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又到了“乒乓外交”纪念日，我们为什么要纪念

今天是4月14日，55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这是“乒乓外交”的高潮，是纪念“乒乓外交”的正日子。

 今年是“乒乓外交“55周年，当年来华的美国乒乓球队中的3位女选手4月7日来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

我认识并且招待过她们，想见见她们，但这次未能相逢握手。

前排左1至左3，是1971年“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康妮·斯威里斯，奥尔加·索尔特斯）

改革开放年代以来，凡逢五逢十，我国都举行“乒乓外交”纪念活动。我先后参加过第35、40和50年纪念。大洋彼岸纪念活动也很频繁，在我印象中，40周年纪念后，几乎每年4月间举行一次。

这次，当年来华的8名乒乓球选手中的3位女选手都来了。我见过她们，本世纪初她们来的时候，还请她们吃过饭。

有些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代表团的男性成员和男选手们都没有来，而我和他们更为熟悉。我想这主要缘由是自然规律带给我们的。毕竟这是55年前发生的故事，女性预期寿命总比男性长，在当年，这些女选手的年龄又是代表团成员中最年轻的。所以，年轮把她们送来了。即便如此，她们中最年轻的朱迪，当年只有15岁，是个中学生，如今也踏入了古稀之年。

我们为什么纪念“乒乓外交”

对这个命题，“乒乓外交”主要操舵手之一的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4月14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团体时，一言以蔽之：“现在，门打开了”，“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

“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之间长达22年之久的冰封，为几个月后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乃至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亲自访华铺下了阶石。

尼克松先生在会见中国乒乓球选手的时候说了，比赛会有赢者和输家，对参加了“乒乓外交”的美中运动员们来说，“由于你们率先沟通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这最大的胜利者将会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乒乓外交”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外交大手笔，也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远见卓识的体现。

“乒乓外交”戏剧性地快速改善了中美关系，并将此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彼此关系。中美关系如何，在21世纪的时候，其实质是一个和平与对抗的相互关系问题。

所谓外交，就是要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自有“外交”这个词汇以来这项事业的宗旨。“乒乓外交”是这个宗旨的具体实践，同时又有深刻的理论影响。

我为什么特别看重“乒乓外交”

我是《乒乓外交》一书的作者。

我所著简称“乒乓外交”的书，具体地说，是同一内容的两个版本著作——《“乒乓外交”始末》初版于1987年，修订版《“乒乓外交”幕后》出版于1998年，均由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第3版修订版由出版社送出报审好几年，还在等待音信。

《“乒乓外交”始末》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1971年春天“乒乓外交”发生的时候，我是上海嘉定县（现在是一个区）的一名初中生。上小学时，我是校乒乓球队的小选手。“文化大革命”风暴卷来，把学校里的乒乓球台连同我的乒乓梦一起卷走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时候，久违乒乓球消息的我天天走到邮局旁边的阅报栏前，一字不漏地阅读比赛消息。当年的报道太少了，只在报纸上占一个小小角落。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竟会由我来写“乒乓外交”——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破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为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铺下基石。

我自幼热爱乒乓球运动。这种热爱保持到今天，与之伴生的，是对乒乓球运动的敏感。

纪念“乒乓外交”，不要忘记他——宋中

我写“乒乓外交”是因他引起的。

1985年初，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1923-1989）不幸患脑血栓住进医院。病情来得猛烈而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出现了障碍。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宋中本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缓慢然而异常坚定地对医生说，我回想平生，没什么可遗憾的，只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就是我亲历“乒乓外交”过程，希望医生帮助我再赢得一点时间，在脑血栓夺去语言功能之前，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原来，宋中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重要执行者。他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在日本名古屋向国内报告与美国运动员的交往，奉命会晤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当面发出请他们来华访问的邀请。

听到宋中的表述，医生被感动了。

由好朋友张蔚推荐并带领，在宋中先生病情得到控制后，我走进了他的病房。他说话语速较慢，时而停顿，就“乒乓外交”的过程谈了一个下午。

我马上感觉到，这段内容未曾披露，至为珍贵。走出病房时我自问：“我能把这个历史过程写出来吗？”

宋中先生的历史责任感深深感动了我，我自嘱应该尽力而为。

万幸的是，宋中先生逐渐康复，回家养病时向我细细叙述“乒乓外交”。从春到夏，我们谈了许多次，渐成忘年之交。

我们发现了难点，那就是，宋中本人经历的只是“乒乓外交”进程的一个片断。有许多情况，他并不知道前因后果，或者是间接得知。这不奇怪，在任何重大事件中，每个当事人的视野和经历都是一部分。

宋中先生鼓励我抓紧时间，着手采访。

1971年4月7日下午，在日本名古屋爱知体育馆，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斯廷霍文（左3）、哈里森（左2）博根（左1）和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右1）商谈美国队访华事宜。

那正是我就读新闻研究生期间，遂逐一访问中国、日本、美国、巴基斯坦的几十位当事人，既包括庄则栋、郗恩庭、林美群等乒乓名将，包括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成员，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资深的中、外外交官，并有幸利用了当事人保留的记录和档案。我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主要是将他们的回忆和记录连缀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在采访和写作中我发现，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项体育运动，能像乒乓球那样，撞开两个世界大国之间关闭了22年之久的大门。即周恩来总理曾说的“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乒乓外交”以独特的力量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健康发展，它的积极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5年9月4日，本文作者在北京采访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有许多奇遇，包括短暂采访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我来到他跟前，向他提出“乒乓外交”这个题目的时候，尼克松先生爽快地伸出手来和我相握，应声而说：“‘乒乓外交’是美中两国间重要的事件，两国领导人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我和科恩的书信交往

格伦 科恩（Glenn Cowan，1952-2004），当年的美国嬉皮士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是“乒乓外交”中的戏剧性人物，他和庄则栋的“搭错车”交往，是“破冰行动中的首次破冰”。

通过美国乒乓球协会哈里森（是当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我得到了科恩的通信地址，

我们由此建立了联系。我希望他能向我提供“乒乓外交“经历的回忆，很快收到了他热情回信（如下）

1986年3月20日科恩致本文作者的信

信的译文为：

亲爱的钱：

我在信中附上几张照片，也写了一段关于我在“乒乓外交”中的故事，希望对你的著作有所帮助。

我很乐意通过书信和你成为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会来到美国俄勒冈，或者我又回到中国，我们彼此见面。

我想请你帮个忙，1971年我北京工艺美术厂创作了一个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象牙雕刻，你能给我一张它的陈列照片吗？我将非常感谢！同时我希望你的著作出版后能送我一本。

希望很快得到您的回音。

                       你的朋友格伦.科恩

                        1986年3月20日

信后附了几页同样大小的纸张，写他当年的经历。

他写给我的手写短信，字迹清楚工整，表达清楚。没有想到随后的几页回忆却是满纸潦草，难以辨读，有些看来是他梦幻中的想象，因此那几页纸未能作为历史叙述来采用。这是我感到十分惋惜的。

我深感歉意的是，没能为他找到关于那个象牙雕刻艺术品的收藏和陈列照片。后来我们的联系中断了。

岂料还有后续文章。科恩去世之后的第2年，他91岁的母亲来华参加纪念乒乓外交35周年，和我见面了，我们之间建立了书信联系，相互问候。对于和科恩母亲的交往，我写了专文发表。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次纪念“乒乓外交”55周年，我获知美国乒乓球老朋友到京的消息已经晚了，再联系对外友协也晚了，因为需要报备。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那几位当年访华如今再来的乒乓球女士，已经离京前往正定乒乓球训练中心，然后去上海。

1971年4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他们谈话，欢迎他们访问中国。

看到“乒乓外交”这个词，我的内心总感到很高兴，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回首半个多世纪，改善中美关系的成果来之不易，政治领袖和普通公民都发挥了作用，有什么理由不加珍惜呢？

这是我在今天写下这些文字的缘由。

                                                                   （2026年4月14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