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温情”温济泽

岁月匆匆。若不是有人提醒，我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2014年是温济泽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去世15周年的日子。

熟知温济泽的人知道，在晚年，他所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纪念日——或诞辰日或祭日——做好对一些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重要的纪念活动，并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反思历史、推动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可是，在他老人家百年诞辰和15周年祭日来临之际，我居然需要别人提醒，实在是愧对老人的在天之灵。

急就这篇小文，愿能化作一缕馨香，祭奠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的英灵。

温济泽与《炎黄春秋》

在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子里飘来温老最真切的印象是什么？是他笑眯眯地提醒我们或者对我说：明年是×××的纪念日，你要早点组稿；或者，明年是××事件多少周年，你要尽早动手，组纪念性的文章。这样的开场白后，他就会细声慢语地阐述纪念×××人或 ××事件的重要性，历史的、现实的重要意义等等。

说这话的时候，温老的正式身份是《炎黄春秋》杂志的“特邀编委”。其实，当时《炎黄春秋》有“顾问”七八位，“特邀编委”十八九位，好像只有温老对这份杂志格外地尽心——他也是我到杂志社后见到的第一位特邀编委。这是1994年春天，我刚到杂志工作不久就留下的印象。

慢慢地我才知道，相比其他的“顾问”或者“特邀编委”来说，温老与《炎黄春秋》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为这份杂志的诞生出了很大的力。

1981年，温老受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的委托，开始编辑多卷本的《革命烈士传》。负责这个规模浩大工程的温老，其实房无一间（没有办公室）、地无一垄（没有任何经费），召集了一拨离退休人员作为“志愿者”，新华社国内部原来的主任、在延安和温老就熟悉的方实老就是志愿者。在编辑《革命烈士传》的同时，温老又创办了双月刊《中华英烈》，以纪念那些不能入烈士传的重要历史人物。1989年下半年，刊物进行整顿，这份颇受读者欢迎的《中华英烈》竟找不到挂靠单位，面临被停刊的危险。温老积极活动，希望将这份刊物保留下来。第二年，他得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需要办一份会刊。而负责此事的是刚从新闻出版署署长位子上退下来的杜导正。杜老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方实是他的同事和老朋友，这条线就连上了，于是《中华英烈》的刊号得以保留，刊物更名为《炎黄春秋》，作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刊。这样，温老既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又成为《炎黄春秋》的特邀编委。

因为这样的关系，在我的感觉中，温老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在职人员。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好几次编辑部工作会议就是在温老家中召开的；还有，我们遇到一些需要商量的事情，温老也经常出面帮我们邀请一些人，在他家里开会商量。我是小字辈，经常做些记录的工作。温老说话条理清晰，话音不高，透着一种儒雅；他不偏激，很理性。有时候杂志遇到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有的编委会慷慨激昂，但温老不，他依然是细声慢语，拿出理性的建议，指导我们渡过难关。

温老是我们的好作者。从《炎黄春秋》创刊，温老的文章就在这里发表。我前面说过，温老习惯在纪念日上做文章。记得1994年7、8月份，温老特意让我到他家里去一趟，说他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建议。温老在信中系统地强调要抓住“纪念日”来组稿，他说：

《炎黄春秋》介绍过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在重大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和著名人物诞辰或祭日逢五逢十周年还发表纪念性文章，如今年第3期《甲申三百五十年》、第9期《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等，都很受读者欢迎。明年（1995年）的历史重大事件有：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一百周年（4月17 日）、五卅运动七十周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著名人物纪念有：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3月12日），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6月18日）、方志敏就义六十周年（8月6日）、秋瑾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1月8日）等。建议尽早作出规划，能有充分时间进行组稿等工作，以利于提高宣传质量……

温老自己也这样做。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纪念日与他有点关系，他都要写文章来纪念。他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大多是这样写出来的，像瞿秋白、方志敏、艾思奇、周扬等人，或是诞辰或是去世的纪念日，温老都有纪念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

温老写纪念文章，既是写出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他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纪念，当然是好心干好事了。不过，有时候好心不一定会被别人理解，往往还会沾上一点事来。

1996年，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温老特意撰文《我所认识的艾思奇——纪念艾思奇逝世30周年》，刊登在《炎黄春秋》第3期上。温老文章中涉及到了中央党校艾思奇和杨献珍等一些往事，引起了杨献珍家人的不满，并对我们提出抗议。我去找温老报告。温老说，他写的都是事实。这样，我在前去与杨的家人交涉的过程中，多少心里有些底，加之年轻气盛，好像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我回来向温老报告后，温老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杨献珍也受到迫害，命途多舛，受了很多苦。应当说，艾思奇与杨献珍的恩恩怨怨，说到底还是极“左”路线引起的，他们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现在不能算个人的账，而是要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对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事件，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这样才不容易偏颇。

出了温老家门一琢磨，才感觉到温老是以这样的口气来批评我对杨献珍家人的态度。后来，温老借着一篇文章的机会，特意“拐了个弯”，对杨献珍的案子做了一个“知人论世、论世知人”般的说明，以平息他家人的不满。

温老把文章送到杂志社，特意对我说了“拐这个弯”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温老您真是一个好人啊！

“温情”让自己成了右派

温老这个“好人”，恐怕是有口皆碑的。在他去世后编辑出版的《怀念温济泽》一书中，不少人都这样说过。温老为什么好，我看，是他身上有一种温情。温老获得“温情”这样的评价也很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期间，关乎那个著名的“王实味案件”，案件发明人是康生。

1942年，温老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很抵触，很个性的那种，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是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的。他到党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和油印一个调查表，调查全院研究人员中有多少人同意或者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调查结果显示，这部分人占到89％。据此，他建议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对待王实味的问题一定要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但是党委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王实味的错误很严重，并要求温老在会上发言说明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是不同的。温老没有同意。温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康生是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这个意见就是从他那儿来的。可是，我认为，王实味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才找借口拒绝发言。

温老说：当年，在对待王实味的问题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第二，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第三，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第四，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我相信了康生的话。

当年，温老曾私下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在向院党委书记汇报时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当年被康生认为有“温情主义”，可不是小事。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温老晚年又尽全力为王实味冤案平反奔波，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他的“违心”之作。

不过，温老检讨了自己的“温情”，“温情”并不因为他检讨了就从他身上离开。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这种“温情”又在他身上显现了。相比1942年的那次“温情”，这次“温情”让他成为一名大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温济泽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分管对外广播工作。当时，按照中央部署，每个单位要按比例划右派。温老后来回忆说：党委办公室的同志给了我一个通知，说你这个地方要打出十几个右派。我说打右派也要规定数目吗？那个同志就说是上面这样定的。我说我不管是上面定的也好，还是谁定的，我不同意这样做。那个同志就进一步解释，他说，你这里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几个，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个，上面就很满意了。我说，我按照标准来严格审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标准，我绝不放松一个；如果没有，我也绝不硬打一个，这就是我的意见。党委办公室的那个同志也是从延安出来的，我说，咱们可不要忘记延安那个“抢救运动”的教训。当时在清凉山，《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这两个单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错打了多少好同志，都打成特务，这个惨痛的教训不能忘记。我说，延安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一个执政党，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执政党了，全国再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就大伤元气了。我的这些意见被汇报上去，上面就对我有一种特殊看法了。这个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干事情，党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党性的基础，人性党性不是对立的。

与此同时，温老对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艺界一次座谈上的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也被归为一条罪状。周扬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让大家来分辨。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温老认为这个说法不适合对外广播工作，因为外国听众这次听了下次就不一定听了，怎么去除毒草的影响呢？他就在中联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得到了肯定。这件事传到了周扬那里，当时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扬自然不快，但他并没有直接找到温济泽来交流意见，而是打电话给当时的广播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梅益，梅益就开始追查此事并安排人“背靠背”地整温老的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成为1958 年上半年批判温老时的重要“证据”。温老被打成右派最关键的，还是到了反右斗争的整改阶段，温老不同意梅益提出的建立一个对内、对外广播统一发稿的编辑部的意见，并再三详细陈述了理由——对外广播与对内广播有对象、任务、内容、方式方法的四点不同。就因为温老坚持这些符合对外广播客观实际及其发展规律的主张，他最终被说成是进行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长期坚持的”“反党活动”。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打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谈到那段历史，温老说自己“从此坠入万丈深渊。继之文革浩劫，前后整整20年才重见天日。”

记得，晚年的温老，很愿意谈论反右这段历史。他谈话的重点，不是自己在反右中的命运，而是总结这场波及上亿人的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对于关于反右的一种说法很耿耿于怀。这种说法是，反右是正确的，错误在扩大化。温老说，我是中央机关被“改正”的第一个右派。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右派基本上都平反了，怎么能说是说反右扩大化呢，恐怕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我也曾经向各地的朋友了解右派平反的情况。有一个从省里来的同志和我谈：“我们省里的右派全部都平反了，右派最后的数字是零，还扩大什么呢？”我也问了广播局：“我们局扩大了多少？”回答是：划成右派的有72人，平反了70个。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后来又犯了刑事罪，另一个是他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后再自杀的，就这两个人没有平反。实际上，广播局的右派也是零。按公布的数目算，平反的右派一共有55 万人，占当年划右派人数的97%，如果还有3%是打对了的，那么，97和3相比，多了多少倍，你扩大化总不能扩大成100%吧？那还能叫扩大化吗？

温老也常常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谈论反右派运动。他说：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左”，“左”了那么多年，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到现在好一点，有了那么一点觉悟，但是还有那么一些极“左”的人，不让总结过去，不让年轻人了解过去，总是瞒着，这是非常令人着急的事情。像我们这辈人，是挨敌人杀，没把我杀掉，但是又被党错整，我们是这样过来的。不经过这些，可能我也没有今天这个觉悟。我既然有了这样的感触，我现在就不能不说。

他说：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哪个人。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毛泽东一个人不会造成这么个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起跟着走，走出来的这条路。我们有过总结，不是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决议明确地说，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是长期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在当时总结成这个样子是相当不错了。但是我对这个决议还感到不满足，因为没有更深入的总结：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怎么样才能避免再犯这个错误？它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什么样的教训？要真正地科学地总结历史，不要留什么尾巴。

“温情”的温老，谈起这些问题时，神情不再是那样温文尔雅，有些激动的样子，眼里常常透着晶莹。

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己任

温老晚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还历史本来面目。他先后为王实味、瞿秋白、罗章龙等人恢复名誉奔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赢得了诸多的感念。

温济泽参加革命，是始于少年时代读了瞿秋白的通讯、文章受到启蒙。他毕生敬重瞿秋白。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世纪60年代，瞿秋白被认定为叛徒，直到文革结束，有关瞿秋白的历史依然被混淆着。

温老说，文化大革命中将瞿秋白定为叛徒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不能说，只能在痛苦中深思追问。文革后，在温老的推动下，1980年，温老协助周扬编撰《瞿秋白文集》。他排除重重阻难，付出心血，编成14卷数百万字。直到去世前不久，他向学生说起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是《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位译者，十多年后唱着这首歌从容就义，还不免情绪激动；他感慨良多地说：谁能像他那样呢？从1919年到1934年的15年间，他在身负重任、环境恶劣、遭遇坎坷又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发表30多万字的论著和译作，他对革命付出了何等惊人的心血和精力！

199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温老坐着轮椅出席大会。他说：“瞿秋白的名字在我心里铭刻了七十年，像点燃的长明灯鼓舞我干了七十年革命。”瞿秋白不仅是他的启蒙者，也成为他终身的师长。

王实味的生死冤案，从1942年蒙冤到1991年昭雪，历时49年。受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1986年11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  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  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 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年3月，温老又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写报告申诉，宋平在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公安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月30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年底，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看到这个《决定》后，温老流下了眼泪。这“沉痛而又高兴的眼泪”是为谁而流、为什么而流？我想，温老自己也说不清。

我和温老认识后，温老也常常说到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此前，他已将王实味冤案平反的过程写成文章，发表在1992年1月的《炎黄春秋》上。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温老跟我说的是文章中没有写到的细节。温老说：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为了扩大影响，温老还主持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温老为该书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为什么这样‘左’？”的问题。

温老认为：发生王实味冤案，“左”的原因主要是：1.  对托派的错误看法。2.  对敌情的过火估计。3.  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判断的恶劣作风。4.  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5.  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6.  不愿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同时提出了应该吸取的教训：1.  一定要实事求是。2.  要注意防止“左”。3.  要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4. 要建立和健全法制。5.  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对于这些观点，温老结合延安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的实际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中，温老特别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并强调：“对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切实注意。”

我认识温老后，温老还把这本书送给我。那时，我正在准备进行周扬的研究。温老说：王实味冤案，周扬也在延安。我们看王实味，看周扬，不是要看历史个案，而是要通过对他们的研究，看党的历史走向。

记得是1998年，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潘汉年》。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潘汉年》的编剧告诉我们，这部电视剧本来是30集，但在拍摄中砍掉了最后两集。温老在会上有感而发地说道：潘汉年冤案的发生，也是历史的悲剧。潘汉年1925年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和日本人统治的区域里从事地下工作。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侥幸没有被捕过。革命成功了，他反倒坐了牢，沉冤27年。这个奇冤主要是当时的领导人和具体的办案人员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混淆敌我搞出来的，这是我们党的过错啊！是历史留给我们沉痛的教训。他满含眼泪强调说：“今天，如果我们还要向人民掩盖真相，那么，类似的历史悲剧还可能重演！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事了，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一件事，讲述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给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义不容辞！”在场者无不动容！

温老在对待瞿秋白、王实味、潘汉年等人这些问题上的态度，难道仅仅是出于对历史上沦于弱势者个人的同情，或是自己长期蒙冤受屈而生的同病相怜之感么？不，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温济泽了。著名诗人邵燕祥写道：“温济泽思考自己的遭遇，更反思党的历史，痛感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历史人物以符合真实情况的评价，痛感要防止‘左’的各种表现干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也干扰现实进程。”

在我看来，温老执著于对历史人物进行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也是他“温情”的一种表现。

把人性和党性结合起来，才有温情

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在怀念温老的文章中谈到王实味一案平反时，感慨地说：“一场冤案，四十九年后得以昭雪。从提出要复查此案，到有关部门作出结论，也经历了十年之久。王实味一案得以澄清，总的背景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推动和运作，那还是由于李维汉、温济泽和组织部门、公安部门诸多同志的努力。‘十年磨一案’，也是‘为有不平事’。这样一种执著，一种忠诚，是为了一位同志，也是为了党的荣誉和良心，是人性，也是党性。”

龚育之用“是人性，也是党性”的话，来彰显温老的作为，很耐琢磨。历史上，中共的核心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这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鼓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但唯独缺少了人性。因为要革命，中共就流行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整治不同意见。这种极左政策导致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理念——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在党内弥漫。按照这种理念，党性与人性必须相互排斥，更不能相提并论。温情主义始终处于被批判的角色地位。温老对历史的反思，为历史上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平反，是把人性和党性融合在一起的，真正体现了一种“温情”。

关于温情与党性的关系，我曾经向温老请教过。1995年5月，温老出版了自选集《征鸿片羽集》，收录了他1940年至1994年所写的100多篇文章。记得接到温老这本书时，我还特意认真地看了一下目录，我发现温老没有选入《谈温情主义》这一篇。我觉得很遗憾。当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温老说，其实，这篇文章应该收进来，因为第一，文章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您的确“温情”过，三十年代那种红色狂飙式的“左”似乎在您身上影响不是很大，依然带着温情，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第二，顺应当年“左”的情势的检讨，也会给今天的历史留下一份索引。

温老说：温情主义这个词，也是从苏联过来的，带着革命印记来的。革命的时代，社会和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拒绝温情主义，这是从党性排斥人性来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那一点点温情，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去检讨，然后克服掉。现在，我们不再排斥讲点温情主义了，这是社会的大进步。讲点温情，将道德和人情置于重要的位置，是应该的。将毫不动摇的革命追求和理想目标置于公认道德和普遍人性的约束之下，可以让我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尤其是对人的处理上，多一些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温良恭俭让，少一些毫不动摇的绝对主义，少一些盲目果断与极端理想主义。这种党性和人性结合起来的温情，没有什么不好的。

温老去世后，他的夫人钱家楣老说，就在温老去世前一天，他说到了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温老说，回忆录已经写完了，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我给自己的结论是：“我是一个好党员”。

听到这句话时，我一点不诧异，温老口中的“好党员”，是那种带有温情的既有党性又有人性的人。

这种温情让很多人感念！这也是温老诞辰100周年、谢世15周年之际，很多人写文章怀念他的理由。