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中顾委”

“中顾委”，全称“中央顾问委员会”。书写或者讲述这段历史时，一般习惯简称“中顾委”。

1982年9月1日至12日，十二大召开。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名称诞生。

为何要成立这一机构？邓小平有话概括：这是实现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这就涉及到一个“接班人”体制改变的问题。换句话说，中顾委的设立，彻底改变了既往终身制的接班人体制。

接班人体制，在中国源远流长。封建时代的中国，皇权家族世袭。家中一个儿子好说，多个儿子就麻烦；个个都有觊觎之心，不能优胜劣汰，权力争夺不可避免，只能“立嫡以长”消除争议。但是，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仍充斥史书。

1949年后，在毛时代，权力继承问题同样棘手，以至于被定为接班的人，个个命运都比较厄，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这不能怪毛，也不能怪刘、林、王，根子在制度。我们进入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却没有现代性（姑且借用这个词）。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可靠的保证是，国家管理制度要有“现代性”，废除既往终身制的接班人制度，就非常重要。

应该说，在当年，邓小平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我想，这恐怕得益于他青年时期的经历。

邓16岁去法国，1920-1925年，五年的时间，从少年到青年，他对世界、对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有直接的认识。1925-1927年，他在苏联两年，正是苏联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邓置身其间，有了解。所以，1977年他复出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清醒的认识。

这个清醒认识是什么？就是他给景山学校题词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三个面向”，首先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或者说，让国家领导制度具有“现代性”。这第一步要走的，就是用“顾问”的方式，实现新老交替。

“顾问”这个词，大致是1975年邓主持整顿时用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

那时，邓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要启用或安置一批老干部，但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职权”，不能轻举妄动。邓采取“增量职权”的方式，先用“顾问”增“职”，让老干部出来，再择机增“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时候，邓用“顾问”这个词，是为老干部复出、上位；但是，后来他主持设立中顾委时的“顾问”，则是要老干部让位。

顺便提一句，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老干部复出，有不少人也是先以“顾问”过渡，恢复政治名誉，然后期待时机，解构“存量职权”，安排实职。

不过，在1975年，邓即使避开“存量职权”，他自己也避不开：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本身，就是对“存量职权”的挑战。这一点，王洪文感受到了，他说出了让邓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十年后再看。”

这一年，邓小平71岁，王洪文41岁，有年龄优势，所以敢如此猖狂。邓找李先念等人交换看法。他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由此，邓意识到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他这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总不能把国家的命运交到王洪文这样的人手里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系统谈及接班人的问题，是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讲话时说：“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他说：1975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也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那时，官复原职的老同志中，有一些的确“不通”。这也不难理解：刚从“阶下囚”回到领导岗位，椅子还没捂热就退出历史舞台，情何以堪？所以，邓说，选拔接班人，实行新老交替，“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一)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势力还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说，10年后再看。10年后，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三)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10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帐。

老同志如何交班？邓提出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尝试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位置。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讲话。他说：“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作出表率。

11月10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会议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提议邓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邓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172人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邓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这种“过渡”，过渡了10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撤销，历史使命完成。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