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五·七”一甲子

一

今天是“五·七指示”一甲子之日，这一“指示”其实是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如今记得的人已经不多，自七零后以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当时军队在安徽霍邱军垦，围湖造田，总后勤部就此提出报告，这封信就是在读过报告后的批复。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 ，收到了， 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五·七指示”堪称是仅次于“五·一六”通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其中内容在几方面影响深远。指示要把各行各业都办成学校，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催生了“五·七”干校并成为其理论依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结果一是1966年起停止高考，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虽然恢复少量招生，但入学不再考试而是通过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即“工农兵大学生”，直到1977年高考才恢复。二是中小学不仅学制缩到最短只有九年，而且以政治学习，参加运动，学工学农为主，基础教育反而成为次要。

北京是部委机关、学术机构和大学密布之地，1969年大多数被发往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一号通令”后，一时间各大院都空旷了很多。比如我家住的铁狮子胡同1号院，是民国时期的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当时的人民大学宿舍，人民大学因传闻即将被撤销，连锅端都去了江西余江，那里因血吸虫病肆虐而闻名。不过据说更多染上血吸虫病的是在北大和清华干校，他们去江西南昌鲤鱼洲荒地围湖造田，生活艰苦，染病者很多。又如父亲所在的学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前身），先赴河南息县，后迁信阳明港，和其他干校一样，在军宣队领导下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研究所编为一个连，集体劳动，集体睡通铺。

学部老先生尤其多，如俞平伯先生当时已古稀之年，他们当中有些人挺过了批斗、抄家的疾风暴雨，但身心俱受摧残，难以承受干校严酷的生活环境。近代史研究所唯一或唯二的一级研究员孙瑞芹先生，就是在干校坚持到1971年，因身体不佳，被允许提前回京，回家后大喜激动，心脏病发作而猝逝的。顾准在经历妻子自杀，子女和他断绝关系后，也去学部干校三年，回京两年后病故。前两天和研究顾准生平著作多年的著名学者朱学勤还说起如果顾准在浩劫来时不在风暴中心的北京，没有去条件艰苦的干校，他的生命未必就终止在59岁。

二

我周围的五零后十有七八去农村插队，成为后来所谓“知青”，六零后也有相当一部分随父母去干校。我很幸运，随母亲留在北京，母亲是因为她早在五十年代末就辞去公职，用当时语言就是“没了单位”，反而不必去干校。大哥已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二哥在远郊的木材厂，三哥随父亲去干校，于是一家人散落在四个地方。

或许是由于从五岁多就目睹死亡，暴力，躲藏，崩溃等种种，我自幼泪点很高，平生因具体事情落泪不超过十次，也就清晰记得每次的原因。其中一次就是去北京站送他们去干校，回到家顿觉空空荡荡，忽然哇哇大哭。不过我甚至在当时就意识到，我家不过是分离，比起那些或家破人亡或无家可归的人要幸运多了。

几千万知青去农村，如今看来多少是由于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大学的关闭，不过，虽然有后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与时局具体的需要，但追本溯源，多少与“五·七指示”有关。同样出于此，1966年到1976年期间大多数人觉得上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学与不学也没多大区别。我1968年初冬辍学本是偶然，渐渐就习惯了，觉得这样挺好，如果不是1977年初北京关于将恢复高考的流言四起，我并不想上学，也未必会去上学。朋友每每以为我辍学八年多期间有父母指导，或者客气地称为“家学渊源”，我总是认真地回复：小时候父母哪里有心思指导，我只要不惹事就是好孩子了；那些真正有“家学”的，在艰难时世里也没谁能继承，也就谈不上“渊源”了。

“五·七指示”在1966年5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转发通知指出：“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三十多年后，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认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对于历史记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记住与呈现“五·七指示”曾经怎样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与个人遭际。

来源：诗意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