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邓大姐点了我的将

“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孔门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老年，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据《谷牧回忆录》)

给我派这个活儿的倡议人，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

1983年夏，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虽然经周总理出面制止，但被合称为“三孔”的孔林、孔庙、孔府等古迹已遭到造反派的严重破坏。

邓大姐视察时看到“三孔”一片破败的景象，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多方筹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

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出面。她说，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虽然他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

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邓大姐还建议，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参加此事。

邓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