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 ：粉碎“四人帮”是历史阶段性的标志

粉碎“四人帮”是历史阶段性的标志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

（2011年10月6日下午，国贸大酒店）

沈宝祥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同志的主持下，汪东兴同志积极参与，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震撼人心的大事。虽然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但当时听到小道消息的情况，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游行的情景，那种热烈的、欢欣鼓舞的场面，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认识得更清楚了。

一，粉碎“四人帮”是挽救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壮举

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塌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塌”，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二，粉碎“四人帮”是历史阶段性的标志

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说：“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8节）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标志。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什么说粉碎“四人帮”是我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标志呢？

（一）从根本上摧毁了推行“文革”路线的政治力量，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二）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逐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掌握了各级领导权（除华国锋外，叶剑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即向胡耀邦作了通报，并要他考虑治国方略，并作好出来工作的准备）；

（三）开始了扭转“左”的发展方向的拨乱反正；

（四）党的十一大重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从而动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我们常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但是，历史转折不是一天或几天就能够实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应当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才能实现。

作为历史标志，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

《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如果分开讲的话，这两年就是“‘文革’结束的两年”）。作者进一步说明：这样的分期，“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虽然作者在文章中也说：“粉碎‘四人帮’是很重要的事件”（作者很谨慎地不用“历史事件”的提法）。但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说，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或抹杀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这一套做法，现在应当坚决抛弃了。

我认为，必须明确，粉碎“四人帮”是建国以来历史大阶段的标志。

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

对这两年的历史，除了上面讲的认为是“‘文革’结束的两年”以外，还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有一个提法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后一个提法比较合乎这两年的实际。

其实，《历史问题决议》对这两年的发展已经作了概括：“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这说明，这两年的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很难说是在徘徊中前进。但是，现在看来，《历史问题决议》这个概括还是不够全面的。比如，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1977年12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加速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人民日报》今年2月19日的文章，对此作了较好的阐述，就更不好说这两年是在在徘徊中前进了。

“两个凡是”在实质上是要维持原状，同历史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是尖锐对立的。“两个凡是”对各方面工作确有干扰。但是，当时总的形势是，历史潮流滚向前，不可阻挡。从总的情况看，“两个凡是”没有能够阻滞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这里要讲一下华国锋。他的思想体系是“两个凡是”，但他这个人比较务实，也比较谦虚，比较宽厚，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他力图从新的实际出发，解决一些问题。他对《理论动态》1977年年终的一篇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的提法，很赞赏。12月30日晚上，他拿了这一期《理论动态》对《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同志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华国锋与其他一些同志不太一样，对“两个凡是”不是那么固守的。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时间不长，却是历史新时期很重要的一段。对这一段短暂的历史，还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研究，作出客观的评价，现在也具备了较好研究的条件。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