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清末，由于制度存在重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一直宽松的情况下，不作体制性改革，而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涂饰”罢了。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犹豫不决，郭嵩焘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郭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之所以命令他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郭嵩焘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地方官也因他破坏了官场“游戏规则”而尴尬不满。

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多。他立即采取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的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

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的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形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子上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郭嵩焘是明白这一点的。

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

郭嵩焘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现在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造成的，因此不作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也是不愿冒“崇实政”，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所以也同样是“颟顸”，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

而且，体制存在的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可以宠络、维系官员；“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争权时失败而遭斩首，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渎之辈，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欠缺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共同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不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

来源：岸边捧沙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