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赵树理和彭德怀历史悲剧的当代启示

在1958年左的错误继续延伸、势头很猛的大情势下，彭德怀、赵树理为什么能挺身而出，拍案而起，坚决进行抵制？从他们遭遇批判、批斗和迫害的历史悲剧，能汲取哪些教训和启示？文学艺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大饥荒”中总体上起了什么作用？赵树理《“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的文学史价值，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什么启示？这些相当宏大的问题，一篇小文章不可能做出完满的回答，只能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清朝末年，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一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因舍己助人患了严重的哮喘病，难以下地干活，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苦苦支撑。彭德怀八岁时，母亲患痢疾一病不起，很快就撒手人寰，他不得不和年迈的奶奶共同挑起养家的重任，最困难时还单独或跟随奶奶四处乞讨，备受欺压和凌辱。少年时的悲惨经历和遭遇，在彭德怀思想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他深知农民艰辛疾苦的人生底色。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主管军事工作，仍然牵肠挂肚地关心着农民的生活状况。1959年初，彭德怀到湖南考察，发现虚报粮食和钢铁产量的浮夸造假现象很严重，农村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和随便骂人、打人、捆绑人的现象很普遍，农民面临着严酷的生活困境和灾难。在6月底乘火车去庐山参加会议的途中，他看到站台上拥挤着的许多农民，衣衫破烂，头发蓬乱，面黄肌瘦，心情非常沉重，连服务员端来的饭菜都吃不下去。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严重错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半段谈了许多问题和看法。但是，会议的主基调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仅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了。会议主持者决定，修订好“议定记录”就结束会议。这样的结果，大出彭德怀原来的期望，他焦灼不安，忧心如焚，在失去与毛泽东面谈的机会后，就写了那封直陈胸臆的信。

显然，彭德怀与农民根深蒂固的血肉联系和深厚感情，对农民面临饥荒困苦和旷世灾难的真切关心，加之其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作风和耿介爽直秉性，促使他不可能随波逐流地附和众声之“诺诺”，必然要拼尽全力发出“谔谔”呐喊。

赵树理也出生贫穷农民家庭，年少时对农民生活的贫困有亲身体验。他大半辈子工作于农村，一直与农民心心相印，血肉相连，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关注着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高捷等著的《赵树理传》记载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盛夏某日午后，作协开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邵荃麟正在发言，外面天色渐晦，继而黑云压城，雷鸣电闪，暴雨夹着雹子砸下来。只见赵树理起身，怔怔望着窗外，嘴里还念念有词。邵荃麟一心专注地发言，忽然看见赵树理不听他的话，跑到窗前看下雨去了，以为老赵有什么意见，不耐烦听他说了。便说:‘老赵，你坐下谈谈你的意见吧!’不想赵树理头也没回，气狠狠说道:‘该死!’在场的人都惊奇起来。邵荃麟问道:‘老赵，你怎么回事?’赵树理这次似乎听到了邵荃麟的话，才转过身来朝外指了指：‘麦子完了！’”

1959年，赵树理之所以冒着风险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写信，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力求上级领导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完全是出于对农民切身利益的关心和担忧，出于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坦率耿直品格，这和彭德怀极为相近，如出一辙。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认真回顾分析彭德怀和赵树理1959年的历史悲剧，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起码能给我们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其一，要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够实现。1959年，彭德怀、赵树理反映的主要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很多在高级社时期就存在。赵树理在1956年给长治地委某同志的就说过：“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从合作化运动到公社化运动，均是依靠国家意志运用行政手段来推进的，对农民群众自身意志和利益注重得很不够。

在近些年贯彻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进程中，对农民群众自身意志和利益注重不够的情况也明显存在。要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取得应有的成果，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农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够实现，以激发他们在振兴乡村实践中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现在，农民基本上处于“原子化”和一盘散沙状态，迫切需要建立农民群众自己的社会组织，建立相应的制度化平台和渠道，确保农民群众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实事求是地表达出来，及时输送到相关决策层，促使决策层做出相关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农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得以实现。农民占社会人口的多数，“以人民为中心”内涵着“以农民为中心”。确保农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得以实现，既是对决策层做相关决策的目的性要求，也是衡量和检验相关决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其二，要从制度上保障决策错误能够尽早得到纠正。1957年11月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口号。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要求工农业产值增长幅度比较大一些，快一些，只能算“量变”，不宜称“质变”，“大跃进”提法改为“大发展”更准确些。历史实践表明，彭德怀的看法是正确的，“大跃进”决策本身就不够科学，难免要出现“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等问题。至于人民公社，当时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建立的，明显地存在着超越历史阶段的失误。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和写给毛泽东的信，本应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些错误的机会，但却被打成了所谓“反党集团”的“首领”，不仅没有使错误得到纠正，还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使这些错误更加扩大了，严重了，致使“大饥荒”进一步延续和加剧，直到1962年实施调整政策，才稍微有所缓解。遗憾的是，此后很快又爆发了十年浩劫，终于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为适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需求，人民公社体制才被最终摈弃。鉴于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迫切需要建立尽早纠正决策错误的制度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是经济上实行改革，二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是纠正决策错误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必须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进，这是历史赋予当代国人的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其三，要从制度上防范“以言治罪”现象的发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是一千年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执政者的谆谆告诫。但是，在“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体制未有根本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之下，真正能包容和接受“一士之谔谔”的执政者寥若晨星，几近于无，而以言治罪的现象则屡见不鲜，彭德怀、赵树理1959年特别是文革期间遭遇的惨烈悲剧，就是明显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四部宪法，均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保障公民这项权利真正能够实现，是改革开放时代民主法治建设必不可缺的重要目的和内容之一。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一是需要制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法律，二是需要在已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制度之外，再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这两项工程，是从制度上防范像彭德怀、赵树理1959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因言获罪”悲剧再次发生的重要保障，是落实“依法治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理应提到现阶段可操作性的日程上来。

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之一，它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三年大饥荒”期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稍作回顾即可知道，在那几年里，“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之类的宣传画铺天盖地，假大空口号成了“可与《诗经》媲美”的“红旗歌谣”，赞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广为上映，处于大饥荒状况的农村被美化为“蓬莱仙境”、“海市蜃楼”和“荔枝蜜”，如此等等，不一而举。可以说，就总体而言，在那几年里，文学艺术成了图解方针政策、歌颂国家意志、粉饰现实状况的工具和宣传品，其本有的个性思考和体验及创造性、批判性功能完全被摈弃了。

就在这样被严重扭曲的文学艺术创作环境里，赵树理创作了《“锻炼锻炼”》和《实干家潘永福》，前一篇以两个“落后社员”的外号“小腿疼”和“吃不饱”，暗示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缺失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队干部张贴大字报、召开批判会整治“落后社员”的艺术真实，暗示了农村干部强制和侮辱普通农民的历史真实。后一篇以对农村基层干部潘永福实干精神“土得掉渣”的的叙述，暗讽当时社会上普遍弥漫着的说假话、吹牛皮“浮夸风”。

赵树理这两篇作品，堪称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畸形环境里难能可贵的“空谷足音”，是作者所坚持的农民立场的曲折表达，体现了文学创作应有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有机统一，在当代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对繁荣文学创作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

来源：明月清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