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北大清华人大校史中的反右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1949年以后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对每一所高校来说，反右运动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学校的命运影响深远。高校校史中对这个重大事件都有记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记载的表述、篇幅、简繁、客观性均不尽相同，很值得研究者关注。

北京大学

作为全国高校鸣放发源地和反右重镇，北大的鸣放和反右运动都是备受关注的。

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纪事》）作为官修校史，对鸣放和反右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①。笔者统计的记录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的整风鸣放始于1957年5月14日，据《纪事》5月14日记载：据《北京大学纪事》1957年5月14日记载：校党委于4月25日开始举行的党内外主要干部约150人学习、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会议，于今日告一段落。在会议期间，各小组都开了三、四次小组会，5月6、7、9、10、13、14日共举行了六次大会。在大会上有50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在14日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序幕。

北京大学的鸣放可谓波澜起伏，自5月19日开始的学生鸣放，史称“5·19”运动更是声势浩大，风狂雨骤。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集中出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纪事》对这些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简要记载。

自1957年5月14日到7月5日，《纪事》记载的鸣放信息共47条，内容涵盖党内外整风，5·19第一张大字报，5·19运动中激进学生龙英华、沈泽宜、张元勋、谭天荣、刘奇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贴出大字报所发表的观点，谭天荣等人发表演说及其引起的辩论。

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两次到北大演讲，西语系教师黄继忠在西语系三年级座谈会上的发言，5月25日办公楼“反三害”控诉会，西语系调干生顾文选、周铎对肃反等政治运动受到迫害的控诉。

黄继忠与西语、中文等系学生共29人去清华宣传北大鸣放情况，谭天荣、张景中、杨路、陈奉孝等激进学生发起成立“百花学社”，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等激进学生筹办同人刊物《广场》。谭天荣、刘奇弟等到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学校宣传北大鸣放。胡耀邦与北大22名学生座谈。刘奇弟等人搞“民主接力棒”，向全国各地高校进行宣传，向华东师范大学发出第一棒。《广场》刊物在北京印刷一厂遭拒印。反右开始后，陈奉孝、谭金水（东语系学生）等学生召开秘密回忆，商议后续行动。《广场》改名《北大民主墙选辑》油印出版。陈奉孝贴出最后的大字报《如此技俩》，称“要把‘五一九’的民主火种变成燎原大火”等。

北大反右运动始于1957年6月中旬，自6月12日起，至1958年2月1日反右结束，《纪事》记载反右运动信息共54条，内容包括校委会、校党委召开反右座谈会，学生会举办教授演讲会，翦伯赞、侯仁之教授针对反右发表演讲。民主党派召开大会，批判右派言论。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做“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报告”，被视为北大反右运动动员，宣布本学期考试日期顺延到6月底，暑假推迟到7月15日。反右刊物《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五月》《争鸣》等出版，刊出反右文章。《人民日报》报道指出：北京大学“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它们的骨干分子也就是《广场》的骨干分子。校学生会举办三次批判右派学生谭天荣大会。校刊刊登学生会及6598位同学签名的《北大同学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表态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封公开信。（以上6月）

全校举行批判右派学生龙英华、陈奉孝、沈迪克、钱如平大会，校党委做出开除龙英华党籍的决定。全校师生员工集会，揭发批判西语系右派教师黄继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校团委宣布，开除16名共青团员团籍，停止21名团干部职务，改组三个团支部的支委会，取消一个团支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外来宾一万一千多人集会，揭发批判《广场》小集团的活动。全校大会揭露批判右派学生钱如平的右派言论，并当场宣布送公安机关法办。校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向全校师生员工做“反右斗争的初步总结报告”。（以上7月）

全校师生员工到清华大学听北京市长彭真做《关于整风及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校党委常委会学习讨论毛主席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校内一些单位召开批判本单位右派分子的会议。（以上8月）

校刊发表社论《在教师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校务委员会讨论1957—1958学年的工作纲要，确定今后一年内的主要任务是：在深入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对全校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整顿作风，改进领导，改进工作。俄语、西语、东语、中文等系教员党支部，民主党派支部和校工会等单位召开批判本单位右派分子的会议。（以上9月）

江隆基副校长向全体教员做有关本年度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要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在教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到10月12日为止，哲学、历史、东语、俄语、中文、经济、数学、生物等系，召开批判会五十多次。10月19日，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反右派及整风第三阶段工作，江隆基副校长在讲到反右派斗争情况时说，截至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90人，学生中有右派421人，共计511人。10月底，校党委统计，全校共有右派分子526人。（以上10月）

1958年1月8日，江隆基副校长向全校做“关于整改工作小结和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报告，公布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反右补课，截至一月下旬，各单位又揭发批判了一部分新划出的右派分子。1月29日，冯定代表校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大辩论”的总结报告。1月29日，哲学系心理专业右派学生黄中奇持刀行凶，刺伤同学张伯源、杨恩寰，1月30日，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大会，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学籍，并送交司法机关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逮捕黄中奇。1月31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在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说：到去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右派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以上1958年1月）1958年2月1日，陆平副校长向全校师生员工做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

在笔者读过的高校校史资料中，《北京大学纪事》对鸣放和反右的记载是最为详尽的，对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大都做了简要记载，从史料的呈现来说很有价值。但《纪事》的记载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是有些信息未经核查，记载了错误信息。譬如：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纪事》说：中午，在大饭厅东墙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②。经笔者的调查，第一张大字报是历史系55级2班数名学生集体撰写并张贴，与许南亭毫无关系。此事的考证详情，笔者有专文《1957年,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是谁？》，首发于“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公众号。《纪事》对此事的误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种说法后来被几位回忆“5·19”历史的北大右派学生王书瑶、张元勋、陈奉孝沿用，笔者在百度上搜索“许南亭”，看到多条“北大‘五一九’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信息，可见《纪事》的记载流布很广。

《纪事》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有失公允的。比如：5月20日，《纪事》记载：刘奇弟贴出《白毛女申冤》的大字报，攻击肃反运动③。刘奇弟是物理系54级学生，曾在肃反中遭受迫害，在鸣放开始即贴出大字报，为自己和肃反中的受害者申冤，并直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因此而轰动校园。刘奇弟对肃反中违法行为的指控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自己却因言获罪被捕入狱，于60年代初瘐死于兴凯湖劳改农场。刘奇弟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反革命罪也已获得平反。而校史却指责刘奇弟“攻击肃反”，这是明显不妥的。

5月25日，北大西语系召开了著名的“办公楼控诉会”，《纪事》记载：下午，一些学生以英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顾文选和周铎都是西语系调干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在肃反等政治运动中遭到非常拘禁，殴打，逼供信等迫害，他们在控诉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反响非常强烈。顾文选因此被捕判刑，刑满后仍在农场劳改，因不堪非人折磨，外逃苏联，被遣返回国。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以“叛国”罪枪决。周铎因控诉会的发言，被划为右派，因罪名严重，一直不能毕业，在文革中，作为“牛鬼蛇神”关押于北大黑帮大院，遭受红卫兵残酷殴打，以至精神失常，1968年被宽大处理分配到四川任中学教师，但因身体原因无法工作，很早离开人世。顾文选和周铎的冤案均已平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控诉是捏造事实，《纪事》关于此事的记载明显保留了极左的色彩，对于受害者顾文选和周铎是极不公正的。

《纪事》的偏颇还表现在对一些细节、言行的选择性记录。如：5月24日，记载：西语系教师黄继忠在西三（西语系三年级）班会上说：党要把青年培养成怎样的人才？要把我们培养成骗子，你骗我，我骗你，互相嫉妒，把权交给一些人去压另一些人，（拍桌子）这是最痛心的。修史不是讲故事，以《纪事》的大事记体例，记载的内容应是重要的事件和相关言论，而发言者的肢体动作，表情、语气等都不在应记录的范围。《纪事》将黄继忠的“拍桌子”也记录下来，实际上是选择性地试图以此造成他的负面形象。这种选择性的结果是影响了记载的理性客观。

《北京大学纪事》对鸣放、反右的记载总体来说是瑕瑜互见，有详尽、不掩盖历史的一面，也有偏颇、持论不公的一面。

清华大学

笔者参阅的清华校史是贺崇铃主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关于1957年鸣放和反右的记载共两条，内容如下⑥：

5月9日，依据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校党委书记和行政党员负责干部举行联席会，决定主动贯彻“放”的方针，揭露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党委召开了教授座谈会（100余人参加）、党派联席会，讲师助教、职工、学生等座谈会，听取党内外意见，开展整风。24日，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联，还出现了自由论坛。鸣放中出现了错误的言论，在报上“轮流坐庄”的影响下，有人提出“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6月6日，校内有团员贴出《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14日，校委会决定停课两周开展反右派斗争。17日，蒋南翔代表党委向全校同学做报告，指出“现在从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对社会主义方向发生了争论，因此，现在我们就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挑战”。号召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随后在全校性大会、《新清华》上以及各系、班开展了反右斗争，于十月基本结束。1958年初进行处理右派工作。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本校共有57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在贯彻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之后，经复查全部改正。

8月4日，晚，彭真在本校西大操场向高校师生6万多人就整风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问题做报告。

彭真的报告与清华反右并没有直接关联。清华的鸣放和反右在校史中被概括为500字的一个条目，非常笼统和简略。这样的书写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些高校的校史也是这样记载1957年发生的一切。如果没有涉猎其他史料，很难从这区区数百字中了解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笔者的了解，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中，清华至少发生了下述值得关注的事件：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5月16日《北京日报》刊载对钱伟长教授的采访，钱伟长表达了“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应该“充实基本训练”等看法。

1957年5月27日，钱伟长教授在中共北京市委座谈会上发言，提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不够。党委制是形式，教权要下放。

1957年5月17日、6月7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182期、第193期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小说《花丛小语》，小说采用对话体形式，虚构田方生、甄无忌等知识分子在花园中探讨市政建设与教育政策，借角色之口批评政府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影射三门峡水库工程隐患，并讽刺学术界存在迎合权力的“歌德—但丁派现象”。

1957年5月24日，清华电机系学生孙宝琮发起的同人社团“庶民社”以刊名“庶民报”贴出清华鸣放第一张大字报《神·鬼·人》，被认为以“神、鬼、人”的关系影射官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之后的十多天中，“庶民社”共出四期墙报，一期漫画专版和三期油印刊物。重点文章有“要求党委公开几个数字”“肃反特写”“给党委打一针”等。

在庶民社登场两三天后，清华电机系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安放课桌和扩音设备，设立了“自由论坛”，此后一连数日，“自由论坛”成为演讲者发表激进言论，听众广泛聚集的场所。重要话题是对肃反运动扩大化的声讨。引人注目的演讲者有电机系学生金慕仪，建筑系华侨学生冯国将，他们都是肃反的受害者。“自由论坛”先后涉及的话题还有“取消政治辅导员”，“民主办校”，“党委退出教学管理”等等。钱伟长教授曾到论坛发表演讲。

“自由论坛”还曝光了“黑名单”事件，据党员吴某某说，他所在的团支部曾接受辅导员指示，将全班同学按照“左、中、右”排队，此排队直接影响入团、入党、毕业分配乃至领取奖学金等，此事引起一片哗然，以至取消政治辅导员的呼吁高涨。

5月下旬，在面对教师食堂的醒目位置，贴出了一张很轰动的大字报，题目是《某某某的儿媳妇》，这是一张批评高干子女享受特权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为：“儿媳妇“被指定为团总支书记，未经协商选举，不够资格。此人官太太架子大，脱离群众，车接车送，自带美食，经常不去食堂吃饭。不遵守卫生公约，不扫地不打水，其作风令室友大为反感。大字报的六名作者都是团干部和儿媳妇室友，也是革命后代。此大字报因牵涉高层，迅即被撕掉。

鸣放中还发生了“阮铭事件”，阮铭时任清华团委副书记，土木系党员周庆贤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不完的故事》，指责阮铭为追求女友潘某某，让潘某某享受特权：当时流感爆发，大量学生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集中到“室内体育馆”隔离，而阮铭让发烧的女友到党委组织部长家休息，治病。周庆贤还批评阮铭与女友在公众场合打情骂俏，不顾影响。周庆贤的大字报引起很大反响，在清华园内掀起了一场“要求罢免阮铭”的热潮。为此，阮铭曾到“自由论坛”做检讨发言。

土木系学生会负责人王铁藩与其他学生会干部有感于工作中没有自主权，事无巨细都要任上级摆布，写出了集体签名的大字报《傀儡的呼声》《保密与愚民》等，其中“我们是团委的傀儡，是钦定而非民主选举的当家人”，引发热议。王铁藩等还以大字报形式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内容而轰动一时。

建筑系系学生会主席许京强等贴出辞职声明，称“系学生会徒具虚名，而成为团总支的生活福利机构”，“团总支对学生会的领导是包办代替”，并自认“来路不明，问心有愧”。

1957年5月29日和30日，电机系研究生韦德高以笔名“罗兰”贴出大字报《维护人权》和《公审胡风》，对肃反运动中的违法做法进行全面质疑和诘问，提出“重新估计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拿出事实来”，“把尊重人权、尊重法令作为重要项目，列入党和政府的整风内容”，“从速建立尚不完备的法制”。罗兰提出“仅仅按已公布的材料来证明胡风是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诉的全部依据，公开审判胡风”。

汽车系助教中杰英看到罗兰的大字报，以笔名“S.C”写了大字报《为历史辩护》，反驳罗兰。他说：“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一方。……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方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达到红色的目的，它排斥人权神圣和人道主义等等空话。”

S.C的文章遭到罗兰的愤怒驳斥，他称S.C为“杀气腾腾的卫道者”和“假冒人道的伪君子”，S.C为此写出《再为历史辩护——回答罗兰的反驳》，他指出：列宁和高尔基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胡风是政敌的某种类型和过去式；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罗兰和S.C的笔墨战在清华引起了轩然大波，双方的支持和反对者皆众。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栏目下，刊登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后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6月中旬到下旬，清华大学多次在“自由论坛”上批判黄万里，6月28日，清华召开全校“批判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

1957年7月13日和7月20日，清华大学两次召开全校大会批判钱伟长的右派言行。

1957年7月2日至7月5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揭发批判袁永熙的反党言行，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于7月5日做出开除袁永熙党籍的决定，该决定于8月9日通过。

1957年7月8日，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投书校刊《新清华》，提出《劳动党发起宣言》和《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要求发表，1957年8月7日《新清华》发表了徐璋本的《宣言》并进行批判。

1957年7月9日，清华大学召开声讨鸣放中的学生社团“庶民社”的万人大会。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教授、“庶民社”组织者孙宝琮和俄语助教曹垂训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笔者从未涉猎清华校史，以上记录均来自笔者看到的部分1957年《新清华》校刊以及清华右派校友中杰英、王铁藩的回忆录，据中杰英说：一位清华党内的同情者曾告诉他，他看过清华校方内部文件和学习材料，上述事件均被列为1957年鸣放和反右中的重大事件⑦。这些事件曾强烈震荡过清华校园，特别是钱伟长、黄万里、徐璋本、袁永熙都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当年对他们的批判铺天盖地，声势浩大，然而在清华校史中却没有片语只字提及，这种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掩盖与回避不是一个“厚德载物”的百年名校应有的作为。

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清华大学在右派改正中的某种态度。在右派改正过程中，由于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的干预，钱伟长和黄万里教授的改正都受到阻挠和拖延。1979年秋，新华社发布消息，钱伟长教授错划右派问题已获改正，但直到1983年1月12日，钱伟长才接到清华大学给他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对此，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扰达三年之久⑧。”

经历了22年牢狱生活的清华著名学生右派孙宝琮，在右派改正后要求清华党委向他道歉，被校方置之不理⑨。

原工程物理系实验员刘凤麟，反右时是团支部书记，因教师中打不出右派，将他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正后清华强调由地方解决，不允许回清华。他生活贫困，要求清华经济上补偿，有关部门也声称国家有困难，一推了之⑩。

制造冤案时凶狠无情，平反改正时一再推诿，这与校史编纂中的虚美掩恶逻辑上是非常一致的。

中国人民大学

作为一所具有红色背景的顶尖学府，人民大学的鸣放和反右具有其独特色彩和意义。

人民大学的官方校史《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以下简称《人大纪事》）对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进行的记录如下⑪：

5月9日，学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传达了北京市委关于整风的决定，研究了学校第一批参加整风的人数、时间、方法和整风的步骤等问题，会议还检查了高级组的学习情况，研究了一般教师、职工学习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自5月9日至6月6日，《人大纪事》记录的整风鸣放信息共16条，内容涉及校领导的整风动员报告，校党委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学校高级学习组举行大组会，揭发校领导的“三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校为师生做整风动员报告，中国革命史专业学生、农业经济系学生、法律系学生召开整风座谈会，给学校提出意见和建议，校领导和高教部、农业部、司法部等派代表参加。

值得关注的是，《人大纪事》对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两次演讲和人大召开的关于林希翎观点的辩论会进行了记录。原文如下：

5月23日，法律系学生林希翎（程海果）到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就“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发言。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就个人崇拜问题作第二次发言。

6月4日，校学生会在西郊俱乐部继续召开关于林希翎论点的自由辩论会，会上新闻系、历史系和法律系三位同学和法律系一位教师就林希翎的论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会议于晚10时半结束。讨论会5日晚7时继续进行。

《人大纪事》对林希翎在人大演讲的记录亦有疏漏，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补充说明。

6月15日，人大校党委分别在城内和西郊校区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党委书记胡锡奎、副书记邹鲁风分别作检查整风运动的报告，表示“衷心感谢善意批评，决心办好人民大学，号召全体人员同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

这两位领导的报告可视为人民大学反右运动的动员令，同样性质的报告在北京大学于6月16日，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做出。

从6月15日至1958年2月，《人大纪事》共记录反右运动信息18条，内容涵盖反右运动动员，民盟人大支部批判吴景超，关于贺安“三害产生的根源及根除三害的措施”辩论会，批驳林希翎观点的辩论大会，声讨葛佩琦、王德周的大会，从6月初到7月底的各系各班上千次批判会，批判林希翎、葛佩琦、王德周、贺安、吴景超等几个大“战役”，对许孟雄言行的批判，康生来校作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在记录几个大“战役”结束时，提及“据学校196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学校共划出378名右派分子”。（以上6月—8月）党委书记胡锡奎主持召开两次校务扩大会议，研究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学校举行4000余人讨论会，讨论右派分子的动机和效果以及怎样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问题。党委书记胡锡奎和副书记聂真作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学校召开全校性辩论会，谈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学校召开西郊各系学生右派座谈会和部分右派分子座谈会。（以上1958年1—2月）

《人大纪事》对鸣放和反右运动的记录有如下特点：

1.虽然比较简略，但尚能择要。

林希翎是人大甚至全国最知名的学生右派，《人大纪事》记载了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两次重要演讲，以及在人大的辩论会，这是客观的一面，但不应该出现的疏漏是没有如实记录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首次发表演讲是在1957年5月30日（城内校区）、6月1日（西郊校区⑫），这一缺失使之后记录的6月4日“校学生会在西郊俱乐部继续召开关于林希翎论点的自由辩论会”不知是从何“继续”的，时间线不能连贯。

在反右运动记录中，提到了对吴景超、贺安、葛佩琦、王德周、许孟雄等右派教师的批判，对这些重要右派的批判如实反映，而没有像清华大学一样有意忽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几位教师都是在鸣放中发表了不少重要观点和尖锐言论，很多都极具真知灼见。对这些观点言论《人大纪事》基本没有提及，这是一个遗憾。

2.记述用词中性，叙述客观。

相比于北大和清华校史的记述，《人大纪事》对反右运动中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比较中性、客观。对于林希翎在北大的两次演讲，称其为“发言”。在记述对吴景超的批判时称：会议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经济计划系教授吴景超的“反动”言论，此处加引号表示了对用词的否定。

尽管在右派改正时期，人民大学拖延了葛佩琦的改正，并最终没有给林希翎改正。但在二十多年后的校史编纂中，却能比较客观地记录历史事实，这是可圈可点的进步。

由于种种因素，官修历史很难完全真实地记录史实，但作为修史者，在自己能把控的范围内，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的真相，也并非完全不可为，在史料的选择、叙述的方式、用词的分寸中，可以看到不同编者的格局与担当。

 

注释

①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617—632页。

②同上书第617页。

③同上书第618页。

④同上书第619页。

⑤同上书第619页。

⑥贺崇铃主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212—213页。

⑦参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54—87页。

⑧参见王铁藩《关于办学理念的清华旧案》载《粤海风》2007年第1期。

⑨参见范亦豪《改正？道歉？》2024.7

⑩参见张比《弱者的往事微痕——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生存状态》2023.9.15

⑪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51—154页，第158页。

⑫《法律系学生程海果（林希翎）在全校辩论会（城内）上的发言》1957年5月30日；《法律系学生程海果（林希翎）在全校辩论会（西郊）上的发言》1957年6月1日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9第59—82页。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