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晋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纺织企业家唐翔千在内地合资办厂的历史考察

唐翔千是香港知名实业家，1923年生于江苏无锡，为中国近代纺织实业家唐君远长子。1945年他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1950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归国。职业生涯初期，唐翔千先于上海中国实业银行任见习主任，后调任香港分行主管外汇业务，这为其后续扎根香港埋下伏笔。1953年，在父亲支持下，唐翔千正式进入香港实业界，先后与友人合资创办五洲布厂、华侨纱厂、华侨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南纱厂、中南针织有限公司、中南针织厂、香港毛纺厂等企业，逐步成长为香港纺织业的领军人物。此后，他持续整合行业资源：1968年，他与安子介、周文轩等人携手，组建香港当时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集团——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1969年，他独资创办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并亲任董事长。在社会事务中，唐翔千曾历任香港友好协进会副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香港工业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棉纺同业公会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总商会副主席等，深度参与香港工商界治理。

在改革开放的契机下，唐翔千成为最早投身内地建设的港商之一。他在深圳促成特区补偿贸易项目；他在新疆创办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他在上海牵头成立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后进一步组建上海联合纺织集团，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他在广东创建联发毛纺公司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他在内地合计创办了6家合资毛纺织企业。唐翔千的合资设厂行动，不仅开启了个人事业的新维度，更带动港澳台资本进入内地设厂的浪潮，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注入了活力。

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与香港经济交往的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现有讨论多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内地企业家对香港制造业起步与经济复兴的推动作用。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企业家如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这一议题，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李培德曾重点探讨“世界船王”包玉刚在中英香港谈判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其对香港回归后经济稳定的贡献，但尚未深入触及一项核心问题：香港企业家如何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内地首批“推门人”角色，并实现产业在内地的落地扎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涵盖多重维度：香港企业家是在何种国际国内背景下，怀揣怎样的愿景与现实考量进入内地设厂？其内地既有的人脉联结及政治关联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如何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开展交涉谈判，过程中面临哪些核心症结与现实难题？香港企业家又如何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转变当地民众的固有认知，并克服客观条件限制实现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内地政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以唐翔千创设的核心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为研究中心，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后港商进入内地的历史进程。与海外学者多依赖香港档案馆、图书馆馆藏资料不同，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两大核心渠道：一是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唐翔千家族企业档案，二是唐翔千家族成员的回忆录及个人文献，同时辅以公开报刊资料作为补充。基于上述文献，笔者试图揭示个体企业家在东亚技术转型中的具体作用，以及香港企业家能够发挥关键影响力的核心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Peter E.Hamilton已关注到1971年至1992年间香港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往来，他认为香港华商的美国背景为其积累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这是华商得以挺进内地的关键因素。与之不同，本文试图论证：香港华商与内地之间持续且稳定的人际联结及政商网络，才是其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够充当内地与香港，乃至内地与美国沟通桥梁的核心原因。

一、香港纺织业困境与唐翔千对新疆和上海的考察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伊始，唐翔千就觉察到这是对香港实业的重大利好。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纺织业就已深陷发展瓶颈。彼时，石油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供求关系失衡，加之欧美国家严厉的纺织品配额限制，致使香港纺织出口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周边地区过剩的纱布产品纷纷向香港这一自由港倾销，使其承受着内外交迫的巨大压力。

1974 年，欧洲共同市场未予香港纺织品普及特惠税待遇，令其在区域竞争中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时任香港棉纺织业同业公会代主席的唐翔千于6月5日公开表达了深切忧虑，邻近各国，如南韩、印尼、泰国等，“其纱锭产能已增加二三倍，难免因生产过剩而将积压之纱布向香港倾销。香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遂成为削价倾销之目标；加之本港纺织业成本持续攀升，整个行业正遭受内外双重夹击”。至1976年7月20日，唐翔千在回顾行业困境时进一步指出，过去十年间国际棉价屡次剧烈波动，“以致国际棉花市场濒于混乱，贸易信用之完整，亦受到严重影响”。

1980年，香港工业陷入深度困境。能源成本骤增四成，社会投机风气盛行，导致工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工业楼宇虽供应充足，空置现象却比比皆是。在地价、楼价、租金、工资、贷款利率、电费、运费及原料成本全面上涨的叠加影响下，香港工业的盈利空间与整体竞争力大幅萎缩。有工业家甚至直言，已“感觉到实在难以为继了”。

面对香港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持续乏力，唐翔千于1981年6月21日在香港西区狮子会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香港工业前途与中国密切关系”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内地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正为香港工业的转型提供历史性机遇，并呼吁香港厂商积极把握内地改革开放的契机，将部分辅助性生产环节与服务北移，以充分利用内地的成本优势；与此同时，香港本土则应专注于高技术研发与高质量产品制造，以此构筑新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上突围。

关于如何与内地开展合作，唐翔千进一步提出了四种具体的工业生产合作模式：（一）补偿贸易；（二）来料加工；（三）进料加工；（四）合营。他明确表示倾向于第四种“合营”模式，并指出：“从长远利益来看，合营是较为理想的投资方式。”他阐释了其优势所在：在合营框架下，港商能够与内地共同管理工厂生产。这不仅使港商得以利用内地丰富的原材料与低廉的加工服务，更能直接参与并指导生产过程，实现对产品质量的有效管控。

在唐翔千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工业总会随即成立了“港中工业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强化香港与内地官方及业界的联系，具体职责包括组织双向贸易考察团、搜集并提供相关政策与市场信息，促进两地工业的共同利益发展，为香港厂商北上发展提供制度性通道。

唐翔千之所以率先倡导并积极推动与内地合作，源于多重动因：其一是应对香港制造业与外贸业现实生存困境的迫切需求；其二是作为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及香港总商会董事的行业领袖责任使然。更为关键的是，此举直接回应了中国高层领导人释放的政策信号。1979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工商界代表胡厥文等人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并热情欢迎华侨侨眷回国参与建设。这一开放表态，为唐翔千等港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信心与历史机遇。

1979 年1月，唐翔千开启了其在改革开放后对内地的首次考察，目的地首选新疆。这一选择的背后，是其精明的产业判断与人脉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唐翔千于1969年独资创办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主营羊绒衫。他所看中的羊绒，因其纤维细软、质感卓越、保暖性强，素有“软黄金”之称。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消费水平提升，羊绒衫市场需求旺盛。而新疆正是中国最大的羊绒产区之一，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唐翔千曾对此有过描述：“新疆（羊绒）年产量约为300吨。……就世界羊绒衫市场而言，新疆委实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这一关键信息的获取，得益于其挚友、时任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明俊的建议。王明俊不仅向他指出新疆羊绒“数量多、质量好”，更直接建议他“去新疆看一看”。与此同时，新疆地方政府也正积极寻求突破。1978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外贸局、轻工局已联合上报，申请与外商合建羊毛衫、羊绒衫出口专厂，以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供需两端的战略意图高度契合，使得唐翔千的新疆之行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之举。

尽管唐翔千于20世纪50年代移居香港，但与上海的联系始终未曾中断，他于1972年至1974年间三次返沪探亲，陪护病重的母亲。这些旅程不仅是私人省亲，也成为维系并拓展商业渠道的契机。1972年，他回到上海，便在王明俊的建议下，敏锐地关注到内地的棉花出口问题。他随即调研了安徽芜湖的长纤维棉，并与北京相关部门成功谈判。经国务院特批，每年有3000吨芜湖棉花得以运抵香港。这一突破使其香港工厂的原料来源从东非转向内地，更让“半岛针织”的产品细度从30支提升至40支，实现了一次品质飞跃。这次成功的“破冰”合作，为他在改革开放后果断前往新疆投资奠定了信任基础。此外，唐翔千还积极扮演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桥梁角色。1973年，他应上海市委统战部邀请，以香港棉纺同业公会主席名义组团访问内地。1974年，他再次率团访问，不仅赴上海，更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有幸见到周恩来，并获老朋友、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宴请。这些高层接触，持续巩固并提升了他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

与之前以探亲和个人商业联络为主的访问不同，1979年10月的这次上海之行，唐翔千率领了一支20余人的香港工商界访问团，明确以“为四化做贡献”为宗旨。访问团受到了上海方面的高规格接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宴请全体成员，主任彭冲、副主任裴先白、张承宗等悉数出席。在沪期间，访问团不仅参观了豫园、观看了文艺演出，更与相关单位进行了实质性的业务洽谈。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及市工商联也分别设宴，席间唐翔千等港商就内地经济建设与贸易发展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这次实地考察，为唐翔千后续投资内地——尤其是上海，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互信与决策基础。

二、新疆、上海两家毛纺厂的创办

在完成对新疆的详尽考察后，1979年7月，唐翔千以补偿贸易方式在乌鲁木齐市投资设立新疆天山毛纺厂。次年6月，该项目进一步升级为合资经营模式，由新疆的技术引进部门与香港半岛针织厂有限公司、香港国际棉业有限公司及日本东洋纺系工业株式会社共同签订合营合同。然而，中外合资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合资公司的合同、章程与可行性报告等文件缺乏既有官方文本可循。为此，唐翔千与新疆计委领导共同商议、逐条起草，形成文本后上报至新成立的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及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审批。

国家外资委成立于1979年8月，其本身也处于探索外资管理模式的初期阶段。在收到新疆上报的材料后，该委员会对合同与章程内容进行了逐句审议，并派员专程赴国家计委、经委、外贸部、财政部等十部委征询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该项目审批的国家外资委副主任汪道涵、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明俊，均为唐翔千的旧识，这一人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审批进程的顺利推进。1980年6月23日，国家外资委正式批准设立“中外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标志着中国吸引外资史上的重要突破。

1981 年1月1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工投产。为促成此次合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展现出极大诚意：地租予以免除，工资标准参照国内水平、奖金略有上浮，厂址由唐翔千选定，生产配额也在国内统筹解决。当地重要领导亲自参与谈判并出席合同签署仪式。

新疆天山毛纺厂位于乌鲁木齐，厂区及生活区总占地约5.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涵盖主厂房、锅炉房、仓库、食堂、宿舍及办公楼等设施。从设计、施工到安装投产，整个建设周期仅历时20个月，其推进速度不仅在新疆前所未有，在国内外亦属较快水平。

工厂装备以日本产机器为主，洗毛机、空调、锅炉等配套设备则为国产。在日本技术人员的协作下，经过3个月试运行，所有设备性能良好，均达到合同规定标准。各族工人所生产的羊绒纱与羊毛纱，经针织厂加工为色彩鲜艳的羊绒衫与羊毛衫后，迅速投放市场。在股权结构上，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美元，其中新疆方面持股51%，港资占49%，合资期限为15年。唐翔千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及另一副董事长由新疆方面委派。唐翔千虽不常驻内地，但对厂址选定、厂房设计及公司发展规划均亲自审定，并指派助手黄鑫为其代表，代行总经理职责。公司下设三个工厂，除天山针织一厂、二厂沿用原有厂房外，天山毛纺厂为全新建设。根据合同，厂房由新疆方面负责兴建，港方则承担技术设备引进与外销渠道拓展。

新疆天山毛纺厂的创立与运营，为后续上海的合资项目提供了重要范本。面对这一新兴模式，上海的工商与统战等部门迅速响应，在唐翔千访问上海前后，已积极筹划合资办厂事宜。

与新疆相比，上海的考量更为务实和具体。上海的动因主要有二：其一，旨在解决当时中国羊绒衫产业的核心痛点——因工艺、设计和经营能力的落后，导致外销价格远低于美、日等国，甚至出现“出口成品不如出口原料”的状况。因此，上海希望借助合资，直接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全面提升产品价值。其二，上海工业部门意图通过合营，利用外方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商标、销售渠道与管理经验，有效提高上海羊绒衫的出口定价，实现外汇收入的显著增长。

这些深思熟虑的构想上报中央后，获得了充分肯定。中央批复明确指出：“出口羊绒衫收汇大大高于出口羊绒原料”，并原则上支持上海兴办合资企业。同时，中央也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原料供应问题，建议上海市“主动与兄弟省市联系，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对上海而言，与唐翔千等港商合资办厂，还具有一层现实的价值：能够有效盘活早已停产的上海麻纺厂等老旧工业资产，妥善处置其闲置的厂房、设备与原料库存。基于此，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经过评估认定，该合资项目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行的，在技术与经营模式上具有创新性，并且具备一个突出优势——无需新征土地和进行大规模土建工程，能为国内节省大量基建投资。这一“轻资产”的合资模式，增强了项目的吸引力与可操作性，促使上海方面全力推动合营工厂的快速落地。

对唐翔千而言，选择投资上海，其考量与新疆侧重于原料供应有所不同。上海的优势在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丰富且娴熟的劳动力资源。除此之外，个人情感与家族责任亦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一方面，他收到了老朋友——于1980年出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则来自其父唐君远的深切期望。当唐翔千仍在新疆为开创事业而奋斗时，身处上海的唐君远致信他，要其为上海建设出一把力，作出一些成绩。

需要指出的是，唐翔千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伊始便果断进入内地考察投资，并与各级政府成功建立合资企业，除前述之香港产业困境、内地开放政策及其个人人脉网络外，亦得益于其父唐君远所奠定的深厚基础。唐君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关键抉择，为其家族积累了宝贵的声誉与信任。他不仅选择留驻大陆，与新生政权积极合作，还带头认购公债、捐献飞机，并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在同业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公私合营后，他先后担任国营公司负责人及多项工商业组织职务，并出任政协委员，持续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筹划工作。至改革开放时期，唐君远被赋予更多重要职责：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监事长、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副董事长、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名誉会长，并于1979年至1992年连续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委等职。尤为关键的是，1979年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团成员访问香港，积极开展联络工作，为唐翔千此后在内地投资设厂进行了重要的舆论铺垫与政治沟通。

经过四轮深入谈判与长时间的酝酿筹备，1981年6月12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毛”）正式宣告成立。该公司由上海纺织局下属的毛麻公司与唐翔千旗下的香港联沪毛纺织有限公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合资组建。港方主要投入毛纺专用设备，包括粗梳毛纺锭3544枚，作价482万美元；上海方面则提供厂房及相应的配套设备与原材料。

企业成立之初，已建成一个毛针织厂，生产兔、羊毛衫两千余打，并计划陆续设立粗纺毛纱厂、第一及第二毛针织厂、机修厂，以及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驻香港办事处。公司总投资额为600万美元，股权结构为上海纺织局毛麻公司持股60%，港方持股40%。税后利润在依法缴纳各项税金后，将依次提取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以及职工奖励与福利基金，剩余部分按双方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合资经营期限暂定为15年。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董事长由上海纺织局局长张忠发出任，唐翔千任副董事长，其弟唐仑千担任副总经理。

三、唐翔千内地合资办厂的困惑与突破

事实上，唐翔千在积极号召港商北上寻求合作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经历了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后，中国内地的经济转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因此，他婉转地向同仁表达了“不可操之过急”的审慎观点。他明确告诫港商同仁，在追求“互惠互利”的商业目标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初期的商讨和设厂过程非常复杂，历时较长，而且需要对内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办事方式有深刻认识。

从唐翔千的实际办厂经历来看，其商讨与建设过程之“复杂”，的确远超寻常。在新疆天山脚下设厂，虽能获取香港所稀缺的原料、土地与劳动力，但所面临的基础设施困境亦极为严峻：厂区周边一片荒芜，道路不通，基本的供水供电更是无从谈起。交通往来几乎不见汽车，唯有驴车缓慢穿行于尘土之间。他们参观当地织造厂时，所见景象同样令人愕然：“地方大得无法想象，可厂房东一间西一间的，又脏又暗；二三十台手摇针织机已旧的不能再旧，大部分根本不能再用了；一百多台织布机，显然是因为我们参观的缘故，才开了一部分。设备如此简陋，简直无法相信。”

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后，出现了一幕令唐翔千颇感啼笑皆非的场景。起初，谈判顺利得出乎他的意料——无论他提出何种要求，新疆方面无不一口应承。唐翔千回忆道，对方不断地向他拍胸脯保证，对所有疑问都回答得极为爽快，满口“好办”。然而，随着谈判深入，他敏锐地察觉到情况并不对劲。双方在基本理念与认知上存在的鸿沟，“简直不是‘一眼眼’（一点点）”。

首先在成本与利润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便出现了根本性的认知分歧。对于唐翔千提出的盈利预期与市场风险问题，新疆方面的反应是轻松地“一笑置之”，“好像我是杞人忧天”。“他们认为办工厂是包赚不赔的，而且第一年就能盈利”，唐翔千回忆道，“听了他们的话，我真有点弄不懂了。我们在外面开厂，第三年能赚钱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笑了，反问我：‘不赚钱，谁愿意来办厂呢？’”这种乐观源于完全依照计划经济的逻辑进行测算：原料由国家计划供应，只需在成本之上叠加运输、管理费及固定的26%利润，便得出产品价格，而全部成品则由国家统一收购。依照这套算法，办厂亏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们尚未理解合资企业与国营工厂的本质区别——国家既不保障原料供应，也不负责成品收购，所有经营活动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当唐翔千阐明这一现实后，“他们开始闹搔头皮了”，先前乐观的承诺在市场的铁律面前，显露出了其固有的困境。

在更为核心的人事权问题上，双方的谈判几乎陷入了僵局。在新疆方面看来，企业的人事安排与唐翔千并无关系——董事长必须由己方委派，所有员工也均需由他们指派。他们认为，党委书记负责管理“人”，而唐翔千作为港方代表，只需负责“业务”。这套“政企分工”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如此做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惯性与权力结构，在此成为横亘在双方之间一道无形的壁垒。

诸如此类的分歧层出不穷。经过几轮谈判，终因双方思维模式迥异，如同“牛头不对马嘴”，沟通难以推进，项目一度被搁置。数月时间转瞬即逝。眼看这项合资计划即将无疾而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方面焦急起来。为打破僵局，一位副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赴港洽谈。此番，他们显然做了充分准备，谈判立场与先前截然不同。随着双方观点逐步靠拢，谈判进程也顺畅了许多。最终，项目方案得以敲定：双方共同组建合资企业，该企业直属自治区政府管理，并由一位自治区副主席亲自牵头负责。

不仅谈判过程艰辛曲折，克服当地根深蒂固的观念障碍同样是一大挑战。在内地筹建如此大型的毛纺厂，核心的分梳技术与设备是关键。当时，仅有英国和日本掌握世界一流的技术。唐翔千首先求助英国最大毛纺厂的老板，虽为朋友，但对方顾虑合资工厂会冲击自身生意，婉拒合作。他随即转向生意往来十余年、私交甚笃的日本大阪东洋纺丝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小林龙三。然而，日方同样顾虑重重，小林社长担心技术泄露会被本国同行斥为“卖国贼”，起初亦不愿提供协助。为促成合作，唐翔千三度专程赴日，每次与小林社长深入洽谈五六小时，甚至有一次持续至凌晨两三点。历经数月努力，日方终于应允与新疆合作。不料消息传回新疆，却引发强烈反对。当地普遍认为东洋货“不灵格”，坚持羊绒加工设备应以英国为最佳。尽管唐翔千多方解释，仍难以扭转固有成见。最终，他说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副主任丁兆琪率领技术团队亲赴日本，实地考察东洋纺丝工厂。在亲眼见证先进设备与工艺后，考察团疑虑尽消，认可日本技术的可靠性。至此，唐翔千才如释重负，项目成本也因技术路线的最终确立而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从日本引进的先进设备在通关与铁路运输环节遭遇了程序性阻滞。若按常规流程办理，工程进度将被迫延后大半年之久。商场如战场，彼时的热销产品转瞬可能沦为滞销库存，加之银行利息逐日累积，这令唐翔千焦急万分。情急之下，他再次求助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汪道涵。如前文所述，唐翔千最初决定在内地投资设厂，便得益于汪道涵的鼓励；新疆合资项目的落地，亦离不开他的幕后推动。听闻设备引进受阻，汪道涵随即请托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出面协调。经江泽民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海关总署与铁道部分别下达批示，指令对此批设备“优先放行”，难题迎刃而解。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协调也成为了唐翔千与江泽民之间首次正式的工作交往，为其后更深层次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就在设备引进事宜落实的同时，新疆的厂房建设工程也正式破土动工。然而，令唐翔千始料未及的情况再次出现——当初对方一口承诺的“四通一平”基础设施，实际上并未到位，几乎是与厂房同步才开始建设。更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因资金短缺，新疆方面与唐翔千商议：“搞这些基础设施总共用去1400多万元，乌鲁木齐市实在拿不出钱了，你能不能补贴一点？”面对如此局面，唐翔千深感无奈：“话讲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再则，我已经骑在虎背上，想缩也缩不回去了。”最终，这笔巨额款项由三方共同承担：唐翔千出资三分之一，乌鲁木齐市承担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一则由自治区政府负责。

进入生产阶段后，最大的挑战浮出水面——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问题。唐翔千发现，由于从原料采集、分拣到初加工的多个环节都缺乏严格监管，导致初级原料质量参差不齐，最终直接影响成衣的品质。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个案，而是内地长期以来“粗放式经营”模式的通病。要扭转数十年间形成的固有观念与工作习惯，推行“精细化管理”可谓困难重重。为此，唐翔千采取了一套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将产业链主动向上游延伸，通过公司牵头，组织并规范牧民的养殖与原料采集，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企业为核心、覆盖广大牧民的生产协作群体。在此基础上，最终构建起一个规模近8000人的产业化协作网络。这一重要布局，从源头上确保了原料品质的稳定性，从而系统性地提升了最终成衣的质量水平。

新疆天山毛纺厂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源于政策层面的制约。根据当时规定，即便企业设立于中国境内，只要含有外资成分，在境内采购羊绒、羊毛等原料时也须以外汇结算。而当时国家实行外汇双轨制，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且价差显著，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天山公司在运营首年便承受了六位数的巨额亏损。幸运的是，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一份关于“天山毛纺”的报告中明确批示：“请经委、财贸会同财政、银行、物价、税务等部门研究一下，提出建议，使这个合营企业改变亏损状态，有利可得。”此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项工作组赴新疆实地调研，其调查结果直接催生了1983年国务院第45号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合资企业被允许在国内采购原料时使用人民币支付，从而大幅减轻了外汇负担与利息压力，同时在税收方面也获得了一定优惠。此项政策的调整，不仅及时挽救了天山厂，也扫除了一项关键制度障碍。

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筹建过程中所遭遇的分歧与困扰，较之新疆项目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79年至1981年，双方先后展开了四轮谈判，就合资的政策原则、企业规模、投资构成、产品品类、设备引进、原料来源、销售渠道及管理模式等具体方案进行了广泛磋商，并多次进行详尽的可行性分析。

其中，分歧最大，也是唐翔千最为关切的核心问题，在于羊毛衫的出口配额。他明确提出：“在建厂初期出口10万打毛衫，如能解决5万打配额，项目就可行。其余5万打可以通过拓展销售区域、改进款式等方式设法解决。”为争取配额，唐翔千曾三次请求上海市领导单独接见，但均因日程原因未能安排。1980年5月31日，唐翔千在离沪返港前表示，他将在香港静候回音，“随便什么请他来，他可随叫随到”。上海纺织工业局同样意识到配额是项目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唐翔千提出要求后，立即派专人赴京向中国纺织品总公司总经理王明俊汇报请示。最终，在王明俊的再次协助下，总公司同意对合资企业予以照顾，批准了唐翔千的设想。“唐先生对此表示放心，并同意于八月卅日签订本协议（合营协议）。”

配额问题获得解决后，双方仍在两大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

其一是外汇结算的价格。唐翔千提出，新疆天山毛纺厂已获中央批准，按1美元兑2.8元人民币的内部结算价进行投资与费用结算，上海理应同等对待。然而上海方面最初坚持1∶2.8结汇办法是为鼓励出口而设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合营企业外汇结算应统一按中国银行对外挂牌汇率执行。唐翔千对此明确反对，并再次向上海市有关领导提出交涉。

其二则关乎合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唐翔千主张，企业既已缴纳所得税，则不应再被课征营业税。他的理由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型工厂不征收营业税，且新疆天山毛纺厂已获上级批准免征。上海纺织工业局为此专门请示市进出口办并咨询税务局，得到的答复是：合营企业须与国内同行业国营厂同等课税，毛纺类税率为18%，羊毛衫为5.05%。对此，上海纺织工业局在报告中指出：“据本项目经济可行性初步分析，若按上述税率缴纳营业税，则投资回收期将长达十年以上，经营不善甚至可能亏损。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研究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切实鼓励合资办厂的推进。”

经过多轮磋商，政府相关部委最终作出批示：“合营企业应仍按中国银行挂牌汇率1.5结算，其中内销一部分，按1∶1.5结算也是比较适宜的。”这一方案实为双方妥协的产物，唐翔千对此表示接受。在税收方面，最终不再征收营业税，仅征收30%的所得税。唐翔千对这一安排表示“很受鼓舞”。

此外，关于产品内外销比例这一经营战略问题，双方也达成了共识。上海方面原本主张应以外销为主，而唐翔千则强调，建厂初期需共同在国际市场树立品牌、开拓渠道，因此外销比例应参照新疆天山毛纺厂经验逐步提升，即第一二年由50%逐步增至90%。上海工业与外贸部门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明确：“在办厂头一到二年中，由于品种、质量、销售渠道等方面需经历摸索过程，原则上同意外销比例在头1～2年内允许有所机动，但须以外汇收支平衡并有所结余为原则。”唐翔千亦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与切实的保证。他明确表示，“曾与香港华润公司有关领导交换意见，华润方面原则表态：若合营厂产品的质量与品类高于国内一般水平，且属华润经营体系中所欠缺的，可同意该厂部分产品进入香港市场销售”。

这一承诺，恰好实现了内地政府最初所期盼的——“利用对方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商标、经营经验及其国际贸易渠道推销产品”的战略意图。由此，合作不仅在形式上达成，更在实质上构建了双向共赢的格局：内地通过合资获取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国际市场通道；而唐翔千及其港方资本，则赢得了进入内地市场的先机、政策支持以及广阔的发展腹地。

与新疆厂情况类似，即便在工业基础雄厚的上海，建厂初期同样面临着生产效率低下、平均主义盛行的国营厂通病。为摆脱这一困境，唐翔千没有照搬香港模式，而是选择在内地既有的“计分考核，按分计奖”办法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改革。自1981年第四季度起，他率先在毛针织厂的横机车间和成衣车间推行计件工资制试点，并对752名在岗职工的工资结构进行系统性重塑：将原有繁杂的268个工资等级，大幅简化为干部与工人各10级的“双十级”制度，实行“定岗定资”。此举使员工平均工资提升了15.61元，有效激发了生产积极性。针对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问题，唐翔千创造性地推出“大篷车”项目，将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承担厂区配套服务与灵活性任务。这一特殊团队规模在百余人至数百人之间浮动，成功扭转了以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消极怠工氛围。通过此举，企业不仅减少了冗员负担，更显著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

当然，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装备的革新。与新疆厂类似，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也大力引进了当时国际先进的日本设备，具体包括四锡林三联梳毛机与粗纺走锭机。这些设备专为兔毛纺制优化设计，具备精密度高、梳理区多、分梳缓和透彻、纤维排列均匀等技术特点。与当时国内普遍使用的二锡林单联梳毛机和环锭纺机相比，日系设备在成纱质量、能耗控制与生产效率方面均展现出显著优势。尤为重要的是，此次引进是上海毛纺行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对外技术引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举措不仅直接提升了“联毛”的工艺水平，更在行业内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引发了江苏、山东、浙江、内蒙古等地同行对同类设备的引进兴趣，同时也推动了上海本地工业部门对日本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探索。

此外，正如唐翔千曾告诫港商同仁的那样，他对于当时内地——即便是上海——的行政效率，确实抱有中肯的批评。一件令他深感不满的具体事例是：他早在1980年2月就为助手顾子美申请赴港签证，以便协助处理新疆与上海两地的投资联络事务。徐汇区公安局3月回复“可考虑”，不料至7月却将申请退回，并要求半年后再重新申请。此事直至8月28日唐翔千抵沪时仍未解决，令“唐、顾二人，均为此事忧心忡忡”。借此，他尖锐地指出上海缺乏香港那样的竞争氛围，“有些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开起会来没完没了，办起事来拖拖拉拉”，并直言，“这种光说不干的作风要改，不改会使人失望”。

然而，在批评之余，唐翔千对上海的潜力仍抱有极大期许。他认为：“上海投资环境好，人才多，教育水平高，很多人都想来上海投资。如能在两年当中把新工业区和外贸业务活动中心搞起来，港口及各项公共设施也都能及时跟上去，上海通向国际大都市的道路就打通了。”最终，在汪道涵、张承宗等人的关心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门的高度重视下，顾子美赴港的申请得以顺利解决。

唐翔千在内地的拓荒之旅，所面临的艰难根植于运行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如他本人的感慨——“反正（困难）多得不敢相信”。这些困境横跨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政策环境乃至基础设施等各个层面，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然而，凭借其不凡毅力和商业智慧，以及在央地政府和深厚人脉网络的支持下，合资企业最终得以逐一克服这些体制性障碍，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成功突围，开创了一片崭新天地。

四、沪、新毛纺业的兴旺与产业链的形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唐翔千成功将在香港经营羊绒针织厂的成熟经验移植至内地，有力推动了地处内陆的新疆与沿海口岸上海两地的生产建设、技术升级与体制创新。新疆天山毛纺织厂的建立，始于一片荒芜。建厂之初，当地基础设施几近于无，道路不通，水电匮乏，上海厂甚至在运营初期一度面临亏损。然而，“天山厂经过几年努力就建设起来了”。截至1982年，上海厂也已实现扭亏为盈；1983年起，公司的盈利以40%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已全部收回了600万美元的投资；到1991年，公司固定资产增长了十倍。

这一卓越成就，离不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国家在关税、工商税、所得税及土地使用费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支持企业自建原料基地，并授予其工贸合一的经营自主权，使其得以参与上海外贸洽谈会与广交会等重要平台，成功拓展外销渠道，让“联毛”产品走向世界。同时，银行与信托公司也提供了必要的信贷支持，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金融活力。唐翔千曾明确表示：“这番业绩，若囿于香港，是不可能实现的。”

通过与国际知名品牌的深度合作，新疆天山毛纺厂积极对标国际羊毛局标准，并深入研究各国消费者的偏好，针对不同市场定制差异化的生产工艺。这使得公司在国际羊绒加工领域建立了显著的技术与质量优势，其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更获得了日本、美国及意大利等国授予的“免检产品”资格。

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自1982年起扭亏为盈，步入稳步发展的快车道：利润年均增速达40%，外汇收入年均增长32%。从1981年8月开业至1986年底，公司累计销售额达2.4亿元，纯利润2900万元，创汇2000万美元，并实现经营性外汇顺差800万美元。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联毛”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靠的产业链体系。公司先后与上海川沙县畜禽公司合资成立“联川兔毛开发公司”，与上海纺织局经营公司合办“上海百乐毛纺织厂”，并与江苏如东县合作创办“联东毛纺织厂”。尤为关键的是，通过与内蒙古东胜纺织公司建立合作，公司获得了优质的羊绒原料供应，成功开发出丝兔毛混纺及高比例兔毛系列特色产品，远销欧美及日本市场。至1990年，“联毛”已发展为集团性企业——“联合实业”集团，并于199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标志着企业进入资本化、集团化发展的全新阶段。

在创办新疆与上海两家毛纺厂之初，唐翔千着力于构建覆盖采购、生产与销售的全套产业链体系，使内地工厂能够像香港基地一样，形成独立、高效的一体化运营能力。以新疆天山毛纺厂为例，企业逐步建立起一个高度整合的产业闭环：从绵羊、山羊的良种研究与畜牧养殖起步，涵盖原毛、原绒的初步加工，延伸至染色、纺纱、织衫等核心制造环节，并最终打通品牌建设、国内市场销售与国际出口渠道。这一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最终转化为强大的产能与市场地位：公司年加工羊绒纱及混纺纱能力达700吨，年产销羊绒衫及混纺衫200万件，成为行业中的重要力量。

同时，唐翔千还特别注意港、沪、新三厂的联动与协助。例如，1980年9月，他将原为新疆天山毛纺厂采购、暂存于香港的设备，优先调运至上海安装，全力支持上海厂的开工建设。又如前文所述，在上海联毛创立之初，他便承诺通过香港华润公司的渠道，将上海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再如，1982年7月，新疆纺织品进出口分公司考察团在结束日本行程后到访香港，受到时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的盛情接待。此举促成了更多新疆羊绒衫、羊毛衫等优质产品经由香港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上海联毛董事会做出了一个开创性决策：将企业数年积累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与意大利客商在香港合作创办“百乐染整厂”与“三利毛针织厂”。此举旨在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有利条件，将其打造为扩大“联毛”出口业务的战略基点。这一“以外促外”的模式，被誉为“合资企业扩大经营的一个创举”，为行业发展开拓了新路径。

在这一系列战略布局下，成效显著。截至1989年底，“联毛”集团凭借其构建的外销网络优势，将66%的产品成功销往日本、中国香港等非配额地区。

正如唐翔千所深刻指出的：“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是互相依存的，香港工商业者投资内地，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一判断在其商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内地充裕的原料、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与香港在经验、管理及技术上的优势形成互补，构成了双赢合作的坚实基础。这种合作模式为香港带来了双重红利：一方面，它推动了本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通过北移获得新生；另一方面，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功能被重新激活，从中获取了超额利润。

对唐氏企业而言，效益尤为显著。唐氏企业旗下的半岛针织厂得以用更低成本获取全球最优质的羊绒原料，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了成本优化。更重要的是，借助内地形成的产能，半岛针织厂自身得以向产业链高端跃升，专注于成衣品牌的设计与研发，这完全实现了唐翔千投资内地时的战略初衷。不久，唐翔千敏锐地把握了香港制造业转型的历史契机。他洞察到，在传统纺织业北移的同时，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产业正迅速崛起。为此，他审时度势，果断开辟企业集团发展的新赛道——创建美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举进军电子领域，再次站在了产业变革的前沿。

至20世纪80年代末，唐翔千所构想的羊绒衫全球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已全面成型。这一布局不仅实现了香港、上海与新疆三地的高效协同，也通过沪、新两地的合资企业，有力推动了中国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产业联动与技术扩散。据上海公司副总经理唐仑千统计，截至1986年6月，公司已先后接待来自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工厂企业派员前来接受系统培训，并多次主动派遣技术骨干赴各地开展专业指导与工艺传授。

结 语

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初期，香港华商企业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内技术与管理经验向中国内地转移的重要桥梁。他们通过直接投资设厂、移植香港成熟的企业管理制度与市场经验，并协助内地引入国外资本与技术设备（尤以日本为典型），不仅直接促进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工业生产现代化，更通过合资企业的平台，为新疆等边远省份培养了大批本土技术工人，奠定了产业发展的基础。

此外，港商在与各级地方政府持续的谈判与互动中，客观上成为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催化剂”，其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与跨境的资源配置需求，不断冲击并松解着原有计划经济的束缚，从而在实践层面加速了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制度松绑的进程。

唐翔千的案例，为我们理解香港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何以能深度介入并影响内地提供了有力解释。香港的知识、经验与技术之所以能够顺畅地向内地转移，并持续作用于改革实践，内地政府之所以对唐翔千办厂给予积极支持，其背后关键在于一种持续存在且深度嵌入的跨域政商网络。唐君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积累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人脉，为唐翔千北上投资铺设了制度性通道；而唐翔千在新疆、上海创办合资企业的成功，则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唐氏家族在中央政府层面的信誉与影响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曾会见唐翔千，对他稳定香港社会、联通两地交往的角色寄予厚望。这种由商业实践所构建、并经政治认可而强化的家族资本，不仅作用于当时，更产生了代际传递效应，为唐家第三代成员在香港政界的崛起创造了独特条件。

唐翔千的个案揭示出香港华商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成功的另一重关键逻辑，与Peter E.Hamilton所强调的“美国背景”叙事有所不同。Hamilton认为，香港华商的美国联系使其在中美之间扮演了桥梁角色；然而，唐翔千的案例表明，一种持续未断裂的政商网络，才是其在内地改革年代率先打开市场与政策之门的核心资本。他与汪道涵、王明俊、江泽民等关键人物稳定而密切的交往，以及在此网络下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强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这种基于历史延续性与制度内人脉的“政治信用”，构成了其区别于其他华商的、独特且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既有研究，如Peter E.Hamilton所强调的，侧重于二战后中国香港华商与美国市场及资本建立的深刻联系，认为他们通过嵌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网络，将中国香港推向了全球经济的中心。然而，本文基于唐翔千的案例清晰地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华投资与技术转移中，日本因素同样不可或缺。一个以香港企业家为关键节点的“技术转移三角”已然形成——技术、资本与经验在中国香港、日本与中国内地之间持续流动。拥有跨域人脉与国际视野的香港企业家，正是驱动这一东亚区域内部技术流动与经验移植的核心力量。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