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邓小平结束对人民日报“夺权”讲话。陈伯达承认，发表“横扫”社论时，他“是个发疯的人”——人民日报劫难（5）

上文记述1966年5月31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仁堂就陈伯达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夺权”讲话的下半段主要部分。他说得很清楚，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是一场改变，“内攻外帮”。

这场“改变”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还是一场“内乱”，或简而言之的“内卷”？他没有说。那时，人们还不用这个词汇。

不管怎么说，陈伯达率队到人民日报夺吴冷西的权，是一场难以言述的浩大“运动”的坐标。

接下来，邓小平讲话要收尾了。

本文正文：

邓小平归纳了他的讲话，最后说：

大家帮，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改变过来了。这状态不能继续下去嘛，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都是中央的，大家都要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工作，以后永远要理解到。

其他报刊，不要抢（重要文章——本文作者注）。这是党性问题。要从全党、全国、国际反帝反修的利益出发，要把报、社、台撑起来，搞好。

1.怀仁堂通报会的尾声

接下来，康生讲话。

他的长篇讲话将近一小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在场者穆欣在回忆录中写道，康生责问吴冷西“是何居心？使现场的气氛异常紧张，全场鸦雀无声。”（穆欣《劫后长忆》，第105-106页，穆欣接受笔者访问时也回忆到这个场面）

新任“工作组长”陈伯达也讲话了。他说，工作组要帮着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是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见1977年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康生、陈伯达讲话以后，邓小平说了几句结尾的话：

开工！

好机会，挺起腰杆干！

第一抓业务！

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5时多了，陈伯达召集工作组，准备登车前往人民日报。

1967年，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的江青和陈伯达

2.陈伯达“夺权”力作——发表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蛇》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之后，当晚审定钱抵千执笔，朱悦鹏、尚力科协助完成的社论稿。社论内容基于陈伯达上午口授。

陈伯达亲手制作了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签字批准，作为社论在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对这一过程，可阅笔者已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包括《文革宣言一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1966年6月1日凌晨2点后开印的。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

参与者之一的朱悦鹏在经历了这场为期十年之久的历史大劫难后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

6月1日晨《人民日报》开印后，我们都松了口气，带着兴奋的情绪，拖着疲倦的身子穿过王府井大街，路经故宫，北海回到平安里3号楼宿舍。我们都没有想到，一篇社论竟像一颗祸害无穷的毒气弹弥漫了神州大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6月1日早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外墙阅报栏前人头攒动，亢奋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站，阅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引起全国震动。此后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先后出现了学生“造反行为”，一些学校的“大批判”升级和转变性质为对校领导、教师的凌辱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受破坏，出现了波及全国的学校无政府状态。

当日晚间，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双箭射出，“文化的大革命”风暴就在全国范围席卷起来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到了煽动“文革”向全国蔓延的巨大煽动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破坏。

上面这张照片的横幅标语就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为1966年6月上旬，在北京东单广场（后为篮球场）上焚烧“大毒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苏联的《静静的顿河》等书籍。这张照片是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卢传友拍摄的。

这天凌晨，签发了“横扫”社论之后，陈伯达返回钓鱼台。这时他绝不会想到，十多年后的1980年11月29日上午，因这篇社论，他在特别法庭上接受审问。

法庭记录如下：

审判员李明贵问陈伯达：“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吗？”

被告陈伯达答：“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

法庭出示和投影陈伯达亲自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初稿和清样，法庭工作人员说明：“1966年6月1日杜论是陈伯达亲自主持撰写和亲笔修改定稿的。社论初稿的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把题目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审判员的判定是准确的，《横扫一切牛鬼神蛇》的执笔起草人是钱抵千，起草助手是朱悦鹏和尚力科，全文是在陈伯达主持下完成的，陈伯达审阅定稿并亲自制作标题。

1966年5月31日深夜至6月1日凌晨，陈伯达审定并制作标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样。

审判员出示投影后，陈伯达承认社论清样上的字是他改的，标题是他定的。

审判员任凌云宣布：“宣读钱抵千1980年7月25日证言，和朱悦鹏1980年8月12日证言。”

宣读后，陈伯达说：“听到了……这个具体经过我是忘了……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分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历史作家叶永烈专程前来北京多次访问他。陈伯达用很多时间叙述了自己的往事，叶永烈后来撰写了《陈伯达传》，2016年版的最后两行写道：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叶永烈《陈伯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606页）。

其实，那个时候发疯者何止陈伯达。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