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米”就是最大的政绩：1977—1978年，万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政绩观

讲政绩观，不能不讲万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改革之初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在万里那里，米就是最大的政绩，为了米，必须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

（一）万里的省委“六条”与上级精神不相符合

1977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深入农村，了解到农民长期吃不饱饭的真实情况。经过调研，省委出台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产，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

但是，万里很快就面临“唯上”与“唯实”之矛盾，已临“违法乱纪”之边缘。

差不多与安徽省委“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安徽的“六条”突出的却是：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这些都是与中央49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

哪怕后来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确认了解放思想，哪怕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这都是原则上的东西，所有的体制机制都是原有的，冲破禁区不可能一帆风顺。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突然发表了一封“张浩来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编者按”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安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万里后来回顾说：

“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中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万里的认识，从理论上说，已经触及了体制的弊端，当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经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发生矛盾时，进行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准改革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二）与一个饥饿农民对话后，还能心安理得地“唯上，唯书，不唯实”吗？

而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角度说，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从人民的迫切需要出发。在安徽，1978年春季出现旱情，在一些农村，人、畜饮水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很多人准备出去讨饭。

是年3月，万里到安徽省定远县进行考察，与一位身着破棉袄的农民谈话。万里问：“你有什么要求？”农民拍着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谈话之后，万里感慨万千地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正是基于万里对农村贫困落后实际情况的掌握，才有了后来“联产承包”制改革在安徽的启动。

（三）万里金句：“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没有姓资姓社的”

安徽省委于9月1日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讨论，决定实行“借地度荒”，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但有的同志并不赞同，说这是打着“借地度荒”为名字，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

万里针对大家的讨论说：“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没有姓资姓社的。”“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没有姓资姓社的”，这是实践高于理论的精辟之言，没有粮食就没有人，没有历史，在吃饭的问题上，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最没有意思的争论。在苏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俄国的有识之士也讲过类似的话，以回应新经济政策姓资姓社的争论。

唯物史观的真理是无可阻挡的。“联产承包”触动了生产关系禁区，用万里的话来说甚至是“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联产承包”的推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吃喝穿住诉求，“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没有姓资姓社的。”

如果每个干部都能认识到，政绩观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要折腾人民，政绩观还能是一个问题吗？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