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深化三线建设研究的突破路径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三线建设的决策已逾60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已持续40余年。学界此前已发表了多篇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综述文章，这些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线建设诸多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但大都侧重于对该领域所取得成绩的述评，对当下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构想着墨较少。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三线建设研究与兴起阶段的情形已有很大变化，在看似繁荣的背后仍隐藏着一些亟待重视的困扰与挑战，有必要再次审视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重新思考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之道。因此，本文拟在厘清三线建设研究40余年发展脉络、剖析当下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寻深化研究的因应之道，并对若干核心问题（诸如选题、方法、理论与对话等）展开讨论，以期鉴往知来，将三线建设研究推向纵深。

一、从起步到繁荣：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三线建设处于保密状态，鲜为人知，更谈不上学术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三线建设信息的逐步解密并见诸报端，学界开始对三线建设展开研究。通过梳理40余年的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结合多年观察和在学术交流中获得的信息，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三线建设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三线建设研究的起步阶段。进入80年代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国内着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时期。从这个时候起，三线建设才揭开神秘面纱，逐渐为普通民众所知晓，同时有少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一阶段关于三线建设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对三线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其成就、问题展开讨论与评价；二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探讨三线建设的经济得失和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策略。由于三线建设还处于调整改造阶段，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现实问题，尚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视野，成果也相对较少，没有形成规模。

2000年至2012年是三线建设研究的初兴阶段。21世纪初，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三线建设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加之公开的文献资料日益增多，研究成果迅速增加。其中，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专著，对三线建设的决策背景、实施过程、成就与失误，以及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对比、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借鉴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李彩华著《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是另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著作。该书从三线建设的决策、历史成就、调整改造、历史经验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探讨了西部大开发与三线建设的关系，比较了三线建设与二战时期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异同。这一时期，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参与到三线建设研究中来，研究主题与内容趋于广泛，主要围绕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与背景、实施过程、影响效应、历史评价、调整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领导人与三线建设、地方三线建设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一定的飞跃。

2013年起，三线建设研究快速发展并进入繁荣阶段。2013年，徐有威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获批立项，这是该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年，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正式成立。该会将学术研究者、三线亲历者、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三线企业、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这一阶段，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各类文献资料、档案材料、口述史料、回忆文集得到系统整理和公开出版；研究著作和文章日益增多，仅2019年就出版了9本著作，发表了176篇文章；各地相继举办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仅2019年就召开了5次；数家重要学术期刊先后刊发多组三线建设专题文章，有的还专门设置了“三线建设研究”专栏。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涉足三线建设研究，使该领域的研究视角趋于多元，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微观层面不断拓展，从历史事件、三线企业、三线人群等基础研究到工业遗产、社区治理等应用研究持续推进。例如，此前对与三线建设相关的领导人研究较多，而对普通人群的关注不够；到了本阶段，一些学者开始聚焦普通的三线建设者，并深入各地进行口述采访，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学界对三线建设中的三线职工、三线移民、家属工、劳模、“学兵连”以及“半边户”家庭等群体开展了专题研究，与这些人群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议题也得以拓展。又如，三线建设中，兴建了近2000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遗留下大量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遗产。近年来，这些三线工业遗产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旅游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分别从整体和区域的视角出发，对三线遗产的概念与类型、调查现状、价值评估以及保护利用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使其成为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又一学术增长点，并吸引了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关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多点开花、影响渐深，成为“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中的一大热门领域。

二、从量变到质变：近期研究的趋势、问题与因应

2013年以来，三线建设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颇为繁盛的格局，其局面可以用“四多”来简单概括：一是研究者较多。这些研究者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科研机构、不同学科。除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外，目前经常通过“三线建设研究学者联盟”微信群进行交流的研究者就达140余人。二是研究项目较多。2013年至2024年立项的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28项（其中包括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项目、各地的省级项目以及各种横向课题数量更多。三是发表或出版的论著较多。根据徐有威等的统计，仅2019年至2023年五年间公开出版的各类著作（包括学术专著、回忆录、口述史、资料汇编、论文集等）就有60部，硕士学位论文110篇，博士学位论文16篇，期刊论文486篇。四是研究主题较多。除了前述研究议题和研究内容外，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另辟蹊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主题，比如从身体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情感史以及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乡关系、民族融合等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当代中国研究中这个较小的领域，如此规模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整体来看，2013年以来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呈现两个显著的发展趋势：一是从以宏观研究为主转变为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兼具的格局。此前，学界更多从宏观层面即全国和整体性的角度来探讨三线建设相关问题；近十余年来，随着三线建设研究深入发展，并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等思潮影响，部分学者在宏观叙事之外，从中观、微观层面对某一区域、某一企业或某一人群展开进一步研究。由此，研究主题变得更加多样，研究内容变得更为精细而深入，有分量的成果也开始增多。不过，目前宏观层面的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具有创新性的突破较少；对区域（中观）的研究虽然覆盖了大部分三线建设地区，但缺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微观的个案研究开始增多，但整体性视野有待加强。二是从以历史学为主逐渐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转变。从当前的研究群体和研究成果来看，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仍占据主体，其他学科也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在三线建设研究中都已取得一定成果，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以及文化遗产、旅游管理等其他学科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虽然目前这些学科多从本学科视角出发进行相关问题探讨，缺少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却为未来开展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十余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研究论著数量较为庞大，但是看似繁盛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应忽视的问题，现简要归纳如下：一是研究成果水平参差不齐，既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问世，也有不少流于表层、简单粗糙的论文发表；二是重复性、同质化研究较多，例如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对三线建设区域情况的论述等都存在此类问题；三是部分成果问题意识薄弱，只停留在介绍情况的初级阶段，在呈现“是什么”之后往往未能就“怎么样”和“为什么”作进一步探索；四是学术交流与对话相对欠缺，虽有若干研究团队的组建，但大部分研究者仍处于“散兵作战”状态，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对话与互鉴有待加强。

虽然上述问题或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学科、其他研究领域中，但和其他领域一样，这些问题若未引起学界重视，并长期存在下去，势必影响该领域深入发展。因此，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学者们不应满足于之前的成绩，而要直面当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重新出发，寻求新的突破。

针对三线建设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曾提出可以从若干方面予以解决和突破，包括全面搜集、整理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料，拓宽与深化研究内容，打造研究团队和平台，营造良好学术环境等。如今看来，这些建议虽未过时，却不够聚焦，未能指向核心问题。总结前述三线建设研究存在的问题，最核心之处在于成果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对成果质量的追求有所欠缺。因此，三线建设研究深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理念，在继续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保持一定论著数量的同时，重视研究成果的水平与质量，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有时候，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可以覆盖很多年的研究进展，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胜过许多篇低水平的论文。

三、提升研究水平的关键：选题、方法与理论

要实现三线建设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无疑需要从多方面（诸如资料、选题、内容、方法、团队等）着手。研究水平的提升更是涉及主客观诸多因素，非一朝一夕之功。笔者在此仅重点围绕学术研究的选题、方法、理论等关键问题提出一些粗浅想法，供同行参考。

第一，增强问题意识，转变选题导向。在继续拓宽三线建设研究的范围、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议题时，应重视研究内容的深入性，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进行更多有深度的研究，如此方能避免大量重复性、同质化成果的出现。要想深化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无问题意识便无学术研究的推进。目前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水平参差不齐，重复性或同质性研究较多，问题意识薄弱正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研究者停留在对事件或现象的叙述与再现层面，在论述“是什么”之后未能进一步探寻“为什么”。除了受自身学识和学科属性影响外，这同研究者缺乏对该领域整体研究脉络的梳理与审视有关。具体到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中，文献综述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制约了作者问题意识的展现。对学术史回顾的轻视甚至忽略，在三线建设研究的论文中多有体现，一些论文根本没有认真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便直言其研究具有多么突出的价值。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要求的做法。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学术史回顾为基础开展研究便已成为所有学术研究必须遵从的基本规范，高质量学术期刊均将学术史回顾列为论文写作的必备要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学术史回顾“最为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借由对既往研究成果这种二手文献的系统整理、深入钻研和客观分析，发现以往学界尚未真正开展或有待继续深化的选题或议题”。不论对尚无明确研究对象和选题方向的年轻研究者，还是对已有明确研究对象、选题或领域的具有一定经验的研究者而言，学术史回顾的意义都极为突出。只有建立在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扎实梳理和对研究脉络的整体把握基础上，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性才能得以显现。

与问题意识薄弱、学术史回顾欠缺相关联的是，不少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的选题存在较为明显的“以资料为导向”的倾向。或许是过于强调历史资料搜集的重要性，部分论著或多或少存在研究选题从资料出发的倾向。比如，近几年发表的多篇以单个三线企业为个案的论文，选题明显来自对特定材料的发掘。这种现象的存在或许还与三线建设领域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有关。该领域资料类型多样，包括全国各地、各级地方政府档案部门所藏档案文件，有关企事业单位所存资料，流散各处的资料、报刊，个人所存笔记、日记、信函、回忆录、汇报、鉴定、表格，以及研究者所作的口述史资料、调研札记等，体量之庞大可谓浩如烟海。研究者利用其掌握的一定数量的史料，选择某一个议题展开专题研究，可以相对容易地形成论文等研究成果。然而，发掘、利用新材料并不等于完成学术创新。“以资料为导向”的选题容易使研究成果产生琐碎之感，如果未将其置于整体发展的学术研究脉络中加以考察，则较难形成高质量学术对话，甚至出现不少同质化、重复性研究。当然，其他领域（例如经济史、企业史）以及整个历史学科乃至其他学科均面临这一问题，但三线建设研究在这方面似乎尤为明显，因此更应转变选题导向，从“以资料为导向”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研究选题“以问题为导向”，更需回到学术史回顾中去，因为只有深入研析和准确评判既往研究成果，才能厘清和明确具体问题在长时段学术研究脉络中所处的位置、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今后的持续性和拓展性研究提供学理支撑。不少学术前辈常言“一手资料出观点，二手文献出问题”，就是强调文献综述（学术史回顾）对于选题的启发和决定意义。

还需指出的是，资料虽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从三线建设研究的现状看，资料搜集或许已不再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三线建设研究发展初期，资料的类型和数量都较为有限，但近十余年来，学界和社会各界纷纷加大对各类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影像资料层出不穷，体量蔚为壮观。除了一些高层资料和保密性强的国防工业资料外，大部分类型的资料都已“崭露头角”，学界已凭此基本厘清三线建设的整体面貌和若干重要议题，并且可以继续利用它们开展一些深入的专题研究；而对于那些敏感度较强、保密性较高的资料及其相关议题，可以绕开或回避，这并不会影响三线建设研究的整体性关照。这就好比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早期看重食材，随后重视烹饪，最终形成菜系。三线建设研究已经跨越了受限于资料（食材）的阶段，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选题、方法与理论等核心问题（烹饪）的探讨中，以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乃至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菜系）。

第二，注重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提倡三线建设研究选题从“以资料为导向”转变为“以问题为导向”，并不意味着否定文献资料的重要性。事实上，作为当代中国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三线建设研究，既离不开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解读与分析，也离不开回到现场的田野调查。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类型多样，数量更是不可估算，如何利用好各类文献资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档案材料、史志文献、口述史料、影像资料，不能只执其一端，而应充分看到每类资料的特点与局限性，对不同性质、不同时段、不同媒介的资料进行综合利用、相互印证。一些三线建设论著在进行专题研究时，只依托单一类型的资料，尽管也能呈现该主题的基本面貌，在方法论上却存在着先天缺陷。例如，要探讨三线移民的迁徙动因、过程、社会适应、身份认同等问题，单凭企业档案或地方志文献是无法形成清晰而详细的历史图景的，三线移民的口述资料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此外，三线建设研究者还应遵循材料本身的叙述逻辑，在比对、甄别基础上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分析，如此才能更好地还原和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

三线建设距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并不远，研究者与亲历者处于“同一境界”，通过田野调查更易“回到历史现场”，达成“了解之同情”，“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田野调查包括口述访谈、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于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对其生活及状态的观察，特别是参与观察，更可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感悟。到事件发生且保留下来的场所进行实地考察，能从空间、现场的角度增强对历史的理解。田野调查不仅能收集到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还时常带给研究者不一样的冲击与感悟，使其产生许多新的思想火花与研究议题，这恰是文献阅读所不能及的。例如2016年，笔者和研究团队驾车驶入群山环抱中的重庆綦江双溪机械厂，访谈了多位周边居民。我们发现，在他们眼中，三线企业和当地农村保持着较大的距离。笔者由此萌发了探讨三线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区隔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发表的《围墙内外：三线建设企业与地方社会之区隔》一文。

可见，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不可偏废，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应遵循“从文献到田野，再从田野回归文献”的研究路径。例如2014年，笔者到四川彭州的锦江油泵油嘴厂进行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尽管此前已经查阅过该厂厂址变更方面的资料，但直到深入龙门山的大山深处，站在沙金河畔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岷江齿轮厂、湔江机械厂旧址处时，笔者才真正理解当年三家工厂职工为更换厂址所采取的种种行动，政府、地方与职工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也自然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议题。返程之后，笔者进一步收集地方志、回忆录等资料，采访多位亲历者，并绘制地图，逐步复原了这三家工厂厂址的变化过程。两年后，笔者再次前往三家工厂旧址，对一些细节作了印证；在此基础上，撰文分析政府部门和三线企业为选址问题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策略，进而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三线企业、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选址中的作用。倘若没有从文献梳理到两次田野调查，再回归到文献分析的过程，这篇关于三线企业厂址变迁的文章恐怕很难写就。所以，在三线建设这样的当代史领域研究中，必须坚持文献与田野“两条腿走路”的研究方式，这对问题意识的养成也多有裨益。

第三，加强方法探讨与理论建构。方法与理论是学术研究得以深化和持续发展的基石。虽然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但大部分都倾向于进行事实与现象的叙述和分析，从方法和理论层面深入探讨的成果相对不多，长远来看将制约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曾策划了一组名为“多学科视角下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笔谈文章，邀请五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在笔谈文章中，周晓虹指出，将口述史作为三线建设的研究方法，可以从多个层面锻造研究者的社会学想象力。陈超提出，当前三线建设研究最核心的一个局限在于理论导向研究的缺乏。他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研究者应当选择一种具有因果推断功能的研究方法。谭刚毅从人居环境学科的视角出发，提出将谱系学、形态学、类型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可见，除了充分运用本学科较为成熟的方法与理论，不同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的相互借鉴也应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充分运用或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与突破，在一些专题中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改变研究手段单一的状况，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水平。

在为数不多涉及理论分析的成果中，学者们往往运用或借鉴相关学科的某一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刘有安运用人类学的文化孤岛理论分析了三线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林楠和笔者借用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研究三线移民二代的地域身份认同问题。陈超运用关系网络理论剖析三线企业工人内部的群体关系与人际互动。笔者将社会学的单位制理论引入三线建设研究，分析了三线企业的性质与特征。相较于上述专题研究利用相关学科原有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某一问题，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三线建设研究更需要从不同议题的经验研究中生发、建构出新的理论。正如陈超所言，“三线建设之所以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学术宝库，是因为它在多个维度为研究者提供了寻找理论问题的可能”。只有从大量基础的本土经验研究走向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对于如何在三线建设领域开展理论导向的研究，陈超在笔谈文章中从政治学的角度作了一定的阐述，其中尤为强调因果关系的挖掘和因果推断的作用。曲冠青、武力针对企业史研究中理论建构方法缺失的问题提出，可以借鉴社会科学中的扎根理论和过程追踪法等方法来建构理论，这对三线建设研究不无启发。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过去50多年中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研究者直接从实地观察和大量原始资料中形成经验概括，然后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过程追踪法是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探寻因果机制的方法，既可以用来检验假设，也可以用来发展理论。这两种方法均包含建构理论的研究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三线建设研究的特点。不过，目前尚未有学者采用这些理论建构的方法从三线建设研究中生发出新的理论问题，这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任重道远。

四、学术对话：必要性与多途径

对于学术对话的重要性，学界已有深刻认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就学术对话的意义指出：“思想与思想的接触往往明显地刺激了观察与首创性。没有相互接触，观念和经验将仍然保留为严格地属于个人。可是，通过互动的媒介，观念和经验就可以变成创新和发现的要素。一个科学家可以作出一些观察，但他没有作出解释。如果这些观察不交流给其他研究者，那么它们对科学发展就没有意义。”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对话是实现“实证研究可检验性”的主要方式，有助于新理论的传播和科学共识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精细化，避免重复研究，并且有利于增强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自信。因此，有学者建议：“青年学者一旦决心踏入学界，以学术为志业，就必须依托于一个或多个学术共同体，与同行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这是现代学术格局下成长、成才的必要途径。”三线建设研究亦是如此，学术交流与对话不论对研究者个体的成长、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还是整个研究领域的纵深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已开始出现若干次的对话，但总的来看仍需要在不同层面进行更为频繁和深度的交流与对话。大体而言，三线建设研究可以展开以下几类对话。

首先，就三线建设领域内相同或相近的议题展开对话。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者已在论文中围绕若干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对话。例如，李德英、胡天鹏针对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 Meyskens）的专著《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就“三线地区”的概念、“军事化”理论以及资料的解读等问题展开对话与商讨。他们认为，此书从冷战与军事化视角出发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介绍，但在讨论冷战格局下的中国国际环境时，忽视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理解“三线地区”的深层含义；其对“军事化”理论的解释不够全面，有关“有特权的艰苦”的讨论虽然对城乡、工农关系有所涉及，但论证有限；某些地方的资料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彭涛针对三线建设地区的工农互动问题，与陈熙、李德英、徐有威的三篇论文展开对话。他认为，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农合作虽然含有“政治任务”的成分，但在具体实践中本质上是单位之间的互惠；这种单位间的横向资源流动既有政治象征资源，也有实际物质资源；工农合作过程中固然也有“人情世故”的算计，但更注重“义利兼顾”。笔者在《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一文中，尝试进行两个方面的对话：一是针对陈超对锦江油泵油嘴厂不同类型职工群体的分析，笔者利用另一家三线企业重庆晋江机械厂的花名册信息，对该厂职工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访谈资料探讨三线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及差异，印证了陈超对锦江油泵油嘴厂的研究结论；二是在三线企业的婚姻关系研究中，笔者用中国本土的研究实践与西方的经典择偶理论对话，以期将历史学对特殊现象的关照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解释。遗憾的是，虽然同在三线建设这一研究领域之内，类似的学术对话仍然偏少。

学者施爱东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学术对话平台就是个遛马场，是骡子是马，拉到同行眼皮底下遛一遛就知道了。”他写道：“每一次阅读，读者都会对作者进行一次归类处理，将作者归入值得或不值得再阅读的类别当中。那些总是能够提供新鲜信息、逻辑论证严密、论证结果具有可检验性的作者，显然更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所以说，论著贵精不贵多，如果我们总是提供劣质产品，著作等身说不定就是个贬义词。”毫无疑问，只有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对话才能对研究者的工作作出最恰当的评判，提出建设性意见。

其次，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对话。三线建设研究不能局限于该领域本身，而是要与其他领域进行比较与对话，否则容易造成自我封闭。21世纪初，恰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并开始实施，不少研究者纷纷开展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对比研究。例如，前述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在书名中就直接体现了与西部大开发对话的研究视角，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则从国内国外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具有强烈的学术对话意识。除西部大开发外，研究者还需要从长时段出发，拓宽对话视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纵向比较三线建设与抗战内迁、明代屯堡移民，横向比较三线建设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峡移民的背景、政策与影响。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进行对话也很重要，工业建设、企业发展、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城市化、社区变迁、城乡关系以及当下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皆可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对话对象。唯有如此，方能“走出”三线建设，回应更加宏大的时代命题。

加强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对话，一方面可以汲取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经验。例如，经济史、企业史是国内兴起较早的两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经历了长时间的积淀与突破。除了产生丰硕的专题研究成果外，一些学者还对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展开深入探讨，并上升到研究范式的高度。例如，孙圣民将经济史划分为历史学和经济学两类范式；高超群认为，1949年前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可分为两种蕴含着不同政治和学术立场的研究范式；林立强认为，目前国内的企业史研究包括历史学和经济学两种范式，并呼吁开展管理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曲冠青则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企业史研究划分为历史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两类。同样，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推进，未来不妨在研究范式层面展开探讨。据笔者初步观察，目前的三线建设研究涉及学科众多，可大致划分为历史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两个类别。其中，社会科学范式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以及与自然科学有所交叉的地理学、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学科。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研究议题的比较，开展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对话，有助于研究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三线建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更加积极地探寻三线建设在长时段历史与社会中的普遍性规律。笔者在《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一文末尾，尝试将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三线企业职工婚姻关系与其他时期中国民众的婚姻关系相比较，并与西方的择偶理论对话，正是出于此种探寻社会普遍规律的研究“企图”。

最后，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展开对话。在“三线建设研究学者联盟”微信群中，一些历史学者曾与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就某些学术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与观点交锋，可见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有着较为强烈的对话愿望与动力。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在方法论上展开对话，走向对方的纵深处。历史学长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社会科学者不妨向其学习，尽可能动手处理一手资料，认识到每一类资料都有其局限性，进而在不同时段、媒介、部门和不同性质的资料比对、分析中逐步接近事实。社会科学长于对各类现象进行一般性规律的探讨和理论分析，历史学者不妨加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不仅要关注各种“中层理论”，更应在经典的宏观理论传统中长期浸染，以夯实对话的学术基础。

对于在三线建设研究中不同学科共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各学科研究者更有交流与对话的必要。例如，口述史研究法已在三线建设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仅采集、整理并出版了颇具体量的口述史作品，还将其运用到三线建设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探讨中。研究者们可以就此展开探讨与对话，相信一定可以起到相互激荡、相互启迪的作用。此前，金大陆比较了历史学和社会学进行当代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异同。他认为，社会学注重探求口述与“集体记忆—社会认同”的关联，强调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并通过“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诠释历史。这一取向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历史学则将口述定位为“史料”，强调与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进行比对考订。他指出，二者在旨趣、要诀、范式、目标上是不同的，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口述史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的运用也存在这两种有所区别的研究旨趣，不同学科的学者如能对此有所领悟，必能取长补短、相互映照。

学术对话可以是正式的，如会议交流和论文发表；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学术沙龙、成果分享和意见征询，以及通过小型聚会、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的往复讨论。相较于正式对话，非正式对话或许更有助于前沿信息的快速流通，也更有利于学者们坦诚交换建设性、针对性的学术意见。从事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对话，以促进研究者个体的成长、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三线建设研究的纵深推进。

此外，学界还需注意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这可以算作更广泛意义上的对话。加强学界与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如博物馆、文化公司）、三线企业、“三线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既有助于学者调研的开展和资料信息的收集，促进研究者与亲历者开展多渠道对话，又可引导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三线建设等当代史领域的记录与书写中来，促进学者与普通公众的互动，还能利用和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发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现实作用。

总之，三线建设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座“富矿”，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优势。学界应该谨慎审视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注重提升研究水平，加强学术对话，争取早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使三线建设研究升级到2.0版。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