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润：我和田家英的三次农村调查
作者简介：裴润（1920 —2008），山西沁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山西临晋县县委书记，1952 年任川北剑阁地委书记。1954年至1962年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处（局）长，1962年至1969 年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人民公社组（局）长。1973 年至1978 年任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9 年至1982年任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1986 年离休（副部级待遇）。
60 年代，我曾三次跟随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到农村调查了解人民公社问题。这三次调查，都是在毛主席地亲自安排和指导下进行的。一次是1961年 1月下旬至 5 月上旬的浙江调查，一次是1961年10 月下旬至12月底的山西调查，一次是 1962年3 月至6 月的湖南调查。
一、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
这次调查，是在极左思潮泛滥、大刮“五风”的恶果已经暴露，国民经济不断恶化，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背景下进行的。此前，中央于 1960 年 11月3 日虽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 12 条)，但不少地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仍未停止，特别是浮夸风造成的高指标、高征购，给群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灾难。
面临以上严重困难,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 20 日，毛主席写信给田家英，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工作组去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并指示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 10 至15 天，然后三个组同去广东会合，向他报告当时，我和王录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主管人民公社政策研究)工作，被指定参加这次调查工作，我去浙江，王去广东。田家英同志领导的浙江调查组于1月22 日到达杭州。经与省商量，决定分两个小组，一个去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一个去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同志重点抓嘉善县那个最差的生产队——和合生产队,我被分配到这个生产队。
毛主席写给田的信中附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我们在赴浙途中即学了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田家英同志对工作组提出:“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在工作组内部反复动员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设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只是不准对县、社领导指手画脚，随意指挥。
当时，农民的住房很紧，有些户的多余房子,也被所谓“六集中”(猪羊、耕牛、家具、人口、公共食堂和自留地)的时候，无偿调用或拆迁了。所以和社员同住做不到。田家英同志和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用稻草打地铺。白天分头出动调查访问，晚上回来汇报、议论。没有灯，一团漆黑，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但大家真正敞开思想，有啥说啥议论很热烈。田家英同志把这叫作“瞎吹”。我多年来没有感到心情这样舒畅。
这个生产队原来是一个高级社，共有 327户，1236 人，3753 亩耕地，人均3 亩，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水网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大刮“五风”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亩产量 1960 年急剧下降到 291斤，还不及解放前的常年水平 (350-380)。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上面虚报浮夸粮食高产量，带来高征购，挖了群众的口粮，“上面吹牛皮，群众饿肚皮”。1959 年以来，连年闹春荒。1960 年完成征购任务以后，每人每天有半斤米，每天三餐稀粥，蔬菜很少。由于营养不良，1959 年开始即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据调查，1961 年春，共有 170 个病人，占全队人数的 13%，占劳动力总数的 19%。
我分工查 1960 年的收益分配帐，同时由省委一位同志陪同调查了六个典型户。查了1960 年的分配帐以后，我概括了四句话:生产下降，收入减少，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超支)。家英同志对这四句话很欣赏。这个队1960 年总收入比上年减少 39.65%，共欠国家贷款 4800 元，人均31 元多。社员苦干一年,每个劳动日值只有 0.163 元。人均收入只有21.27 元。因而多数户应分的现金不够口粮钱，只得倒挂，倒挂户占总户数的 58.8%。
经过几天的调查,把这个队的现状基本摸清了。田家英同志说:这种情况说明，出现了农业危机，其原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即“五风”造成的。
田家英同志很重视历史的调查，通过座谈和典型户调查，对这个队从解放前、土改后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历史得到系统地了解。回顾过去,社员普遍怀念初级社。从高级社以来，产量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工分一年比一年挣得多，钞票和口粮一年比一年少”。贫农社员王老五说:“小社(初级社) 那年(1956 年)，生产生活最好，粮食亩产400 斤，口粮足，钞票多，吃得饱，力气足，心里高兴。”当时他曾想，小社分这么多钱，大社(高级社) 更有得分了。哪知道从此以后，年年没钱分，年年倒欠。一部分上中农对于高级化时，耕牛、家具入社折价款(扣除股份基金以外的部分) 未退赔，意见很大。
在汇报和“瞎吹”中，有的同志主张办好公共食堂。对于食堂问题，我曾作过调查，我主张办农忙食堂。但是在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评,仍然心有余悸故虽有不同看法，但未表态。其他同志也未提出异议,这个调查组也未就食堂问题开展调查和讨论。而富阳调查组调查了公共食堂问题，得到田家英同志的支持，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这说明我的思想还未解放。家英同志在一次同我谈话中，曾批评我思想不解放。我第一次听到对我这样的批评,而在此以前对我的批评都是右倾。我虽心服,但仍存芥蒂。1957年以来，每次反右运动，我都是批判的对象。至此以后，我只是警惕着，说话也很谨慎。
田家英把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同时也汇报了富阳调查的情况,并提出了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做了重要指示。家英向我们作了传达。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队；起草一个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样工作；食堂问题，可以多种多样；退赔问题，自留地问题；干部手脚不干净问题，等等。
2 月21日，田家英离开杭州去广州，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 月 26 日田家英同志回到杭州，带回《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且传达了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我记得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田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强调继续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由省委林乎加同志陪同，田家英同志带领我们到了越剧的故乡嵘县。我们到了一个生产大队，向干部群众逐条宣读“六十条”,引导群众讨论。“六十条”草案还未明确解决食堂问题。群众提得最强烈的是食堂，这个队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公共食堂仍是每日三餐粥，没有什么菜，靠挖竹笋做菜。一天早晨起来，我们发现个个嘴唇都是黑的，互相对着发笑，不知何故。当地同志告诉我们，是吃了竹笋的原故。
浙江调查和试点工作，直至 4 月底结束。我们于5月上旬回到北京。
“六十条”(草案) 是在毛主席直接指导下制定的,但是首先建议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是田家英同志。在整个调查和试点工作中表现了田家英同志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情；实事求是，深入下层的作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勇气。
二、山西调查和起草《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 )》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同时,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在各地继续讨论和试点中，进一步揭开了所有权和分配权的矛盾。即“六十条”解决了生产资料生产队所有问题,但仍实行以大队为统一核算单位，仍未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 9 月 27 日，毛主席召开了邯郸谈话会,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亲自作了调查。29 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他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之后他又批示田家英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田家英同志第二次组织调查组，于 10 月下旬去山西调查，我和王录又参加了这次调查工作。经过同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商量,决定去潞城县魏家庄大队作调查。这个2000多户的大队。属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起步较早，基础较好。但是，实行大队核算而由大队统一分配,队与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依然存在。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影响生产队的积极性。后来，又选择了晋城县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小山村，20 多户，原是一个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以来，一直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于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社员直接看到集体生产的好坏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能够自觉地关心集体，参加管理，监督干部。干部的手脚比较干净，社员之间也便于互相监督，因而这个队生产比较稳定，社员生活也比较好。总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什么好处在这里得到了答案。
大约在 11 月底，调查组回到太原。首先向省委作了汇报,记得有的领导同志仍然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想多保留大队核算。田家英同志根据我们的调查，讲了自己的看法，说明毛主席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有的主张独村(一个自然村)大队、办得比较好的，仍可维持大队核算。田认为这只能是少数
接着，调查组在太原晋祠招待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草案)》。经过讨论，定下了文件的结构后，由几个人分工去写出草稿，每个人一部分，然后由田家英同志统一综合。实际上，文件草案都是由田家英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为了进一步印证文件的内容，最后，我们顺便到雁北地区，考察了大同县的一些社队，于 12月底回到北京。
文件草案先经毛主席审阅后，提交 1962年1月至2 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讨论。我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和修改工作。大家一致称赞这是一个好文件。重要的修改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增加了“至少三十年不变”的内容，这对于稳定人心，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解决了农民“怕变”的思想。1962年2月13日，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人民公社所谓“政社合一”，从“社”(经济)的方面看绝大多数已名存实亡，有的叫“清水衙门”,大队一级实际上也变成虚的了。
三、从湖南调查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后，1962年2月25 日，毛主席指示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并指定到湖南湘潭县的韶山、湘乡县的塘家和宁乡县的炭子冲。接着田家英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我和王录同志又被指定参加这个调查组,同时又增加了农村工作部的两个同志。3 月上旬，田家英带领工作组先去湖北武昌东湖(毛主席当时在武昌)。3 月 22 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记得主席一个个地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并且问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当过地委书记没有? 他谈笑风生,讲了一些当时流行的政治笑话，使大家感到轻松而又亲切，接着做了几点指示: 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头脑里不要带东西(即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 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看到坏人坏事别乱说,好的可以说；参加点轻微的劳动。最后，全体调查组成员合影留念。
3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湖南，分三路到达韶山大队、大平大队、(即唐家 )。田家英同志住在韶山，我被分配到韶山大队，住在关公桥生产队。
韶山大队虽然是毛主席的故乡，省地县领导对这里的工作比较谨慎，但大刮“五风”时期,这里也未能幸免，只是比湘潭县或韶山公社的其他大队轻一些罢了。“五风”来得快，去得也比较快，为害时间不长。
在刮“五风”时，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六大集中”。全大队 25 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耕畜、农具、家禽、损失也很严重。瞎指挥，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过分密植，造成人为减产。但是，这里贯彻“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比较认真。尤其是解散食堂、划分自留地、打破“居住集中”的限制后，从1961 年起，生产开始恢复，社员生活也得到改善。
根据历史调查，这个大队从高级社以来就开始减产,农民生活也开始下降,高级社后，从1960 年水稻亩产比1955 年下降 14%,1960年粮食亩产只有471斤,比 1955 年下降17%，总产下降27%，农民平均口粮只有 354 斤(稻谷)，比 1955 年减少 45%。据关公桥生产队调查，这个大队的范围(22 户)，从初级社就开始减产。
为什么初级社时还减产，甚至不如解放前、土改后呢?农民答复是:许多人加入初级社是“口愿心不愿”，犹豫不定。当时，上级一面宣传“入社坚持自愿”，一面说“入社光荣，单干可耻。”并且在国家贷款、供应农具和商品肥等方面，对单干户排挤，所以不少人是“赤脚板打泥浆”，随大流进来的。其次,集体生产单位规模过大。1954 年冬，韶山初级社由18户一下扩大到 75 户,建社准备工作很差，所以从那时起，大家就有了“坐大船”思想，平均主义已经产生，初级社下面的作业组之间，互相怀疑。不少人干活都不如单干的时候经心了。单干的时候，一天要到田头打几个转转，集体经营后，有的人看到田里漏水也不管，因为集体没有安排，得不到工分。第三，是耕牛、猪减少，农家肥减少。这个队的范围，1952 年有耕牛 14 头，1955 年入社时只剩 3头。猪的数量，从 1953 年以后，就逐年减少,1948 年有猪 31 头,1955 年减少到 25 头,1960年只剩 4 头，都归食堂喂养。
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有升有降，穿的用的改善，文化翻身，“吃的一年不如一年”。高级社以来，口粮水平逐年下降，平均每人每年只有 400 斤，1960 年最低降到340 斤。田家英同志在武昌出发前就对全体调查组成员讲，这次调查一定比前两次有新的水平,按正常年景，需要三四年。关公桥生产队座谈中，群众不谈合作化的优越性,至于公社化，一谈起来，就象诉苦一样。提到怎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和恢复生产问题时，有人提出包产到户。那时包产到户是一个“禁区”，所以，我们只是向群众进行说服和解释。但是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其他生产队也提出包产到户问题，有的呼声很高。
在调查工作的前期，田家英同志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闭口不谈，而且在一次包括大平大队和炭子冲大队的全调查组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志大谈包产到户的好处,少数同志也或明或暗地附和，田还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同志。但是，据我观察，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我: 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生产？我说，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他未说话，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我的答案是不满意的。坦率地说我当时不同意包产到户，也不敢想。我认为在集体经济不巩固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很可能滑下去，走向单干。这件事有一次表明，田家英同志既守纪律，又面对现实，敢于实事求是，冲破“禁区”，深入思考问题，而我的思想还没有解放。
又过了一段时间，记得是田家英从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回来以后，态度开始明朗起来。他说:少奇同志提出“要向农民让步”，包产到户，对于尽快恢复生产，克服困难，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于是他提出到安徽实行责任田较早的无为县进行调查，很快就做出决定，派我和在大平大队调查的两位同志同去。
我们一行三人，于六月中旬，从韶山出发，途经芜湖，到达无为县。在县委派人陪同下，考察了三个公社的几个队。这里看到的情况十分惊人！大刮“五风”时，危害最大的是“浮夸风”，由于虚报高产量，带来高征购，有的社队打下的稻谷全部交了征购粮,秋后即靠敲稻秆秆的瘪谷充口粮。所以，由于饥饿引起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性，在其他地方未见过。耳闻目睹那种惨状，令人很痛心！所谓“责任田”，实际上是在集体经济陷于瘫痪、集体生产无人负责的情况下，让群众自谋生路的一种办法。所谓“五统一”(生产计划即生产指标和主要作物安排统一,包产部分统一分配，队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和管水统一，抗灾统一)根本没有统起来。找不到会计和记分员，也看不到计分册，群众说是“分啦”(分田到户)! 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单干了。
但是，在那种困难情况下，群众还是在积极苦干。即使是孤儿寡妇，也请亲戚邻居帮忙，把田种下去了。基本上没有看到撂荒田。因此,我们的意见,即使是单干,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对于渡过困难，恢复生产是有利的，所以不宜急于纠正。
大约在 6 月底或7月初，我们回到北京。我回到家后，即给家英同志打电话(他们先我们回京)，他让我立刻就去汇报。我如实地说了以上所见所闻和我们的看法。田家英同志听到有的生产队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后,很动情地说:人都死了，还谈什么集体生产！
四、参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我汇报以后，过了几天(大约是七月上旬)，田家英同志在中南海居仁堂楼上一个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酝酿向中央汇报并准备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参加的人除部分调查组成员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秀才(我记得有马洪、梅行、许立群等)。我同王录也参加了。田家英同志首先根据调查情况，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在那些破坏严重、生活困难的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与其让群众自发地搞，不如我们有领导地搞。他估计，全国已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社队约占 30%。有领导实行的结果，可能达到40%。另外 60%是集体的或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他还说，合作化、公社化的经验教训，应当总结，走过了头就应当退回来，今天的退正是为了明天的进。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一定影响。会上除个别同志对分田到户的提法提出异议外，没有异议。
这次酝酿会后，听说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又一次表现了他不顾个人得失，为党为人民，敢于直谏的勇气。
我非常同意他讲的“走过了头就应当退回来”的话，这完全是调查中的体会。调查中反映，农民普遍怀念初级社，对公社化，“大跃进”普遍不满。时隔 20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农业合作化以来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改造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接着，取消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从而使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历史是最公正的，20 多年后，田家英同志以上的话竟兑现，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如果田家英同志在世的话，他该多高兴啊!
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了作会议，我和王录同志作为王观澜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助手，也到了北戴河。在会议前期，会内会外，包产到户成为热门话题。后来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批评了邓子恢和田家英同志。一天晚上,田家英同志到我和王录的住处，向我们谈了批判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很担心这次会后，又要掀起一次反右运动，特地向我们打招呼，并且让我们转告其他同志，让我们思想有所准备。这种关心人、爱护同志的感情使我们很受感动。
五、深切的怀念
我认识家英同志，是在 1955 年。那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就在万寿路(现为中组部招待所)，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对面。那年上半年，田家英同志主持起草《农业合作社章程》，我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自那以后,因为住地极近,经常见面，但不很熟悉。真正熟悉到相知，就是参加调查和几次参加修改文件的工作以后，家英同志平易近人，善言也很风趣，在调查和起草文件过程中，工作之余,他爱和我们聊聊，从中国历史到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以及当前问题，无所不谈。特别谈到他1959 年四川调查和庐山会议上，因讲了真话，而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恶毒攻击，我则和他产生共鸣。对于他那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骨气，我很佩服。
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们也不断地有所交往。他很关心农村工作(我以为是毛主席让他分抓农村工作)、农村形势，特别对劳动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多次向我了解农村情况，问我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我对他是无话不谈,他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并谈自己的看法。每次交谈，我都感到有所受益。因此，我视他为良师益友。1965 年冬，谭震林同志派我带个调查组，到长江三角洲，调查那里的农业生产。我先到上海,在华东局农办同志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上海郊区和市属的几个县,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地区，浙江省的嘉兴地区。在嘉善特地看了 1961 年调查的和合生产队，看到那里的面貌已大大改观，非常高兴，最后，于12 月中旬到达杭州，得知田家英同志正在西泠饭店,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写序的问题。我专去看了他，谈了和合生产队的变化，他很高兴。中午共进午餐。饭后我即告辞，他把我送到门外，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成永诀。
（2002年6月2日）
来源：农政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