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三）

经不住检验的“引证”

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有时仅仅一个史实，不但档案史料中存在矛盾，而且即使是当事人也说法不一。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在把握事物的整体以及发展全过程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研究，才能对可靠的基本事实，得出近乎正确的判断。这里决不能片面地抓住一点或者某个局部，而不顾及其余。即使是当事人，那怕是权威的当事者的某种说法，也需要进行分析，是什么时候讲的，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陈云生前有名的“16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想对实际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是如此。为何“负总责”之说长期为一些人相信，除了因为有新发现的《提纲》这个权威材料之外，还因为党史部门在片面得出错误结论的同时，还不加比较和分析地引用了其他被视为权威的“历史证据”。以下仅举数例：

（一）当初推翻邓小平所作《悼词》说法的依据之一，就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作批林整风报告中的两句话，一句是：周在报告中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接着又一句说“这个‘总’字好象没有加上”。你看，既然博古原来就不是总书记，那么接替他的职务的张闻天当然也就不是总书记了。可是笔者手中却有一份周恩来公开发表过的历史文献，这里不妨比较一下。这就是长征前不久周恩来签署的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名义发布的《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这是一份有“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签署的动员队员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书，这份正式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刊登在由中共中央和工农政府主办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机关报上。号召书在引用博古、朱德两位党和军队最高负责人的讲话时，都明确标出了他们当时的正式职务，朱德标的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对博古明确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原文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神圣与光荣的事业，就是上前线去，到红军中去！’”而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距离后来发生的遵义会议和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职务交替，也不过才八个月。怎么可能总书记这个职务后来就突然没有了呢？一个是当时正式公布的历史文献，而另一个则是30多年后的“文革”时期，并且从讲话记录来看前后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两次明确称“总书记”的话为何不引？）的讲话，怎么就能以此断定张闻天接任的不是总书记呢？

（二）将“总书记”改为“负总责”的再一个根据，就是陈云1982年对中央某个党史部门提问的书面答复《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首先就说1931年和1934年先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接着又说：自从向忠发以后直至八大，我们党“没有再设过总书记。”这里笔者就要说到中央档案馆一位已故的李云龙老同志，这位从事档案工作多年的老档案工作者特别认真，他在《答复》发表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有根有据地得出结论：1934年1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实是成立了书记处的。人们可以从这些保存的档案中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书记处是如何从最初成员的提名，到如何请示共产国际并获得批准，直到全会通过的整个过程。他还查得，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中央以书记处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就达一百多份。这位老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根据这些档案写了一篇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发表在《中央档案馆丛刊》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有书记处就有常委，因为二者在当时是混用的。

而关于博古、张闻天“总书记”问题，《答复》所说自向忠发以后就没有再有过总书记的说法，如今看来也只是说对了一部分。1931年6月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个是王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是周恩来准备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开会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成立的“临时中央局”的确没有“总书记”，博古只是被指定的总负责人。因此本文前面所引的斯诺夫人说，1931-1933年，这一期间中央无“书记”，职务由委员会担任，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然而1933年临时中央迁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就不好这样说了。当时身处中央核心的张闻天最熟悉这段历史，他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又是如何记述这段历史的呢？他说，记得博古到达苏区后曾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于是这次会上“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而博古本人对“总书记一职”并没有推辞。接着张闻天对此事还有这样一段阐述，他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由此可见从上述在苏区召开的这次会之后就不好再说中央无总书记了。

这次会是1933年召开的，接着1934年就在瑞金举行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关于五中全会有无再推举博古当总书记，张闻天《笔记》中没有记述，但也没有说博古不再是总书记。不过既然会议决定设立了书记处，书记处的头却仍然是一个临时负责人，这有可能吗？。而从前面所举的周恩来1934年5月17日所签署的公开文件上明确称呼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这件事上看，五中全会是1月中旬召开的，而周签署的文件距离五中全会才四个月，没有会议的正式说法，周怎能擅自公开对博古作这样称呼？然而从现在出版的所有党史书籍上只能看到六届五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机构中一律都是“总负责人博古”。但是很早以前，1982年一些老的党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根据“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保存的材料”整理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其中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机构中就明确标的是“总书记：秦邦宪”（按：秦邦宪即博古）。

其实，对于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问题来说，关键还是承不承认遵义会议有过推举他为总书记这个事实。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已经是很清楚，从会议之前的动议（毛泽东1960年的谈话），到会议本身的选举（邓小平1979年对张的《悼词》、张本人1943年的《笔记》、杨尚昆1997年的谈话、伍修权等人的文章），再到随后途中常委作出决定（杨尚昆1997的谈话、陈云的《提纲》），都有当事人前后一致的说法以及可靠的文字档案根据，而这又是一个不容分割的完整的过程。面对这样的事实，如若还要拿“中央机构没有设置”这样一个并未查实的说法来做根据而加以一概否认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提纲》中记录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不是也要否认，如果毛泽东连“常委”都不是，换句话说连中央最高的核心机构都未进入，又何谈所说的在中央建立领导地位？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三）还有一个被用来证明张不是总书记的“证据”就是1938年张闻天本人发表过一个“无所谓总书记”的声明，你看，连张自己都说“无总书记”，难道还不是有力的证明吗？然而引证者并未弄清这个声明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表的，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以及声明发表后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欲知此事的背景必须联系到王明的回国，王明是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他在莫斯科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启程回国之前据说先后还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当时这种身份回到延安自然是超乎中央之上的，故他一回到中央就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党史上通称的“十二月会议”。

正是根据王明的提议，会议对中央机构作了改组，常委扩大至9人，中央由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并重新分工，会议虽没有明确撤销张闻天的总书记，然而却以实行集体领导为名无形取消了总书记。可是这种无头的“集体领导”却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中央常委分开了两拨，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张闻天、毛泽东又同王明明摆着存在分歧，中央的指示号令如何下发？好在原来会议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的同时还有这样一条，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因此这时从延安发至各地的中央许多指示电报，包括指示各地大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只好是以“洛、毛”或“毛、洛”个人署名来代表中央。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说到张闻天过去做的好事时还特别指出他在王明回国以后，“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一边的”，可见张闻天这个并没有明文撤销的总书记对当时处于困难境地的毛也还是相当重要的。

可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1938年3月26日，时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采访张闻天的谈话《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文章的副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和正题一起均以显著字号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上。报纸以这样的方式刊载谈话张闻天事先并不知道，而从武汉方面获悉以后，一向严于律己的张闻天觉得这样公开有违“十二月会议”议定的事情自然不太合适，便一面致电王明进行解释，一面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声明：一、“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就是给人印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条“无所谓总书记”声明的由来。公开声明尽管如此，但是党内毕竟没有明文撤销，何况也没有明确谁来接替，因此实际党内总书记该履行的职责张闻天照旧履行，代表中央的署名电报照旧下发，该主持的中央会议照旧主持（至今留下的会议记录上的列名大都仍然照旧“洛”字打头），同年9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也还是由他作的，直至六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只在名义上当当会议主席。因此并不能根据这样一个声明就认为张闻天就没有过总书记的职务，也不能据此就说他的总书记只当到1937年“十二月会议”为止，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如他《反省笔记》中所说六中全会期间要把“总书记一职”让位给毛泽东之事，也不可能发生当时康生、陈云向他提出要在此次会上推举毛为总书记之事了。一直到直至“文化大革命”张在回答造反派问题时，他还是坚持说自己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才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而不再是总书记。

来源：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