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开国大典：历史见证知几人？

新中国成立74年来，中国人民走过了风风雨雨，光荣与梦想，汗水和泪水，都已铭记历史，流淌在过来人的血脉中。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中央最近，成为开国大典的主要报道者。这就有了一批最幸运的媒体人。

季音：“翻天覆地”的北京十日

今天，新华日报客户端刊出记者刘春报道：74年后的国庆节，鲜艳的五星红旗扮靓大街小巷，记忆顿时涌上百岁的季音老人心头：“我是个幸福的老宝贝，我报道过开国大典，又陪同新中国度过了74个华诞。”

1949年9月18日深夜，新华日报记者季音在南京浦口搭上平沪线列车。夜的江风送来初秋的寒冷，想到几天后就要置身在一个当时还难以想象的令人感奋的场景，亲见中国人民怎样揭开自己开国历史的第一页，季音压根不觉得冷。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季音和战友们正是在这段铁路线上，黑夜里坐挤着无顶的铁篷车，踄过无数为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路基桥梁。火车越过徐州隆隆前进，前方的车站和城镇都和艰难备至的战斗联系着。战友们曾在这一带黑夜急行军越过铁路、公路，日落而走，日出而息，兖州、济宁、滕县、泰安、曲阜，及至济南城下，哪一座城墙上没有洒过战士们的鲜血？季音是新华社三野八兵团分社特派前线报道渡江战役的8名记者之一，也是南京解放后第一批入城的新闻记者。

沿着“无数兄弟用血肉铺平胜利道路，我是代表他们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此刻，季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好好建设自己的祖国吧！”

季音这趟北京之行，不舍昼夜地采访、写稿、发稿，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开国大典结束前后，恰好十天，后来汇编为《北京十日》出版。季音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十天。”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日中共中央电复华东局，指示上海党报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命名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延安时期，是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在武汉创刊，后迁至重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沪宁两地党报，承继了党的新闻宣传史上重要的遗产。

李庄：目击中央人民政府产生过程

李庄，曾在太行山、晋冀鲁豫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参与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创办。李庄这样报道新政协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

9月21日，六百多位代表，包含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党派代表的席位在主席台右前方，中共代表位第一排，毛主席为首席。主席台左前方为部队代表的席位，人民解放军总部位第一排，朱总司令为首席。解放军后面是特邀代表，区域代表和团体代表的席位在党派与部队代表的两旁。大会济济一堂，真是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萨镇冰已经92岁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晏福民只有21岁。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奋斗，这就保证了在怀仁堂举行人民新中国开基立业的大典，变封建帝王和蒋家小朝廷的宫殿为人民的议事厅。

9月30日，政协闭幕典礼上，朱德总司令郑重地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开票箱中检出576票，与发票数目完全相符。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

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575票。”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

写实报道，今天读来依然耐人寻味。

八十年代，李庄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真理标准讨论时期，敢于负责，参与编发了大量拨乱反正的报道和评论。他对晚辈“既要用红笔，也要用蓝笔”的叮嘱，激励了很多媒体人。用红笔者，改他人的文稿，审看大样，以至于策划、组织重大报道，带队伍；用蓝笔者，自己动手写文章，不要因为忙而搁笔。

1950年7月，李庄即将赴朝鲜战地采访，离别北京前与妻子赵培蓝及儿女合影。

李普：《开国大典》收入小学课本

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的现场报道《开国大典》，后来收入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

10月1日这一天，当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面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李普立刻移到他身后。“毛主席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那天城楼上也没有风，晴空万里，广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读完公告后，毛泽东手按电钮，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据@学人Scholar微信公众号，李普回忆：毛主席宣读完公告，他上前索要稿子。毛主席给了他，稿子上还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毛泽东叮嘱：“这个字条你注意，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带有毛泽东签字的公告是唯一的原稿，由李普收藏，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不知所终。

李普注意到，开国大典上，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不绝于耳。然而，当游行队伍过来时，却听到毛主席在喊“干部同志们万岁”“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学生同志们万岁”“解放军同志们万岁”……

1984年国庆，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李普说：从“万岁”到“您好”，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

林韦：“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

10月1日下午3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韦记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历史性一刻。他在报纸上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由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响亮地喊出的时候，参加盛典的三十万群众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红底五星的国旗徐徐升上二十二公尺的高竿，五十四门大炮齐鸣，军乐队奏起十多年前曾经激发了无数万爱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冲锋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间是十月一日下午三时。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

林韦出身于山西沁县贫困家庭，1937年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校刊主编。随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磐石走下太行山，来到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后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担任编辑、记者。同事公认他是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干部。作为农村部主任，1957年坚持没打一个“右派”。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林韦自己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甘肃武山县劳动。罪名有不相信1958年全国年产粮食2500亿公斤，不同意全局工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看法等。

据妻子李克林回忆，蒙冤的日子里，林韦常常半夜起来自言自语：“我入党是为追求真理，怎么一句话也不让说了？我反映安徽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向党反映真实的情况，怎么就是反党呢？”

李银河家的保姆是安徽人，父母和姐姐都饿死在“大跃进”年代。林韦晚年得了脑血栓，这个朴实的安徽保姆悉心照料，还经常念叨：“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而挨整的，是个大好人。”

保姆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去世。

林韦1978年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主持创办内部刊物《未定稿》，审读编发了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等反思文章。据学者王小鲁回忆，老人很开明，不问学历、资历、背景，唯才是举。拨乱反正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王小鲁和王小强，就是林韦相中，进入《未定稿》工作的。王小鲁写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一改旧说，主张通过改革，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79年11月，《未定稿》发表了三篇关于安徽肥西县农村的调查报告和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的评论文章，肯定“包产到户”。中共甘肃省委原已准备对少数实行包产到户地区进行整治，读到《未定稿》后改变态度，决定允许各县少数生产队进行试验。

林韦和李克林的女儿李银河，当代骇世惊俗的严肃学者，承继了父母大胆直言的习性。

         （右为林韦）

李千峰：从开国大典到包产到户

据李普回忆，在开国大典兴奋又紧张的日子里，新华社另一位特派记者李千峰与自己轮流采访写稿。

李千峰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解放日报》工作。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他在现场采访。据人民日报老记者安子贞回忆，毛主席读罢碑文，李千峰走到身边，小声说：“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借用您刚才宣读的文稿，誊写出来，写报道。”毛主席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文稿，叮嘱说：“就这一份，可不能丢失呀，用过以后还给我！”

10月1日见报的新闻稿完整记录了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当晚，怀仁堂联欢晚会，李千峰走近毛主席身边还了文稿，毛主席从座椅上站起来，与李千峰握手，风趣地说：“你这个记者，还是很守信用的哩！”

李千锋说：中央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当记者很惬意。

李千峰1964年任人民日报编委、国内部主任、记者部主任。据老记者张何平回忆，李千峰作为行政9级的大干部，没有一点架子。记者部有许多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中青年记者，李千峰尽其所能帮助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在洛阳住市委招待所，接待方考虑到千峰是老同志，安排吃每日一元五角钱的小灶，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刚吃了一天，千峰说饭菜质量超过了我们所付的钱数，坚决到大饭厅吃大灶，买饭排长队。

1984年起，李千峰调往国家农委、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成为农民日报第一任社长。他曾以“本报特约记者”身份，与吴象、张广友合作撰写通讯，从六户农民集资办拖拉机站，安抚党内同志：“大量的事实启示我们，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包产到户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得到巩固和加强。生产发展了，农民就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要求实行新的联合，当然不一定再走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那样一条路，但联合是总的趋向。只要有利，农民一定会欢迎联合。联合的形式和规模取决于经济效益的大小。”

瞿独伊：俄语广播开国喜讯

开国大典时，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重要性凸显。中央台的转播台就设置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强调：虽然观礼的人很重要，但是中央台的机位必须保障，让全国人民都能听清楚庆典仪式的盛况更重要。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过来找到瞿独伊，连声说：“独伊独伊，快跟我上车，去广播电台，广播刚才毛主席的宣言。”让她用俄语翻译毛泽东的话。

瞿独伊这一年28岁。据报道，这一天她正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在广播电台，瞿独伊用留声机录了一遍，播放时发现有两处不太顺，就又录了第二遍，随后播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瞿独伊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瞿独伊，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继女。秋白视如己出，独伊也视秋白为亲爱的父亲。开国大典后，瞿独伊与丈夫李何（后为人民日报记者）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

瞿独伊一生坎坷。1941年随母亲杨之华从苏联回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4年。1964年，丈夫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读大学的儿子竟也因病英年早逝。“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杨之华被诬陷为“新疆叛徒集团成员”，“隔离审查”达6年之久。1979年10月，73岁的杨之华病情恶化，警告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终于被批准出狱就医，3天后含冤去世。

“文革”结束后，瞿独伊为了瞿秋白冤案的平反，拜访了父亲的党内老战友陆定一、杨尚昆、廖承志等人，作家丁玲，还有杀害父亲的国军将领当事人宋希濂。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业五十周年，党中央在中南海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

2018年，96岁高龄的瞿独伊抱病在微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出镜，清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依稀是当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时唱着《国际歌》的那份从容和坚定。

陈柏生：随空军飞过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1日一大早，人民日报女记者陈柏生和同事张家炽乘车来到南苑机场，搭上解放军空军的飞机，骄傲地写下通讯《我们飞行在人民首都的上空》。

北京出现在我们眼前，琉璃瓦的宫殿，红色的墙门，整齐的街道，这庄严的人民首都，愈加显得庄严美丽了。摄影机响了，天安门出现在机翼下面，数不清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连成一片，地面的装甲部队正缓缓行进在司令台前。发动机的震响充满了人民首都的上空，从空中鸟瞰，只见人群晃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定见到我们了！”

当我们又降落到原来的跑道上时，大队长赶紧跑来告诉飞行员同志们，“我们的队伍整齐威武，赢得了北京人民的热烈欢呼！”

陈柏生在人民日报平静地走完一生。据老记者张何平回忆，1975年冬一个晚上，听到办公室传来哭泣声。原来，就在当天下午，柏生小儿子刘小华在京郊农村劳动时不幸遇难。小华在五中读高三，品学兼优。柏生的长子还在东北插队。小华与妈妈相依为命。这对柏生大姐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能挺得住吗？

李千峰代表组织问她有什么要求。柏生大姐忍住哭声提了三条：一是请千峰同志帮助修改年轻记者的一篇通讯，争取尽早见报；二是请转告正在部门学习的一位通讯员，她已为他联系好去长辛店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采访的事；三是她不能因此影响工作。柏生在送走小华的第二天，就来报社上班了。

金凤：激情描绘大阅兵和提灯游行

10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指派金凤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畔，采访了开国大典全过程，包括大阅兵和晚上的提灯游行。为此，整整12个小时没喝水。

金凤这样描写《毛主席检阅学生的队伍》：

天安门四周焰火升起，满天彩星飞迸，遍地火龙翻滚，提灯游行开始。北京的学生们排成了一队队白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密集队形，高歌着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挺胸齐步前进，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时，蓦然一声洪亮坚毅的声音在高空中回旋：“青年同志们万岁”！毛主席在扩音器里吩咐着把水银灯打亮了，他仔细地在看着这年轻的幸福的一代的行列。

据金凤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资中筠回忆，金凤在同学中已小有才名，因为忙于地下党活动，在课堂上较少交集。京郊大学校园已是准“解放区”，同学的政治倾向大家已心知肚明。在大批知识分子去留之际，金凤曾奉组织之命，与大学者陈寅恪的女儿住同宿舍，目的是通过她争取乃父留下。组织上说陈是“国宝”，金凤觉得很新鲜，为争取陈的女儿，努力迁就她的兴趣，陪她听音乐、读书、交流心得……后来陈寅恪南下，终于留在广州，是否有其女儿影响的因素，无从知晓。

金凤有记者爽朗活泼的天性。报社安排她采访粟裕，粟裕带她到食堂吃饭，巧遇刘伯承。金凤灵机一动，主动上前要求采访，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说动了本来不情愿接受采访的刘伯承，竟然谈了8 小时。采访报道登在报上，不知情者都以为作者是资深军事记者。后来她又到前线采访，发回长篇报道《解放大陈岛》。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凤采访了打下美国飞机的空军英雄赵宝桐，结果与采访对象结为佳偶，成为英雄美人外加文武结合的传奇，传为佳话。

“文革”狂潮中，金凤惊讶地发现空军提出“以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飞行员与地面联系时，双方先念一句语录，再说飞行术语。她认为这既荒唐又危险，在决定生死的分秒间，听错了或延迟了指令怎么办。于是写出内参，批评空军学毛著“庸俗化”，还对用航空器材做领袖像章提出意见，得罪了吴法宪，带来了五年牢狱之灾。

资中筠偶然在网上见到一张金凤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合影，不禁想：以金凤的敏锐、敬业、才气和那股不顾一切的闯劲，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未始不可能成为法拉奇那样的记者。晚年的金凤则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任何时候都能积极写作的记者，不能说是好记者。在她一生的记者生涯里，有十几年几乎成了写作的“空白”。

金凤与柏生、刘衡并称为人民日报那个年代三位女性名记者。金凤撰写的《邓颖超传》，是目前国内唯一获得官方认可的邓颖超个人传记，邓小平亲自题写书名。

          （金凤与邓颖超大姐拥抱）

高汾与谭文瑞：《震撼世界的一日》

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记者高汾，1938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战烽火中奔走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与很多大人物有交集。丈夫高集，《大公报》记者。19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到达下关车站时遭遇特务围殴，现场采访的高集负伤。周恩来亲自到医院探望。

1949年夏，已在大公报北京办事处的高汾，意外地接到周恩来的餐叙邀请。周恩来亲自点了新闻界11位著名人士，除了高汾，还有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胡愈之等。席间周恩来问起高集的病情，要他到北京来治病。高集三天后来到北京，住进了北京饭店，很快周恩来亲来看望。高集1950年应范长江邀请，进入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负责人。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分别会见过高汾和高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上，高汾挤过去跟毛泽东握手，以为肯定已把自己忘了。结果，毛主席望着她说：“你叫高汾吧？”周总理在一旁说：“她的爱人叫高集，大公报的。”毛幽默地说：“你的那个‘高’呢？”看到高汾脚上穿的鞋子，就问“你脚上穿的鞋子，在上海叫什么名字啊？”高汾一愣：“鞋子还有名字吗？”毛自言自语地说：“这种鞋子，在上海叫‘空前绝后’。”大家一听，爆发一阵笑声。原来高汾穿的是一双皮凉鞋，前头露脚趾，后面露脚跟。这是党的领袖与报人亲密无间的相知相契。

高汾与谭文瑞（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采访开国大典，合作撰写《震撼世界的一日》。

1957年高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经受住了冰天雪地九死一生的磨难。“文革”后参与了《经济日报》的创办。离休后还被《新民晚报》聘为驻京记者。

高集、高汾的女儿高宁、女婿张宝林八十年代都在人民日报做记者。张宝林为岳父母编写出《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前不久去世的本报文艺部老主任袁鹰写出书评：

“正是基于这样执着的信念和追求，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挚爱深情，许多人经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前30年的风雨雷霆之后，尽管五劳七伤，身心俱悴，却依然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关怀国家前途，民生疾苦，孜孜矻矻，即使遇到新的颠踬，依然一往无前，九死不悔。”

林晰：“狂欢在武汉”

林晰1946年进入解放区，1948年到人民日报做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林晰在武汉目睹了市民、店员、商人和学生振臂欢呼的热烈场景，邮电工人开卡车到报社协助散发号外。林晰写道：

武汉是“二七”大罢工斗争力量的集中地，人们曾目睹着无数先烈英雄在数次革命斗争中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追求人民的愿望，今天这个光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怎么会不狂欢歌唱呢？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天，虽然雨在不停的下，但并没有阻止了群众的狂热情绪。首先大家包围争读刊登喜讯的报纸。数以百计的秧歌队、宣传队、宣传卡车冒雨在街头表演。雨水下湿了红色的旗帜，红色的标语，和每个人的衣服和脸庞，这更增加了人民的光彩与骄傲。

“文革”过后，林晰痛定思痛，采访城乡市场和国企，得出结论：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管死了，也把人民管苦了，国家管穷了”。1982岁末到1983年初，林晰组织党报七论打破“大锅饭”，呼唤市场经济改革。尤其是其中第四篇评论《“大锅饭”养懒汉》，指出“职工吃企业，企业吃国家，这么两口‘大锅’，养活了一批懒人，也喂养了一批懒企业。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吃亏。”

今年3月25日，林晰在北京病逝。

国庆74周年：《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上市

采访报道开国大典的前辈中，季音老师很可能是唯一健在的记者。今年国庆前夕，人民日报出版社赶制出季音新闻作品集《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线报道带你重返解放战场》，带着墨香的新书送到季音老人手中。

百岁老人季音，已有83年党龄。早年参加范长江领导的国新社，1941年被抓入上饶集中营，越狱后到达淮南新四军军部，在苏皖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1953年从新华日报调入人民日报。

这本书选取作者1946年5月-1949年10月采写的新闻报道四十余篇。

第一章 奋起反击蒋匪内战

第二章 外线出击，逐鹿中原

第三章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第四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附录有上饶集中营回忆等。

这些战事报道，大多发表于解放区各大报纸，通过新华社电讯发往各个解放区，有些发表在铅印油印小报，甚至打印或手抄张贴在战壕里。老战友邹建东的孩子提供了珍贵照片，其中包括过来人耳熟能详的场面：渡江战役前解放军战士宣誓，解放军战士登陆一瞬间，解放军指战员占领总统府。

季音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到1947年冬天，偶然捡到一本用黄草纸写的小书《芸窗积异》。作者是从黄河决堤灾难中逃出来的教书先生戴鸿安，全家被黄水冲走，只剩他一人爬上小船逃了出来。蒋介石为阻挡日军西进，命汤恩伯炸断黄河堤。当黄河堤边数声震天的巨响之后，黄水便像千万匹野兽一样冲向肥沃的豫东平原，无数美丽的村庄和幸福的家庭转眼间便化为乌有：

“房淹塌 树卷走 居家人 哭号咷 娘叫儿 小呼老 襁负子 四方逃 黄水决 跑不了 转眼间 尽卷掉……呜呼噫嘻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散 夫何使我至于此极耶 可哀哉 时耶命耶 徒呼苍天……”

季音书中还记载了1948年在洛阳，缴获的一名国军机枪手日记。日记本没找到姓名，晋南人，师范生。

“吾于去年十月间别校离乡，抛弃了亲爱的老幼，投笔从戎……母触到处破烂不堪。余陷于患难无依之境，念及故乡美丽的家庭，发生无限惆怅。进城购药，归途遇算命先生，遂即摇卦，结果说前途渺茫，不可推测。”

在历史暗处无声的控诉，昭示着人心向背。解放战争仅仅打了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府由于颟顸腐败终至彻底垮台。正如中国记协主席和平对季音新书的推荐语：“从这些饱蘸血与火的文字中，一幅改天换地的历史画面扑面而来，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真谛昭示古今：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反右运动”中，季音为南京大学的老朋友仗义执言，1958年被增补为“右派”，离开编辑部，到采石场点炮，农场烧锅炉。近年小儿子谷一民在孔夫子网淘到父亲的旧书《北京十日》，发现书里夹着一张纸条“这是一本坏书”，哭笑不得。季音在新政协会议期间采访过琼崖纵队马白山将军，黝黑瘦削的他是从海南岛化装冲过数道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北京。后来因为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被指责为“地方主义”受到批判，这篇报道也成了敏感文字。

改革开放时期，季音在人民日报农村部主持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的讨论，突破了经典教义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的禁锢，为发展私营企业打开了大门。

国庆时节，自称“幸福的老宝贝”的季音，曾在人民日报记者罗雪村手绘的季音素描上，借用作家海明威的一句话题签：“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折磨。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

这是党报记者、体制内同志的痴心不改、坚忍不拔。人民日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团队，多少艰难曲折，同事间知根知底，相濡以沫。1961年季音接到通知：“即日起摘掉右派帽子”。报社工商部领导聂眉初传达了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说是可以让季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顺便搞些采访。季音接受任务去浙江天目山区采访，写出一篇农村通讯。版面编辑一致认为通讯所提的问题有现实意义，分歧在署名。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毕竟犯了严重错误，不应署“本报记者”；另一种意见认为，季音现在已经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报社派出采访，当然应署“本报记者”。双方争持不下，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一锤定音：“我看这篇通讯可以用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1962年8月22日，季音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二版。

这恐怕是苦主尚未彻底平反就能在党报公开复出绝无仅有的一例。八十年代，季音夫人习大姐病重，社长秦川赶到医院。习大姐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对话。秦川就举着一张白纸，上边用大字写着：习大姐你要坚强！

家属至今还把老社长白纸上的这句话记在心里。

为适应老龄读者阅读，人民日报出版社把《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书正文，从10.5磅加大到11磅。它会是一本过来人才感兴趣的小众读物吗？难说。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领导人致辞谈到：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出版社责编林薇把新书送给季音老师）

来源：党报旧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