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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国: 各国的红卫兵运动与激进革命

发布时间：2026-04-29 14:07 作者：陆伟国浏览：234次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巨浪，也冲击到了世界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为一些向往极端革命倾向的热血青年树起了榜样，鼓起了激情。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同时涌现出了左派、甚至极左派的革命浪潮，有的直接就叫红卫兵，一时间风云骤起。

当然，国外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有些名字叫做红卫兵（多数是叫别的名字），语言、行为、做派也很像红卫兵，但他们跟中国的红卫兵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毕竟他们不用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用去“打倒走资派”。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那个“造反有理”，造统治他们国家的政府的反，造他们所在的政治组织头头的反。虽然他们也在念毛泽东的语录，但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理解，有着相当的偏差。他们可以彻底冲破要他们非暴力合法斗争的“修正主义”条条框框，把无所顾忌地起来暴力革命、大闹一番，当成了革命时尚。但这些海外红卫兵也就脱离了当地社会的基本情况，脱离了当地的大多数群众，始终没有大的作为、大的影响，甚至还处处碰壁。没几年的时间，便先后烟消云散。

国外的红卫兵是当时左翼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往往就延伸、演变到了更大范围。两者的界限有时也很难区分。本文的叙述也会涉及到这个变化，不停留在狭义的红卫兵概念上。

下面讲几个名声大一点的外国红卫兵运动。

日本

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日本红卫兵”。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法国的“五月风暴”等等的影响下，在日本的一些高校里，一些激进学生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本来，日本共产党已经是比较革命的，在日本国内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但是这些年轻人急于采用暴力革命，想要一下子就夺取政权，赢得革命的胜利。

1966年8月，东京大学的学生首先成立了“日本红卫兵”。这是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最早出现的红卫兵了。很快就扩展到许多学校，扩展到社会上。不少年轻人纷纷效仿，成立起各种名称不同的类似组织，习惯上也都称之为“红卫兵”。其中还有些知名人物参与，比如后来当上了首相的菅直人。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采用毛泽东的思想，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对日共放弃武装斗争的做法。

日本左派的示威活动

部分最激进的学生还真的采取实际行动，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日本红卫兵群体也逐渐分化出了多个派系。1969年5月，他们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1971年，赤军派与革命左派合并为“联合赤军”。但他们走上极左道路之后，没有去真正地闹革命，而是在“纯洁革命队伍”的旗号下，热衷于搞内部清算、相互倾轧。1971年，他们成立的当年，12月到1972年2月，发生了山岳据点事件。他们在内部整风中，竟然使用暴力手段，导致14名成员死亡。这件事在日本社会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主要领导人随后被捕、判刑或自杀。日本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很快退潮。部分成员逃至中东，组建“日本赤军”，转向恐怖袭击，多次劫持民航客机，被多个国家列为国际恐怖组织。2001年，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的“赤军”负责人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日本赤军，这事才完全了结。作为它对立面的日本共产党也因此跟着倒霉，社会影响也跟着大幅下降。

2022年5月28日，被称为“红色女帝”的76岁的重信房子刑满出狱

缅甸

缅甸的红卫兵，要分两种情况讲。

一. 缅甸当地的华人学生红卫兵

“文革”爆发后，1966年夏天，仰光大学就有一些华人学生受国内影响，开始跟着佩戴毛泽东的像章，学习毛泽东的语录，宣讲毛泽东的革命道理，并自称为红卫兵。当时中方的外交政策已偏向激进，改变了之前对缅甸奈温政府比较平和友好的态度（甚至在1960年与缅方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认可了缅英当局与国民政府在‌1941年划定的边界协议，主动放弃滇西江心坡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缅方）。反过来大力支援缅共的武装斗争，两国关系开始紧张。1967年《人民日报》还转发了缅共中央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必败！人民必胜！》。这种情况下，学校里红卫兵的出现，引起了缅甸政府的高度警觉。

左：1950年的中国地图。右：出让的江心坡和胡岗谷地，紫色线为现有边界

1967年6月初，缅北克钦邦的八莫镇有些华人学生佩戴毛像章，携带毛语录，模仿红卫兵言行，地方政府便禁止这些做法。一些华人就此组团前往政府进行抗议。当地政府感到事态严重，便向仰光中央政府请示，缅甸政府就由教育部出面下达禁令：不许学生在校内佩戴除缅甸国徽和昂山像章之外的任何徽章。但左翼华人学生置之不理，佩戴毛像章的人越来越多。

尽管华人红卫兵也只是配戴个像章，开个辩论会，宣讲一下毛泽东思想而已，但在缅共重新掀起暴力革命、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要推翻缅甸政府的大背景下，这就引起了缅甸民众的反感和对立。6月22日，仰光的中国女中，老师把学生佩戴的毛像章撕下扔掉，家长闻讯赶来抗议。于是学校紧锁校门，不准学生和家长进入，引发了学生与教工的对抗。26日，左翼华侨学生们仍坚持佩戴像章入校，学校紧锁大门。家长们又赶来声援，发生冲突。红卫兵们聚集在校门外不断高喊口号，念毛泽东语录，不肯罢休。中国使馆闻讯也派人前来声援。

缅甸的抗议学生

缅甸反动势力则乘机煽动，说这些华人学生是缅共武装的内应，挑起民众的仇恨和激烈反应，很快冲突就演变成了严重的反华排华暴动。当天，一批批的缅族人蜂拥而出，手持棍棒砍刀，兵分三路，一路袭击华侨社区，一路袭击华文学校，一路袭击中国大使馆。华人华侨的财产损失惨重。新华社仰光分社、民航总局仰光办事处、大使馆经济参赞处也都遭到洗劫。28日，2000多人第三次冲击大使馆，援缅专家刘逸被杀，多人受伤。直到29日，缅甸军警才出面加以干涉。这些暴力事件又很快蔓延到缅甸各地，共有四十多个华人丧命，六十多个华人被捕。政府控制区的学生红卫兵活动就此消停。

消息传到国内，从6月29日至7月3日，北京有上百万人游行抗议，并冲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

二. 缅共武装里的中国知青红卫兵

“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有大批的中学生，当时还都是些红卫兵，作为知识青年被安排上山下乡。云南作为经济落后、人口较少的边远地区，是安置知识青年的重点地区。除了本省知青，还有不少北京、上海、四川的知青也来到这里。可是，生活的困苦，劳动的艰辛，使来到这儿的知青非常失望，难以适应。

北京的一位红卫兵知青张育海，1968年10月来到云南插队，1969年3月越境参加了缅共武装。他在牺牲前的69年12月，写信给他的北京同学，讲述了他们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况。信中说：“这儿插队青年的基本情况也一样。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这是许多人的通病了。”

这时，离他们一步之遥、边境之外的缅甸正在兴起武装斗争，给他们点亮了一盏灯。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这些知青红卫兵眼里，走出国境，参加缅共武装，投身于世界革命，无疑是一条无比灿烂辉煌的出路。是在他们无力打破沉重的生活压力时，实现彻底改变自己命运、极为难得的一个机会。

正在这时，1968年底，云南全省又展开“划线站队运动”，重点打击造反派，造成各种冤假错案5733件，5871人受迫害，一万多人受到无辜牵连。一些当初响应号召、积极投身“文革”的红卫兵，也被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还被关了起来。在昆明师大附中的禁闭室里，昆明10中、11中、12中、女中的一些红卫兵就秘密商议，找机会跨越国境，去参加缅共武装。那样的话，一个被关押的“反革命”，一下子就能变成无上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

1969年5月14日，第一支学生红卫兵队伍，从盈江小平原出发，经瑞丽进入缅甸，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缅共武装。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红卫兵走上了这条道路。仅开始的第一个月，1969年的6月，据缅共统计，就接收了三百多名中国红卫兵。主要来自昆明、保山、潞西、施甸等地，昆明的略占一半，还有来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的知青红卫兵。出走缅甸的，除了这些受到打击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因下乡感到失望而想另找出路的知青红卫兵，还有一些是倍受打击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们完全身陷绝望的子女。最后，走上这条路的到底有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通常认为至少在一万以上。

参加缅共武装的中国红卫兵

缅共的武装叫人民军，中国红卫兵加入后，分成几个营，比如3031营主要是昆明知青和华侨知青，还有秀钉子营、火枪营等。女知青还组成了娘子军连。这些知青红卫兵战士，最多时占了缅共东北局部队的三分之一，成了缅共武装的重要力量。他们很快就投入了对政府军的战斗，而且尽管是缺少作战经验，却是一心一意、拼死作战、非常勇猛。作战时，往往把他们安排在最前面打头阵。他们也是高呼“毛主席万岁!”冲锋向前，倒在战场上。没几年，牺牲的中国红卫兵有千人以上，为缅甸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劳。到1975年，缅共武装占据了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达到了历史顶峰。

中国红卫兵组成的娘子军连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缅共武装大步向前推进的时候，缅共内部又相互残杀。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效仿北京，在革命队伍里发动“文革”，还组建红卫兵，狂抓“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实际上是一次清除异己的大屠杀，从政治局委员一直杀到连排级干部。还让女红卫兵组成行刑队，用匕首刺进他们的脖子，然后用喷涌而出的热血洗手，美其名曰“用修正主义鲜血染红革命的小手”。结果是德钦丹东的警卫员将其击毙后叛逃出走。

缅共武装的领导干部在开会

还没等喘过气来，时局又起了更大的变化。“文革”结束后不久，中方改变了内外政策，停止了对东南亚各国武装斗争的直接支持。缅共的武装斗争也就难以为继。尤其是缅共内部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相互残害，使革命队伍全面瘫痪、四分五裂，出现了断崖般的失败。有的就变了性质，占山为王，成了私人军阀。1989年缅共宣布解散，地盘被地方民族武装割据。

这样一来，已经不再年轻的中国知青红卫兵就没有了再待在那儿的必要了，开始陆续回国。但是回来的过程和落脚也挺难，因为他们连个国籍和户口都没有。1980年，国家正式出台了相关政策，接收他们回国。但也就是给予落户和恢复国籍，没有其它待遇和补助。至于死在那儿的人，更是没有任何说法。

80年代中期，是他们大批回来的时间段。回来后，大多也是普通的工作，能有个基本的生活就不错了。很多人他们自己也是带着伤疤，很低调的过日子。官方更是不提这些往事。

杨美红，1952年生。她父亲是云南省委的一个处长，“文革”初，家里被斗得家破人亡。1967年，中学生的她越境参加了缅共武装，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副处长、缅共中央财政部部长助理等职。1982年，与缅甸丈夫离婚后回国。写有《罂粟花红》一书（天地图书出版社，2009年），记录了她在缅共武装十五年的经历，值得一看

至今还有少数已在那儿定居、回不来的人，留在了那儿。

也有少数提为领导干部的。这是缅共武装开的证明信，证明信中讲的王曦担任了步兵第五旅042部队政委。但这种证明，回国后没有用

印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外的红卫兵并不是在组织上、着装上完全照般中国红卫兵的样子。但是在中国的“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语言上，确实是按照红卫兵那一套极左思维来的。并且不惜从原先的革命组织中分裂出来，不受约束地乱闯一番，走得很过头。印度就有这种情况。

印度共产党，本来就是个规模较大的政党。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它的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印共分裂为亲苏派和亲中派，亲中派里面还有激进程度不同的几个派别。其中的毛泽东主义派认为，此时的印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相似，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应当仿效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革命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展人民战争。一些来自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城市青年接受了这种观点，离开城市，深入农村开展革命。

1967年5月，毛泽东主义派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发动起义。尽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影响颇为广泛。以至于之后的一、二年里，在好几个地方，也搞过类似的小型暴动。这些人士通常被称为纳萨尔派。1969年，他们又组建成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印共（马列）。

1970年印共（马列）为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在它的发源地加尔各答，直接发动几所大学的激进学生效仿红卫兵大搞“破四旧”，开展起“毁坏塑像运动”和“焚书运动”。红卫兵的影子出现在了印度街头。校园里和街上不计其数的名人画像、雕塑被红卫兵捣毁。他们袭击街上的书店，把甘地、泰戈尔以及印度国内外名家的作品、艺术品扔到街上付之一炬。他们还冲砸学校办公室，将档案文件撕毁，殴打校长和老师，在墙上写满“造反有理”之类的毛语录。

最严重的是，还投掷土炸弹，对那些不愿参加罢课罢考的学生，进行暴力恐吓。这只能引起更多的学生和社会民众的反感。在政府的持续打击下，这类活动也没能得到扩展。

印度左派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就在2026年4月，印度内政部宣布：境内的“纳萨尔暴力影响区”不复存在。

他们一直到本世纪初还在继续活动。2004年9月，又进一步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印共（毛），在一些偏远地区断断续续地还有冒泡。但在印度政府的打击之下收效甚微，近些年已经几无声息。

倒是印度共产党的表现值得一说。1957年，印共在喀拉拉邦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合法选举掌权的地方政府，用实际行动否定了“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的左派观点。他们上台后，推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他们的土改类似于台湾的“一二五土改”，这儿就不细说了。喀拉拉邦的社会状况因此有了很大的起色。

2026年2月，印度毛派武装人民解放游击军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德武吉，在特伦甘纳邦向印度警方正式投降

当然，印共在这儿的执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充满了起伏与挑战，多次的上上下下。原因主要是由于推行的改革触动了原有权力结构与既得利益集团。但从那以来，印共在喀拉拉邦先后五次选举获胜，仅连续执政的时间就长达十五年。如今，喀拉拉邦已经是印度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最高的地方。

法国

法国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地方。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法国在西方世界里又一次地走在了革命的前列，掀起了“五月风暴”。但它的直接起因，却是大家想不到的。

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国是个非常自由、开放的国度。但实际上，60年代的法国大学却是很严谨和拘束的，得十分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不但男女分班，而且还禁止男生进女生宿舍。1968年1月，法国青年部长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由于不满这些严格限制，学生们围住部长纷纷质问，部长没有直接答复而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就此开始。

没等气氛平息，3月21日，一支左翼学生队伍，为抗议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占领了美资捷运公司的大楼，还扔了颗土炸弹。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有一人是楠泰尔学院的学生。第二天，该校学生就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楼，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学校的行政办公大楼。一时间其它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过来声援，并成立了“322运动”组织。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并责令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接受训斥。次日，学生们在大学总部（索邦校区）门前集会抗议，教育部长和校长担心引起连锁反应，便出面邀请警察入驻。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并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教师工会号召总罢课和总罢教；8日、9日，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与警方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的受伤、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消息迅速传遍法国各地，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纷响应。巴黎的拉丁区更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1968年，法国各地的示威游行

11日晚，警方撤出校区。13日，有80万人的大游行，横穿巴黎。社会党、共产党的著名政治家及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等知名人士也都参加。一些学生组织学习中国的红卫兵，奔赴工厂，在全国进行串连，罢工浪潮席卷法国。18日，法国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彻底瘫痪。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参加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1968年，法国各地的示威游行

总统戴高乐在与军方协商后，于30日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五十万公民走上街头，支持这项决定。在之后的六月里，示威逐渐减少，对学校和工厂的占领逐步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大选。虽然示威者试图抵制大选，但政府方面已占据了主动权。6月10日，大选投票开始。16日，示威组织宣布解散，并撤出公共设施。这一天整个巴黎被装点成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人们用欢呼、呐喊和歌唱，给“五月风暴”的失败，画上了“精神胜利”的喜剧性句号。30日，选举揭晓，戴高乐这一派在国会获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国的危机也就解除。戴高乐随后任命了新总理，与学生和工会组织积极进行协商，着手各项改革。

坐在男子肩上的那位女士，在革命风暴中极为活跃，被称为“红五月女神”。但她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至今是个谜

虽然中国的“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是间接的，但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他们和在中国的一些外籍“红卫兵”有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认为学生要学习“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与工人阶级相结合。

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很多法国青年崇拜红卫兵，模仿红卫兵的衣着、口号，穿着打扮完全一样。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成了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他们还搞起了大字报、大串联、飞行集会，真的是奋起造反，大闹了一番。

1968年5月，北京市民游行支持法国学生运动

讲一个插曲。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法国的知识界、文化界，尤其是电影界，在风暴中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是积极参与。1974年，法国和意大利还合拍了一部搞笑电影《解放军在巴黎》，虚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据巴黎并推行计划经济、搞文艺改革等等的情景，闹出的一些笑话，表现出法国民众对中国革命还远远不够理解。

美国

一. 左翼华裔青年活动的开始

“60年代”对于美国，也是个卷起革命风云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鼓舞了大洋彼岸的华裔青年。

1968-1969年，一批土生华裔大学生与其他族裔学生结盟，率先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组成“第三世界解放阵线”，发动罢课、静坐、游行、集会演说等抗议活动，为华裔和少数族裔争取权益，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收效。这使他们受到了鼓舞。

华裔青年还把目光投向唐人街，发现那里的生活状况非常艰难。这使许多青年华裔去到那里，成立了一些带有“新左派”色彩的团体，为当地华裔居民提供服务和公益活动。尽管这些“新左派”团体大多存续时间较短，但却为华人社区带来了新的空气。

二. 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的出现

“红卫兵党”

“红卫兵党”是第一个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于1969年2月在旧金山成立。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亚裔社群享有自决的权力，口号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还直截了当地取名为“红卫兵党”。他们在着装上完全参照了中国大陆的红卫兵，穿着毛式服装，佩戴像章。这个党在政治上非常积极，它“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们还认为，美国正在策划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必须立即停止。不过他们却不了解，当时北京最担忧的是苏联武装入侵，而美国则坚决反对苏联动武。红卫兵党好的地方是，没有参予当时在美国横行一时的黑豹党的暴力活动。

虽然这个左派团体为华人底层民众带来了一定的福利，但是他们的“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张，难以获得多数居民的响应，这就制约了他们的发展。这个“红卫兵党”只存在了两年多，就于1971年7月解散。

“义和拳”

另一个与“红卫兵党”类似的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是“义和拳”，于1969年稍晚时在纽约成立。主要成员是一些大学里的华裔学生。他们也在华人社区搞了一些公益活动。同样的，他们提出的革命斗争口号也难以得到普通华人的共鸣。1971年，“义和拳”到美西发展.并于次年在旧金山唐人街成立了“华人进步会”，逐渐减弱了激进色彩。1978年，“义和拳”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参加到别的组织继续活动。

三. 由“激进”走向“温和”

成立于1974年的纽约“亚洲人就业平等会”就是由激进逐步走向温和的例子。开始，“平等会”也是一副左派面目，力图广泛招募华人草根阶层加入，用革命思想武装他们。但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处于少数的“激进派”就出走另起炉灶，于1979年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温和派”仍以“平等会”的名义活动，至今依然存在。

（这一段的内容，部分参考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探析》，李爱慧，《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四. 瞠目结舌的继续“极左”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极左”思潮不断降温的情况不同的是，美国社会的有些地方“极左”思潮还在忽高忽低地延续，虽然总的来说是在缩减中。

到了2015年，在洛杉矶又成立了“红卫兵”。其后的二、三年里，奥斯汀、匹兹堡、夏洛特、堪萨斯城等地也先后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坚信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马列毛。

甚至还出现了新的极端左倾思想，美国革命共产党就是个突出例子。他们完全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他们还搬用毛泽东的话，说在中国“走资派还在走”，应该再来次文化大革命。当然这些论调即使在美国也是听者寥寥，孤掌难鸣。

美国左派青年的集会游行

中国的“文革”对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倒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朝鲜、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类似红卫兵的现象。红卫兵要的是“造反”，这些国家是死活也不会让别人造反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更不会让你造反。

倒是有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1967年1月25日，69名来自法国和芬兰的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转机停留时去红场祭奠。因聚在列宁墓前高唱国际歌，高呼反修口号。被苏联警方说是违反有关规矩，而发生冲突，全部驱离回国。这批学生，每人都受了伤。这也是中国红卫兵在国外的一件事吧。而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苏方已在1966年10月限令在当月离境。

附录几张60年代其它国家左派学生运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