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王奇生 黄道炫 ：革命史研究如何推进
王奇生：20世纪中国接连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三场革命中，第一场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领导的，第三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间一场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过去学界习惯将这三场革命“分而治之”。其实这三场革命之间有内在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三场革命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三部曲。前一场革命为后一场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场革命在前一场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场革命综合贯通考察，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由于革命与当下现实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尚未完全冷却。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要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既要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关怀的干扰。这是当下思考和研究革命史的两难。
另一方面，也因为革命尚未完全冷却，亲身参与、体验过这场革命的还大有人在。革命史研究除了利用档案等文书资料外，有必要加紧口述史的工作，让亲身参与和体验过这场革命的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忆。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当下最急迫需要做的。档案即使暂不开放，但总归留存着，总有一天可以看到，而当事者一旦逝去，则无法追补。有必要发起一场群众性的口述历史运动，让尽量多的革命当事者、参与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来，写下来。在这方面，有部分非专业人士在做，而历史学者反而做得很不够。在现有科研考核体制下，专业学者都忙于论文写作，很难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抢救革命历史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革命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有密切的关联。有必要将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视野下予以审视，从相似中归纳“共性”，从相异中发现“特性”，并寻找其相互影响的因子与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广泛收集世界各地所留存的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资料，期待建立全球性的革命史资料数据库。
曹树基：最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利用县级档案从事1950年代研究，形成自己的论述风格与解释路径。我与我的研究团队至少在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反右与大跃进等几个领域，贡献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欲轻松超越，并不容易。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仍然可以达成超越的目标。
其一，关于资料。县级档案的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搜集更多更好的资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更多地注重“过程文件”而不是“结果文件”。以土地改革为例，县委、区委会议记录、各区委分阶段的情况报告及工作汇报、各区乡各种统计表及工作总结，均为“过程文件”。县级政府对于土改总结报告，则为“结果文件”。除此之外，还应当着力搜集这一时期的各种调解档案与司法档案。这两类档案也是标准的“过程文件”。当然，我们还应当将中共高层文件与基层档案中的过程文件对照阅读。
其二，关于方法。有了更多的过程文件，才有可能更多地关注细节，才有可能达成对于事件的突破性理解，才有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最近一段时间，学界出现对于历史研究及中共党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碎片化现象的产生，源自于学者对于新发掘的史实缺乏归纳与抽象的能力。提高中共党史研究者们的思辨能力与归纳能力，就可能使似乎“碎片”化的史实，成为新概念或新理论的基石。
其三，关于理论。我一直认为，最好的理论是以实证为基础，在实证基础上建构理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证明了明清以降中国土地市场的性质，从而对土地改革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一方面从事传统中国商业史与金融史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一思路也会成为我对中国革命史的思考线索之一。
黄道炫：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政治文化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感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新文化史的重要性。政治文化的写作很容易被套到一个既有的政治叙述的框架中，成为确定性的政治讲述的注脚。不这么写，又好像无从下手。事件史可以通过历史材料的复杂性，展现历史的多个层次。政治文化的讲述当然也要使用材料，但更多依赖逻辑演进，这就很难避免单一化和确定性的讲述。新文化史把注意力更多放到历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当中，通过材料的解读，打开历史的多重世界，形成放射状的通向历史的多条解说路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政治文化叙述的多面向就打开了。从对文本的再解读中突破文本的局限，这是20世纪人类意识到自身讲述空间的局限后，自我突围尝试的一部分，可以说，真的是触到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痛处。因为我们观察到的历史总是放射状的，指向多个方向，可是写作的逻辑迫使我们放弃很多，只能集中到自己选择的角度当中。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中，多个角度被纳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当然，新文化史在展现历史过程多歧的同时，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忽视对历史中有可能存在的趋势的寻找，否定确定性价值的追求，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也容易导致碎片化。文本的解读固然可以释放历史叙述的多面性，但解读者意志的过多介入有时会使历史研究成为游戏。历史研究存在的价值毕竟还是寻真，不管这个“真”有多少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这事实上是历史学科存在的根据，也是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整个历史学科如此，革命史学科当然也是如此。
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