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石仲泉: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

发布时间:2023-09-28 16:09 作者:石仲泉 浏览:342次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讨论和解决。由于白色恐怖环境,此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会见中共几位领导人,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会议给予重要指导。会议对上述重大问题统一了正确认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组织报告,指出,党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党。在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强调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发展红军的阶级基础。他讲的这几个问题,对于回国后指导国内党和红军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制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到达中央苏区进行的艰辛斗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中共六大以后的周恩来为研究对象,揭示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形成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深入推进周恩来研究和宣传提供一些助益。

一、周恩来是古田会议的重要推手,

中央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文件

由于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主席是共产国际推荐的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难以胜任此职,周恩来于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后,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既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主管军事工作。周恩来尤其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获悉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闽西赣南,甚为焦念。此后,他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央“二月来信”的“分兵”建议加剧了红四军内部分歧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由周恩来于1929年2月7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起草了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彼时,红四军刚下井冈山不久,被敌军追击,在寻乌圳下遭遇失败。原在井冈山主张“分兵”的同志再次将此问题提出,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未予研究讨论。4月,红四军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原先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认为“分兵”符合中央精神。加之中央派来的刘安恭被前委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后,照搬苏联红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搬弄是非,制造领导人间的对立。林彪又在此时“选边站队”,向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对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之争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红四军前委接连召开三次前委扩大会议,助长了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加剧了党内矛盾。毛泽东离开部队到地方休养,6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未能解决党内争论,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加剧了队伍的涣散状态。随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9月在上杭匆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无人作报告和总结,与会者七嘴八舌,会议毫无结果。大家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朱德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在大家的坚决要求下,毛泽东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红四军七大和八大两个会虽未开好,但也有一“功”——广大干部明显感觉到,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

(二)中央“八月来信”肯定红四军前委工作,同意不再组织军委,对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

收到陈毅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八月来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状况,赞扬朱、毛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在肯定红四军七大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的缺点,指出:红四军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该信强调红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无须再组织军委;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7页。】

中央“八月来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且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泽东讲得更明确、更周全。但是该信未能在红四军八大召开前收到,使红四军八大走了弯路,造成红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

(三)中央“九月来信”对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具有指导意义

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红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中央“八月来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他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红四军七大及朱毛分歧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精神进行起草。周恩来对起草稿进行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九个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是:

——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征。该信认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军阀混战将继续发展。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对于提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该信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也较井冈山时期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

——关于红军的分兵与集中。该信认为这只是某一时期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这就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

——关于红军的群众工作。该信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两条意见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

——关于红军的自身建设。该信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这成为红军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该信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关于反对极端民主化。该信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如此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

——关于朱德、毛泽东的争论。该信对朱、毛两人“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作了批评,肯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挽回过去争论造成的损害,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91—105页。】

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非常重要。周恩来还特别嘱托陈毅,一定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不仅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各根据地红军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四)《古田会议决议》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的继承和升华

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开幕,与会代表有120余人。首先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等文件,随后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各个报告,对党和红军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次日,大会选举前委领导成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充分调查研究及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红四军九大开得十分成功。它不仅是红四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既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又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它对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于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对于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于红军的宣传工作;对于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等,都在理论上作了重要阐发,并有许多深刻的论述。

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有如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会议一是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二是初步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许多重大问题。它确立的建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经中共中央推广,在各地红军也都贯彻了,从而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军原则基础之上,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它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理论的原生形态,对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迄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古田会议决议》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指导,但其历史地位又远高于中央“九月来信”。它实现了由革命建军到政治建军、由政治建党到思想建党的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伟大纲领。

二、打赣州之失和打漳州之得,使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1930年9月底,周恩来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农村中心论”思想。他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他在强调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首次提出建立苏区中央局,并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10月,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派项英先去。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在项英未到前,苏区中央局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一)在王明路线使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后,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就职

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的白区工作和苏区建设逐步走上正常轨道。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利用共产国际将李立三“左”倾冒险看作“路线错误”的新批评,认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王明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旗号下推行更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对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安排上,因王明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表现早有不满,米夫决定“去瞿留周”。米夫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旦(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对于这种屈辱,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承受了。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不赞同将所有执行“立三路线”的人说成是“立三派”。他指出: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要加紧地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周恩来传》(一),第254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周恩来被留用,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能力,复杂繁重的事务处理离不开他。他继续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负责苏区事务。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对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对中央苏区、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发出许多重要指示。但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上海中央领导机关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周恩来等很难在上海工作乃至存身。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9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0月中旬,王明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他走其领导特科时一手安排的秘密交通线,经汕头到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闽西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来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亲切相见,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前往就任苏区中央局职务时,苏区形势一片大好。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范围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空前地增强了红军力量。此时,中央苏区跨有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范围,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245万以上;主力红军有红一、三、五等3个军团。这种局面是过去没有过的,这是主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苏区已将肃反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周恩来到达闽西时就看到苏区不少地方在抓所谓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出现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局面。如此,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成为他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第一要务。1932年1月上旬,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举报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过去对于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1932年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361页。】此次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制止。

(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相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他们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的活动。

周恩来此时到中央苏区履职,两人才开始面对面地直接共事。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全面工作,重点放在军事工作领导上,即是毛泽东的领导上司。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通过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如何把握战争时机,哪种情况能打,哪种情况不能打,毛泽东已经把握精准、游刃有余。周恩来尽管有卓越军事才干,但因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作军事决策。他来到苏区后最初拍板的两次战争,即攻打赣州和漳州的一挫一捷,对两人的关系有重大影响。

1932年1月上旬,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攻打南昌、吉安、赣州等城市,将分散的苏区连成片。周恩来在理论认识上已经转为“农村中心论”,但临时中央仍持“城市中心论”。对于这个决议,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周恩来征求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攻打南昌等城市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认为赣州城墙坚固,被称为“铁赣州”,易守难攻。此前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虽然现在赣州守军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这次,周恩来站在了多数人一边,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下令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赣州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3000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此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

1932年3月上旬,红军从赣州撤围至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从瑞金赶赴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兵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五军团为中路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彭德怀的西路军在湘赣边扩军40个营,初步稳定中央苏区的南部区域。毛泽东在进军途中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州泉州。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龙岩、漳州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月10日红军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即便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此次漳州之役,将赣南、闽西连片区域扩大了。

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之捷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决断诚服了。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军事指导方针的对立和冲突中,历来注重组织观念的周恩来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指令,没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毛泽东遭受更严重打击时,他则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照和维护。

三、宁都会议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对周毛关系的影响

宁都会议既是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影响周毛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有多重矛盾关系需要处理、调整和解决,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求,又要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调整意见。临时中央坚决要将毛泽东从前方撤回,周恩来既要批评毛泽东的缺点,又要力争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工作以利战争。他是两头维护,又是两头不讨好。此次会议既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后来的周毛关系有重要影响。

(一)宁都会议主要是前方作战领导的实事求是路线与以后方中央局为代表执行的“左”倾路线直接冲突的结果

1932年5月初,毛泽东对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成功的军事行动向苏区中央局及临时中央写报告,说明了目前红军的有利形势。报告提出:“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的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令毛泽东、周恩来始料未及的是,临时中央对红军这一成功的积极行动非但未予肯定,反而认为它不符合中央的“进攻路线”,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认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第242、243页。】

战争形势转瞬即变。1932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即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军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猛烈进攻。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要同前来进攻赣南苏区的粤军打防御战。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7月下旬,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理顺前方作战指挥体制,使其更为便利起见,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红军总政治委员为妥,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临时中央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由周恩来任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又写信陈述:如果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在周恩来坚持下,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抵达兴国县城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此时前方四人对于军事行动的看法基本一致,与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发生意见分歧。为统一前后方领导认识,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方的任、项、顾、邓等赶来与会。对于红军行动方向,后方中央局成员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强调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在赣江上游西渡赣江支流的章水与蒋军作战。前方领导人认为,该处敌军密布,不宜出击,主张在赣江东打击弱敌。毛泽东极力反对西渡赣江,认为现在赣江以西赣州吉安一线驻有国民党七八个师,红军不能贸然去打。赣江以东地区仅有敌一个师,且为杂牌军,力量较弱,可以集中红军主力北上乐安、宜黄,去消灭那里的弱敌。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的路线。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先消灭乐安、宜黄的敌军,再西渡赣江,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牵制国民党军,直接支援鄂豫皖、湘鄂西的反“围剿”战争。会议还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的最高军事会议,其他同志为成员。周恩来随军行动,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部向西佯动,主力隐蔽地急行北进,连续行军一周,于8月中旬投入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这一仗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一星期连克三城(拿下乐安、宜黄后,占领南丰),俘敌5000多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

尽管红一方面军打了大胜仗,但前后方领导的矛盾却加剧了。按原定计划,红军应攻取南城。周恩来发现南城守敌有3个师,工事坚固,地形于我不利,且敌方还在调兵增援。据此,红军主动撤至苏区休整,另寻战机。周恩来致电后方中央局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周恩来复电后方中央局,不同意他们的行动方针。9月下旬,前方领导进一步向后方领导陈述意见,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在现在不利于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在南丰至乐安一带活动,“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集中兵力去作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0、231、232页。】

如此,前方领导成员同后方领导成员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迅速激化,形成鲜明对立。这是宁都会议召开的一个直接背景。

(二)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由于前后双方对军事行动方针都坚持己见,分歧日益加剧;加之前方领导成员间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也不尽一致,周恩来感到难于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愈益突出。他在9月24日、25日给中央局的电文中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932年9月24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932年9月2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7、190页。】

1932年10月3日至8日间,宁都会议在赣南苏区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与会者除前后方领导8人外,还有由周恩来提出到前方来作助手的刘伯承。尽管前方领导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军事行动方针很有意见,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定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如此,后方中央局领导贯彻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观点在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讨论了在苏区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批评前方领导“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对他此前的战略战术横加批评。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诱敌深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其在赣县江口会议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其对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前方领导对红一方面军发布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如此,按照后方中央局领导的说法,宁都会议展开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和平迁就的状态”。【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也有巨大分歧。周恩来接受了后方中央局领导拿出临时中央指示当“令箭”的批评,但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进行了坚决抗争。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还提出毛泽东留在前方的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后方中央局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本人也因未能取得中央局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的第一个方案,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尽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妥协,但会后中央局仍对他很有意见,电告临时中央,说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他们还指责周恩来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说这是“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在宁都会议召开之际,上海临时中央也在讨论苏区中央局前后方领导的争论。博古在临时中央常委会上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电告苏区中央局,传达中央指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5—236、238页;《周恩来传》(一),第282、283页;《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01页。】

如此,宁都会议从头至尾成为贯彻落实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会议。后方中央局领导一开始传达临时中央指示就抢站了先机,前方领导自始就处于不利地位,这也确定了宁都会议的基本结局。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尽管周恩来仍在争取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在发布战役计划时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在14日签发的作战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但10月26日临时中央仍宣布,以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5—236、238页。】毛泽东离开前方时,周恩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送别。毛泽东向他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休养。

(三)宁都会议对周毛关系的多维影响

此次宁都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尽管它对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遵义会议前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产生了长远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产生了终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表现为隐性的,在不少的时候则表现为显性的。由于两人都是党的领袖级人物,它对两人的性格乃至心理造成的变化,加上两人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差异,就不能不反映到党的决策上来,影响党的历史发展。后续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呈现的曲折,都有宁都会议的背景或者阴影。这个历史过节,使周恩来不时自责,乃至压力沉重。

第一,宁都会议是周恩来提议召开的,但造成毛泽东第三“落”的结局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一生确有“三落三起”。他的第一“落”是在上井冈山后,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将上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和“枪杆子主义”并免去其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以为是“开除党籍”,便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作为党外人士,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一“落”时间短暂,4月朱毛会师前就纠正了。第二“落”是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的极端民主化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由于周恩来主持审定发出的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召开古田会议,纠正了这一错误,这一“落”时间达半年。此次宁都会议成了毛泽东的第三“落”。这是一“大落”直至遵义会议才“大起”,时间为2年零3个月。周恩来提议召开宁都会议,有如前述,是希望理顺前方领导关系。9月24日在给中央局的电报中,周恩来反映前方领导开会的状况时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已定的方案与原则又改变了,又须另在一种标准下进行,以致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释”。“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动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定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6—187页。】这份电文将前方领导成员间不那么和谐的情况讲述得很具体,这不能不影响会议的结局,也不能不影响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共事关系。

第二,宁都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他本想说服后方中央局放弃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未曾想后方中央局对前方领导特别是对毛泽东作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使毛泽东的处境更加困难。周恩来提议召开宁都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理顺前方领导体制,便于指挥作战;二是请后方中央局成员到前方了解作战实际情况,说服他们放弃“进攻路线”等不符合当前实际的要求,同意前方领导根据战争形势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会议的召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后方中央局利用组织优势高举高打,动辄“要尊重党领导机关”,服从中央决定,使前方领导十分被动,无法申辩。“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临时中央声称攻打赣州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还指责“漳州战役的胜利”,“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并将毛泽东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所有决策,都“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01页。】如此,宁都会议非但未说服后方中央局放弃“进攻路线”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在毛泽东被迫离开前方红军总部后,对于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而言,等同于搬掉了推行“左”倾路线的一大障碍,因而具有“得胜回朝”意义!

中央苏区有三个会议对毛泽东打击最大: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贯彻临时中央指示,批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狭隘经验论”;批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为“富农路线”;批评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等。如此,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他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职),但根据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他就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了!二是此次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解除已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前方红军总部,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这个打击比赣南会议的打击更大。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八个月前的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却坚持认为那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对毛泽东的意见置之不理。三是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虽然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随后召开的二苏大上,其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职)一职却由张闻天担任,他就成了空头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

这些打击对毛泽东而言是坏事又是“好事”。说是坏事,毛泽东在后来讲过:“左”倾路线领导人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我们反对那一套“左”的政策,可是我们被孤立。“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说是“好事”,毛泽东在逆境中读了些马列的书。他说:“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就宁都会议本身,无论对党、对毛泽东而言,都是坏事。所谓“好事”,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转化的结果。

第三,宁都会议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种“负罪感”。宁都会议对周恩来而言,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这使他深深自责。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仍然很尊重,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不同意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但被博古拒绝了。在遵义会议上,他所以力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领导红军,也是要弥补宁都会议之过。在鸡鸣三省实现“博洛交权”让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之前,他去做博古的思想工作,就提及: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他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从红军长征开始,周恩来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周恩来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周恩来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正是由于周恩来无可替代的力荐,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共识,毛泽东才在遵义会议上“大起”,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

此后多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和谐顺达的。即使在遵义会议上确定周恩来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明确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以其为团长,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周恩来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毛儿盖,周恩来病倒后改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他痊愈后仍坚持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自己做副手协助毛泽东。只是到抗战初期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武汉长江局的工作方面,周恩来又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风检查时,周恩来对宁都会议以来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特别是对宁都会议自我批评严厉。这以后,两人的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和顺的。在上世纪50年代,两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又产生分歧。1956年,周恩来站在中央领导成员大多数一边力主反冒进,对毛泽东在冒进的基建预算基础上提出再追加20个亿基建投资竭力劝阻。他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周恩来传》(三),第1109页。】在周恩来等对反冒进的坚持下,1956年的经济发展平稳健康。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却借“反冒进”来反对党的领导。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始,毛泽东不断就此说事,开展反“反冒进”斗争,并说这是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周恩来多次检讨过不了关,内心非常痛苦。他一方面不认为反冒进有什么错误,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为准备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发言,他难于下笔。他的秘书在他口授的稿上润色时加了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严厉批评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恩来传》(三),第1259、1260页。】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宁都会议这个历史过节。在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五六月间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长篇报告,其中就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周恩来传》(四),第1809页。】。他将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受到严重打击看成是罪过,因而不时有一种“负罪感”。

四、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

周恩来虽然长期从事党的军事工作,但直接在前线作为第一把手领导和指挥作战,除南昌起义外,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指挥此次战争对他极为重要。第一,此前的三次反“围剿”战争,其规模相对较小。此次国民党军集中了40万之众,决心置中央红军于死地,荡平中央苏区。战争胜负关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存亡。第二,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是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指挥的,都打胜了。这一次由他担此重任,若不打胜,在党内和军内难以立足。第三,这是在宁都会议之后立即进行的。在宁都会议上,他也批评了毛泽东在以前战役中的一些“错误”,尽管他希望毛泽东留在前方一起作战,但未能如愿。这一仗若不能取胜,既无法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交代,也无颜面对毛泽东。第四,尽管他领导的南昌起义意义重大,但南下广东的指导思想不对,起义也以兵败汤坑、领导人流亡香港而告终。此后,他一直在上海中央参与核心领导,而工作重点又在军事方面,长期关注并指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前述的赣州之失和漳州之捷教训深刻。这一次反“围剿”战争是他独自展示军事才能、雪耻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难得机会。因此,此次战争对他而言,也只能胜不能败。

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守在前线,运筹帷幄,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不敢有丝毫疏忽。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运用,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最后取得了以比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更大的胜利。

(一)两个前哨战的胜利初试“牛刀”

在宁都会议召开之际,国民党当局正将军事“围剿”的重点向中央苏区转移,陆续集中2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进行包围。宁都会议甫一结束,周恩来、朱德就赶赴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部署,先后打了两个前哨战。

1.建(宁)、黎(川)、泰(宁)战役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时有5万人左右,敌军数倍于我,红军要以少胜多,必须找准突破口。根据敌军兵力分布,周恩来、朱德发现北线比较空虚,决定集中向敌之薄弱地区的闽赣边境建宁、黎川、泰宁一带发动进攻。10月14日,即宁都会议后6天,周恩来、朱德在广昌下达“建、黎、泰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以红22军(军长罗炳辉)为右纵队,负责消灭泰宁地区之敌;以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为中央纵队,负责消灭建宁地区之敌;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左纵队,负责消灭黎川地区之敌;以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战役预备队,随时支援红一军团和红22军,消灭建、泰之敌。

建、黎、泰战役进展非常顺利。10月16日,红军发起进攻。18日,红一军团占领建宁,红三军团占领黎川。红22军于19日占领泰宁,22日占领邵武,24日占领光泽。红军在9天内连克闽西北和赣东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5座县城,歼敌1个多团,击溃2个团,扩大苏区数百里,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拓开了赣东和闽西北的赤化局面。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攻占过此处。从那时起,建、黎、泰三县就成了一个小苏区。红军一面安定秩序、征集资材,作进行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一面积极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此次周恩来、朱德率红军主力东征,在占领建宁、黎川、泰宁后,先后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设在这三个县城指挥战争,并在建宁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建黎泰根据地的开辟,为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2.金(溪)、资(溪)战役的胜利。在建、黎、泰战役后不久,红一方面军于11月中旬乘胜发起金溪、资溪战役。红一、三军团和红22军分别由黎川、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红五军团以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建、邵间交通,另一部进至资溪桥一带,对南丰、南城之敌进行警戒。11月17日,红一军团击溃敌军,占领资溪县城。19日,红军歼敌一部,攻占金溪县城。21日至22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在南城东北之渭水桥附近截击进攻金溪之敌,歼灭敌军1个团,迫使援敌退回南城县城附近。国民党军为改变被动局面,从赣江流域调来3个师增援。红军利用敌军调整部署之机进行整顿和训练,迎接新的大战到来。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大规模“进剿”计划,兵分三路:左路军为蔡廷锴在福建的第十九路军6个师1个旅;右路军为余汉谋在广东的粤军6个师1个旅;中路军为陈诚的中央军12个师。国民党中央军是“进剿”苏区的主力,兵力达16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方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黎川地区。红军参战部队5万多人,双方兵力悬殊。红军总部决定,乘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进攻部署之际,主动打到外线去。1933年元旦,红军在黎川县城举行了自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誓师典礼,周恩来作誓师动员讲话。随后,红军主力移师北上袭击敌人,以打破敌之“进剿”计划。

1933年初,红军发现前出至南城县东北黄狮渡地区的敌军只有3个团,兵力较为薄弱,驻军位置离后方较远、孤单靠前,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向敌发动攻击。1月5日,红军占领黄狮渡,歼灭敌军1个旅,俘敌旅长和官兵1000多名,再占金溪县城。黄狮渡位于金溪、南城、资溪三县公路交界处,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在当时也是红军和白军控制区域的交界线。黄狮渡大捷,红军控制扼守这一军事要地,有利于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红军攻克金溪和黄狮渡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也威胁着抚州守军的安全。敌军重新调配兵力,从1933年1月6日始,集中14个团分别向金溪和黄狮渡发起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浒湾地区。1月8日,红一、三军团在金溪县城北门外誓师,朱德、彭德怀作战前动员,随后部队分数路纵队出发,与敌军在公路两侧发生遭遇。敌军出动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轰炸。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首长亲临阵地指挥战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逼使敌军放弃阵地,向浒湾方向撤退。红军战斗部队乘胜分数路对敌围歼,敌军全线溃退。此役,红军击溃敌3个师,全歼1个旅又1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遂告结束。

(二)第四次反“围剿”全面展开后前方与后方对攻打南丰的战略方针分歧与周恩来撤围南丰的高明决策

红军取得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的胜利,令国民党中央政府深为震惊。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抵南昌,重新部署“围剿”计划。他决定亲任“剿匪”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重新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研究“围剿”方针,进一步集重兵对中央红军实施“分进合击”。如此,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全面展开。

战争伊始,中央红军方面又发生了宁都会议前的类似争论。前方与后方对攻打南丰的战略方针有严重分歧。红军主力结束金、资战役后,本拟乘胜北上贵溪,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10军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敌军部署在抚河、赣江流域的有生力量。1933年1月下旬,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并急转临时中央等,指出:在敌人即将大举进攻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集中力量消灭抚赣敌人是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关键》(1933年1月2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236页。】。但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反对这一方针。他们一怕作战地区远离根据地,于红军不利,二怕敌军若大举进攻中央苏区腹地,苏区无法抵御,因而对前方领导的作战部署十分不满。他们指出: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不要拖延,要求红军以所有主力首先攻取南城、广昌等县城,然后再攻取南丰。

南丰位于抚州地区南部,东靠黎川、建宁,南接广昌,西毗宁都、宜黄,北邻南城,国民党当局将其视为进攻中央苏区的核心基地,驻有兵力2万余人防守。县城在盱江西岸,城外筑有坚固工事,红军在盱江东,过江进攻坚城相当艰难。周恩来、朱德数电后方苏区中央局和已迁到瑞金的临时中央,不同意红军贸然过河攻城。他们认为,“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并指出目前攻城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在东岸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转移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1933年1月—3月),《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1、62页。】

但是,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拒绝周恩来等一再陈述的意见,“指令红军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3年2月4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46页。】面对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下达的主观专断的命令,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一方面不能不遵照执行,作出进攻南丰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个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他们还提出:“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对执行中央局强攻南丰命令的部署》(1933年2月7日)、《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1933年2月7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251、255页。】

然而,后方中央对前方的意见执意不理。周恩来、朱德只得在2月9日率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在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但是敌军凭借坚固工事守城待援。主攻西门的红三军团和主攻北门的红五军团激战一昼夜,摧毁城外碉堡不及一半,但攻城部队已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伤亡不小,红三军团已牺牲1名师长和2名团长。此时,敌人援军也已出动,三路分进,企图将攻城红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之。眼见攻城红军遭受内外夹击危险,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后方中央,改变原有部署,于2月13日命令攻城红军撤围,留下少量部队进行佯攻,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黎川方向转移,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已是苏区的东韶、洛口等地隐蔽休整,待机歼敌。

南丰撤围,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锋芒的决策,是决定此次战争胜败的关键性一招。这也是周恩来在指挥此次战争中的一招高棋。

(三)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主体战:黄陂大捷和东陂大捷

红军的行动,开始调动敌人。国民党中央军主将陈诚令驻金溪和南城之部队跟随伪装成主力的红军东进,并令驻乐安之军两个师开往宜黄南部的黄陂,同那里的敌军会合,对东进红军从南面进行围堵,配合敌军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主体战就此全面展开。

1.黄陂之战。黄陂位于宜黄县南,距县城70里,是崇仁、乐安、宁都三县的交汇点。1933年2月26日,国民党军驻乐安之敌两个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一师沿摩罗嶂大山南麓,经登仙桥等处向黄陂前进;另一师沿摩罗嶂大山北麓至黄陂。敌两师的行军为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无法照应。且他们与尾随红军东进之敌相距较远,行动孤立,便于红军围歼。周恩来、朱德迅速抓住这一战机,命令红军主力冒着连日阴雨,星夜秘密北上,翻过连绵山峦,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带敌军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山区。主要战场地跨乐、宜两县,群山环绕,峰峦层迭,森林茂密,谷狭路隘,是红军大兵团伏击的理想之地。敌军受红军佯动迷惑,以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行动迟缓,对隐蔽于其行道一侧之红军亳无察觉。中央红军指挥部靠近黄陂圩,周恩来、朱德坐镇指挥。27日下午,敌军进入伏击圈后,先是红军左翼红一军团等部发起猛攻,傍晚,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经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1个师和1个旅;被俘的敌师长因伤势过重而毙命。几乎与此同时,红军右翼先头部队红22军一部也对另一敌师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28日上午,红军右翼部队向右路敌师发动全线进攻,敌纷纷溃退;傍晚,正面之敌被歼。在前来助战的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配合下,红军于3月1日上午将四处逃窜之敌军大部歼灭,从山庙中抓获敌师长。地跨两县的黄陂战役至此结束。黄陂战役歼灭敌军近2个师,俘敌师长2人,毙敌旅长4人,俘敌万余人,缴枪1.5万支(其中轻重机枪300余挺)、炮40余门、光洋100余万元。这是整个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辉煌胜利。

2.东陂之战。东陂在黄陂南40里处。黄陂战役打响后,向黎川东进的敌军急忙掉头西援。在援敌赶来后,红军主力已撤出宜黄战场,回到苏区的宁都县东韶、小布等地隐蔽休整。敌军会合后,不甘心在黄陂的失败,急于反扑,寻歼红军主力。由于苏区民众严密封锁消息,敌军在十余天内未能捕捉到红军动向。敌军认为红军主力不会远撤,很可能滞留在东陂以南一带,决定先向草台岗方向“进剿”。草台岗是东陂战役的主战场,位于东陂南10里。此处众山环抱,群峰密布,道路崎岖,方便打伏击。周恩来和朱德就在这里指挥东陂战役。

1933年3月中旬,敌军决心与红军决战,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为吸取上次教训,敌军将并行相距甚远的两个纵队改为前后两个纵队,靠拢行军,交互掩护,以防分割被歼,出宜黄县后向广昌方向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分散敌军,创造战机,周恩来和朱德再次命红军一部伪装主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展开活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行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后纵队。红军一部的佯动再次使陈诚中计。陈诚以为红军主力转向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一师调往前纵队指挥,加强其进攻力量。他还对在黄陂战役中打了败仗的第5军军长罗卓英加以晋升,任命他为后纵队指挥官。罗卓英于18日到达东陂,设立指挥所。陈诚则在宜黄县城设立指挥部。3月20日,敌军前后两纵队已拉开近100里距离,后纵队已近至红军隐蔽待机的草台岗、黄柏岭一线。红军预设的战场就在这里,崇山峻岭使敌军的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飞机难以空中支援;对于装备轻便和擅长山地运动战的红军来说却易于发挥优势。这是对红军极为有利的又一次战机。

3月20日傍晚,周恩来、朱德下达作战命令,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迅雷手段,先消灭草台岗、黄柏岭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当晚,黄柏岭一带战斗打响,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次日拂晓,红军向敌发起全线攻击。由于草台岗一带山势峻峭,丛林甚密,敌军占领高地顽抗,还以4架飞机盘旋投弹。10时许,红三军团迫击炮连占领阵地,以猛烈炮火攻击敌人。随后,黄柏岭战斗打响,激战至下午,敌军阵地全部被红军突破,红军歼灭敌1个师。随后,红军又歼灭了由东陂赶来增援之敌。经一天激战,红军俘敌官兵6000余人,击伤敌师长1名(后在南昌毙命)、旅长2名、团长1名,击毙敌团长2名,缴获步枪5000余支、机枪100多挺。东陂草台岗之战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又一大捷。

作为第四次反“围剿”主体战的黄陂、东陂战役于3月下旬结束。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红军歼敌中央军近3个师2.8万人(其中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经过这两战,红军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中央军,完全粉碎了它们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敌人的丧钟已在狂响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0日,第2版。】

第四次反“围剿”规模较前三次反“围剿”大,投入的兵力较前三次反“围剿”多,战果较前三次反“围剿”更辉煌。红军发展到空前的10万之众。尽管后方中央局对前方指挥员不断掣肘,但周恩来、朱德既尊重后方领导,没有违背组织纪律,又从实际出发,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因而战争进行过程中,红军总体上还是坚持了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也是取得比前三次反“围剿”更大战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不是毛泽东指挥的,但毛泽东本人盛赞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毛泽东:《新的形势与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7月29日,第3版。】所谓“致命”是文学夸张语言,但确实给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这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是没有过的。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朱德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还创造了新的经验——打大兵团伏击战。它丰富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四)中央苏区走向鼎盛

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经过1932年东打闽南、南下粤北、西进湘东,特别是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北上赣中和闽西北,中央苏区的疆域得到了相当的扩大,并打开了与周边苏区的联系通道。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愈益凸显。一方面,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随着中央要员不断进入中央苏区而得到了更加有力的贯彻,给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和方针在得到贯彻后,又使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即使在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军事领导岗位后,他的正确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即便执行“左”的错误方针政策的同志也有贯彻正确方针政策的时候,因而中央苏区才能进入鼎盛时期。

1.先后召开福建和江西两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2月,以罗炳辉为军长、谭震林为政委的红12军一直在闽西活动,重新占领上杭、武平等县,并拓展了宁化、清流等新苏区。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抵达长汀,在停留的3天中与省委负责人作了交谈,出席省委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对闽粤赣边苏区工作作出指示。次年3月中旬,闽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开幕。此次大会决定将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改称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张鼎丞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1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县城召开,曾山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中共江西省委为加强苏区地方党委领导,陆续成立了几个中心县委组织。6月,在宁都县城成立了中共宁都中心县委,领导宁都、石城、宜黄、乐安等县工作;在会昌筠门岭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邓小平任书记;还成立中共于都中心县委、中共广昌中心县委等。这些中心县委的成立,对于加强江西苏区的地方工作、支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起了积极作用。

2.先后设立闽赣省、粤赣省两个省级单位。在反“围剿”战争期间,如果说若干县委和中心县委的成立,是中央苏区得到发展的反映;那么省级单位和省委的新建,则可视为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央苏区的开辟,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已经组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中央苏区版图的扩大,又新建闽赣省、粤赣省两个省级单位和两个新省委。

一是闽赣省的设立和中共闽赣省委的成立。在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胜利后,1933年1月,在建宁县成立中共建宁中心县委,隶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中央红军的红三军团在贵溪上清地区与赣东北红11军实现会师,建立信抚分区,巩固了赣东北红色区域。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准备将建黎泰、信抚、闽北三块小苏区合并一起,设立中央苏区闽赣省。2月5日,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省委领导人,代表苏区中央局征询对建立闽赣省的意见。4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确定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调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及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12月中旬,在建宁县城召开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选举赣东北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邵式平为主席。闽赣省下辖赣抚东5县(黎川、资溪、南丰、南城、金溪),赣东北4县(贵溪、铅山、上饶、广丰),闽西北7县(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将乐、沙县),闽北8县(崇安、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建瓯、政和、松溪)等24个县的全部或一部,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期间还先后成立闽赣军区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萧劲光为军区指挥兼政委和军团司令兼政委。闽赣省是中央苏区重要的西北屏障。

二是粤赣省的设立和中共粤赣省委的成立。在闽赣省成立后不久,苏区中央局开始考虑在中央苏区南线成立粤赣省。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主力较长时间集中在北线作战,南部兵力薄弱。国民党军“剿匪”副总司令、粤系军阀陈济棠领导的粤桂军趁此机会占领了中央苏区南部的寻乌、安远、信丰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吞噬了中央苏区的部分版图,严重危害中央苏区的安全。粤赣省党政军组织机构的建立与闽赣省略有不同。它首先是建立军区,加强武装力量,打退粤桂军的进犯。4月24日,粤赣军区总指挥部在会昌的筠门岭芙蓉寨宣告成立,号召粤赣边界各县工农群众与红军地方武装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积极向南发展苏维埃区域,消灭广东军阀,配合北线红军,争取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加强粤赣军区的军事力量,中革军委还将1933年3月刚组建的原属江西军区的红23军拨归粤赣军区指挥。粤赣军区成立后,对保卫中央苏区南部安全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苏区南部除疆域安全外,还有一个出口贸易问题。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中央苏区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在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不断加紧的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药品、布匹、食盐等奇缺。为此,1933年8月中旬,苏维埃中央政府专门开会讨论建立粤赣省问题。会议认为,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为着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会议决定从江西省划出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为基本区域,成立粤赣省。会昌县域南北长,在成立粤赣省时,将县北地区以西江镇为中心成立西江县,将县南地区以筠门岭为中心成立门岭县。信康为信丰、南康两县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如此就有了7个县。为了加紧筹建粤赣省,苏区中央局调原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晓任粤赣省临时省委书记。11月上旬,在会昌彭迳召开粤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粤赣省委员会,刘晓当选中共粤赣省委书记。12月下旬,召开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原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中央苏区4个省中,粤赣虽然省域较小,但它还领导附近游击区各县委和工委,其游击工作区域包括粤东北乃至东江游击区,对于加强闽粤赣边各苏区县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

3.中央苏区版图的鼎盛辉煌。由于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前所未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了它的最大值,达到了鼎盛的辉煌。

——从苏区辖区看,有4省1市,即苏区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和作为红都的瑞京(即瑞金)直辖市,下辖60个苏区县。它包括苏区江西省辖22个县,苏区福建省辖15个县,苏区闽赣省辖16个县,苏区粤赣省辖7个县。

——从苏区辖有面积看,苏区江西省的土地面积总计为4.9523万平方公里。在闽西,属中央苏区版图的各县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闽西北和闽北的将乐、邵武等诸县的部分县域一度属于中央苏区版图的面积约有1万平方公里。如此,1933年秋,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版图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从苏区占有的县城看,红军较长时间占有县城24座,其中属于现江西省的有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广昌、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上犹、崇义、黎川等13座;属于现福建省的有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等11座。

——从苏区拥有的人口看,以上述苏区4省概略计算,苏区江西省和粤赣省共240万,福建省和闽赣省各100万,加之苏区机关和红军部队13万,如此,全苏区人口总数在1933年秋为453万。当年《红色中华》第118期上的一篇文章称“中央苏区500万人口”。这是概数,说明中央苏区拥有的人口不算少。与此相联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中央苏区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近七分之一。

中央苏区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这块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这里进行长征,共存在近6年时间。如果说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以前,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主要领导人,对中央苏区的关注和支持是远距离的,主要是通过电信往来体现;那么他在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就是开拓、巩固、建设和保卫中央苏区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与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既使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其个人在中央苏区的业绩达到辉煌。这既是中央苏区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也是周恩来伟大一生的一段重要历程。

 

 

Zhou Enlai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Gutian Conference

 and His Hard Journe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ommemorating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Zhou Enlai's Birth

Shi Zhongquan

 

Abstract: After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Zhou Enlai returned to Shanghai and actually became the main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Red Army of Zhu De and Mao Zedong, wrote three letters to the Fourth Red Army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l debate of the Fourth Red Ar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 De and Mao Zedong,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Gutian Conferenc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Zhou Enlai went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o fulfill his duties. The defeat of attacking Ganzhou and the victory of capturing Zhangzhou made ZhouEnlai sincerely convinced Mao Zedong's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Mao Zedong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Ningdu Conference, Zhou Enlai became the focus of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This meeting made Mao Zedong's situation even more difficult an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Zhou Enlai.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anding the fourth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Zhou Enlai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rrect strategic guidelines and t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chieved greater victory than the previous three campaigns. It not only br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reached their peak, but also made his personal achievement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ere very brilliant.

Key words: Zhou Enlai;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Gutian Conference; the Ningdu Conference; Mao Zedong; the fourth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来源:苏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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