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遥：从“宗派主义”到“反党集团”

核心提示：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使舒芜卷入其中，他与这一事件的真实关系及深层原因的探析，成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自《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陈半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朱正、钱理群、孙郁等人的三十多篇文章，对舒芜的人生道路及其著述作了回顾、梳理和研究。

“奉命组稿”

震动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5月。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

大约在1955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文艺界正在对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同志和袁水拍同志，要了解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文艺组分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找我到办公室汇报。我告诉他们，大部分稿子已经落实，一部分稿子作者正在写，估计问题不大；还组织什么稿子，需要议一议题目和找谁写。他们又谈了几个题目，商定后我记了下来。这时，袁水拍同志忽然想起，胡乔木同志在过去一次谈话（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中曾说，“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写点文章”（大意）。林淡秋同志认为，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我也认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容易”。袁水拍同志也认为“难”。难在哪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和胡风同志无来往、不熟识的人，自然无从谈起；和胡风同志有来往、熟悉的人，也未必肯说。当时虽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商定，不妨找绿原、路翎、舒芜等同志试试看。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把握，只好试试看。

当时编辑工作很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是重点。往往从约稿、编稿到核对引用的原文，都很费事。文章如有修改，还要找作者往返商量。文艺界的会议，必要时还得参加。大量的读者来稿来信也要及时处理，等等。往往白天时间不够，夜里加班，这是常有的事。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不论了解情况或约稿，都心中无数，能否完成，还在两可之间，只好将此工作放在处理别的编辑业务的空当，穿插进行。记得有一天，我抽空拜访绿原。绿原同志我不认识，只知道他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我持报社介绍信先到中宣部党委，接待我的同志叫我到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宿舍找他。我骑自行车到住处找到了他。我作了自我介绍，请他看了介绍信。我没有贸然提出胡风宗派主义问题，怕他接受不了，只表示向他约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他话语不多，很有礼貌，也很谨慎，只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大意）。我在那里没有待多久，便告辞了。

又过了几天，我去找路翎。路翎同志我也不认识，只在一次会议上远远看到过他的身影。当时他好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先去创作室，见到一位负责人李某（已记不清名字和职务了）。我说明来意后，李说，路翎同志最近“情绪不好”，估计你去找他，他不会谈什么。我对李说：“那就作罢，不见路翎同志了吧。”遂告辞走了。

读信，送信

找舒芜同志的经过要多说一些。

舒芜同志的爱人陈沅芷同志是我在北平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同住一间宿舍。那时，她正和舒芜同志谈恋爱。她和舒芜经常通信，有时收到一些舒芜寄给她的书刊，如《希望》《呼吸》等刊物，常借给我看看。因此我知道舒芜是个文化人，能写文章。大约在1947年春，舒芜由南方来京看陈沅芷，住在和平门外北师院附近琉璃厂一个地方。那时北师院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热爱文学的同学，不满足在校办壁报，正酝酿筹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小刊物，起名叫《泥土》。经费是校方发给每个同学的制服费，谁愿参加谁拿出制服费，最初大约只有十几人。我是热心此事的人之一，后被推举为刊物的主要编辑之一。我只参加编了最初两辑，发表的稿子多为在校同学所写，没有稿费。我写过四篇小稿，登在一、二、三辑。其他参加《泥土》的同学，也曾分别写信或找过几位教授和著名作家约稿，但来稿有限。舒芜这时来北平，我曾和陈沅芷一道去他的住处约稿。舒芜写的《论五四精神》一文，发表在1947年5月20日出版的《泥土》第二辑上。后来，他们两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订婚茶会，我也被邀参加了。

1947年6月底，我离开北师院去冀东解放区，被分配到冀东区党委机关报《冀东日报》做编辑工作。唐山解放后，该报进城改为《唐山劳动日报》。1950年7月，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组，还做编辑工作，先参加编“人民文艺”版，后被分配搞文艺评论。

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舒芜同志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同志对他1945年发表在重庆胡风同志主编的《希望》杂志上的《论主观》一文作了检讨。胡乔木同志看后很重视，亲自加了一个编者按语，通知《人民日报》转载，6月8日此文见报。按语指出，《希望》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还说，舒芜对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值得欢迎等。

转载此文，我做了些编辑事务工作。文章转载后，文艺界特别关注按语中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提法，曾听到一些议论，赞成的居多，不赞成的也有，如说提“小集团”是否重了些。但这种议论我听到的少些。这时，报社曾收到不少读者来稿来信，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经文艺组领导袁水拍同志请示，胡乔木同志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胡乔木同志告诉袁水拍同志，用报社名义给舒芜同志写封约稿信，请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这封约稿信，袁交我起草，信写好经袁看过，以报社名义发出。舒芜同志同年写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文艺报》上。“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着痛处。”

我所以叙述自己一段简历，以及引用胡乔木同志写的编者按和舒芜同志文章中的话，是想说明两点：一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有些文章和我做编辑工作有关；二是对胡风同志“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提法，已早在此前三年见诸报刊，文艺界的会议上也时有所闻。我找绿原同志没有提胡风“宗派主义”，以及找路翎同志没有见成，思想上的顾虑是怕讨没趣，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阶。找舒芜同志谈此问题就不同了。他的文章已经明白说了，谈多谈少不会引起彼此难堪。何况舒芜同志的爱人陈沅芷是我的老同学，1947年在北师院分手后，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很想见她叙叙同学友情。

舒芜同志1953年从广西南宁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古典文学编辑工作，陈沅芷同志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为了能见到陈沅芷，我选择了一个星期天去他们家。他们当时家住东城草厂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一个大院的三间东厢房里，那是一座古建筑。我去那天，不但舒芜同志在家，陈沅芷同志也在，舒芜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在。他们一家人很热情。陈沅芷和我亲热地叙同窗友谊，各自谈分手后的生活经历，互问我们共同认识的北师院老同学的去向，两人谈得很愉快。舒芜同志是清代著名理学家安徽桐城派学人的后代，他妈妈也是书香门第中人，读过古典小说，会写诗、擅长书法等，性情豁达，落落大方，热诚待人。我和陈沅芷叙旧，她坐在一旁听，有时也插说几句，有时和我们咯咯一起笑。

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次来你们家，一是看看老同学，一是向舒芜同志约写批判胡风的稿子。舒芜妈妈说：“你们谈正事，谈正事。”并诚恳留我吃午饭，我却之不恭，便答应了。她叫陈沅芷去做饭，我和舒芜同志谈约稿事。老妈妈有时也进里屋坐在双人床沿上听我和舒芜谈。我开门见山地对舒芜同志说，我们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子已有一些了，你能否考虑写点别的文章，如胡风的宗派主义。你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已提到这个问题，能否回忆得更具体点，写得详细些，但要言之有据。

舒芜同志答应写。似乎还说，他原来也有要写这个题目的考虑。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他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他当时说，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没有运来，还是已经运来，没有整理。只清楚地记得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

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一百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我拿出大包里一个用绿色条条毛巾缝的小兜，把信装了进去，小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我对舒芜同志说：“放心，信，我一封不会丢，看完如数奉还。”他表示相信。

下午，我回到家中，干了些必要的家务后便开始读信，一直到深夜才把密密麻麻的信全部读完。第二天上班，交袁水拍同志看，他很快看完，交林淡秋同志看。记得这批信，当时文艺组只有我们三人看过。我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到舒芜同志家，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这时，我告诉他，报社领导同意，他根据这批信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文章，已列入选题计划，望能尽快写出。当然，编辑部内部情况，我没有说，舒芜同志也不会知道。因为当时编辑部对工作人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我是党员，当然遵守这条规定。

记得这批信，林淡秋、袁水拍和我看后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议论和看法。

舒芜同志很快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我看后认为可以，袁水拍和林淡秋同志看后也认为可以。袁水拍同志对我说，能否向舒芜同志再借一下胡风的原信，以便核对原文。我说可以。我到舒芜家再借胡风的原信，告诉他我们需要核对原文。这时，舒芜已将这批信装订成册了。我拿回后交袁水拍同志。以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审阅，现在已记不得为什么没有送胡乔木同志审阅。

又过一些天，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请通知舒芜同志到中宣部找林默涵同志谈他的文章。我通知了舒芜同志。林默涵同志找舒芜同志怎样谈的，文章怎样修改的，当时我不知道。大约没过几天，舒芜同志修改后的文章由陈沅芷同志送到报社，托我转交林默涵同志。我没有拆看，当即以“急要件”交报社收发室转送林默涵同志。又过两天，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舒芜的文章由中宣部领导决定在《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不登了。什么理由没有说。我虽然不以为然，但这是上面领导的决定，只得服从。后来看了康濯、林默涵和舒芜等同志的文章才知道，舒芜同志的文章根据林默涵同志的意见重新写过，文中加了小标题，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林默涵同志看后送周扬同志审阅，两人决定交《文艺报》发表，由《文艺报》负责人康濯同志写了一个编者按，排出样子送林默涵和周扬同志审阅。周扬同志认为舒芜同志的文章重要，写信送毛泽东主席审阅，并把胡风同志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同送上，拟作为附录在《文艺报》发表。毛泽东主席认为康濯同志写的按语不好，又改写了一个，并批示文章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文艺报》转载。舒芜同志文章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旋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照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舒芜同志的文章题目步步升级，统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1955 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较大字型的编者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是5月11或12日由报社一级的领导交给文艺组已经排好的样子。因怕出错误，除专业校对负责校对外，文艺组领导又指定我和另一位编辑刘仲平同志再负责核对。当时编辑部是否开过编委会，没向我们传达，我们不知道，只感到事关重大，编辑部的气氛紧张，很少有人大声说话，说明毛泽东主席写的按语一事已经悄悄传开了，我和刘仲平同志很快也知道了。我们一读按语，它像一声凌空“霹雳”把我们惊呆了。我们愣愣地、木木地，东西对坐在我们各自的两张拼对着的办公桌前，谁也没有说话。谁能料到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一下子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宗派主义”，一下子变成“胡风反党集团”、“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人民出版社出的小册子中，以上文字已改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