的核心问题。中央指导解决这个核心问题、从全局肯定双包到户的政策，是由1982年初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确定的。一号文件这一带关键性的政策影响深远，这个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制度延续至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期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回望该文件制定的全过程，从头到尾是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次体现其以民为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解放人”的思想底蕴。在一些关系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中，正如提起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提起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和四类分子摘帽，人们就想到胡耀邦一样，提起中央文件给双包到户上社会主义的户口，实现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变革，人们同样要想到胡耀邦同志。

                                  （2026年7月）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