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文革”的依靠力量究竟是谁

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四任秘书。左起第三任秘书刘真、第一任秘书阎长贵、第二任秘书杨银禄、第四任秘书刘玉庭

搞革命，既要有对象，还要有动力，即还要有依靠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讲话，按照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文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对象不外三个：一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曰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然而，那依靠力量又是谁呢？

——工农大众？不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特别是大中学校开始的。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工农大众是不要介入，不要干预。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过社论（见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至于工宣队进驻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那是后来的事情，而且也是不成功的事情。

——广大干部？不是。尽管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自豪地说过：“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套干部，不论是全国解放后的，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甚至北伐战争时期的、建党时期的，有哪个、有多少没有受到冲击，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可以说，真是"寥若晨星"，何谈依靠——成为依靠力量！何况，毛泽东好几年前，因为"他们不听话"，就有"洗刷几百万”的打算和计划，这也就是次第实行的“剥笋”政策。林彪还称，“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更是彰明较著地把矛头指向干部了。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大中学校开始，依靠力量是不是广大教师？不是。按照常识和常规，要办好学校，主要依靠教师。十七年教育取得巨大成绩，教师功不可没。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的估计却是：十七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统治着我们学校，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70年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既从他们“开刀”，当然就不能依靠他们了。

“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什么？究竟是谁呢？……这责任和重担"历史"地落在了青少年学生身上。从"五四运动”起，历次政治运动，也多是青少年打先锋，这是青少年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也是打先锋的，而被捧得最高——捧上了天，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突出特点。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还说：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这都是上了中央文件的话，也就是必须执行的纲领！事实也正是这样。不论大学、中学，不论哪所学校，都是学生起来造学校领导的反，造教师的反。这种造反的残酷性很多文章多有叙述，这里不赘。

1966年秋冬的一天下午，我曾到离钓鱼台不远的一所中学去看过。学校没什么人。上了楼，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蓬松着头，正在打扫楼道，劳动很卖力，神情很惶恐。我没跟她说话。见旁边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有三四个都是十三四岁的男女学生在聊天，我进去和他们攀谈起来。我问他们那个打扫楼道的是谁？他们脱口而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她是你们老师吧？"一个女学生粗野地说："狗屁老师！我们现在监督她劳动，只许她规规矩矩，不许她乱说乱动！"

从规模和设备看，这好像是一所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班级的中学。我看到很多教室的门窗都烂了，玻璃被打碎了，有的还留着玻璃碴子。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并不典型，也说不上严重，但确实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我觉得中学生造反对物质的破坏很多、很大，他们可能由于“青春期孩子的骚动”，表现得特别冲动、横蛮。在造反的队伍中，最神气的是他们，穿军装、扎皮带的，也多是他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破四日”的，主要是他们。

中学红卫兵在“文革”中是最横冲直撞的一支队伍。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周总理当时也指出，"中学红卫兵走得更远一些，做得更激些”。

毛泽东除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表示对青少年的赞扬和支持外，还多次说过鼓励青年和青少年的话。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说：不要压青年人。又说，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据说有这样一件事情：几个少年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记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只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这件事，毛泽东听到后很高兴，他让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其实并不只是贴大字报，儿子、女儿对爸爸、妈妈实行“武斗”的也所在多有。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一次汇报会上讲话，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子教三娘”是毛泽东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实际情况很形象的说明和概括。叶剑英元帅不止一次地向红卫兵和造反群众传达过毛泽东这个说法。他说：“主席说，过去看旧戏，是看‘三娘教子’，现在看新戏，'子教三娘'。"还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孙子教爷爷，儿子教老子，青年教育老年。"

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红旗》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第11期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评论员文章，其中写道："令人非常高兴的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愧力，有智慧，说得出，做得到。""革命的青少年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极力赞扬红卫兵打、砸、抢、抄、抓的所谓“破四旧”行动，称之为“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青少年，广大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显出了“威风”，他们唱够和唱足了"子教三娘"的新戏。"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确实是他们在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创”和“打开”的。红卫兵“神通广大"，毛泽东赞不绝口。1967年1月8日，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很不严肃的。

历史已经结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一大批青少年，或者说，广大青少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蒙蔽，在这场灾难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需要指出，也有极少数青少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心理，表现得极其残忍，打人——不择手段地打人，打死人……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理由也不能过分责备青年——更不用说少年了。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关键在于领路人。

光阴荏苒，当时的青年，就是当时十三四岁的少年，迄今也是已届或超过"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许多人担任了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或成为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因此，适当地做些反思，总结和吸取应有的教训，于己于人于国于民都有益，都必要。也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很诚恳。

我认为，徐友渔所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就是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一本不错的书。有鉴于此，让我们，特别是以这样或那样的身份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我们国家从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发挥自己的智慧，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事情。应该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义务。

来源：本文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署名鲁丁，收入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