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北京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台前幕后

一

文革开始后，各地可怜的外汇指标一直由国务院财办掌控划拨，1968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一期只得到100万美元，第二期又收到80万美元，市革委会计划组、财贸组四处清理历年积余外汇45万美元，总算凑齐全市工业、科研、文教等方面所急需的日常额度225万美元。（见市计划组、财贸组1968年7月15日致谢富治、吴德《关于北京市1968年上半年外汇使用情况和外贸进口计划初步安排意见的报告》）北京市使用外汇进口商品的特点是，原材料类（钢材、化工品等）占的比重最大，占用汇总额近八成，而零配件类占一成多，仪器类、设备类合起来不到一成。

这样使用外汇的“一头沉”状况持续多年，沉重的原材料进口压力一直没有减轻，造成仪器、设备类的进口产品长期亏缺，严重制约工业发展的势头，仪器、设备使用上的老化和停滞必然导致工业水准整体下降，多年过去后吃亏甚大，与世界工业生产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1973、74年，“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两年来动荡混乱，各种物资价格飞涨”，高层领导才决定逐步增大地方外汇额度。1974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知北京市计委，将北京市1974年地方外汇额度由710万美元，增加至1100万美元，首次额度越过千万，而且其中新增拨的390万美元，即日就可以使用。北京市计委当即决定，“避免因国外物价飞涨引起货币贬值的损失，尽可能争取赶在广交会闭幕前，在交易会上订货”，“尽快购进我们急需的物资”。市计委报告称，以百分之三十的涨价计算，我市进口商品亏汇甚多，已经超支了110万美元，这是必须归还的。（见1974年5月6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寿山并万里、王磊同志信函》）这表明，在外国产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原本紧张的外汇额度明显捉襟见肘。

那几年，随着中美、中日、中欧关系转好，中国国门有限打开，外国厂商纷纷看中刚被帷幕拉开的中国神秘市场，除了时间悠久的广州交易会之外，外国政府工商部门也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尝试举办本国展览会，以便推销自己国家的诸多新兴产品，到了1974、75年形成相对定期、具备一定规模的展销模式。中方各地政府就会提前留下“购买外国来华展览会展品的用汇”，北京市计委1974年就特意扣出80万美元，目的就是“在今后几个大展览会（有法国、日本、瑞士等）的展品还可收购一点”。有的目标还非常明确，譬如1974年市里安排农机样机用汇15万美元的计划，力争在广交会上订货，如果订不到，拟将这笔外汇留到下半年日本农业机械展览会展出时收购其展品。（见1974年5月6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寿山并万里、王磊同志信函》）

无形中就会有一大批货单如在广交会上订不到，企业采购人员转而在外国展览会上看货购买。由于当时国门通道过于狭窄，大家在政治上恪守官方的宣传信条，对外面世界还抱着战战兢兢、半信半疑的态度，一旦见识到现场实物，涉及产品纯粹的专业技术，众人也会一时放下戒备之心，与外国商家讨论和比较各种机器的功能、性价比，甚至可以激烈地讨价还价，为自己的单位争取一个低价位。也就是在外国展览会这样特定场合，在这样比差距、重技术的氛围中，眼界顿时大开，领导层和企业负责人意识到自己原本认识上的偏颇，对于仪器、设备类产品的重视度、需求量骤然上升。这样，国外上佳的仪器、设备开始倍受重视，大量列入进口的名录中，导致原材料类的进口量稳中有降，文革初期原材料占八成多的进口“粗犷”比重得以有了重新调整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在文革风雨飘摇、业务惨淡经营之际，社会上狠批白专道路、批爬行主义，与外界隔绝多年，普遍缺乏对工业世界的认知渠道，反而在政治宣传的过度影响之下，自信心爆棚，认为自己已独步于世界，人们已经在科研方面没有过多的追求，也无心无力在技术方面有所探索。但是，外国工业产品一旦有机会成批量地涌入到境内，在先进的外国机器设备面前，大家切实地感受到一种硬梆梆的技术冲击力，领略到国外设备的专业优势和精致效果，明白了自己所对应的外国技术种类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心灰意冷之中还是会有所触动。有不少企业执意向上级打报告买回样机，就是为了日后拆解样机、模仿制作，有一种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追赶的迫切愿望。

正因为增加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沟通渠道，政治负担较轻，视野较为宽阔，及时吸纳全球行业内的信息，小窗口联接外面的大世界，因而每次外国展销会都成了各大企业、各个工业局负责人、采购、科研人员争相前往的难得场所。

当年这些外国展览会举办的消息大多会在报端上刊发，大小篇幅随着来华访问的对方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而定。1974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展览会首次在北京举办，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总理兼海外贸易部长詹姆斯.凯恩斯博士为此来华访问并主持开幕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会剪彩。新华社为此发出长达一千字的新闻稿《澳大利亚展览会在京开幕》，国内各报刊纷纷在国际版左上显著位置刊登。报道称：“有一百多家澳大利亚厂商参加展出。展品主要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交通运输、无线通讯、医疗卫生等部门的产品，展览面积一万五千平方米。”记者还颇有兴致地描述几句：“在展览馆院内设置的牲畜圈里展出了一百多头澳大利亚良种绵羊和种牛，澳大利亚朋友还为观众进行了剪羊毛表演。”23日闭幕时，主办方宣称“接待十七万多中国观众”，“为了表达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展览会上所展出的澳大利亚良种绵羊和种牛，已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宣布赠送给中国人民。

这种展览会披上官方的友好色彩，在推广技术、设备时，双方都会刻意强调两国关系的友谊长存，在会务安排方面也会轻快、松弛，贸易交易量也是上涨幅度较大。

二

起初筹办外国工业产品展览会，规模较小，行业较窄，挑选的也不是头几号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主办方谨慎行事、尝试摸索的必然举措。1974年8月，风传即将在北京举办丹麦电子仪器展览会，展览目录在企业中流转，立即就有不少单位焦急、委婉地向市计委打申请报告，要求提前订购展览会的某些特定产品。

最早来信函的是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筹建处，这个新单位的任务是对噪声的危害情况进行监测，对噪声采取有效控制，并为噪声源较大的产品、环境改进提供科学依据，但苦于没有配置相应的噪声测量仪器。他们在致市计委的信函中，不断强调北京噪声危害正在不断加剧，列举的一例是东城区玻璃加工厂发出的噪声直接影响到相邻的朝鲜驻华使馆，惹得使馆屡屡向中方告状。他们称，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丹麦电子仪器展览会，其中有噪声剂量仪等七台主机及附件15个，包括声级记录仪、统计分布分析仪、电容传声器头、话筒前置放大器、噪声剂量仪、实时倍程频谱仪、活塞发声器等，购进后可以开展噪声与振动的强度、频谱、统计分布函数以及噪声剂量等项目的监测。如果买下，“可以弥补国内噪声监测仪器产品的空白，满足我监测中心当前噪声监测工作的急需”。（见1974年8月18日《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筹建处致市计委信函》）

这一套监测设备报价高至3万3千美元，价格不菲。当时号召“走群众路线”，上级规定：“凡国内能生产的设备、仪器原则上不应申请进口，必须进口的设备、仪器要经使用单位的群众讨论方可申请进口。”环保监测中心筹建处的群众就被反复组织起来讨论数次，最后一致同意购进所述的展品，形成文件上报。几乎同时，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也盯住丹麦产的噪声剂量仪，他们正与耳喉科研究所共同担负制订工矿噪声、机动车辆噪声允许标准的任务，已拟定测试规范，即将开始进行大量的噪声测试调查。他们在报告中反映，“由于测量仪器很少，以至各个课题的测试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大大地影响课题任务的进展。例如，测试中经常用的声级计，我所仅有两台能用，而机动车辆噪声测量就同时需要两台。”关键是急需的噪声剂量仪、人工耳等仪器，国内目前均不能生产，“即便马上向国外订货，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既然丹麦就近在北京举行工业展览，其展品中有我们上述急需之仪器，故特此申请购买。”（见1974年9月4日《北京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致市科技局业务组信函》）光是噪声剂量仪一件，就有两家单位闻讯来抢，各自都有充足的申请理由和苦恼难题。

牛街仪器厂虽是一家小厂，却是国内测振仪专业化的定点生产厂。需用3328型自动频响记录仪、2109型频率分析仪、2425型电子电压计、4291型加速计校准器、2626型适调放大器等关键仪器，“解决所生产的后电式加速度计的标定，作频响曲线”。而国内无法生产这些高尖端的仪器，国内生产的振动台只适于作倒行试验。多年来，每次做产品标定、作频响曲线，必须求援国家计量局和市计量处解决，利用他们的国外仪器来做检测。他们给上级打报告说，产量逐年增加后，“求援不能解决我厂生产问题”，因此多次召集厂内群众开大会，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为确保产品质量，解决生产急需，应该尽快搞到一套丹麦公司的校准标定设备”。（见1974年8月《北京市牛街仪器厂进口计划》）

这样的申请购买报告，一下子堆满市计委计划处，让他们应接不暇，要从中梳理，分清缓急轻重，排个优先购买的序列表。丹麦展销会尚未举办，那边展品还在挑选、装船之中，这边已经喧闹一片，都是吁请市计委“大力解决”本单位的难题。丹麦的产品算是欧美国家中比较精准、小型化，可能并不列在世界工业的领先位置，但对于工业仪器设备异常贫乏的中方来说，已是雪中送炭。

三

文革头五六年，左倾风暴加重反帝反修、闭关锁国的色彩，工业领域与外界的联络基本割绝，仅有一些轻工业厂家完成有限的为国家挣外汇的外贸任务，而且大多延续文革前的传统项目，中方对国外的发展信息所知甚少，直到1973、74年才缓慢地有所接触，外国产品展览会自然就成了最佳的信息沟通场所之一。

当年北京已经在建造七八层至十多层的建筑，为了满足钻探需求，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本来已向日本订购TOP-SV型工程地质钻机一台，但参观法国展览会一打听，发现法国福拉科公司所生产的RVPH型工程地质钻机比日本钻机更先进，但比日本钻机贵六倍到七倍。心有不舍，他们看中法国公司的附属测井设备，在申请报告中大谈及其优点:“能在钻孔中连续测得土的放射性、电阻率及自然电位差等数据，可准确地反映客观地层的变化，杜绝漏层现象，对提高明确地层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该套附属设备据报价只需外汇美金一万九千余元，拟申请订购作为原订日本钻机的补充配件。”（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1974年9月27日致市计委《关于申请订购法国福拉科钻机的附属测井设备作为日本钻机的补充配件的报告》）居然在法国展览会上找到合适的配件，在价格上灵活取舍，这已经托拜外国产品能够在北京露面的机遇。

在北京同一时段举办的澳大利亚展览会也是人潮涌动，其机械设备最让中方企业惊喜和看重。北京市运输机械厂技术人员对H60H型3吨叉车看得目瞪口呆，整车操纵使用的优势一目了然，他们在报告中一一描述其中的特点：“该车转向机构采用了内曲线手旋转泵、前行、后行采用一个脚踏板控制，操纵方便、灵活；挡架可以横向移动，叉货方便；挡架可以安装其他附件，增加了该车的使用范围；该车的升降系统采用三级门架，两个升降油缸的结构形式，降低了整车高度；其整车结构比较紧凑，体积小转变半径小，便于在狭窄场地作业等。”（见1974年10月11日《市运输机械厂致市计委计划处》）运输机械厂表示，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伟大教导，我们要求将这台H60H型3吨叉车给我厂作样机，“可供我厂发展液力变矩器叉车参考”，“以便进一步分析、研究，以利于我市叉车生产的发展”。这台三吨液压叉车售价高达3万4千美元，单机金额实在不菲，市计委考虑再三之后还是予以同意。

对于市属单位购买做样机的申请报告，市计委多半予以支持。市农机局申请留购澳大利亚展览会中的土地平整机（售价4158美元）、单园盘播种机（售价1365美元）、吉尔100型饲料混合机（售价6876美元）等3台农业机械作为样机，供下一步拆开机器做研究参考。这三种小巧型的农机设备技能出众，效率高，让人称奇，相比之下中方同等设备就显得粗笨、简陋，中方技术人员在场分析后认为其设置不太复杂，易于仿造。

展览会的小角落里，展出了不引人注目的建筑、采矿适用的头盔、面罩、呼吸器、安全帽等劳保用品，市劳动保护研究所技术人员见了满心欢喜，再三挑拣，选中24件简易、实用的用品，可以买来作为样品研究对比，总售价仅仅是403美元，市计委都照例批准购买。相反，一轻局申请购买一台洗瓶机，需花费十四万美元，市计委“拟不同意他们留购”。（见1974年10月14日《市计委计划处祖福帱致彭城并珂枫同志信函》）

当年在各国展览会上，中方都会配备一个贸易联络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为国内企业留购展品服务。各省市看中的展品，由各省市计委统一安排接洽，逐一报上订货卡片，并由地方外汇支付。譬如1974年10月15日北京市计委向澳大利亚展览会贸易联络组申请留购农机、劳保用品，共递上二十八份卡片，承诺交地方外汇14767美元。（见1974年10月15日《市计委致澳大利亚展览会贸易联络组》）；市交通局担负修理各大使馆车辆的任务，他们觉得波兰展览会上展出的部分修车工具、仪器比较适合使用，市计委就出面申请，报上十九份订货卡片；（见1974年10月5日《市计委致波兰展览会贸易联络组》）北京市属各厂家以“发展农机生产时参考之用”为由，挑中了日本农技展览会的诸多展品，申请留购展品所需的外汇超过十五万美元。（见1974年11月27日《市计委致日本农技展览会贸易联络组》）过了几天，市计委又为中药研究所申购日本柳本厂的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愿从当年地方外汇中支付34800美元。（见1974年12月9日《市计委致日本农技展览会贸易联络组》）

北京计委及市属企业毕竟有就近观摩、信息流通的东道主便利，展览会贸易联络组与在京企业打交道的机会应该是最多的，北京厂家抢到的产品、支付的款项在各省市中也是遥遥领先。

四

1974年，北京市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集成电路、电视、电子计算机等几项大规模的会战，对科技、设备的要求更高更迫切，对所缺乏的一些测试设备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甚至利用展览会之外的私下场合多方购买。譬如集成电路会战的直流参数测试仪项目急需电传打字机配套，这种打字机的生产国内无法过关，适逢日本中央电子公司派人来北京检修设备，顺便带来了电传打字机三台，是国际通用型号，原价每台美元2800元，除一台有小毛病外，其余二台还运转性能良好。日方为了免于运回，愿意留下，并削价百分之十四，每台需美元约2400元。（见市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1974年12月26日致崔绍武《关于申请购买日本电传打字机的报告》）这种天降的好事不容错过，要在日商离京前迅速办妥，紧隔两天就获市计委特事特批，很快电传打字机就分配至北京无线电仪器厂专供测试设备。

市仪表局需进口一台精密测角仪，称是发展激光研究的一台关键仪器，派人急赴上海英国展览会找相关商人商谈，发现原卡外汇金额不足，市计委得报后紧急补充7500美元。（见1975年4月2日《计委财贸物价处祖福帱致市计委彭城并伯平同志》）

1975年初春北京砂轮厂研制高速砂轮和强力磨削砂轮，遇到砂轮硬度的测量问题，老办法是对砂轮进行破坏，测量结果也不尽准确。厂方想自行研制一台无损砂轮硬度检查仪，但缺少可靠的样品。巧在这时北京举办的比利时工业展览会205展台上，朗芒电子仪器公司展出了两台格林度甲尼克杨氏弹性模数数字测量仪，专用于无损测定砂轮硬度。（见北京机床工具总厂革委会1975年4月9日致市机械局《关于申请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样品的报告》）喜出望外的企业领导赶紧逐级报告，说“对我们当前的科研工作有参考价值”，希望购回一台作为样机。

奇异的是，此届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有不少展品都是中方企业当下所急需的，而且技术指数相当适宜，非常投合。市纺织局正准备接受生产中长纤维1000万米的任务，急需连续汽蒸呢机一台，在国内寻觅一年也未获得解决，国内生产厂家在机器技术上始终未能过关。想不到参观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时，纺织局的人马一眼就瞅见连续蒸呢机，比利时参展人员在一旁介绍说，这台机器能加工中长纤维，能增加光泽美观，提高产品质量。（见1975年4月9日《市纺织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致市计委》）纺织局领导当即决定采购这台机器，为了在短时间内定下机器，还临时拍板所要支付的41万元人民币费用“今后由外贸贷款解决”，不再央求市计委外汇渠道来解决款项，也显示纺织局遇事急不可耐的态度。不料此次市计委反而很痛快地答应由地方外汇内统一支付，两日之内市计委主任韩伯平在申购报告上会签同意。

北京人民机器厂当时正在进行有机光导体静电复印机的科研、试制工作，对国外同类型机器有过比对研究。1975年4月参观北京的比利时工业展，厂里的技术人员惊喜地看到比利时矮克发机滑公司Χ-20型静电复印机技高一筹之处：体积小、噪音小，速度快（一小时出纸1200张），使用方便不需预热，工作可靠。据现场讲解员说，观察几天，出几千张未出故障。与日、美等国产的其他类型机比较，其复印质量为中等，缺点是边缘效应较强，色调较浅。

中方技术人员发现，Χ-20机的分离机构采用了电极分离方式，定影机构采用了红外线板，这是以前未见过的新技术，“对于提高复印速度和可靠性方面有较大作用”。人民机器厂研制静电复印机过程中，老是解决不了噪音大的难题，噪音的主要来源是吸气分离辊的气泵。技术人员分析说：“如果我们采用Χ-20的电分离技术，则可以不但减掉了又大又笨的气泵，而且大大减小噪音。”“Χ-20中的电分离技术是有可能很快采用到我们机器上的”。另一难题是在喷涂聚四氟乙烯辊和挂高温硅橡胶辊时，采用工艺很复杂的热辊定影，而且四氟乙烯的喷涂北京无法解决，只能去上海加工。“如采用Χ-20的红外线板定影结构，则可以使我们大大简化工艺，并可利用提高复印速度。”（见北京人民机器厂1975年4月10日致市计委《要求进口比利时矮克发机滑公司产Χ-20型静电复印机的请示报告》）因此，鉴于这台新款复印机“不但对我们目前的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后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也有较大帮助”，人民机器厂恳请市计委帮助购买，务必在展览会期间定下这台机器。市计委领导再三权衡，紧急情况之下用年初剩余的一笔外汇额度予以解决。

五

到了1975年，外国展览会的规模大大扩充，展品种类五花八门，可以满足多种门类厂家的技术需求，中方吸纳的胃口随之大开，能支付的外汇能力也相随上升，而且各省市和各部委为互相看中的展品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战。北京市计委屡屡告诫市属单位，要做好展品“落空”的可能：“需考虑到展品还要在全国各省市和国务院各部之间分配，不能需什么就给什么，总会有一部分要落空。”（见1975年9月8日《市计委计划处祖福帱致彦卿并伯平同志》）

1975年9月3日，西德工业技术展览会开始预展，各省市重点企业纷纷派人一睹为快，力求早下单定购。在展览之前，北京市已经几番研究了国家计委物资局关于此次展览会展品的通知目录，在展览的三四天之内，北京市计委就汇集各市属单位的信息，给展览会中方贸易联络组抢先送去63份留购展品的订货卡片，涉及外汇高达三十万美元。（见1975年9月8日《市革委会计委致西德工业技术展览会贸易联络组》）之所以焦急送去多达六十多份的订货卡片，就是想先下手为强，尽可能地把市属单位满意的展品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

市计委此次特别提出要逐一审查留购的展品，并按以下原则掌握：科研或新产品试制中必须引进的样机；出口或市场产品不足，为提高生产补足设备的缺口而留购少量设备；重点医院没有的医疗设备；政治性的特殊需要。在这几项中，带有科研、仿照性质的样机试制最受重视，几乎一申请就立即获批。

1975年北京市许多单位兴起一股仿制热，大家都想用国家外汇买来国外样品后，拆开机器一一模仿制作，从技术上一步跳跃到成熟的程度，市计委对此持默认的支持态度，设立处室由专人审核申请。这种零成本、违例的技术仿制实际上为一种不能张扬的行为，在“为国争光”的口号之下并没有以此为谬。相反，这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技工的钻研特长，缩短科研设计的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产品初期的投入成本，仿制一批，就能成功一批，有力地推动产业水平提高一大步，对贫弱不堪的工业现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强心剂。这也许是文革期间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变形状态，政治踉跄之中也有些许可喜的技术式进步。

所仿制的样品大小不一，不论售价多少，只要是展览会上露头的有用产品都会被中方企业反复“惦记”和“眷顾”。有的单位所申请的只是小笔的外汇金额，譬如仪表局开列的单子中有真空单片过滤器97美元、膜式过滤器48美元、膜式真空泵331美元、过滤器架448美元、M型滤膜64美元、滤片5美元，这些样品虽然价格低廉，但都是国内所缺乏的，可以在短时间内仿制生产。市模型厂正在试制电动工具，急于引进一批小型工具作为模仿的样机。他们提出西德展览会展出的各式电动工具都有可取之处，给市计委开出具体名称和售价：弯柄式抛磨机304美元、手提式电刨机292美元、手提式圆锯122美元、手提式矽带抛光机161美元、手电锯197美元、薄金属板剪具422美元、步冲轮廓器364美元、电动剪295美元。这些小巧型工具只是几百美元的价钱，汇合起来也有两千多美元。

市技术交流站准备仿制的样品为硬质合盒刀具，售价为711美元。无线电二厂挑中西德罗迪斯瓦公司的超高频毫伏表（牌价为1672美元），量具刀具厂上报的样品是块量旋转编码器、块量专度测量系统，一机床电器厂报的则是电磁离合器六种，照相器材厂的目标是防爆荧光灯、白炽防爆灯。无线电磁性材料厂打算花费6042美元，购进一台彩色电视接收机，直接解体后从中取出各种元件，他们向市里保证尽可能地试制成功。

市机械研究所申请购买一台名为“在线数字分度头”的设备，认为适宜仿制，该机正式报价为11100美元。样机售价依次上升的为市变压器厂的有载调压器附件16150美元，玻璃总厂的精磨抛光机20000美元，第二毛纺厂的膨化连续机则到了32239美元。

为出口或市场产品的不足而有意补强，同时在测试、专用生产上添补先进设备，这也是购进展览会展品的主要方向之一。北京皮革制品厂一直负有出口皮鞋的创汇任务，生产程序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工人们还使用笨拙、传统的手工方式，劳动强度大，产量低下，质量也不稳定，急需引进一套尖端的外国设备来强化生产方面的弱势，大幅度减少手工的操作，让精准、省力的自动化设备成为生产的“主力”。西德工业技术展览会19馆的福图纳厂展台刚好展示了全套的制鞋自动化设备：自助粘合熨平机、单台液压拉紧粘合鞋头定型机、胶粘换边机、鞋头成型机、鞋邦片平机、图样分类及切割机，一应俱全，再加上繃楦机的引进，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较为整齐、上档次的自动制鞋设备，如果一步到位，可让北京皮鞋制造业告别旧貌，整体“更换了一个时代”。虽然整套价格高达9万美元，但由于皮鞋皮革一直是北京对东南亚等地出口的优势产品，市计委从全市急需工业外汇的角度考虑，还是同意皮革制品厂购买的预算安排。

不少单位组团参观西德展览会，有一种在“仙境”中处处遇见宝贝的惊喜之感，样样比出差距，才惊人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领域全面领先的状况。相关单位以各自的重要理由纷纷向市计委提出申购报告，市计委收到的申购报告之多，应该说是三四年以来之最，这表明西德作为西方工业先进大国，本身的技术设备就具备德式的严谨、精细和高效率，含金量大，比丹麦、比利时等小国而言，涵盖面更广泛，产品实用性更强，因而对中方的冲击波更为持久。

以“进口动植物检疫急需”为由，北京动植物检疫站强调必须购进德国产的标准型研究显微镜（售价6000美元）、照相显微镜（售价12550美元）两台，声称这关系到国家检疫工作能否万无一失的成败；因环保监测工作急需，市环保监测研究提出购进一台研磨机PMO型（售价1022美元）；市自来水公司在重要路段进行施工作业，长期以来原本简陋的设备难以发挥大作用，西德展览中的地下管道漏水检查仪（售价1856美元）、地下管线寻找装置（售价1425美元）都是他们心仪已久的设备；元件三厂生产新产品，正在为缺乏关键的自动螺旋线卷线机而苦恼，想不到西德展览会上居然存有一台，售价5042美元，他们兴高采烈地向市计委讨要；因为一套进口炼钢设备即将到货，市二通用机械厂急需碳硫联合测定仪（售价14025美元)，这是检验时必需使用的仪器，正巧西德展览会也展出同款一台；北京交通管理一向落后，智能机器的使用也正在启步之中，市公安局行政处先挑中一套15800美元的照相交通管制装置，准备当作科研项目引进；友谊医院一眼看中冷光源的内窥镜，国内少见，售价高达19000美元，催促市卫生局赶紧申报；市卫生局还顺带申购间接检眼镜、投射镜片测量仪、牙科磨光机（售价125美元）、根管治疗机械手机头（售价129美元）等零碎的医疗用具；市房修二公司有个使馆工程队，专门为外国使馆做维修工程，他们提出购买一台1974美元的板式振动夯实机，涉及外事的硬性需求，这就归入市计委“政治性的特殊需要”那一条专项，是必须予以保障的。（见1975年9月8日《市计委计划处祖福帱致彦卿并伯平同志》）

一件申请选购西德工业技术展览会展品的汇总表,见出市属企业对外国产品的饥渴程度,几乎每一件展品都能解决某一个生产程序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在申购报告中直接说了“缺一不可”的地步。

六

在中外贸易渠道不够顺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国展览会往往会起一种补缺补漏的重要作用，让中方企业、科研机构在困难之中有所倚靠，给经济运转注入一股适时的润滑剂。

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承担“噪声允许标准和控制技术及普成型声级计的研究”的国家级任务，曾在1975年申请进口西德产的测听计，这是制订噪声标准的重要仪器。委托机械进出口公司对外进行谈判，不知何故迟迟未能到货，却在西德展览会上见到这台渴盼的测听计，只不过展览会的厂商报价为5000美元，比原来谈判的进口价高2000美元。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急迫之下给上级写报告，要求增补费用，以现价购买展览会上的现货。（见1975年9月15日《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致市科学技术局并市计委》）市计委第二天就批复同意，由市外贸局经手处理。

八宝山砂石厂为北京重要的砂石生产企业，主体设备L952挖掘机是西德产品，在五六十年代之际进口的，但西德这款机器早已在1963年停止生产。使用十几年后，该机的大齿圈已磨损严重，生产能力大大下降，急需大修，需要进口配件9006大齿圈一件（售价8400美元）、9216平齿轮三体（售价3300美元）。与西德厂方联系，他们来信称，目前只剩一个大齿圈和三个平齿轮了，以后不再生产此类备件。但由于距离和体制的问题，双方沟通并不畅快，外汇上又被卡了一道，因此始终未得解决。（见1975年9月20日《八宝山砂石厂革委会致建材局设备处》）

恰巧西德展览会上一商人手中现有此配件存货，并答应价格可压低百分之三十。砂石厂、建材局闻讯后兴奋异常，火速向市计委说明情况，希望立即拨出外汇。市计委认可企业的说法，觉得大齿圈“确需更换”，批复道：“当前外汇虽紧，但这台设备无论如何明年也要买零件，因此拟同意他们用汇12200美元，购买这几个零件”。厂家想不到，前面遭遇的波折虽多，却在西德展览会就近购入期盼已久的配件，市计委利索地做出“同意补汇”的决定。

1975年时，市计委对本市各单位进口急需的生产、科研设备还是比较通融，承诺较多，帮助的力度要远远超过以往。11月在北京举办规模不小的日本展览会，在各省市纷纷争抢的情况下，北京市计委初步筛选后，对国内缺乏的尖端产品仍持高热度的引进态度，开出的展品留购的报单额度高达21万美元，单子上列有稀土研究所急需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机械局的数控装置样机、纺织局的色差计算机、仪表局的复印机样机、卫生局的医疗器械、汽车修理公司为外宾服务的仪器和洗车机，劳动局的计算机等，计委向上级解释说，“这些都是当前急需的关键样机和应用的仪器，如能争取到对科研和提高产品质量都有一定作用”。（见1975年11月19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万一同志》）市计委甚至还放话，如果展品“对改革技术、发展生产有用”，属于各地都要争抢的东西，一时争取购买展品比较困难，“实在不行就转为订货解决”。

最为有趣的是，北京展览馆担负各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会的任务，1974年后欧美各国竞相发展集装箱运输，使得展览会上大件搬运任务非常繁重，而北京展览馆竟无二十吨以上的吊车，装卸各国工业展的展品集装箱时常一筹莫展。1975年11月，通过海运，日本展览会带来一台K-300A型三十吨吊车，置放在展台上格外亮眼。北京展览馆向市计委央求：“（因无大吊车）对接待各国工展很感困难，日本吊车很适合装卸这种大件使用，为了更好地完成接待任务，希望能将这台吊车分配给我馆。”（见1975年11月25日《市计委致国家计委信函》）北京展览馆巧妙地用了“分配”两字，试图逃脱“付款”的责任，这让外汇亏空的市计委颇感棘手，只好转向国家计委叫苦：“因为购买这台吊车需外汇八万五千美元，因预拨我市的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已全部用于购买工农业生产急需的原材料，现再无余力支付。”

如果不解决三十吨吊车的难题，北京展览馆将无法承受接踵而至的各国展览会的装卸任务，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正面形象，沿着这样的政治思路，全年外汇额度已用完的市计委把“球”踢到国家计委，变相逼迫国家计委付款买下这台大型吊车。

七

当时中外贸易的渠道窄小，广交会是文革前后唯一的交易平台，到了1973、74年才有了举办外国展览会这样的政府行为，稍稍把与外界联系、观察的窗口开得更大一些。应该看到，当年除了官方的各个品种进出品公司主营外贸外，不允许国家企业、部门与外界直接发生贸易联系，企业和部门在国际商海的扑腾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总有一些企业和活跃分子试图在广交会、外国展览会、进出口公司之外，找到适宜、合法的购买外国产品的灵活途径，但政治风险颇大，手续繁琐，需要很强的官方保护背景，稍有不慎，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少麻烦，总不像广交会、外国展览会那么稳妥、可靠。

按照外贸部规定，所有国内单位不允携带外汇去国外买东西，但可通过进出口公司办理。1975年9月，市建工局受邀参加中国驻日使馆筹建工作考察组，在东京实地研究建造使馆的技术问题。考察组出发前，萌生一个大胆的念头，就是想在参观期间碰到我们国家没有的日本小型手持电动建筑工具，买些样品样机带回来仿制，“借这个机会吸收一些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新技术”。（见1975年9月11日《北京建工局任子玉致市建委李瑞环、市计委万一信函 》）市建工局向外交部提出怎么解决，外交部答复只要市里给你们外汇，而且是少量的样品样机（指每种只能定一个），我们可以帮助运回。如果买的多或者买大型机械，则必须经过外贸部门，不准自行购买。建工局再问美金怎样汇到日本，外交部答复交给外交部总务司就可汇到日本。刚刚上任不久的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环在报告上用铅笔批道：“很需要买些小型样品工具，解剖仿制。如外交部答应给运回，我意还是带点外汇，请万一同志协助。”市计委副主任万一同意“拨付外汇5000美元，请建工局同志节约使用”，此笔外汇直接汇给中国驻日使馆，由市外贸局协助办理拨汇及汇兑等事宜。（见1975年9月29日《市计委致市外贸局》）

经过层层批准，赴日建馆考察组成员到达东京后，寻找出空闲时间，携带五千美元现金，在几个五金店选购合适的小型手持电动工具，工具柜的展品琳琅满目，功能齐全，效果各异，其灵巧和高效令考察组成员惊喜交集，只能在众多好工具、适宜价格之间来回掂量，只恨带来的钱款太少。一旦走到境外，去工业展览会之外的更宽广的国外实地考察，才会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技艺、工具的差劣程度。日本建筑业的工具革新效应和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方式，给来自北京的中国建工专家留下至深的印象。

1974年以后，中外交流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来僵化的对外体制有了松动的缝隙。一方面各国展览会先后在北京举办，现场展品实物最让中方官员、技术人员解渴解惑，一下子拉近与国外先进产品的接触距离；另一方面，中方各级经济层面的官员有机会走出去访问，眼界变得宽阔，对工业发展现状的认知能力在增强，对于购买何种国外产品能促使自己企业升级换代也做到心中有数。

八

1974年北京市引进设备仪器的进度加快，外汇额度也相应增加不少，领导拍板的力度也大大增强。1974年进口的仪器价格相当昂贵，但市计委批复较快，譬如有工程设计用电子计算机一台11.3万美元、微量分析用质谱计一台13万美元、农机修理用淬火压床和伞凿轮铣床各一台（共7万美元）、市场配镜用散光轮细磨机一套6台（共6.7万美元）、实验室用基础设备各种分光光度计等18台（共29.2万美元）、挤压铝合金型材的高压泵2台（共7.4万美元）、军工用万能工具显微镜一台3.4万美元等，另外还购进各种轴承47，278套。

到了1975年，北京市设备类的进口共安排安排142.2万美元，占进口计划总额的14%，市计委确定“这一类物资都是国内暂时不产而大量迫切需要的”，都是为了解决北京发展中遇到的大难题。譬如市规划局急需准确的全市地图资料，如果利用人工测量，按照现有设备要两年多才能测完，但使用世界先进的航测资料直接制图技术，时间会缩短，质量有保证，因此必须进口一台航测制图仪，用汇23万美元；硬铝合金制品是当年稀缺的短线产品，市冶金局决心攻克这个难关，生产硬铝合金制品的程序中必须具备一台800吨油压机，用汇18万美元；那几年间，北京开始尝试建设立体交通工程，学习外国经验，由现场浇注混凝土大梁改为预制构件，每个工程即可节约一千多立方米木材，但预制构件太重，超出施工队的现有机械能力，急需解决40吨汽车吊两台，用汇12万美元。（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4月4日致彭城、伯平并寿山、王磊《关于本市一九七五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初步安排意见的报告》）另外，有的单位单独报了一些设备，如磨眼镜片设备三套、木材单面刨切机一台、螺旋伞齿轮铣床二台等，都说是“市场和工农业生产急需”。

新建的北京饭店大楼成了首都新地标，里面的服务设施也尽力更新，中央高层也指示尽量满足饭店方面的诸多要求。光是进口一套洗衣设备就需外汇28.5万美元，市计委无力拨全款，只能向国家计委请示拨给这笔专项进口洗衣设备的费用，国家计委劝说先由地方外汇补足，答应“将来视国家外汇情况，适当给北京市增拨一些”。因此市计委只能在年度计划内列入了洗衣设备20万美元。

市计委那几年收到国家拨给的外汇额度依旧是全年1100万美元，原材料类需花费599.3万美元，占进口计划总额的60%，主要有钢材6000多吨（其中薄板占5600吨）、钛白粉300吨、橡胶（包括乳胶）300吨、纸浆400吨和各种塑、染料、中西药等。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猛涨，原材料的进口压力骤增，1975年只能压缩钢材四千多吨，想“挤出”100万美元购买设备仪器类，但市计委一再抱怨，“已经很难挤得出来了”。

1975年10月间，市计委召开计划汇报会，会上各单位都在反映明年工业生产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原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原来北京市还可拿大钢锭去外地加工，1976年这条路也断了，钢材品种上尤其短缺，自给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市计委领导在会上感慨而道：“除了用地方外汇搞一点进口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为了解决明年设备维护维修和部分轻工市场产品的需要，只能用地方外汇多进口一点稀缺的钢材。”从原料来源看，1976年的轻工缺口也很大，各种塑料、染料、化工原料都不足，生产手表的宝石轴承还差三百多万粒（十万只手表的用量），轻工部还不能给配套供应。沉重压力之下，市计委只能下决心压缩设备和仪器仪表以及零配件的进口，扩大原材料进口所占的比重。市计委仍向市属单位一再告诫：“属于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如铜、铝，虽然缺口很大，但这些物资的缺口，地方外汇是包不起的，仍应向国家申请供应。”

在那个处处有国家计划经济那只手的年代，市计委承担的责任最为重大和敏感，事关经济大局，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发连锁的不良反应。市计委领导在会上多次谈及谋划中的为难之处，求得各单位的谅解和理解：“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年来原材料所占比重是逐年加大的，一九七五年已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700多万美元，设备、仪器仪表和零配件各占百分之十强，共约300万美元。按明年增加进口钢材400吨，手表宝石轴承350万粒和部分化工原料计算，需多安排120多万美元，原材料类的总额将达800多万美元。这样，用来购买设备、仪器仪表和零配件的外汇就只有200多万美元了，比一九七五年减少三分之一。这是下半年进口计划的安排中一个突出的矛盾问题。但从明年工农业生产和轻工市场的需要来看暂时也只能这样安排了。”（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

但是，鉴于生产的迫切性，市计委预料“市革委会各口的同志还会来交换意见”，基层企业总希望市里对于建筑施工、科技研究、医疗卫生、公安器材等各单位的急需物资，还得重点予以安排。

有一些特殊需要，市计委承诺继续给予支持，如第二服务局的冲洗药还必须保证供应，因为中方规定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带来的彩色胶卷必须冲洗后，才允许携出国外。这样冲洗药品的进口就得充分保障，按需要数量安排在计划内。

市物资局提出进口600吨电石，要用外汇12万美元。市计委衡量再三，最终没有安排在进口计划内，但是市计委也明白“电石的需要是千家万户，短缺以后影响面确实很大”，只能向市革委会建议，“从本市生产的电石中，无论如何多挤出600吨来解决生产和设备维修的迫切需要”。（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挤出”这两字时常出现在市计委的文件、领导人讲话中，可以见出他们在异常困境中，安排进口指标时那种四处周旋、经常安抚、时而强硬的工作状态。

从这样外贸交流的大背景中，从国家外汇拮据的处境中，我们才能充分看到外国展览会在京举办的不一般的意义，踌躇之中打开面对世界的一道狭窄闸口，外界也有机会向中国展示技术诱惑的一道道风景线。到了1975年，很多中方厂家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已经对外国展览会定期定向地期待，他们能从容说出各国展品技术上、价格上的优劣，并通过仿制、引用来加大自己产品改进的力度，由此推进大量先进的设备投入。在那个时段，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的中国工业生产终于有了质的进步，各个与之相关的企业受益非浅，从中得到莫大的技术好处。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随着一连串外国展览会顺利举办，外国厂商对华友好热情的态度，中方企业得益甚多，获利颇丰，高层防护戒备的心理随之大大降低，对经济领域的事务更加放手。1974、75年间中央允许一些重要地区自行开立口岸，在产品进口方面可以直接对外谈判，给基层单位的申购工作提供诸多便利，因此订货进口比例大大高于往年。

最重要的是，新建的或有实力的科研、生产单位所需的基础性仪器，大多从外国展览会或进出品公司得到有用的信息和线索，逐渐构建与外国企业同步的技术序列。例如市计委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用的测试设备、生产C级轴承测定精度的园度仪，就是直接从英国工业展览会购进的展品。二轻局计量站的光学分度头、纺织局的条干均匀波谱仪、公用局、农林局的荧光分光光度计和紫外分光光度计等仪器，也都是在外国展览会上与外国厂商咨询后看中的目标。

面对整个吃紧的外贸形势，还是有令高层不满意之处，就是觉得进口的物品有些过滥，除历年必须进口的薄钢板，各种塑料、乳胶、染料、中西药等各种原材料之外，还安排有制眼镜设备、洗衣设备、修理拖拉机用零件制造设备、种畜人工授精设备等。一份市计委呈送上级的报表详细显示出大致状况，1975年北京市以“补充国家分配的不足”为由，安排在计划内的主要进口物资有钢材6600吨（烟筒、汽车、维修等用），十二烷基苯100吨和三聚燐酸钠150吨（洗衣粉用），双氧水400吨（纺织和市场供应），钛白粉200吨（油漆、搪瓷、橡胶）各种塑料600吨（主要是市场小商品），橡胶和乳胶500吨（市场商品和汽车配套），ABS树脂和其他工程塑料114吨（电冰箱、自来水表等使用），西药10万美元，中药20万美元，手表宝石轴承350万粒（10万只手表配套）染料17万美元，化学试剂及原料15万美元，轴承9.7万套（水利、交通运输、设备维修、汽车配套）。（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另外还安排了四万美元的农药，甚至生产香肠用的肉果（特需）也得进口。

上层领导觉得进口这些基础性的原料物品，居然占用百分之七八十的外汇额度，颇为恼火，后来重新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号，提出“严加限制”的精神：“进口国内不产或稀缺的原材料，要密切结合生产计划，可进可不进的，坚决不进。”（见1975年8月21日市计委《关于编制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的通知》）进而又提出：“对进口样机要严加控制，能进口部分零件解决问题的，就不要进口整机。对以往进口设备、仪器所需零配件，要力争自己修配，逐渐减少进口数量。”领导层的意愿只能是政治正确，一触及到现实生产的安排，在原材料方面几年来似乎难有大改观，中方产品的薄弱环节、质量差劣显露无遗，还得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类的物品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否则正常的生产运转都无法保证。1975年底，北京市计委在安排1976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时，还是无奈承认“这些原材料大多数是维持1975年进口水平或略有增加”。

在年年外汇紧张的情形下，各单位死死盯着外汇指标，以诸多理由申购，指望市计委能对自己“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市计委焦头烂额之中，还在年度地方外汇额度一千多万美元中悄悄扣出几十万，做为特殊“小金库”。譬如1975年4月留出96万美元外汇，拟用购买本年度各国来华展览会的展品和领导临时批示的进口。1975年10月拟安排15万美元，准备在11月份日本工业展览会时购买一些科研、试剂的样机，还藏有一笔65万美元，打算在明年的展览会买展品之用。这就表明，在市计委的心目中外国展览会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外国展览会能为中方企业补强增能，每次都是不虚此行，不负重望，对企业的发展起了有效的润滑、支撑作用。

不用跨山涉海，避开意识形态的藩篱，就近参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展览，现场利用实物解剖构件，竟然顺利搞定若干个最重要的技术难题，最后动用国家外汇买下先进展品，用于仿造、测试和生产，使自己的产品改善缺陷，竭尽可能地升级换代。在七十年代高度的闭关锁国状态下，中国企业利用外国展览会形成了一条独特、狭窄的发展途径，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找到有利于自己技术改造的门路，这是文革期间的奇葩图景之一。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