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

1983年，我59岁，等着离休。一天，市委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给我两个选择：一是回早年的“根据地”——北京市委党校当副校长，主管教学；二是去市文物局当党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74年我下放农村回城后，因病休了几年病假。我担心难以胜任繁重的党校教学任务，于是就选择了后者。

那时的市文物局局长因病不能到岗工作，我以副职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来到市文物局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调整完善领导班子。我明确提出，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领导班子里的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带头改变思想。经过一番整顿，市文物局的工作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市属各区县的文保所工作基础不错，工作正常运转没问题，但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还在后面。

文物工作百废待兴

我刚到市文物局工作，并不十分了解文物保护的业务，只好在实践中边工作边学习。然而，文物保护工作的艰难程度我还是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实情况触目惊心。

北京是古都和新中国的首都，也是文物毁坏的重灾区。一些文物古迹里的“钉子户”多，文物古迹被盗损的程度相当严重。当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强烈呼吁保护好北京古城的历史风貌，但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还是给拆了，只剩下崇文门和西便门附近的那两小块儿残留遗迹。特殊年代的打砸抢烧又使众多文物遭到严重毁坏，很多珍贵的石雕、石碑都被砸了。一些机关单位进城后，由于来不及盖办公场所和职工宿舍，占用了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物场所，长期难以归还。尤其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一些单位和市民随意占用文物场所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给后来的文物清退和保护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进入20世纪80年代，虽然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拨乱反正依旧举步维艰。周口店附近的民办石灰窑、石灰厂太多了，污染严重，是否应该彻底整改？北海古建研究所后面的古建是否要重新翻盖，以便给少年儿童搞个活动的地方？当时，这些事争论都很大。保护古建就不能改变古建的原貌，在古建上盖新房子，不管是干什么，都不符合文保要求。

那时，由于我在工作中碰到不少困难和阻力，心情特别复杂。有些单位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仅仅靠北京市有关部门根本统不起来。因为那些文物是在某些中央或军队单位的院落里，有的文保场所里长期居住着单位职工及其家属，院子里乱盖私家小房子，院子被挤得满满的。要解决文物古迹的腾退问题，先得解决好有关单位及其职工家属的搬迁问题，这些问题处理起来很复杂也很棘手。

有一个单位占用了位于北海公园东边的一座古建筑，还在院子里盖了新的建筑，市文物局的同志想进去了解文保情况都不允许。由于这个文物古迹是北京市文物局重点保护对象，为了近距离了解那里古建及古树的保护现状，我们请当年曾经在晋察冀打过仗、与我有过工作接触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前去那个大院视察，我带着10多位北京市文物局的干部跟着进去。我们发现院里面既养鱼又养鸡，大殿里有民工在做木匠活儿，刨子刨下来的木屑撒得到处都是，一旦起火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院内很多古柏树上钉着钉子、绑着铁丝，人们在上面晾晒衣被，旁边还堆积了很多杂物，把粗大的古树都包裹了起来。整个院子乱七八糟的。对此，北京市文物局向这个单位提出了整改方案，后来这些问题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市文物局的文保工作陆续打开了局面。

组建市文物局古建修缮队

有一年，市文物局古建处在配合东城区翻修鼓楼时出了纰漏，翻新的建筑纹饰没过多长时间就被风吹得掉色、掉皮了。颐和园长廊重绘的彩画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在修缮十三陵大门时，没治了聋却弄成了瞎。原来大门上都有大铜钉，大门修缮完还没过多少天，有的门钉就掉了，有的连整个门的门钉都没弄结实。究其原因，是经办人临时组织了一些不太懂文物的门外汉去修的，结果砸了市文物局的牌子，教训十分深刻。

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组建起一支由市文物局领导的高水平的古建修缮队伍。经过考察，我们决定起用来自古建世家的马先生，其父辈是专门给故宫做古建的。马先生克服困难，组建起一支50多人的专业古建修缮队。这支专业队伍在后来的古建修缮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确保了大量古建筑修旧如旧的质量要求。

创办北京燕山出版社和《燕都》杂志

因为我曾在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和市出版局工作过，所以我知道文保宣传在文保工作中极其重要。为了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组织创办北京燕山出版社和《燕都》杂志。不久，文物局下设一社一刊的方案就被审批通过了。

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5年3月注册成立。我们从人民大学调来一位同志主持出版社的工作。《燕都》杂志创刊于1985年8月，为双月刊，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我给这本刊物的定位不是学术刊物，而是要偏重于知识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北京燕山出版社还是《燕都》杂志，都要以“把北京历史系统地记录下来”为己任。北京有好几百处名人故居，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我倡议成立了名人故居编委会，并出版了系列丛书。第一本出的是《郭沫若故居》，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参与了此事。那些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图书。

对于《燕都》杂志的创办，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提出《燕都》杂志的编辑工作标准是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形式，记录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这是学习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做法。该杂志发刊词题目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过去》。我与杂志主编共同商定了刊物的主要栏目，有“文物论坛”“园林艺术”“旧京琐记”“宫廷轶事”“古迹寻踪”“文物欣赏”“人物丛谈”等。7年间，《燕都》杂志总共出了45期。由于受到出版界市场风向的冲击，《燕都》于1992年底无奈停刊。全套《燕都》至今都是历史文物工作者和收藏者、爱好者追求的珍品。

唤醒市民文保意识

1987年，我63岁。在离休时，上级领导给予了我“陈英同志为北京市文物工作组建了新的队伍，开创了文物工作管理新路”的评语。与此同时，组织上又给我压上了新的担子——担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这样，我离休后一天没歇，又开始挤公交车去上班了。这一干又是10多年。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由市文物局主管，于1985年8月成立。协会成立之后的两年多，工作成效不大。这次领导让我过去，对我寄予了厚望。

市文保协会是一个融专业性、科学性、社会性和创造性于一体的民间社团，我作为常务副会长，在这个平台上怎样才能尽快地把协会工作推动起来呢？

面对复杂问题和众多压力，我的想法是，首先要通过文保协会的宣传来唤醒市民的文保意识。因为当时人们还缺乏对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那些拆了宝贵的城砖盖小房、垒猪圈的错误做法，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无所谓的“小事”，所以，“发动群众，打一场保护文物的人民战争”就是我要在文保协会工作中打的第一“仗”，这也成为文保协会成立后一个成功的实践。那时，由于市文物局人手少，区县文管所初建，光靠市文物局、文管所来管好文物是管不过来的，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一起管，力量才强大。

北京的古今名人不计其数，而且广大市民特别希望文保专业人士帮他们搞清楚那些历史人物的情况，如他们在哪个年代在什么地方住过，有什么故事。对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市民群众可积极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信息线索像雪片一样飞到我的办公桌上。市文保协会专门对此召开了多次文保座谈会，回应、解决了广大市民群众关心的文保问题，文保协会的工作在群众支持的基础上也就顺利地铺开了。

文保工作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比如大钟寺曾经长期被一些单位占着，里面有做点心的，整天烟熏火燎，把大钟都熏坏了，寺庙墙上的一些珍贵的壁画也被毁坏了。白塔寺里成了豆腐坊，附近老百姓还在白塔底下建小厨房，生煤球炉子烧火做饭。刚开始我们仅靠讲政策不管用，于是文保协会发动会员去启发群众提高认识，使群众了解文保工作的意义，最终逐步形成文保共识，再加上措施跟得上，才使得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北京各区县和基层的群众性文保队伍一度达到千人以上，单位会员有20多个。他们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的眼睛和耳朵。如哪个地方发现了一块石碑，哪个地方的什么文物遭到破坏，都能及时地汇集到市文保协会，协会迅速通过有关部门通知涉事所在地的文物部门，使得问题能够快速得到处置。我们还为群众中的文保骨干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文保协会会员资格，让他们能够持会员证顺利进出文保单位考察文物古迹的保护情况。他们写的研究文章被我积极地推荐给报刊发表，从而在广大市民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自学成才、颇有成就的草根文保专家学者，冯其利、常华、常人春等较早地成为北京文保事业的骨干。

老专家们对文保的热忱与贡献

北京市政府设有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梁思成、侯仁之、罗哲文、单士元等著名专家学者都曾担任过顾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被市文保协会聘请为顾问。长城保护专家罗哲文还担任了市文保协会副会长，还有市文物局文物处原处长也是副会长，他们大大充实了市文保协会的领导力量。

在新建北京西站的选址问题上曾经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把莲花池填平了，改成西站主楼的建设地点。专家们不同意，说莲花池的水历史上一直都是从西山流过来的，莲花池是北京城形成的历史见证，如果把莲花池填平了，今后就说不清楚古老的北京城当年是怎么形成的了。最终，莲花池被保留了下来，成了现在美丽的莲花池公园。

当年，北京残城墙遭破坏的问题十分突出。市民随意取老城砖盖自家小房的现象屡禁不止。在侯仁之等专家强烈呼吁下，市文保协会向文物局并北京市政府写报告，提出紧急保护北京现存残城墙的建议。市政府为此专门发布行政令，最终使得这一场北京残城墙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群众和专家是撑起市文保协会工作的两大支柱，也是市文保协会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两个车轮。我感受最深也是感动最深的就是无论协会什么时候开会，专家们都随请随到，并倾尽全力支持市文保协会的工作。他们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措施方案，对促进文保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常常令我不安的是，老专家们来开会，市文保协会没有能力派车接送他们，没有经费留下他们吃顿工作午餐。他们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来，开完会自己坐公交车回家，这使我心里十分难受，总觉得亏待和愧对他们，可是他们却毫无怨言。

创办《北京文物报》

我到市文保协会后，力主创办了《北京文物报》，主办单位是市文物局和市文保协会。1988年7月，《北京文物报》试刊第1期面世，头版头条强调了文物的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和依法管理。试刊词是我和报纸主编胡玉远一起商定的。

《北京文物报》一出来，不仅在文保系统影响很大，而且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文保热心人和文物爱好者中也影响巨大。虽然这只是个内部报纸，但在文物口是公开的、权威的。报纸不仅凝聚了广大作者的聪明才智，还培养了许多业余通讯员。广大群众就是这张报纸的业余通讯员，他们有的积极报告情况：“某地发现文物了，你们赶紧派人去看看吧！”有的直接写成文章投稿。这样，报纸就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经过多年努力，《北京文物报》在北京乃至全国文物从业人员和文保爱好者中影响很大，加上北京燕山出版社和《燕都》杂志，市文物局的一社一刊一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文保宣传网络，有力推动了北京市文保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北京留下了一大批重要史料。

回想起来，我在市文保协会任常务副会长10多年，连续任职了两届，虽不敢说是呕心沥血，但也是天天满负荷工作，得到了“全面推开北京的文物保护事业，为首都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评语，被北京市评为优秀学会工作者。其间，我还担任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等。从文保岗位完全退下来时，我已73岁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28年了。目前，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整理《晋察冀日报》的史料上，仍在努力工作。（2025年5月）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8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6年版。口述者陈英，曾任北京市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整理者彭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