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赵树理和彭德怀的“最强共鸣”

如果说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曾引起赵树理和彭德怀最初的思想认知共鸣，那么，他们1959年相继发出抵制1958年左倾错误的厉声呐喊，则是其相互间思想认知的“最强共鸣”。

1958年，最高领导层觉得社会主义建设成效太慢，于是就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称“高举三面红旗”，争取以最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的实践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以及用政治运动实现经济增长等严重问题。特别是，为使中国钢产量3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又发起全国“以钢为纲”的“大炼钢铁”运动，全民动员大建小高炉，土法炼铁，致使广大农村的庄禾秋收遭受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大减，引发全国性大饥荒。

1959年7、8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进一步纠正1958年左的错误，只因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突变为对彭德怀无限上纲的批判乃至批斗，将其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决定在全党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彭德怀在前半段庐山会议的发言及写给毛泽东的信，力求从根本上纠正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造成的左的错误，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头脑发热，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会上对全国城乡形势的评价，和实际上愈益加剧的严峻情势相距甚远，更没有找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办法。

第二，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错误难以纠正，左的东西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中发生的问题远没有讲透。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实行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

第三，党委集体领导决定变成了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第四，1958年对有些项目的投资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和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比如，国家和地方对土法炼铁共补贴40多亿元，比一年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么高。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些，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困难。比例失调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第五，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纷纷见之于报刊，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这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缺乏具体措施，没有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有关系的。

第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政治挂帅不可代替经济法则和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自1950年代初农村推行合作化到1958年，赵树理大部分时间在山西农村深入生活，实地调研，参与当地的合作化运动。他与农民群众心心相应，血肉相连，对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感受真切，试图尽力进行纠正和抵制。1959年，赵树理从北京到省、县，上上下下奔波数次,为公社化运动面临的严峻问题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寄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赵树理平时是一个比较谨慎、交际拘束的人,全身心地致力于文学创作，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写文章,是来自于他对农村公社化运动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及其领导作用的身份问题，赵树理写道:“人民公社，按性质说来，优越性很多，但在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高”。“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在这八九年中,我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

关于人民公社干部的工作方法，赵树理认为：“现在由原来的乡干部直接经营生产，他们还用的是过去那种工作办法，召集会议做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总以为下边是照着他们的布置执行的，而实际上距离事实很远。......真正负责群众生活责任的是高级社（即公社化后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今年再由这办法直接经营生产，是有危险性的，但这些同志只习惯于这样做，马上变不来另一套。”“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住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高级社的成绩是资产，问题像负债，公社非全部继承下来不可。高级社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公社化以后的有关单位是要继续负责弄清楚的。”“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

关于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赵树理向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还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农村普遍建立公共食堂，让公社社员到食堂集体吃饭，“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节省”。

关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升级，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竭力予以反对和抵制，致使他兼任书记处书记的县委开会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有一次，县委背着赵树理开会“合产”（即统计粮食产量），赵树理在快散会时找到会上，了解情况后厉声说道：“县委开了五天会，钻在楼上合了三天产，这产是合住了，还是捏住了？我看不是合住了，是捏住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捏，一百斤捏成一千斤，一千斤捏成一万斤，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眼看要饿死人，有些人还是忙着捏啦，吹啦，实在可悲！可耻！”

关于公社化后干部对农村生产瞎指挥、官僚主义、浮夸风等问题,赵树理说“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某公社的土地大都分布在沿河两岸，有着很好的水利优势，但公社书记不去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全公社的人力物力集中到一座山梁上，要在贫瘠干枯的山梁上开辟一万亩土地，造所谓“万亩山梁”。结果“万亩山梁”种的庄稼几无收成，沿河两岸原来很丰腴的大片良田却大都荒芜了。对这个公社书记主观臆断的瞎指挥，赵树理在全县大会上给予很严厉的批评。县里交流典型经验，树立先进标兵，部署生产计划，大都是报喜不报忧，指标就高不就低，而且是层层加码，互相攀比。某生产大队报的生产计划非同寻常，令人惊诧，竟然被县里树为“跃进典型”。赵树理知道后心情很沉重，他找到这个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很严肃地对他说：“我算了算账，照你这样的计划，肥料铺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层，庄稼挤到地里成了栽绒毯子。这么个干法，地里只能长草，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指责赵树理“立场保守，是往先进头上泼冷水，和‘大跃进’唱对台戏”。赵树理反驳说：“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

在1959年那种人们普遍头脑发热，左祸横行的大形势下，彭德怀和赵树理一个在庐山，一个在太行山，一个在中央高层，一个在地方基层，一个宏观昭示，一个微观剖析，一个重大政方针，一个重具体实践，不约而同地发出厉声呐喊，竭力批评和抵制左的错误，在当时的华夏大地形成气势如虹的“最强共鸣”。尽管他们孤军奋战，形单力薄，一个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一个遭到严厉批判，未能阻止“三年大饥荒”的骇人灾祸，但他们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声如雷电、震古烁今的一章，丹心如炬，功在千秋。

 

作者自书简介：吴敏：退休教授，古稀老翁，性耿直，一根筋，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来源：明月清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