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周恩来作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选择

作家赵长天当时还是一名军人，在海拔四千米的某地担任雷达班长。

几年来，“时刻准备打仗”的宣传紧锣密鼓，连普通百姓都认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天，突然接到“一等战备的命令”。赵长天第一反应是“总攻的枪声已响”，“战争爆发了”，虽然并不晓得究竟跟谁开战。

接到命令起，“雷达天线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旋转，我们盯住荧光屏，生怕眨眼就会放走敌机的光斑”。然而，什么也没出现，“被监视的空域洁净无瑕”。苏联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匪帮”———所有假想中的可能来犯之敌，无一露面。这且罢了，蹊跷的是，连素日都有的民航班机也从荧屏消失，“杳无影踪”。(《那年秋天，我们睁开眼》)

赵长天当然不知道，命令直接来自周恩来。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称《年谱》)

必定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假使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就会懂得此事的惊人程度足以使语言变得苍白———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于当日零时三十二分，挈妇携子，在山海关机场夺机而逃;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爆炸，没有幸存者。史称“九一三事件”。

时隔近四十年，年轻一代也许不易明白“九一三”意味着什么。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使他独获“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名义，还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称谓。翌年，“九大”通过新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做出这样的规定，在党史上是第一次。

提前确定、宣布继承人的做法，使林彪在二十世纪享有一种古老的待遇。换言之，他是中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分别指向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两个特殊位置。一是林彪对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给予了坚定有力支持;二是经过这场考验，毛泽东对林彪感到满意，认为他是跟着自己走的，堪以衣钵相传。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评价。“亲密战友”标识了利益关系的远迩，“接班人”则相对偏重于理性考量，涉及思想、能力、忠诚度的认可。固然，政治上的事情基本不会与实利无关，但即便出于功利，也有比较和筛选的必要。以林彪为接班人，在毛泽东也许不是最理想，但从“紧跟”、实力、资望各角度看，比来比去唯有此选。

“九一三”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

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直观的说明。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从之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突然老态龙钟。这景状，当时人们透过纪录片和新闻图片都看在眼里。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对他来说，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

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包括事件突发之际的调度，涉案者的搜查、监控、羁押，组织对材料的整理，草拟及审阅一连串中央文件，斟酌传达方案以及掌控舆论分寸……事无巨细，悉赖斯人。这里仅仅从中举一个很小的细节———9月13日，事发当天，周恩来亲自、逐一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年谱》)整整四十个电话，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

然而，透过这种辛劳，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重要迹象：一夜之间，周恩来仿佛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一身而系天下安。确实，林彪事件迅速提升了周恩来的分量，令他望重国中，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林彪折戟沉沙，对这结果额手相庆者，应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是素怀“大志”的张春桥。他们是林彪集团真正的敌手。

张春桥

其他人，谈不上兴高采烈，至少不是单纯感到高兴。比如毛泽东(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一幕：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引自李丹慧、史云《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然而，人类语言不限于唇间话语。1971年9月的某一天，周恩来以一场惊人的痛哭倾诉了许多。这是面向自我的倾诉。他沉默太久，积压了太多的思绪，眼下因“九一三”而突然爆发，以致当着并非至爱亲朋的人奔泄而出。纪登奎认为周恩来像是有什么“心事”被触动。那会是怎样的“心事”呢?

1972年1月1日，照例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今年的标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一句颇费心思的话，单从字面上，你会以为过去一年“形势”再次“大好”;其实，却发生了“九一三”那样严重的危机。

社论开篇避谈国内，却就国际形势展开长篇大论，宣扬美帝苏修如何穷途末路。随后才论及国内问题，突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是公开点名之前有关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代称，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代称也是大有讲头、未雨绸缪。

这些陈词滥调，已延续六载。中国就仿佛迎来一个漫长的愚人节，而在愚人节中，人们据说可以随意撒谎而不担心受到惩罚。

不过，这种情形在1972年被打破了。

周恩来启动新话语的方式，起初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行动。那时，如果不想自寻烦恼，最好是少说多做。言谈是一个被高度警惕的领域，行动却有某种隐蔽性，做一分是一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不动声色采取了行动。其中一件事，是抓港口建设。他责成谷牧和粟裕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他的要求是，争取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事有巧合，1972年恰逢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周恩来各有所思，明显体现出不同诉求。毛泽东是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待、把握和利用此事，他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和玩法，再次反映了从《战国策》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国关系中的利害权衡与互相牵制，既是事情的本质，更是不容错过的收益。他完全以一个战术家、博弈大师的姿态投入其中。

周恩来的认识却建立在另一个层面。

毛泽东有意打开中美对话之门后，周恩来全力以赴，热烈响应、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积极践行者，看起来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协同一致的表象下面，却意趣迥然。如果说毛泽东出发点只是地缘政治，周恩来的着眼点却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要借调整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周恩来则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改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们在这一致主张的事情上，期待和视野分处两端。

较诸晚清政坛那些清醒者，周恩来更加势单力薄，至少在邓小平复出前如此。

他最大苦衷应是知而不能行。他分明掌握着世界发展的动向，并有恰当的判断和思路，如果不受掣肘，允许将所知所思加以实施，则改革开放应能提前六年。而实际我们看到，周恩来的空间极为局促，无法施展，做任何事都如逆水行舟。

无奈，周恩来只好挑战了。

从历史高度看，“九一三”的爆发，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原本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文革”，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停顿，一个岔路口。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怎么抉择———就像每个司机在辨认路径时都需要决定的那样：拐弯，还是直行?面对这样的问题，周恩来和毛泽东给出了相反的回答；周恩来认为应该拐弯，毛泽东却说“继续直行”。

他们为什么有此不同的选择?性格或某些关于个人的盘算绝对不足以解释，否则历史太过轻浮。在这背后，一定是重大的分歧，一定有深刻的思想原因，一定表示着基本理念已经分处两端。

将一切浓缩起来，问题跟一个词有关。这个词是：国家。

“九一三”可得谓之弦断琴崩的一刻。林彪事件的心理学意蕴，较之政治方面远为丰富。后者大抵三言两语即能讲清，而心理上的投影却斑驳陆离、因人而异。也许，“九一三”引起的接受和反应，是“文革”中最隐晦也最值得深究的一件事。它在不同层面上的“唤起”，决定了后来中国的走向。

如果说不谙世事、愚忠仰视的小青年从中收获了幻灭或如梦方醒，那么，遍历风雨、看尽沧桑的周恩来所感受的必定不同，对他来说，“九一三”应该谈不上什么“梦醒时分”，而将会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故尔，当纪登奎提到林彪事件之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寥然一语，却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而答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何谓“事情不那么简单”?盖以周氏最明白不过，是否“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本不取决于林彪的在与去，正所谓“原由别在”。而消失于省略号中的“还没有完……”一语，交织着更其复杂的内容，可解为忧虑，可解为自儆，更可解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明志与决断。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九一三”后于生命尽头，不再抑忍，而威武不能屈、临祸不苟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或者应更确切地说，是“中国”这两个字。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驱贫弱于国中。他们的初衷和目标，归根到底，都要看到祖国富足，“革命”绝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被驱往由美丽辞藻装饰的乌托邦，甚至混乱无度、秩序荡然……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

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则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共和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以上，是“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可选项。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应该说，周恩来并不是一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他所归依的那种历史意志，早就存在于党内党外。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历史情形的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在这一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几年，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的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文革”结束以至于今，我们清楚看见，延续整个前三十年的“革命”对“国家”的驱策，在后三十年中“时无重至，华不再扬”，就此完全作古。“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似乎只是枯燥政治口号的表述，实则潜藏着当代思想的惊世之变，在它背后，是历史巨轮的轰然转身。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