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史无前例的大疏散，多少人命运被改写

1969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上海市突然出现传言，称“今后将凭布票购买毛巾”（当时许多人一年才发1.6尺布票），引发抢购风潮，200多万条毛巾被一抢而光。意外的纷扰，折射出当时人们的集体心态，也为新一年投下重重的阴影。果然，随着3月份“珍宝岛保卫战”爆发，中苏关系面临正式破裂的风险，出于战备需要，北京城开始“大疏散”，各高校纷纷踏上离别的火车，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将被怎样涂改。

历史选择了1969年

文革高潮出现在1966年，据董辅礽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认为“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故当年经济增长17.3%，超过原计划的10.2%，政府实现了17.1亿的盈利。

但到了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近10%，1968年再降4.2%，仅为1966年的86.6％，政府财政收入减幅达四分之一。

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已成共识，可遗憾的是，边境摩擦突然激化。

1967年到1969年初，中国和苏联边境冲突不断，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称：“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为捍卫主权，经毛泽东批准，1969年3月发动“珍宝岛反击战”，战斗后中方控制了全岛，伤亡亦比对方少。

这个结果，给莫斯科带来极大震动，以格列奇科（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崔可夫为代表的主战派叫嚣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主张使用核武器。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诉诸武力，中方对此不予理睬，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发表文章，声称要实施摧毁性的核打击，大量苏军开始向中苏边界集结。

大立橱只卖20元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七二三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对结束无序状态起到重要作用。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八二八命令”，随时准备应对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进一步稳定了局面。

9月开始，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疏散。由于初期准备不足，局面混乱。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记载道，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像当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利用“国庆节”突袭，北京附近机场飞机被疏散，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一度动议放掉密云水库存水，以防大坝遭轰炸后冲淹北京，后因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没想到，这条内部命令迅速便传到了社会上。

据作家陶钝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当时，北京各信托门店外挤满了卖家具的人，堪称一时奇观。

北京只剩下24所高校

10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3所工科院校迁出北京，暂时安排至河北、陕西等地，中国人民大学、协和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14所大学被撤销。

外迁前，北京共有高校55所，在校生11.1万人，而外迁后，到1970年底，北京仅剩24所高校，而即使是留下来的大学，亦有部分被疏散，比如北京大学，一部分亦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北师大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

外迁高校中，一大半搬迁了两次以上，北京林业学院搬迁四次之多（在云南省搬了三次）。

为方便管理，《通知》要求：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高校，交由当地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中央所属高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

所谓“管理”，无非是并轨到此前开办的“五七干校”中，使大学疏散变成了接受“劳动教育”，被撤销的大学尤其难堪，比如中国人民大学，1583名教职工、938名家属，整体被搬到江西省余江县参加劳动。

在当地管理下，“五七干校”的一些规定不尽合理，比如种植水稻，要求学员“弯腰90度”“50米不抬头、350米不直腰”。不允许学员用汽车运输，非靠人力拖车来运木材、送肥料、搬机器等，甚至不让使用拖拉机耕地，必须用铁锹来翻地。

高校教师不得不睡猪圈

为疏散高校教师，一些高校采取了强制手段，据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张耘回忆：“所有的门，教学楼的、宿舍的全封了。许多教员把家具都卖了，以为回不来了。从通知去干校，到出发仅有三四天时间。”

在疏散中，各校浪费了许多财力，以北京地质学院为例，仅1000多人的车旅费就支出3万多，搬运费7.5万元，到了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后，由于房屋太破烂，只好又投入6.2万元维修，以后又投入16.8万元盖宿舍，却只够200人居住。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职工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这里是血吸虫病高发地区，导致许多教职员工患病。北京邮电大学校史记载：“开始到达确山县，无房无电无水，生活非常困难……有的还有病在身，住在用席搭的过去的猪圈房子里，不但寒冷潮湿，而且还不挡风，且有猪留下的臭气。”

除了环境压抑，精神上亦备受压力，“大批判”被作为动力贯穿大疏散始终，北大的教师回忆：“在鲤鱼洲，教师们挨批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因看不惯，或因为憋不住，做不到沉默不语，随便说话，结果常引来灾祸，轻则在队前点名批判，重则批斗加体罚。”由此造成一批教师死亡。

告别撒谎时代

大疏散的结果是各高校少培养了20万名大学生，一些迁出的大学再也没能回到北京，比如中国科技大学，留在了安徽合肥，而有的只好两地办学。此外，大疏散还给社会带来伤害。

以圆明园遗址为例，北京市早有“一砖一石不许动”的命令，可趁着“一号战备令”，很多单位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甚至出现过一次运走582车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记录。

在大疏散中，读书人不得不将个人藏书全部变卖，俞平伯带《水经注》到“五七干校”去偷着看，结果被积极人物发现，给自己惹了祸，张中行也因偷看《唐诗三百首》《白香山词谱》合订本被批评，书也被没收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五七干校”悄悄降温，高校教师们陆续回城重新工作。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范围内的“五七干校”黯然收场，为高校大疏散最终画上句号。

1979年1月30日，在美国总统卡特举办的国宴上，美国影星麦克莱恩对邓小平说，她曾到中国农村参观“五七干校”，那里的大学教授说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邓小平听后，立刻正色说道：这位教授在撒谎。

范文澜：一个读书人的抵抗

1969年7月29日，就在高校大疏散迫在眉睫时，历史学家、教育家范文澜与世长辞，终年75岁。

范文澜是章太炎再传弟子，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曾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与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

上世纪20年代，范文澜与顾颉刚提出“禹不是人名，是虫名”，鲁迅撰《对于“笑话”的“笑话”》加以嘲讽，但范文澜与许寿裳交好，鲁迅被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后，许以辞职声援，因这层关系，出版《热风》和《华盖集》时，鲁迅未将此文收入。

1925年，范文澜为声援“五卅运动”走上天津街头，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1930年、1934年两次被捕，经蔡元培等营救出狱。1940年，范文澜带着三十多箱图书抵达延安，不久出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建议编写一本适合普通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十五万字即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历史。范文澜很快拟出提纲，最终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极为满意，写下《贺新郎•读史》。

在延安，范文澜年龄长、学问大、声望高，有长者风，王实味因没领到干部服，在研究院大吵，范文澜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他，但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范个子大，王身材小，不合身。“整风运动”时，范文澜主持并参与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

“文革”时，范文澜受到冲击，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范文澜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并嘱咐他：“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1968年，毛泽东说：“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的，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但同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李讷看望范文澜，希望按范的体系完成《通史》，范文澜发誓五年内完成，他说：“我还不到八十岁，我还不算老。”

一年后，范文澜生命走到尽头，据其弟子蔡美彪先生说，范晚年对《通史》中过度贬低宗教的写法有反省，认为错了，但已无时间纠正。1973年，毛泽东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并特别说明，所谓“知识分子的骗”，指的是“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依然对范文澜尊孔感到不满。

虽明知君所恶，范文澜最终还是坚持了底线。

来源：史海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