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胡、赵对李国才的批示——关于《李国才老人，我向您道歉》还要说的话

《李国才老人，我向您道歉》推出后，接到几个朋友的私信，给我提供资料。张比先生又从知情人的角度，提供他的回忆并给我指点。这促使我要写下这篇“还要说的话”。

一、关于胡、赵批示

我看到陶葆发的笔记，才知道胡、赵二人对李国才事件有批示。有朋友告我，陶的笔记记录不全，胡、赵的批示，在《工人日报50年》一书中有记载，并给我发来有关内容。该书（P103-104）说：

在报道这一案件（即李国才弄虚作假事）中，我们曾在一篇杂文中说过李国才是一个假劳模。这首先引起吉林省总工会的异议。他们写出材料证明李历史上曾搞过多次革新，是真劳模不是假劳模；化工部也据此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证实李是真劳模。对此，耀邦、紫阳均有批示，要求用适当方式在报上公开纠正。紫阳同志在看了本报的报告后，再次批示：“切实纠正工人日报在通讯和杂文中某些片面、扩大和不实之处。我认为，报纸纠正自己报道上的某些错误，也（特别是对人的方面，正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应当由这种勇气。”耀邦同志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第一次批示：“请全总要工人日报按紫阳同志意见办理。如这么办有困难，请提出来再考虑。”第二次批示：“对李国才同志报道失实和不公正的地方，必须采取适当方式予以纠正。此事请（朱）穆之、（赵）守一同志（均为中宣部副部长）约工会和工人日报商定办理。”

二、关于道歉。

道歉，在个体之间，是表示愧疚的行为。如我对李国才老人的歉意，就是要表达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伤害老人的愧疚之情。

但是，道歉，还有一个国家层面。政治学有一个词，叫“国家之罪”，大意是指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非正义行为。从历史来看，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非正义行为，时常发生。有些国家现任或者后任政府，就多了一项政治责任：为过去的非正义行为道歉。

在中国，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也是国家为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道歉。不过，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没有道歉这个词，因为这涉及到政府责任、颜面和社会道义。

因为道歉与直政治正确相悖，我们就常用“向前看”一词，消解对历史错误的应有反思；我们用诿过——错了但不是我的错——保持颜面；我们靠时间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一个人的政治冤屈，他的名誉，都不足挂齿了。

李国才被冤屈，胡、赵两次批示，但包括《工人日报》在内都不公开纠正，原因就在这里。

三、张比先生的回忆

张比先生，1972至1989 年在吉林市从事科技术工作，和当地科技人员及工人劳模有来往，认识李国才。他给我发来如下信息：

我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吉林市工作，认识李国才，并多次去他领导的管道加工班参观。他所在单位叫吉林化工建设公司，是国有企业，只不过地点在吉林市，故不能叫吉林省吉林市化建公司。

他升为副部长，并不是与李素文、吴桂贤那批一起，而是最上层要求各部都要提拔一批工人出身的副部长，于是邮电部提了邮递员罗淑珍，水电部提了技术员郑代雨，化工部提了李。这批副部长都是劳模，人都不错。李当副部长后，本色未变，不让叫他李部长，我一次在北京遇到他，他还穿着工作服，与我握手，我还叫他李师傅。

他被撤职批判，与渤海二号事故有关，那次石油部长宋振明被免职，副总理康世恩受记过处分。上面要抓生产安全。劳动部门有人告李国才锅炉不安全，后不知为何把他搞成了假劳模，造反派。其实他的劳模是真的，虽当过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并不是造反派。现在看来，他文化低，敢发明创造是好事，但也有局限性，当副部长也有些提拔太快。吉林市老百姓对他一直有公正看法。

张比先生我未曾有机会拜会，但他的弟弟张从先生则是我尊敬的兄长，老朋友。张从北大毕业，晚年致力于对北大历史的反思，与林海、樊能廷等先生一起，编辑了不少反思历史的书。承他们垂爱，到寒舍做客、送书，让我深受教益。

张比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华北科技学院学报副主编（编审）位置上退休。他的这一段回忆文字，说了两条：第一，李国才为何能被提升为副部长；第二，他被《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批判的大背景。

受张比先生的启发，我就这个问题再说两句。

四、为什么是李国才

第一，李国才升任副部长，是政治需要。

一九五〇年代，劳模是鼓舞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劳模则成为政治化的人物。一旦成为政治化的人，他们就被政治裹挟了。他们的贡献，就被按照那个时代的需要，那个时代的政治语境无限放大；他们的行为政治正确，就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甚至到中央任职。可是1977年后，政治的烙饼被翻过来，他们大致又被视为帮派人物被清查或边缘化；而他们的劳模业绩被无限放大的政治责任，则只能由自己买单。

时过境迁，烙饼翻来覆去。但是，时已过，政治语境却未迁：评价体系没有变，依然是非此即彼的好人VS坏人的单一逻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工人日报》的短评也毫不隐晦这一点：“对好人好事会有好‘态度’，对坏人坏事会有‘坏态度’，这是人之常情。”（1980年9月24日，《也谈“态度问题”》）

李国才就是一个工人，没有专业训练，发明的锅炉被认为有问题，也属正常，但非要证明他是坏人干坏事，罗织“弄虚作假”、“专横跋扈”等等罪名，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被毁掉了。

第二，他被《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格外“垂青”，有当时的大背景，就是张比先生所说的“渤海二号事件”。

1979年11月25日，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事故，造成船上职工72人死亡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石油部和有关媒体，采取的还是驾轻就熟的老方法：不总结灾害的教训，强调弘扬牺牲职工的英勇无畏精神，把丧事当成喜事办。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后，在全党学习的热潮中，1980年5月，薄一波与全总和《工人日报》领导谈话说：“渤海二号”报纸应该登。没有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6月，万里在听取全总领导汇报劳动保护情况时说：我对工人日报有意见，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了。

领导这样严厉的批评，《工人日报》就得行动起来，1980年7月22日，该报刊登《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一文，公开揭露事故真相。接着又发表几篇评论，分析批判工业生产中不注意安全的各种混乱思想。

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职，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决定认为：“渤海二号”事故“也是对全国其他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一个严重警告。安全生产是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

因报道“渤海二号”事故，《工人日报》声望日隆；国务院又号召把安全生产提到“头等大事”。该报就乘胜拿出了“国才式锅炉”的报道。

五，一种政治生态

从《工人日报》的报道看，1978年12月，吉林省有关方面就对 “国才式锅炉”组织过测试，结论是耗钢量多（比国内工业锅炉平均水平高二倍多），耗煤量多，产汽量少，炉型落后，结构极不合理，不安全。1979年3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草拟了“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的通知”，提出停止生产，限压使用，不再散发图纸和宣传。但是，化工部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国家经委领导人则提出，“全盘否定也不妥”，“李国才是个老工人、老模范，这是对劳模的态度问题”。劳动总局要求继续鉴定，化工部不配合，此事也就搁下了。（《权势加无知的破产——关于停止制造“国才式锅炉”的背景材料》，1980年9月20日）。

化工部支持李国才，康世恩曾专拨经费，支持他的科技革新。我想，化工部和经委与劳动总局顶牛，倒不是认为“国才式锅炉”不能质疑，还是彼时好人VS坏人单一逻辑的政治考量：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政治语境下，承认“国才式锅炉”有问题，李国才必然会被“全盘否定”，就有了一个“对劳模的态度问题”了。

等到国务院发布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朝野震惊，也就没有人替李国才说话了。《工人日报》乘胜报道，李国才果然就被“全面否定”了。

民间有谚：“树倒猢狲散”。李国才的命运，也是一种政治生态的缩影。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