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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三年困难时期的农业问题

发布时间：2026-07-27 14:56 作者：邓子恢浏览：525次

按：本文是邓子恢1962年7月9日、11日在中央党校对学员和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作的两次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的记录稿。报告包括三个问题（关于农业生产问题；关于人民公社问题；解答几个问题），本文为第一个问题。

目前农业生产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总的来说是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1959、1960、1961 连续三年减产，不仅是粮食减产，经济作物也减产了。今年情况怎么样，现在还看不出来，今年夏收不是很好的，有些地方减产，也有少数地方增产。今年粮食能不能增产就看秋收，可能比去年好一些，因为今年气候比去年好，冬天有雪，拿粮食总产量来说可能比去年好。这是一个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近年来农业生产力下降了。同志们知道，农业生产力的下降，首先是耕地减少。1957年前后有耕地17亿亩，1958年以来少了2亿多亩，这是何道理呢？深翻地糟蹋了一些，现在只剩下了15亿亩。另外，农具、牲畜下降很多，有些地方下降一半以上。牲口少了一半这对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农具减少了，从机械化方面来说，排灌机械、运输机械虽然比1957年有所增加，但是这些农业机械只有三分之一能够用，三分之一报废，三分之一待修，没有零件，可能只有60%可以用，40%不能用，这是普遍的情况。

水利方面：不看条件，兴修水库，扩大了盐碱化面积，如河南盐碱化了2000万亩，增加了一倍。其他地方，盐碱化也很厉害。另一方面，为了搞大的，中小型水利失修。山塘不能蓄水了。强调井上灌溉，水井也不要了。像河南不利用地下水道，把水井都毁掉了，几年来将近毁掉100万砖井，结果井没有了，水渠也没有修好，园田化也搞不成。有些地方灌溉面积不能扩大，因为中、小型水利失修，现在再重修一下，像华北、湖南这些地方还需要一二年。

种子方面：良种退化，良种少了。许多优良品种都成了杂种不是良种。今年有些棉花种子播下去不出棉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商业部门统购籽棉，在剥棉花时给棉子剃了光头，把短绒都剃光了，影响种子生长。还有麦子、水稻都没有良种，原来的良种都乱了，种子退化了。前几年提倡见母必留，凡是母畜都留下来，有一些不适宜留的也留了。这是生产力的损失。

还有一个是茬口问题，原来北方一般是两年三熟，南方是一年两熟，前几年在北方推广一年两熟，在南方推广一年三熟，不顾条件，不因地制宜。有的种高粱、玉米种得很好，现在要种地瓜，结果减产，茬口乱了。现在又要倒过来种玉米、高粱，要三年才能倒过来。

还有一点是山林受到破坏。山林是农业最基本的建设，有的同志说林业是农业的父亲，畜牧业是农业的保姆。有林才有水，山穷水尽没有林，水从哪里来呢？过去有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南方来说，十年可以树木，北方不行。最近开了南方各省林业厅、局长会议，南方有许多地方出现了小黄河，水土流失很厉害，河床也高了，山水下来没有山林吸收水量，很快向下游流。江西今年洪水很大，是50年以来没有过的，当然和雨量大有关，但是和森林破坏是有关系的，不能吸收水分了，这样也使得农业生产下降。农业离不开林业，要靠林业做农具。

还有一点是住房被破坏了，民房破坏了很多，湖南一省1959、1960年去掉了40%的房子，有的把民房拆了搞猪场。安徽也拆了不少房子，搞得很严重，有的村庄整个房子消灭了，一间房子也不留，现在要恢复。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怎么办？有的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种地，那怎么得了！不是浪费劳动力吗？农村里面没有自行车，要靠两条腿，即便有自行车山地怎么能骑？没有房子，老百姓要喂猪、喂鸡不行，几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你的鸡子吃了我的东西，我的鸡子吃了你的东西。农民家里没有办法喂鸡、喂猪怎么行？

当然农业六十条〔1〕颁布以后，恢复了一些，恢复得很少。这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就要很长时间。这是生产力下降，不是产量下降。生产力中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力，前几年劳动力减少了，体力弱了，还有一点是技术差了。过去农活质量高，基本靠两只手，不是靠机器。会干活和不会干活质量差得很远。我们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这几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老百姓是大兵团作战，干部瞎指挥。现在一般的青年不学技术了，30岁以下、20岁以上的青年技术很低。对老农，前几年尽批评他，不是老保守，就是老顽固，结果他不把本事拿出来，青年人也不听他的。他是老顽固嘛，还听他的话干什么？老农不拿出来，青年不学，这也使生产力下降。

经过这几年的农村调查，现在看来，农业生产力确实是相当大的下降，这是造成现在农业减产的基本原因。这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恢复的问题。牲口死亡这样多，一口大牲口不像兔子一样，兔子一年好几窝，一窝好多个。牲口不行，一年一胎，顶多是双胞胎，哪能年年是双胞胎呢？很难恢复。按照自然条件来恢复，恐怕要10年，每年只能增加5%—6%。这是大事情。

关于农业生产的状况就讲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产量连续三年下降，今年看来可能增长一些，不能增长很多；再一个是农业生产力相当大幅度的下降，这是伤害了农业的元气。

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下降，是什么原因。

产量连续下降，生产力遭到破坏，元气失散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说自然灾害有关系，三年自然灾害有很大的关系，今年自然灾害又不小，北旱南涝。前两天雨下得很好，下透了，如果过十天半个月再下一次，北方的收成还要好。但下迟了一些，地瓜受了一些损失。东北旱。这几年的自然灾害是水、旱、洪、虫，这是严重的。这是不是主要原因呢？不是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1958年以来问题很多，但事实上毛病不是从1958年开始，什么都不是突然变的，突变是渐变的结果，事实上在合作化以来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1955年、1956 年就有毛病。

人为的因素，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是什么呢？

首先是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公社内部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表现在所有制的变动太大，变得太多，变得太快。解放以后，三年基本上结束土地改革，还有一部分地区是1953年、1954年结束的。1953年成立互助组，1954年部分地区搞合作化，1955年大发展，14%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其中有一些高级社，1955年冬至1956年初90%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

由土地改革到互助组所有制没有变，还是农民个体所有。到初级社就变了，变成集体所有，50%集体所有，50%保持私有，土地分红，土地还有报酬，如果产量是500斤，其中250斤作为土地报酬，250斤集体所有。到了1955年冬绝大部分转为高级社，把生产资料全部变为集体所有。所有制在初级社有了变动，到高级社又有了变动，初级社范围小，一般是十几户，转人高级社就由高级社统一分配。到了1958年转为人民公社，由人民公社统一分配，变成了大集体。

由个体所有变为半集体所有，又变为全集体所有；由小集体变为中集体，最后变为大集体。1959年郑州会议〔2〕，又把大集体变为中集体，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资料基本上属于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统一分配，小队是包工、包产、包成本。但是到了1959年冬天又变了，一直到“六十条”又下降为队为基础，到了1962年2月中央颁布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队，这个时候所有制又降下来，下降为小队了。当时大部分是大队所有，实际上是小队所有，大队保持所有权，现在大部分是小队所有了。这有多大的变化！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个体所有变为初级社半集体所有，高级社的全集体所有。初级社是小集体，到高级社是中集体，人民公社是大集体。忽上忽下变动了几次，变得太大。

合作化初期规定社员自留地是5%、7%，有的是10%，到了1958年以后，食堂一办，自留地收回来，1959年初又下放，秋天又收回来；不仅是把自留地收回来，把老百姓的猪、鸡都拿来了，办所谓万猪场、万鸡场。这样，一小部分私有也没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七变八变的变了很多次。土地改革以前，土地是地主所有，土地改革分配给农民；合作化以后，有的入了社，有的没有入。

1958年大办水利以后，不管那是谁所有，集体的也好，个人的也好，见树就砍，反正是公家的。农民呢？你会砍我也会砍，大家比赛，看谁砍得多。你当然比不过他，私人比公家砍得多。有的地方是放火烧，这几年火烧山的情况也不少，火烧的比砍得多。另外修水库也砍了不少水果树，福建龙岩的柑子是著名的，过去是出口的，现在只生产7%，减产93%。浙江的蚕桑如果再不抢救，过几年要完蛋了。这主要是所有制不固定，七变八变，变上变下，忽大忽小，今天一变，明天一变。老百姓说，共产党是孙悟空政策，七十二变。这次中央规定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他说30年不变实际上是一天半，为什么？一天等于20年嘛。这是老百姓经验之谈。他说不要30年不变，两年、三年不变我们就欢迎了，30年不变就有一些想入非非。这是主要的，所有制的破坏，所有制不固定，所有制变动过多，对所有制开玩笑，这是造成农业减产、农业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我们现在是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我们这些人都是工人阶级，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下面的工资劳动者，什么所有制对我们都没有关系，土地国有也好，归大集体也好，归小集体也好，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依靠李先念同志〔3〕、中央财政部发工资，什么房屋所有制、土地所有制，几棵李子树、桃子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工资所有制，依靠工资生活，工资就是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假如现在李先念同志下一个命令，从下一个月起，工资砍掉一半，同志们在这里学习恐怕就不大安心了。你家里有老婆孩子，还有老人家，要付房租、水电，怎么生活呢？实际上，现在实际工资有一些下降，一般是下降30%以上，有的下降40%，货币工资没有减，实际工资下降了。

现在有的工人骂娘，有的公社干部开小差，说怪话：我是一个老母鸡干部，一只老母鸡30元，我回去养两只老母鸡比现在的工资高。工人也有开小差的。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人，生活主要依靠工资，工资的变动影响工人生活。我们今天的工资不像过去北洋军阀时代，一年七折八折，扣你两三个月不发，到了过年不发薪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虽然实际工资有些下降，但还可以过得下去，困难的国家有照顾。

农民怎么样呢？农民是集体所有，谁给他发工资？农民生存的基本东西是什么呢？1958年曾经讲得很好，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吃饭不要钱。除了吃饭不要钱，每月还发一些工资，1958年有十三包、十四包、十七包，讲得很好，出发点不坏。我们的干部是好心好意想搞共产主义，结果只有几个月就垮了。钱从哪里来，马克思给你钱吗？马克思在天之灵是不会给你钱的，还不是要依靠地下的“马克思”，靠农业劳动者自己的创造。主观上想搞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平均主义。1960年11月公布十二条〔4〕的时候还说，要保持食堂、保持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不会犯右倾的错误。1961年3月，广州会议第一次六十条那个时候还讲供给制、工资制，可以相结合也可以灵活一些，第二次六十条修正草案〔5〕就没有了，供给制、工资制一字不提，改为一包、二照顾。什么呢？就是没有钱，想入非非，客观上不可能。

农民是集体所有制，不是依靠工资，是靠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下面劳动，产品分配，就是依靠这个吃饭。所有制多的，好的，收入多，生活就好，就叫富队；所有制搞得差，所有制少，收入少，生活就差，就叫穷队。关键是所有制的问题，哪有什么工资。现在全国还有几个是大队基本所有制，它有特殊条件，公共积累比较多。这样的队，在全国大概有百分之几，但是也还不能发工资，也不能够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还是产品分配制度。

从这些情况来看，工人和农民的基本不同点是所有制的不同。工人是全民所有制，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工人生存基本是依靠工资，农民的生存条件基本是依靠所有制。农民几千年来改朝换代，农民暴动都是为了经济权利，都是为了改变所有制。自从党领导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搞了几十年，农民这样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为什么？为了土地，为了生产资料，保证自己的生活，保证自己的生存权。现在我们开玩笑，把它七变八变，东调西调。这是对农民生存权开玩笑，讲得不好听一些是剥夺农民，而农民是不能剥夺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剥夺剥削者，但是不能剥夺农民。

这几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剥夺农民的事，中央纠正了，现在还有剥夺农民的事。农民生存基本是所有制，我们这样不重视它，这么马马虎虎，七变八变，农民怎么不骂我们是孙悟空政策，这样的政策对农民有什么保证呢？如果把全体农民都变成全民所有制，都由李先念同志发工资，那你怎么变都可以，没有关系。1956年高级化的时候，我在广州休养，广东省委书记来给我反映情况，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质问我们干部说：究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如果是你当家，好，你发工资，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我跪就跪，要我拜就拜，那没有关系，要我上山就上山，要我下水就下水。如果你不当家是我当家，那你至少听我一半话。如果发工资，农民变成工人，他求之不得。你不当家他当家，你又给他七变八变，农民是活不下去的。

人家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生存得好一些，哪个参加革命是为了死的？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活，而且要活得好一些，为了死我就不参加革命了。农民同样是这样，他参加革命是为了活得更好。你现在不让他活，给他东调西调，七变八变，他怎么不恼火，怎么不骂我们？他们没有打我们是很大的人情，是共产党几十年工作的结果，只是骂几句娘，没有拿枪杆子来对付我们是很大的客气。中国的农民那么好！你搞得他不能生存，不能活下去，活得很坏，他怎么办？1957年有很多退社的。现在老百姓也知道共产党不允许单干，你要不听他的话，他就消极怠工，不出勤，出了勤也是磨洋工，栽树栽不活他不管，火烧山他不管。

今天上午听汇报安徽有一个农民1958年以来装瞎子，装了四年。他的眼睛有些不好，但不至于看不见，现在包产到户他的眼睛好了。那时办万猪场、万鸡场，猪也杀了，鸡也杀了，有的地方一夜之间把鸡都杀光。去年我到福建去，省委书记说：在六十条以前有2000多万只鸡，去年批评我们鸡收不上来，公社干部的屁股坐在农民方面，收购任务不能完成。商业干部很积极，下去抓鸡。你一抓，他一夜工夫就把鸡杀光了。群众的破坏性很大，群众砍树，火烧山，杀鸡，你要他出工，他装眼痛、肚痛，装头痛。开荒搞自留地的时候，他的头一点都不痛了。这就是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原因。

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但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基本问题是所有制不固定。

现在所有制算是固定了吧，农民不相信，实际上下面的干部没有定。

有一次在广西有个县委书记说农民不相信30年不变。我问：你相信不相信？他想了一下说：看形势吧。他也不相信。这几年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党的政策干部不相信。党的文件清清楚楚的写着至少30年不变，而我们的县委书记说看形势。这样，农民怎么相信呢？广西有一个老农问县委书记：同志，我要栽几棵树，20年后我死了，我把树给儿子继承可不可以？你看我们的县委书记怎么说，他说：继承权我要请示请示。连儿子都不能继承，他栽它做什么，当然不栽了。主要是所有制变动了。

1954、1955年农具、牲口入社，折价比市场低，河南一头牛的价钱比一张牛皮还要低。有的把牛杀了换一张牛皮回来，赚了肉和骨头。有的牲口入了社到现在没有给人家钱，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人家是富裕中农思想。实际上当时牲口入社的并不是富裕农民，有很多是中农下中农，也有贫农有牲口的。这就是剥夺农民。1954、1955年牲口入社作价偏低，我当时不赞成，我说这样不好，牲口是活的东西，你作价偏低，他吃了亏就可以把牲口杀掉。有很多人把牲口推到山里面跌伤了，要公社批准他杀掉。我们说1955年牲口数量最高是包括牧区在内，实际上农业牲口数量是1954年最高，1955年就下降。

当时有一些干部思想就是不通，说这是富裕中农思想。这不是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吗？有些贫农辛辛苦苦搞了一头牲口，一下子就搞光了。所以牲口下降，生产力破坏，农业减产，土地搞不好，主要是所有制的问题，农民不干了。反对共产党他不干，他是相信共产党、跟着共产党的。经是对的，就是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相信中央，不相信地方干部。

“六十条”公布以后，有很多地方还保持土地归大队所有，小队使用；牲口归大队所有，小队使用。事实上这样牲口就不能发展。去年我在黑龙江调查，老百姓说：牲口不归小队所有，要想生小马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牲口归大队所有，在怀胎的时候不能劳动，要吃得多，吃得好，我就吃亏，小马生下来又归你大队所有。所以有很多人只要公马不要母马，有了母马不交配，尽量不让它怀胎。这怎么发展？

这一次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农产品下降，是从合作化以来就存在的，不过不像1958年以后那样严重。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逐渐积累，到了1958年总爆发了，矛盾突出了。这个矛盾早就有了，高级化以后为高级社统一分配，造成穷队富队的矛盾，穷队沾了光，富队吃了亏。初级社稍好些，高级社更糟糕，所有制一下子变成大队的，产生了平均主义。一直到去年冬天，10月份毛主席到河北、湖北试点才下了决心，这样大平均主义不对，要解决，基本核算单位要下放，小队统一分配，这样才能解决平均主义。主席说我们从1956年以来做了一个“劫富济贫”的工作，做了水浒梁山英雄好汉的工作。

搞平均主义，事实上不是共产主义，把农民的积极性打下去了，农民不积极了，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条件是靠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没有积极性，就叫毫无希望不可救药。要农民提高积极性，首先要固定所有制，不要七变八变，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首先是口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高级化以后，不管你会劳动不会劳动，有劳动力无劳动力，出工不出工，出工多出工少，你的基本口粮是有保证的。大人多少，老人多少，小孩多少按人定等，管你出工不出工，布也是一样。二尺九都是二尺九，六寸三都是六寸三，平均主义。不平均主义的就是劳动分值，一个劳动日三毛钱，四毛钱。所以有的农民说，干不干二斤半。基本口粮一天六两，多干不能多吃，少干也不少吃。这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老老实实的吃了亏，自己搞一些自留地，搞家庭副业，甚至搞投机倒把的就占了便宜。

第三个原因是瞎指挥。现在讲起来这是一个笑话，你们在座的同志过去有瞎指挥吧，当时硬是这样做的，要农民下地就吹号集合整队下地，裤带上带一个尺子量一量是二寸五还是三寸五。广东有一个县下命令4月20日谷雨以前一律插完秧。安徽瞎指挥是带头的，1954年就有。安徽的三改方针（旱改水、单改双、稀植改密植）是对的，问题是不看具体条件。没有水怎么旱改水呢？也不能单改双，收不到粮食。方针不错，但具体地方执行的时候是主观主义，怎么不造成损失。

种地靠农民，不仅是靠农民的劳动力，还要靠农民的智慧，靠农民的经验。同志们知道，我们觉是依靠工、农、兵的，依靠工人办工厂，依靠农民种地，依靠士兵打仗。不依靠士兵依靠军官不行，军官只是指挥，要有士兵的勇敢才能够打胜仗。你做工不依靠工人，靠我们去做工吗？炼钢、炼铁靠我们两天就垮了。种地依靠谁，只有依靠农民，农民是专门种地的，靠知识分子种地天下要饿死人的。前几年瞎指挥就是靠不会种地的知识分子去指挥农民七搞八搞，把麦子当韭菜，插秧按照二寸三，三寸四，全省统一一个规格。农业生产千差万别，这个省那个省，这块地那块地，这个村和那个村不同，土壤不同，气候不同，当地农民的生产习惯不同，怎么能够千篇一律地规定一个规格呢？这不是害死人吗？

前一些时候搞什么半机械化，三天水利化，三天车子化，现在哪里去了？车子化没有化起来，滚珠轴承化没有化好，反而把大车搞掉了。我们有许多地方要办食堂搞并村。他说国民党搞并村，你们也要搞并村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人家集中起来？1958年真是发了疯，这怎么不害死人呢。不能改硬要改，不能密植硬要密植。见母必留，有的母猪不能生小猪，一定要留，生下的小猪比它还小。茶叶不能一下子采光，春茶采多少，秋茶采多少，都有规定的。我们是一下子采光了，第二年就没有了。这是主观主义。人家提意见他不听，还批评人家是老顽固。山地可以搞自流化灌溉，平原主要是靠井灌。河南一定要自流灌溉，结果自流灌溉没有搞好，把井也破坏了。前几年大家都说敢想、敢说、敢做，这是对的，问题要把规律性摸住了再敢想。前几年我们没有摸到规律性，结果敢想、敢做变成了瞎想、瞎说，乱想、乱说。

不仅是在农业上有瞎指挥，在渔业上也有瞎指挥。听说渤海的黄鱼、对虾少多了，为什么呢？原来捕虾是有一定的规律的，6、7、8 三个月是对虾生长季节，9月开始打。我们这几年破坏了这个规律，6月份就开始捕对虾，打上来的是毛虾，一二分长，把小对虾统统打上来了，做了虾酱，小对虾都打上来了，哪里来的大对虾呢？我们的对虾出口价格是很贵的，现在糟糕，减产60%—70%，少了三分之二，现在规定6、7、8三个月不能打对虾，不允许用小网。现在黄花鱼也少了，为什么？就是禁止打的时候，他不听，一定要打，叫做“打破常规”。原来规定的制度是合理的，他破坏了，结果对虾少了，黄花鱼少了，带鱼也少了。有些渔船到了一定的时期应该修理他不修，还要出海，结果连船都掉在海里。瞎指挥到这种情况，所以不仅农业减产，农、林、牧、副、渔都减产了。

第四个原因是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这一点我们农村工作部要负责任。这一次我们调查了很多地方，湖南、河北、广东、广西、山西、河南、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很多地方的材料。前两年不敢讲话，现在敢说了，问老百姓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哪一年最高，一般说是1954年互助组的时候最高。1954、1955年初期办初级社，三五户，完全是贫农自愿结合。一到1956年初级社大发展的时候，一个初级社搞几百户，产量就下降了。到了高级社、人民公社就更坏了。1958年高指标，7500亿斤是假的，哪里有那么多，4000亿不到。1957年是不是3700亿也靠不住，那个时候就有浮夸，浮夸风不是1958年开始的，1955年就有了。为了证明合作化的优越性，没有也要多报一些，反正粮食产量是估计的，典型调查加估计，多估一些可以，估少了说不过去，不像国家的粮食要过秤。可见浮夸风很早就有了，到了1958年底更大了，普遍发展了。

为什么互助组时期最好呢？那时的经营管理是个体所有，彼此互助分工，农民积极性很高，一天亮就起来，起早摸黑，全家下地。农活也做得好，你的农活做得马马虎虎我就不和你合作，插秧、锄草很认真，精耕细作质量好，产量就高。生产责任制不要人家建立，自己会负责。我们的农业生产是靠四句话：一是靠两只手，二是靠四只脚（牲口），三是靠一个屁股（农家肥料是靠人、猪、鸡、兔的屁股），第四是靠一条扁担，北方是一个轮子。现在你有多少拖拉机，多少抽水机，多少收割机？就是依靠两只手，四条腿，一个屁股，一条扁担。基本上是依靠人畜力，人的精耕细作是主要的，牲口是听人指挥的，所以农业生产互助组时最好。

进到初级社时还可以，初期是小社，是自愿的，兵对兵，将对将，贫农对贫农，雇农对雇农，中农对中农。你不沾我的光，我不沾你的光，彼此不揩油。干部是互助组长，是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就是几户、十几户人家，一二百亩地，分工合作搞得好。初级社时期是对半分红，土地有报酬，比如产量200斤，100斤作为土地报酬，分100斤，如果是120斤那只能分60斤，所以多产多分，少产少分。初级社大的时候就不行了，范围大了，我们干部跟不上去，管理水平低，管三五户可以，管多了不行。

因此大忽隆起来以后，当时搞了几百户、几千户，有万人大社。安徽是最大的，现在缩小了，到生产小队，十多户、二十户，有些是七八户。这样很好，大了不行，干部的管理水平不行，老百姓不习惯。由个体农民转为合作化，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家几千年的习惯，你几年就要改变，那不行。所以自从大合作以后，特别是高级化、人民公社化以后，造成了出勤率不高，装病、装瞎，瞎了四年。装病同样有饭吃，他为什么不装呢？这是一点。再一点是下地吹喇叭，排长蛇阵，队长一早起来就吹喇叭，九点才能下地，十一点半就收工，劳动两个半小时，而且在地里磨洋工，一下肚子疼，一下拉屎，一下抽烟，你毫无办法。现在三个人干的活，不如过去一个人干的。陕西有一个回家的干部问老百姓：现在生产怎么样？他说：现在好多了，现在三个人干的活顶上过去一个人。那怎么说好呢，他说过去三个人顶不上一个人，现在三个人能顶上一个人了，所以是好了。你磨洋工，不愿意干，干的少，你懒我勤。我看你懒没有受到批评，我为什么这样傻，我也坐下来抽烟了。工效很低，有些地方是无效劳动，一小块田里站上二三十个人，你挤我，我挤你，像唱戏一样，倒是好看。

但种地不是为了好看，这是形式主义。这和我们这几年来用青年干部有关系。他们喜欢热闹。老年人看到做的活不好也不敢讲，讲了要受批评，批评人家是老保守。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现在还有，并不是没有了。另外就是评工记分，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觉，第二天怎么能起来。还有的地方没有评工记分，是死工死记，你定三分，今天做的再多也是三分，你是八分，做的再少也是八分。有的地方是按天记分，做一天一个工，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定额管理没有搞好，怎么能鼓舞农民呢？所以工效不高，无效劳动。农活质量很差，比如插秧，明天一看缺苗30%，还要补。耘田锄草把苗锄了，草留下来了。青年人不懂生产技术，老农民不讲，精耕细作的情况完全变了。总之，是生产责任制没有搞好。

同志们都知道，一般工厂是有许多制度的，一个纺纱女工一天要纺多少是有一定的定额的，超额得奖，没有完成扣工资，再完不成要调走。工厂有验收制度，你的纱纺出来断头很多不合格，拒绝验收。手工业也有一定的验收制度，一把茶壶少了一个嘴巴就不收。农活就难了，怎么叫合格，工业产品在车间里面，可以用仪表检查，农业靠什么仪表呢？靠两只眼。有的队长是外行，自己不懂，一看就认为差不多。有经验的老农他不讲，怕得罪人，他背后说：这些青年小孩子干的活要饿死人了。一天搞几十亩地谁能够验收？还不是马马虎虎。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验收。这样生产怎么能够搞得好？农活质量不搞好，怎么能够增产呢？农业生产那么容易？这样搞不能长粮食。

所以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没有一套，没有摸出一套集体生产的规律性；没有形成经营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生产责任制。1957年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四省汇报情况，生产队长不敢作主，后来决定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主要是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生产包到户。这个经验当时推广了，1958年大兵团作战都打掉了，现在有的地方恢复了。1958年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在湖南长沙我看到田间插两个旗，一个红旗，一个白旗，那边红旗一招就上来了，这边白旗一招也上来了，像军队出操练兵一样，好看倒是好看，但是没有用，胡来，农民看了摇头。农业生产怎么能够这样搞，怎么能够不减产呢？

现在全国真正把经营管理搞好的不多。最近山西有一个材料讲如何提高农活质量。真正生产责任制明确，严格规定验收制度，生产定额很合理的是少数，大部分没有搞，马马虎虎。现在小队核算，粮食按劳分配，出工的积极性提高了，这是显著的成绩。但是现在抢工分，过去粮食不是按劳分配的时候不出工，现在干活打冲锋，农活质量不高，现在是如何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有部分地区农民出工的积极性不是很高的，这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

这就是我们农业生产没有搞好，以致把农业生产破坏了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个原因，特别突出的是干部的特殊风。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增加了群众的负担。我们调查了许多地方，大队、小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占大队劳动总工分的14%，有的到20%。除了补贴工分以外，还有办公杂支，晚上开会有夜餐。大队办的企业，卖给干部便宜，卖给群众贵。广西某大队的鱼塘的鱼卖给干部是二元一斤，卖给老百姓是五元一斤。这完全是特殊风，剥削农民。鱼塘还不是要老百姓去养，但是干部享受。大队、小队的干部记工分随便自己记，开一天会十个工分，晚上搞点什么事情又是十个工分。广西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十年固定补贴工分是3500分，临时补贴是2500分，合计起来补贴6000个工分，就是600个劳动日。

老百姓说，好几个老百姓供一个干部。有的地方是五户人家供一个干部。现在大队、小队干部成为特殊阶级，天天在剥夺农民，什么好东西都是他先分了再给农民，实际上增加了群众负担。老百姓不出勤、磨洋工。现在有的地方单干，有的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原因。做来做去还不是给你干部做？粮食除了口粮、统购、机动粮外还有干部补贴，七搞八搞的搞完了，做死还不是你的。老老实实搞一些自留地，上山开荒，砍柴，自己喂一些鸡。像现在这样下去农民怎么有积极性？人民公社要垮台的，他不干了。有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说，今年再看一年，明年再这样就不干了，自己搞自己的，各顾各。这是严重的问题。

人民公社内部有毛病，管理制度上有毛病。所有制不固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瞎指挥，干部特殊化，增加了群众的困难，造成了群众对集体经济消极怠工，不满。这些年来农业生产搞不好受到破坏，人民公社制度内部有毛病是主要的。

第六个原因是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这也增加了农业的负担。这就是说，这几年工业发展太快，速度太大。农业为基础，基础太弱。工业是大踏步前进，农业是踏步，还要退。工业过大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工矿企业人口增加。比如1957年，全国城市人口是9990万，到了1961年全国城市人口是一亿四千万，去年降下来，现在还有一亿二千万以上。1957年全国总人口是六亿五千万，其中城市人口一亿，农村人口五亿五千万，就是五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口。到了1960年底，全国总人口是六亿七千万，城市人口一亿四千万，农村五亿三千万，这就是说3.8个农民养一个城市人口，怎么不紧张？农民养不活这么多的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不能不吃饭，有什么办法，只有把农民的口粮压低，来养活城市人口。这样把农民的口粮吃掉了，农民浮肿病增加。经过去年压缩以后，还有一亿多。中央下决心压到 1957年的人口，即便这样也比1957年紧张。那时粮食是3700亿斤，现在初步估计是2800亿斤，充其量是3000亿斤，还差700亿斤，你不减怎么办。现在是什么形势呢？在粮食战线上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没有不失败的。同1957年比，在粮食战线上吃饭的人增加了，生产的人减少了。

正因为吃饭的人增加了，因此统购太多了。1959年全国粮食总征购任务是1100多亿斤，而1957年只有900多亿斤，增加20%以上，产量比1957年低，但购人家的多了，这怎么不紧？农民怎么不叫？农村怎么不饿死人呢？那些粮食是怎么来的，就是把农民的口粮、饲料挤出来了。派购任务也增加了。这几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也很值得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什么都依靠行政手段办事，不是统就是派，越少越统，越统越死。这几年什么东西发展得快呢？羊和兔子。为什么？一个是不吃粮，第二是不统购，凡是统购的东西都呜呼哀哉！一统购就统坏了，越统越少，越少越统，越统越死，这是普遍规律。

但城市人口这么多不统怎么办呢？不统城市要饿死人，那还得了！去年机关、学校浮肿病很多，城市有浮肿病还像话！究竟是顾城市还是顾乡村？顾了城市就顾不了乡村。现在城市人口发展太快，超过了农民的负担。因为统购、派购太大，有很多地方把口粮、饲料、种子都卖了，因此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劳动力减少，畜力减少，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增加。

东北黑龙江征购太多，饲料留得不足。过去东北一头大好马要留1500斤饲料，我们去年只留了300斤，顶多是500斤。一头大牲口500斤不行，至少要700斤。结果黑龙江那里倒是没有死人的，因为你扣了他的粮，他就扣牲口的粮。人吃马粮，马代人死，去年死了40万头牲口。东北没有牲口，农业就没有救。那里不像关内，关内可以用人拉犁，东北非要用马拉不可，用骡子不行，而且要三匹好马才能拉动。所以，在东北，土地不是第一位的，牲口是第一位的。

因为城市人口增加，统购任务多，就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粮食一紧，其他手工业、经济作物也都垮了。上面我们讲到江浙渐地区蚕桑少了，当然所有制有关系，但主要原因是口粮少。过去蚕茧的价格很高，一担蚕茧可以换回500斤大米。但现在粮食统购了，蚕茧的价格又很低，农民没有吃的，就在桑树林里种粮食，桑树底下种地瓜，中间种玉米，再往上种南瓜，爬到树上去了，盖了“三层楼”，结果把桑树搞坏了。有些地方干脆把桑树砍掉了，因为蚕茧卖给国家的价格很低，粮食又紧，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听说浙江黄岩那里把桐油树都砍掉了，砍掉一棵桐油树种四棵玉米，四棵玉米的价格比一棵桐油树高。农民并非愿意砍，而是忍痛砍掉的，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桐油树砍掉了种粮食，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现在烧山开荒的情况也很多，认这些山反正是公家的，放火烧了之后，可以用草木灰作肥料，可以开荒。毁林开荒，这是普遍的情况。开了荒种地瓜，种玉米，你也不能禁止他，因为他肚子饿。湖南、湖北过去都是丰收的地区，两湖熟天下足，现在也不行了。湖南的老百姓，每天只有六小两〔6〕粮食，这怎么过日子？这是逼着他开荒，老百姓流着眼泪把树砍掉，没有饭吃，他就要打主意。所以粮食一紧，经济作物受到破坏。福建的龙眼也减产了。浙江省委前年报告，全省25个县是重点产粮区，这25个县的粮食产量占全省的70%。现在这25个县垮了，口粮留得最少，外流最多，问题最大，产量下降最多。湖南的主要产粮区是滨湖十多个县，现在也垮下来了，征购任务没有减，去年比前年的征购任务增加3倍，原来是1000万斤，现在增加到4000万斤。这样下去，这个县非垮不可。如果再不改变，他们不仅要上山，而且把山毁掉，大雨下来，就要变成小黄河了。这样林农皆空，问题就严重了。

不仅粮食征购过多，而且现在统购粮食的价格最便宜，什么都比它高。我们党中央的方针是以粮为纲，但价格上粮食不是纲，粮食的价格最低，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最少，一斤粮食平均不到一毛钱。按照去年的标准计算，农民卖100斤粮食给国家，他实际上得到的价格是7%，93% 是尽义务，实际上粮食统购是最大的共产风，剥夺农民最厉害的在这里。怎么办呢？不统不行，统了农民吃亏，他就不种粮食了。不种粮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后同归于尽。农业垮了，工业也垮了，现在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过去工业没有按比例发展，不是农轻重，是重轻农，大家吃了亏，现在懂得了农轻重，但还只是嘴巴上讲，实际实行还是重轻农，这个思想不容易转过来。嘴巴上说农业是基础，但嘴上说有什么用处呢？实际行动不是农业为基础，还是在搞工业。精简机构时，把农村工作部减掉了，商业、工业增加了，特别是商业增加得多。这是什么观点？这是重轻农，还是农轻重？我看是重轻农。这个思想不容易转变。这个方针不贯彻，中国革命将来要失败，这是决定我们胜负的关键。

不仅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而且工业本身也有问题。一个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不合适，过去还是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不对呢？是对的。但目前还是这样发展，就非下马不可。钢铁不下马行不行？不下就没有饭吃，现在煤炭也下来了。过去如果多搞轻工业，还可以多搞一些化肥。朝鲜的化肥多，一亩地有70斤。我们现在的化肥年产100万吨，连进口不到200万吨。他们说，生产化肥这么困难，那么困难，这个我们不清楚，反正现在看来化肥是很重要的，现在开始注意了，但他们是不是那么注意呢？为这个事总理发了脾气，到了这个地步还不重视化肥生产？现在大概重视一些了，但还不能马上解决问题。过去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倒置。国民经济应该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发展，只有农轻重，才能够发展工业；如果是重轻农，重工业反而发展不快，这就是基础问题。你本末倒置，怎么样爬上去呢？爬不上去的！这是工业本身的安排问题。

工业上再一个问题是品种不齐，规格不合。听薄一波同志说：按照一般国际上的规格，100吨钢材中，要有8吨优质钢。我们现在是4%都不到，炼出一大堆钢，但是不能用，做零件的好钢没有，有些东西别的钢材代替不了，用上去一下就坏了，质量不高。一般一台拖拉机的寿命是5000小时，但是，“东方红”牌拖拉机用500小时就完蛋了！一天用上8小时，两个月就完蛋了！质量差，这不能怪农机部，因为没有好钢材，没有外汇也不能进口，有的不能用代用品。这和我们吃饭上低标准瓜菜代〔7〕不同，有的可以代，有的不可以代。在工业生产上也不能乱代，乱代之后不能用，样子好看，两天就完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设备多，原料少。最明显的是纷纱的锭子。全国有纱锭1200万个，但是开工的不到一半，没有原料，如果开空车，就只有浪费电，所以现在棉纺厂裁一半，不裁怎么办？所以，中南各省像湖南、湖北、广西各省很多钢厂都下马了，只留下了一个武钢〔8〕，一切都供给它，其他的都关，不是没有铁，是因为没有焦炭，没有原料，不下马怎么办？我们的造纸工厂不少，但没有木材作原料。据说工业生产上这几年也是瞎指挥乱来一套，把很多贵重的设备都破坏了。煤炭减产是什么原因呢？据说是“打破常规”，原来的一套规定都不要了，把设备都搞坏了。

农业粮食减产，就影响到工业，现在有很多工厂没有饭吃，只好下马。矿山工人吃不饱，过去定量60斤，现在是40斤，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就支持不了！粮食有关系，工业内部也有问题。

现在就全国来说总的经济形势怎么样呢？

这次中央会议〔9〕上少奇同志总结说：目前从政治形势上来看是好的。什么叫政治形势好呢？就是全国各阶层人民是团结一致的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闹事的，没有出大乱子，当然也发了不少牢骚，还是拥护共产党，连资产阶级在内。农民虽然这样苦，有一肚子牢骚，但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是我们觉几十年来的老本钱，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所以，从政治上来讲形势是好的。当然，少奇同志也说：经济是基础，经济情况不好，对政治情况也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也可能出乱子，要警惕。

另外从经济形势上来看，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因为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什么叫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农民暴动的困难时期过去了。以生产小队为基础，核算单位下放，取消食堂，按劳分配，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民就转回来了。农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就是说，危险时期过去了。农村大量饿死人、浮肿病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过去了。这是就全国来说的。有的地方，像河南、四川、甘肃，困难还没有过去。

困难短时期可以过去，但恢复起来，还是相当长期的事。在全国来说，需要三五年，七八年，有些地区要三年，有的地区要七八年。像河南毁了100万口井，牲口死了一半，湖南毁了40%的房子，七年也恢复不了，因为没有木材。因此，少奇同志讲，虽然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也不能过分地乐观，现在应该把情况估计得严重一些。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中，从中央来说，对严重的形势估计不足，去年如果把形势看清楚了，那就不是减少1000多万人的问题，而是减得更多。今年一开始，中央看到形势不妙，非要减不可。

情况明，决心就大，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特别是工商业部门就是不愿意下马，认为没有关系，一两年就过去了。他不了解情况，对全国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盲目乐观。所以，少奇同志总是说：对目前的严重形势估计得够不够，没有估计够，再估计一下！这是完全对的，我们要从最坏的方面估计。

少奇同志说：宁肯估计得严重一些，思想有准备。我们现在估计得严重一些，将来形势好转，证明我们估计错了，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希望估计错了。如果现在估计得很乐观，将来一遇到困难，束手无策。现在不想办法，再过两年就更困难了。今年不再减2000万人，明年就更坏。少奇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不在乎情况好的时期勇敢，而要在情况最坏、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不动摇、不悲观，敢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这才是好党员。形势好的时候，谁也会勇敢，谁也会表现得好，而要在形势十分严重的时候不动摇、不悲观，有办法，要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想少奇同志讲得很对，在座的同志都是各级党的负责人，对形势要估计得严重些。为什么这次决心减2000万人下去，就是开始估计没有那么严重，不要紧，以后把情况一摸，不这样下决心不行，愈拖愈困难，城市人口早一天下去，农民就早一天减轻负担，农业就恢复得快一些。

最后讲一下，今后如何改变农业形势，如何克服当前的困难。

上面讲的情况清楚了，因此我们解决的办法是：

首先，要改变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把所有制固定下来，包括干部特殊化问题和内部分配问题，首先把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搞好，主要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关系固定下来，不要经常变动，分配要合理。

二、各方面要支援农业，首先是多生产一些化肥、农业机械，把水利修好。天愈是早，虫愈是多，愈是需要农药，所以要各方面进行支援。

三、缩短工业战线，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要贯彻八字方针，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该关的就关，该并的就并，该减人的就减人，把有限的原料用在生产力最大的工厂里，没有原料的就不办，盲目搞许多基本建设做什么？将来有原料再来恢复。不关不行，房子占着，电浪费着，生产那么低，天天亏本。

四、大力压缩城市人口2000万，这样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只有减少城市人口，才能减少城市供应，减少征购，减少农民负担。这些人回到农村后，可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这些劳动力回到农村上山下乡，就会广开生产门路，增加物资生产。

另外，中央现在特别强调动员职工家属回乡。有些职工不能回乡，家属应尽可能回去。中央规定：1958年以后进城的一律回乡，1958年以前来的尽可能回乡。这样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现在有的职工家属就住在这里吃职工的口粮，职工的身体不能维持，这样对干部有什么好处？剥夺职工的口粮，家属也不愿意。只要不怕受苦，回到农村，至少可以种自留地，养鸡，养猪，搞副业生产。所以，职工家属应尽可能回乡。比如广西的一些地委、县级干部的家属凡是家在本地的，一律回乡，家在外地的，也尽可能回乡。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战争来了，更要回去。家属回乡，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有好处。等战争来了再回，就不如现在回去，把房子修理一下，养上鸡和兔，再有可能养个把猪，自留地一种，开上些荒，这不是很好吗？职工放假回家后，也可以带一些东西来吃，何必增加城市负担呢？

现在还有一个新情况，据中央宣传部反映，有些地方干部不是很好的，甚至县委干部思想上有一种另外的状况，就是怕死。这很怪。他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都不怕死，现在怕死了。据分析，过去战争时期这些干部还都是青年，20来岁，都没有成家。有家的也是“亡命之徒”，家里没有办法过了，跑出来参加革命，回家要杀头。现在都结了婚，孩子一大堆，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或是丈母娘接来了，有的小孩子还小。所以，有人说：我死了怎么办？老婆拖着这样多的孩子，不能工作，也不能劳动，家里房子也没有，统统依靠公家照顾，国家怎么能管这么多，因此想到这里就怕死，死了就不得了！当然这不是普遍的思想情况，但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注意。

前两年大家没有经验，认为共产主义三两年就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供给制，小孩子生多了也没有关系，老了也不怕。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中国真正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年？我想起码要100年。

要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起码要把美帝国主义打倒，不把它打倒，你搞什么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存在，在有战争的情况下，怎么搞共产主义呢？不可能的。主要是把英、美、法、德、日、意大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打倒，因为战争的根源就在这些国家。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不打倒，还有什么和平！修正主义者想和美国搞和平，天天在吹牛皮，搞什么无战争、无军队、无武器，要想和美帝国主义和平，还革什么命呢？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他们的命不革掉，就不能够和平，建设共产主义就更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同，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你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就灭亡了，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武器和军队，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呢？你还要搞共产？跑到月亮上搞共产主义还可以，在地球上不行。

要有多少时间才能把帝国主义打倒？还要几十年。就是把帝国主义打倒了，还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这些落后的国家。要不要帮助他们呢？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对这些国家责无旁贷地应该帮助，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援他们，使他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苏联帮助尼赫鲁，打击阿尔巴尼亚，这还像话！我们不这样做。打倒帝国主义和援助落后国家，这两个目的没有达到，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呢？搞不好就得要200年才能建成。

1958年时，有的同志说：共产主义来了！我说：不行。他说：你怎么这样悲观啊？现在我们即使是马上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也不是共产主义马上就能来了，一定要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才能等于共产主义。有了苏维埃，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够，有了政治基础，还要加物质基础。全国电气化不是依靠两只手、四只脚的，而是依靠电，将来依靠原子。我们城市里还没实现电气化，至于乡村里点灯不用油的日子还早着呢！前几年说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个时候太天真了，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不要讲共产主义，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首先没有机械化不行，有了机械化、自动化，还要有电气化。这三关什么时候可过？现在我们的机械化刚开头，只能达到百分之几。完成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此，共产主义没有这样快！住房子不要钱，没有这样快。所以，有的同志现在就想到怕死，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我死了怎么办？小孩多，老婆负担重，国家能不能照顾？当然国家可以照顾。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国家照顾，我的意见还是老老实实尽可能把家属送回家。当然还是有家可归的，至少可以有房子住，房租、用水不要钱，烧柴可以自己找，房租水电都节省下来了，青菜也不用买，可以在自留地种一些，家庭生活负担就减轻了，就是你个人死了，小孩可以由生产队照顾，国家补贴一下也就过去了。

我认为这种思想本身不一定很好，但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这种思想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是战争时怕死，而是死了后这一大堆人怎么办？这就不一定是坏事，不完全是个人主义，怕加重国家负担，从这个观点出发并不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动员家属回乡。现在武汉的人口比解放时增加一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家属。家属回乡后，职工留下来，每年放假回去探亲。两个月的时间夫妻团圆还不够？不是牛郎织女一晚上就完了，两个月够了。像我们现在这样，什么人的老婆都住在一起，这在旧社会是没有的。我们过去在外面，两年回家一次，回去一次要走十多天，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现在把老婆、孩子、丈母娘一大堆都放在城市里做什么呢？战争还是会有的，有了战争怎么办？那就要手忙脚乱。所以，我的意见是：干部家属只要有家的都送回去，当然无家可归的是例外。其他的像母亲、丈母娘也都尽可能回去。何必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来推迟农业生产的恢复呢？

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家属回乡，这是长远之计，不是一时的政策。这样对国家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什么战争都不用怕，死了也没有关系，无后顾之忧。至于夫妻相会，一年有两个月探亲这是好办法，工资照发。中央正在拟定这个制度。这个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很有代表性，并不是怕死，而是有顾虑。

五、要改变目前的形势就要注意节约。现在我们确实浪费很大，尽是大少爷，房子盖了很多，而且很漂亮，真是富丽堂皇。现在每一个省、地、县委都有招待所，非常豪华，应有尽有。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刚刚开始建，应该把钱用在生产上。

当然，前几年的估计是错误的，认为粮食已经过关了，1958年可以达到7000亿斤，1959年准备达到10000亿斤。那个浮夸是逼供信来的，上面逼，下面就供，结果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在那样的情况下就乱花。而现在国家的财经形势并不好，很多工厂、农场亏本，甚至有些工厂就像过去的破落地主一样，已经破产了，但是架子还要摆着！这样再搞下去就要垮台。你的钱是哪里来的呢？还不是农民身上来的，剥夺农民来的。要知道，剥夺得太狠了，农民是要暴动的，工农联盟就要破裂。

斯大林说：工农联盟是什么性质的联盟呢？工农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民的算盘一打，他花得过，他就跟你联盟，花不过，老子就不联盟。剥夺农民的情况不停止，总有一天工农联盟要破裂，现在你不解决问题，他消极怠工，就是消极抵抗，再不解决问题就要积极抵抗、暴动、打你，要打你的干部。现在的确有些公社大队的干部真是不像话（当然数量不多），硬是连国民党的保甲长都不如。老百姓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比过去的二鬼子还要厉害（日本是大鬼子，日本的走狗是二鬼子）。确实有的人变了质，毫无群众观点，硬是把农民当革命对象。

剥夺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允许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要有群众观点。什么群众的观点呢？就是劳动群众的观点。农民是劳动群众，你为什么对农民一点群众观点都没有。去年我回家时，有的农民说：没有想到这几年共产党对我们农民这么狠。这个话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农民说：我们的东西这么少了，你还征得那么多，我们的死活你也不管。确实现在有些干部毫无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顾人民的死活，难道这样的事也要上级负责？你明明看到了，也不管人民的死活！河南硬是有队长打死人的情况。

我们的干部对农民这样残酷，比什么都厉害。我看这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变了质了。少奇同志说：这样的“共产党”我们要打倒它，这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你还革什么命？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是为了工人、农民，你这样干还行？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连地主都不如。农民说：过去我们和地主阶级也可以混一半，现在连一半也混不到。你看这样工农联盟怎么行呢？他怎么能积极呢？让你当农民干不干？你也不干。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开支。现在中央规定：开会不用茶水招待，要喝茶自己带，不准送礼请客，现在由中央带头做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开会都是喝白开水。这次清查物资有很多东西积压了多少年。中央处分了一批私分物资的，硬要抓起来当老虎打，这就是贪官污吏。过去我们喊打倒贪官污吏，但现在我们自己是贪官污吏了。我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每一个省、地委都有招待所，非常阔气，我看比蒋介石的公馆还漂亮。这些房子，有的一年只能利用两个月。我说像这些房子可以做旅馆。中央号召把地毯收来，刷洗好了之后好出口，这个东西出口可以卖很多钱。最近我送给中央一个地毯，我办公室里冬天有暖气放地毯做什么？据说那个地毯起码值5000元，可以换6万港币回来。我们机关、部队、学校、工厂都要发扬节约风气，不要摆阔架子，新的建筑一律停下来，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看主要是人民公社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业方面再配合，这样才能把农业挽救回来，争取更短的时间恢复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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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农业六十条，是指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通称“农村六十条”。这个条例后来多次修改，1961年6月修改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经修改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再修改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2〕1959 年郑州会议，是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 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为区别于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